陈苏镇《春秋与汉道》读后

第一章 第一节 作者用秦律与楚俗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导致楚人对秦政的反感来解释“亡秦必楚”的内在逻辑，即“秦之赋税力役并不独重于楚，秦之律令刑法亦不独苛于楚，何以楚人苦之特甚”，并对“天下苦秦”说提出质疑，以秦律与楚俗的对抗解释秦政之失。 案：这种解释无疑是种创新，但还有一些疑问。作者认为关中之秦人并不构成“天下苦秦”的一分子，对于亡秦是消极的态度。然而就作者所举史料而言，秦人亦不坚决拥护秦政，如“今能入关破秦，大善”之言，表明秦人对于秦持冷淡态度，这种态度的原因恐怕与秦的苛政是有关的（秦民或许已经适应秦律，但对于赋役仍有不满）。所以“天下苦秦”应该还是存在的，秦人与东方没有像楚那样强烈的反应并不代表亦没有苦秦的情感。秦人无反抗行为实无奈之举，因为其地位于秦王朝的统治核心，难以抗拒专治皇权的强有力的有效统治，若其反抗失败还会遭受秦律的惩罚，且秦人加入反秦大军亦会因身份问题而受到折辱。故秦人不反实是形势使然也。如此，“亡秦必楚”是否可以像“逆取顺守”那样拆解为两部分，第一“亡秦”，即：秦必亡，此建立在“天下苦秦”的基础上（赋役重），第二“必楚”，即：必是楚亡秦，此建立在秦律与楚俗的冲突之上（秦律苛）。 还有一个问题，秦行秦律是通过变法而来，其中必和秦旧俗有过冲突，都是冲突，为什么偏偏与楚俗的冲突无法化解。要真正统一楚，行秦律，应该怎么做？ 第二节 刘邦“承秦立汉”得以成功，其中包括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以楚之出身转化为秦之关中政权，成秦灭六国形势，击败项楚。 案：所论甚妙。然萧何制律获秦人拥戴，刘邦初入关仅“约法三章”亦收人心，何以废律制律均得支持？此处实难以明白。或许刘邦初入关中得以收取民心为无扰秦民之故，而无关乎秦法之废？即“约法三章”为制止刘邦部下之策尔，非行用社会长久之计。 第三节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以东西异制（汉郡行汉律，东方诸侯国因地制宜）来化解汉承之秦律与地方风俗之冲突，成功避免了亡秦覆辙，巩固了帝国统治。王国的建立也减轻了赋役，赋税输于王国。 案：亦甚妙，解答了一直困扰我的难题。不过作者过分强调了汉统治者的主动性，然汉初初行异性分封，为迫不得已之形势，到了同性分封，也是期望其拱卫王室。即以其目的来看，可能尚未有以郡国并行之法来消解文化冲突的洞彻想法，至于产生了这种效果，则有歪打正着之嫌。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秦律在多大程度上与地方风俗有冲突？假如秦律完全实行，地方风俗会改变吗(事实上并不会完全改变）？那么秦律在地方到底改变了具体的哪些风俗？当具体讨论。 第四节 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最适合郡国并行和东西异制的需要，但诸侯的强大势必使汉帝对其权力进行收夺，客观上是汉法再行东方，重返秦朝之路。为此文景二帝改革刑法，缓解冲突，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于是为儒学兴起提供了条件。此节对于文帝“易侯邑”与“令诸侯之国”的阐释乃一大发明，使印象中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单一措施丰润了许多。 第二章 第一节 贾谊，治《左氏》，性有善有恶，以礼义治之，宗周，师荀子。 申公，治《榖梁》，同贾谊。 第二节 董仲舒，治《公羊》，性善情恶，以德善化民，宗虞舜，师孟子。主张明教化民以成性（善），以礼乐，法度制欲（恶）。［［使之成性与制欲均为教化？礼乐也可导向成性，非独树立榜样，显得示民，然重之后者？］］《春秋》三世异治，张三世，异内外。礼乐教化的具体操作：“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包含节民以礼），宽制以容众（赦小过以启发道德自觉）。”［［据此则前之疑问似为是］］强调“以义正我”。 第三节 王道的统一性与不变性：仁义为本。［［包括三代？］］王道的差异性与可变性：继治世则道同（舜禹夏），继乱世则道变（商周），变道的依据是为四法（商〈质〉、夏〈文〉、质、文），文质，三教（中、敬、文）的偏（前述括号内）所导致的敝（质文导致的野与史，三教导致的野、鬼、僿）需要轮流相救。 天道与王道的关系：大前提：道之大原出于天。小前提及结论：（1）天道任德不任刑→王者任德教不任刑（常——天命）；（2）四法如四时→礼乐四而复（变——天道）；（3）天不变→道亦不变（变道之道而非常道）；（4）天若变（①灾害、怪异→兴复旧道）；（②伤败→其道变）。 案：治世为舜禹夏，其成三教之忠，此道不变也。然四法又分舜、夏为商（质）、夏（文），则道又变矣，与前说治世不变相矛盾，此董子牵强弥合之失也。 又作者言“汉家尚质和上忠既符合王道的不变性，也符合王道的可变性。而这意味着汉家不仅要否定秦政，也应否定周道。”其逻辑稍乱。王道核心为正，即“任德教”，舜夏商周的文质与三教虽为王道之偏，但依然保持了王道的正。秦政则不然，秦政“任刑罚”，已不再是王道，无偏可谈，全异于三教之政。故尚质与上忠只符合王道的可变性，否定秦政（任刑罚）是根据王道的不变性（任道德），而否定周道是根据王道的可变性（四法）。 第三章 第一节 汉初政治有两大流派，一是承秦（霸），二是尚质（王道之偏，尚未提出任德教的王道之正）。董仲舒将“上忠”、“尚质”解释为《春秋》之道的基本特征，从而将《公羊》家的政治主张与汉初尚质潮流有机的结合起来。 案：作者在论述汉初政治潮流时谈到“周勃、张相如之流的‘重厚少文’，曹参、田叔之流的‘用黄老术’，万石君父子的‘不言而躬行’，董仲舒等公羊家的‘以德善化民’，都被认为符合汉家‘天统’，具有与周秦之‘文敝’相对立的共同本质。”但其实董子德善之说作为“王道”并没有强调与周秦“文敝”的对立，只有四法的偏才有这种共同特质。 第二节 《公羊学》对武帝一朝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武帝对其所处时代所负历史使命的认识，出师征伐、拓土开边的外交政策，变更制度特别是对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三十年完成 全部事业然后转入守成的预设时间表，以及没能按时转变政策使对外战争又延续了数十年。 案：（1）作者说：秦、西汉两朝统一天下，都是由关中而关东，由诸夏而夷狄的过程，但秦的统一只是军事政府和政治统一，西汉除此之外还经历了一个由汉朝而诸侯、由中原而四夷逐步推行“汉法”的过程。“三世异治”说所强调的正是一种以文化整合为目的的教化过程，与汉初政治发展实际历程最为相近——以董子言辞来看，其亦承认礼（王道）与刑（霸道）的教化作用，但他主张以德善化之（王道）为主要手段。而汉武帝以《春秋》缘饰刑法，可谓霸王道杂之，这种缘饰虽不能改变刑法的本质，但其掺杂的《春秋》之义一定程度上在意识形态方面可以侵蚀地方风俗（秦律则没有这种特质），达到整合文化的目的，这种文化不是单一的汉法，而是儒教思想——汉法的结合。不过这种手段恐怕只能造成秦大一统时关中的局面，即消灭了文化差异的“必楚”，法律仍然严苛，“亡秦”之势依然存在。 （2）据《春秋》三世异治说，汉武帝开始“治夷狄”，并且突破了儒家传统主张，将武力征伐而不是以德行化之作为“治夷狄”的主要手段——可见汉武帝只是利用可以利用的儒家主张，但由不受此局限，一切都只为其霸业服务。正式作者所言：“太平”之世当治夷狄是《公羊》家之王道，出师征伐、穷兵黩武是东周以来霸道，汉武开边，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霸王道杂之”的对外政策。 汉武帝对外开边征伐缘饰以《春秋》治夷狄，对内以刑法统治又缘饰以《春秋》义（改革律令又符合更化之说——虽然并没有按董子的预设的方向改），实可谓霸王道杂之，即行霸道之实而虚饰儒教尔。 （3）作者认为“豪侠”是东方社会民间文化的代表，是抗拒东方社会抗拒汉朝整合文化、实现“法度”大一统的最后堡垒——以此来看，所谓秦律汉法与地方风俗的冲突，必须借助地方精英代表才能形成势力，秦末的六国贵族、汉初的诸侯与豪侠、汉武帝时的豪侠皆如此。故地方危机的爆发需满足两个条件：①文化冲突（从秦末延续至汉武帝时期）②地方文化精英代表。而汉武帝以霸道消灭地方精英，又以儒教之王道化其风俗，“霸王道杂之”，妙哉! (4)作者又以为武帝以后有的社会矛盾主要来自过度“劳民”和过于严酷的吏治，而非来自法律制度本身。批评主要针对法律的繁杂，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汉家律令，与当年关东社会对秦律的反感大不相同——疑问：法律的繁杂不等于法律本身吗，秦朝的灭亡是由于法律的严苛、与吏治的严酷。法律本身自然无错。地方社会维系依然需要法律。只是秦法设置繁密严苛、吏治又严酷的原因…… 第三节 昭宣之治继承了汉武帝的霸业，“以德善化之”的主张始终没有实现。“奉法循理”的“循吏”成为缓解中央苛法与地方风俗的中间人。“作者认为“奉法循理”的原则符合武帝以来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春秋》诀狱”思想在执法环节的进一步延伸，是“以德化民”的一种可操作的实践模式。但在关中统治关东的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改变、承秦而来的法治传统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一原则不可能成为朝廷认可的基本思路而得到推广（在东汉得到普遍推广）。 案：循吏政治的关键在于下顺人情的“条教”。与诸侯治国不同的是，其权力仍然来自于朝廷律法，而且有如家思想的背后支持，与诸侯治下的任风俗尚有不同。 第四章 第一节 汉宣帝 召开石渠阁会议，确立了《榖梁》学的主导地位。 第二节 由于外戚专权而改革难以进行。于是历史制造出有外戚与儒士双重身份的王莽来推动改制。 第三节 王莽以“致太平”为交换条件篡夺皇位，以《左转》为学着手改制，但改革失败。作者且认为“不知大体”的并非王莽一人，而是西汉后期的整个儒学士大夫阶层，是那个社会和时代。 案：王莽的统治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包括平民），其原因在于儒士及平民对其改制的期待。正如作者所说，“西汉后期的改制运动本是针对承秦而来的法治传统的，目的是解决”霸王道杂之（实以霸道为主）“政策下吏治苛酷之痼疾。”解决之道当时施行王道施以教化（无论是“以德化之”还是“以礼治之”）。但观王莽改制，官制与地理改革都无益于此，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复古而已。其有利于民的井田、奴婢、六莞之制又因为豪族反对而难以施行。加之其改制又辅以严刑峻法，课以重税，导致农民暴动，王莽下台……疑问：对于井田、奴婢、六莞治来说，其用意毕竟是好的，但为何会遭遇失败呢？不知农民暴动中农民的构成为何？是以豪强为主？还是贫民？假如是贫民，将获益于此改制，又不会无故触法，其为何暴动？难道贫民无此意识？认识不到改制的益处而被豪族所蛊惑？其后作者又说“暴动的饥民起初并无推翻新朝的政治动机，他们只想以劫掠维持生存，度过眼下难关，待年景好了便回家务农。”倘若是王莽的问题导致暴动，农民何以有此想法。其间当另有因由。 第五章 第一节 刘秀建立东汉的过程中利用了谶纬 第二节 由于谶纬与《公羊学》的特殊关系，公羊学兴起。 案：谶纬二者含义不同，“纬”与“经”相对，为解经之作。作者用秦始皇时“亡秦者胡”、“今年祖龙死”等来反驳张衡所说：谶书”至成哀之后，乃使闻之“。所驳不甚有力。因为张衡所引书目皆《纬书》，与”亡秦者胡“此等零星谶语大不相同。 作者又以“天文”一词类比“谶纬”，为天文星象之意，然天文或有天命之文的意思。作者之说值得商榷。 第三节 西汉中期，政策重心在外不在内，对内教化要服从对外战争，盐铁、均输、平准等不利于教化的制度也难以废除；西汉后期，政策重心逐渐向内转移，但“以礼为治”说又占了上风，模仿周公制礼作乐成了主流。而东汉尊《公羊》则更认真，放弃武力开边；废除盐铁、均输等制；不宣布天下太平。此外法律儒家化，循吏政治的发展，以及统治者“以义正身”和“教以义方”，都体现了东汉“以德化民”的王道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