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陈岸瑛:瑞士绘画--从中世纪晚期到1900年前后（二）
17世纪的瑞士绘画几乎无可称道，直到1702年，才在日内瓦诞生了一位名气较大的画家利奥塔（Jean-Etienne Liotard，1702－1789年）。日内瓦以制造钟表闻名，在这种环境下，利奥塔从小接受的美术训练以色粉画、珐琅彩、雕刻和缩微画为主。瑞士并非欧洲的艺术中心，像当时的很多画家那样，利奥塔在年轻时就离开了他的家乡，赴巴黎学习绘画，继而周游于欧洲列国，以博取自己的声望。1738年，利奥塔赴希腊群岛和君斯坦丁堡旅行，在那里生活的五年时间里，深受土耳其文化的影响，这使得他的绘画作品充满了东方风情，其典型者如作于1749年的《着土耳其装的考文垂伯爵夫人玛丽·古宁》【图4】。作为一个肖像画家，利奥塔在欧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757年，他载着满车的荣誉和从荷兰娶回的妻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1781年，利奥塔发表了《论绘画》，将他对绘画的思考公之于众。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些年里，利奥塔发现了肖像画之外的另一个天地，他致力于静物画的研究，直至终老于日内瓦。
在18世纪，瑞士略有名气的肖像画家还有雅克·萨布勒（Jacques Sablet，1749－1803年），他生于瑞士瓦特州的莫尔日（Morges），卒于巴黎，主要活动在法国和意大利，其家庭肖像画多用外景和空气透视，从洛可可的矫饰下透出了一丝自然。他的画有不少藏在洛桑的州立美术馆，洛桑为瓦特州州府，瓦特州是瑞士的法语区之一，文化上受法国影响较大。安格莉卡·考夫曼（Anegelika Kauffmann，1741－1807年）是位女画家，生于瑞士格劳宾登州的州府库尔（Chur），卒于罗马，自幼受父亲教育，十岁就为地方的主教画像，时人目之为神童。考夫曼在意大利和英国赢得了她的国际声誉，多接受王公贵胄的委托，歌德、赫尔德等也曾为其座上宾。她偶尔也为自己画像，可谓人画俱美【图5】。安东·格拉夫（Anton Graff，1736－1813年）生于瑞士苏黎世州的温特图尔（Winterthur），也是当时享有盛名的一位肖像画家，他在柏林结识了歌德，在德雷斯顿与席勒邂逅相逢，并曾为腓特烈大帝画像。格拉夫有不少自画像流传于世。
18世纪末，肖像画逐渐让位于风景画。风景画作为一个画种的独立，始自17世纪的荷兰画派。英国艺术批评家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年）曾说，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之前，欧洲人不会看风景。卢梭为日内瓦公民，当时的日内瓦还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815年才正式加入瑞士联邦[3]，不过，若以19世纪的眼光来看，卢梭所描述的日内瓦湖美景[4]，实为瑞士风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许多名人把日内瓦当作进入瑞士的第一站，如拉斯金和透纳，再如更早的雪莱、拜伦。1816年，英国诗人雪莱、拜伦以及玛丽姐妹，在日内瓦湖畔度过了一个浪漫而甜蜜的夏天，美丽的席庸城堡（Chillon）和埋藏在它地牢里的传说，给了拜伦以灵感，让他写出了《席庸的囚徒》这一著名的诗篇。
日内瓦湖之美，不仅在其湖水，也在其远山。秀美的汝拉山脉（Jura）和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峰，构成了日内瓦湖不可或缺的远景。1895－1911年，瑞士大画家费迪南德����霍德勒曾不下十次从同一个角度[5]描画日内瓦湖及远岸秀美的山色【图6】，这些画作的一部分，如今陈列在苏黎世美术馆的霍德勒专厅。画日内瓦湖的绝对不止一位大画家。早在19世纪初，慕名来此的英国风景画家透纳（Joseph Turner，1775－1851年）和批评家拉斯金，就曾为这个美丽的湖泊所陶醉。有学者考证说，英国风景画家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发现了瑞士风光的价值。透纳第一次到瑞士旅行是1802年，那一次从日内瓦畅游到苏黎世和巴塞尔，留下了不下400幅速写，其后又多次赴瑞，用他那迹近于抽象的水彩勾画出瑞士山水的清丽绝俗。拉斯金第一次旅瑞是在1833年，在其后近50年时间里，不下30次到瑞士各地游玩和作画。不过，慕名前来的，并不仅仅是这些风雅的艺术家。从18世纪末开始，来瑞士的游客日渐增多。当托尔斯泰于1857年7月来到瑞士中部的卢赛恩湖畔时，他抱怨这里已经被游客塞满了，尤其是那些附庸风雅的英国绅士和淑女们。
拉斯金热爱瑞士的风光，在他看来，这里既有英国风景画家所心仪的“风景如画”（picturesque），又有伯克、康德所谓的“崇高”（sublime）。他所谓的崇高，自然是指阿尔卑斯山区雄壮险峻的风光。阿尔卑斯山脉自西南向东北横穿瑞士全境，平均海拔1700米，部分山峰高达4000余米。阿尔卑斯山占据了瑞士近三分之二的面积，人烟却极为稀少。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人迹罕至之处总是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瑞士人对阿尔卑斯山的探索与发现，始自18世纪中叶。在这个发现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物的名字不得不提。一个是18世纪瑞士最著名的科学家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1777年），这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于1729年发表的诗作《阿尔卑斯山》，既激发了科学家探索阿尔卑斯山的热情，也激起了艺术家和普通游客的兴致。在哈勒发表他的诗作之前，阿尔卑斯山的大部分山峰是没有名字的。
卡斯帕·沃尔夫（Caspar Wolf，1735－1783年）是一位在当时并不出名的画家，因曾数次深入阿尔卑斯山区探险，被一家科学出版社看中并委以重托。18世纪70年代，沃尔夫连续四年随科考队入山，他的任务是创作近两百幅风景画。沃尔夫所接受的委托，和一般的风景画家并不相同，除了要达到一定的艺术品质，还得尽量做到地形学上的精确。沃尔夫不得不先用铅笔和颜料在现场勾出草稿，回画室创作完成后，再回到原来的地点加以修补。在和科学家们交流的过程中，沃尔夫逐渐成长为一个懂得地理学的画家，他不仅第一次使得阿尔卑斯山成为绘画的独立主题，在当时的画坛上，他也是屈指可数的对风景和山峦的内在构成逻辑感兴趣的画家。把沃尔夫尊为瑞士山岳绘画之父，是当之无愧的，只可惜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发现他的价值，他对现代风景画的开创性贡献，直到20世纪中叶才开始被学者们认识到。沃尔夫出生在阿高州的穆里（Muri），他的山景油画和速写稿，如今有不少保存在瑞士北部的阿劳城的阿高州立美术馆，成为那里的骄傲【图7】。
阿尔卑斯山对于瑞士人来说，不仅是哈勒所说的“未被玷污的自然”，而且也是一个民族赖以实现自我认同的“神话”。与欧洲其他国家如西班牙、法国、英国相比，瑞士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相当晚近的事。瑞士老联邦始于中世纪，直到17、18世纪，瑞士还是一个相当松散的联合体，加盟的13个城市和村寨保留着中世纪的自治传统，彼此之间难以达成一致。新教与旧教，城市与乡村，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各种矛盾集合到一起，酿成了长达200年的内战与纷争。到了1848年，联邦内的各派势力达成一致，通过了以美国宪法和法国大革命准则为基础的联邦宪法，才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从高度的分散走向相对的集中，除了军事上的对抗，政治上的妥协，还离不开文化上的凝聚。传说中的民族英雄威廉·退尔，和新近“发现”的阿尔卑斯山，是帮助说四种语言的瑞士人形成民族认同的两个最主要的神话。1848年，当年轻的联邦政权环首四顾时，以描画阿尔卑斯山雄伟山姿著称的日内瓦画派首先映入眼帘。彼得曼（Joann Jakob Biedermann，1763－1830年），狄斯特里（Martin Disteli，1802－1844年），狄德（Fran����ois Diday，1802－1877年），卡拉梅（Alexandre Calame，1810－1864年），斯德凡（Johann Gottfried Steffan，1815－1905年），科热（Rudolf Koller，1828－1905年），里兹（Rafael Ritz，1829－1894年），弗热里歇（Otto Froelicher，1840－1890年），这些名字如今已少有人记起，但在当时的沙龙和旅游纪念品市场上，他们却享有不小的名气。狄德和他的学生卡拉梅是日内瓦画派的中坚人物，他们对阿尔卑斯山景的描绘，充满了戏剧化的安排，且多喜表现其“英雄气概”【图8】。在13世纪末创立瑞士老联邦的，恰好就是一群具有英雄气概的山民，也正是从他们那里，诞生了关于威廉·退尔的传说。
不过，说到对瑞士民族精神的表现，日内瓦画派还只是刚刚起步，第一，他们的表现手法太陈旧了，第二，他们对于主题的理解也流于浮表。同样活跃在日内瓦的费迪南德����霍德勒(Ferdinand Hodler，1853－1918年)，在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上取得了远胜于前人的胜利。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0世纪初期，费迪南德����霍德勒被公认为瑞士的“国家画家”（Nationalmaler），他的影响力迄今仍然可以在瑞士的大小美术馆及各种公共建筑中明显地看到――哪里都有霍德勒的画！哪里又没有霍德勒的画？瑞士没有“壁画运动”，但霍德勒之于瑞士的意义或许可以比拟为里维拉之于墨西哥。
在18世纪，瑞士略有名气的肖像画家还有雅克·萨布勒（Jacques Sablet，1749－1803年），他生于瑞士瓦特州的莫尔日（Morges），卒于巴黎，主要活动在法国和意大利，其家庭肖像画多用外景和空气透视，从洛可可的矫饰下透出了一丝自然。他的画有不少藏在洛桑的州立美术馆，洛桑为瓦特州州府，瓦特州是瑞士的法语区之一，文化上受法国影响较大。安格莉卡·考夫曼（Anegelika Kauffmann，1741－1807年）是位女画家，生于瑞士格劳宾登州的州府库尔（Chur），卒于罗马，自幼受父亲教育，十岁就为地方的主教画像，时人目之为神童。考夫曼在意大利和英国赢得了她的国际声誉，多接受王公贵胄的委托，歌德、赫尔德等也曾为其座上宾。她偶尔也为自己画像，可谓人画俱美【图5】。安东·格拉夫（Anton Graff，1736－1813年）生于瑞士苏黎世州的温特图尔（Winterthur），也是当时享有盛名的一位肖像画家，他在柏林结识了歌德，在德雷斯顿与席勒邂逅相逢，并曾为腓特烈大帝画像。格拉夫有不少自画像流传于世。
18世纪末，肖像画逐渐让位于风景画。风景画作为一个画种的独立，始自17世纪的荷兰画派。英国艺术批评家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年）曾说，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之前，欧洲人不会看风景。卢梭为日内瓦公民，当时的日内瓦还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815年才正式加入瑞士联邦[3]，不过，若以19世纪的眼光来看，卢梭所描述的日内瓦湖美景[4]，实为瑞士风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许多名人把日内瓦当作进入瑞士的第一站，如拉斯金和透纳，再如更早的雪莱、拜伦。1816年，英国诗人雪莱、拜伦以及玛丽姐妹，在日内瓦湖畔度过了一个浪漫而甜蜜的夏天，美丽的席庸城堡（Chillon）和埋藏在它地牢里的传说，给了拜伦以灵感，让他写出了《席庸的囚徒》这一著名的诗篇。
日内瓦湖之美，不仅在其湖水，也在其远山。秀美的汝拉山脉（Jura）和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峰，构成了日内瓦湖不可或缺的远景。1895－1911年，瑞士大画家费迪南德����霍德勒曾不下十次从同一个角度[5]描画日内瓦湖及远岸秀美的山色【图6】，这些画作的一部分，如今陈列在苏黎世美术馆的霍德勒专厅。画日内瓦湖的绝对不止一位大画家。早在19世纪初，慕名来此的英国风景画家透纳（Joseph Turner，1775－1851年）和批评家拉斯金，就曾为这个美丽的湖泊所陶醉。有学者考证说，英国风景画家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发现了瑞士风光的价值。透纳第一次到瑞士旅行是1802年，那一次从日内瓦畅游到苏黎世和巴塞尔，留下了不下400幅速写，其后又多次赴瑞，用他那迹近于抽象的水彩勾画出瑞士山水的清丽绝俗。拉斯金第一次旅瑞是在1833年，在其后近50年时间里，不下30次到瑞士各地游玩和作画。不过，慕名前来的，并不仅仅是这些风雅的艺术家。从18世纪末开始，来瑞士的游客日渐增多。当托尔斯泰于1857年7月来到瑞士中部的卢赛恩湖畔时，他抱怨这里已经被游客塞满了，尤其是那些附庸风雅的英国绅士和淑女们。
拉斯金热爱瑞士的风光，在他看来，这里既有英国风景画家所心仪的“风景如画”（picturesque），又有伯克、康德所谓的“崇高”（sublime）。他所谓的崇高，自然是指阿尔卑斯山区雄壮险峻的风光。阿尔卑斯山脉自西南向东北横穿瑞士全境，平均海拔1700米，部分山峰高达4000余米。阿尔卑斯山占据了瑞士近三分之二的面积，人烟却极为稀少。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人迹罕至之处总是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瑞士人对阿尔卑斯山的探索与发现，始自18世纪中叶。在这个发现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物的名字不得不提。一个是18世纪瑞士最著名的科学家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1777年），这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于1729年发表的诗作《阿尔卑斯山》，既激发了科学家探索阿尔卑斯山的热情，也激起了艺术家和普通游客的兴致。在哈勒发表他的诗作之前，阿尔卑斯山的大部分山峰是没有名字的。
卡斯帕·沃尔夫（Caspar Wolf，1735－1783年）是一位在当时并不出名的画家，因曾数次深入阿尔卑斯山区探险，被一家科学出版社看中并委以重托。18世纪70年代，沃尔夫连续四年随科考队入山，他的任务是创作近两百幅风景画。沃尔夫所接受的委托，和一般的风景画家并不相同，除了要达到一定的艺术品质，还得尽量做到地形学上的精确。沃尔夫不得不先用铅笔和颜料在现场勾出草稿，回画室创作完成后，再回到原来的地点加以修补。在和科学家们交流的过程中，沃尔夫逐渐成长为一个懂得地理学的画家，他不仅第一次使得阿尔卑斯山成为绘画的独立主题，在当时的画坛上，他也是屈指可数的对风景和山峦的内在构成逻辑感兴趣的画家。把沃尔夫尊为瑞士山岳绘画之父，是当之无愧的，只可惜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发现他的价值，他对现代风景画的开创性贡献，直到20世纪中叶才开始被学者们认识到。沃尔夫出生在阿高州的穆里（Muri），他的山景油画和速写稿，如今有不少保存在瑞士北部的阿劳城的阿高州立美术馆，成为那里的骄傲【图7】。
阿尔卑斯山对于瑞士人来说，不仅是哈勒所说的“未被玷污的自然”，而且也是一个民族赖以实现自我认同的“神话”。与欧洲其他国家如西班牙、法国、英国相比，瑞士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相当晚近的事。瑞士老联邦始于中世纪，直到17、18世纪，瑞士还是一个相当松散的联合体，加盟的13个城市和村寨保留着中世纪的自治传统，彼此之间难以达成一致。新教与旧教，城市与乡村，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各种矛盾集合到一起，酿成了长达200年的内战与纷争。到了1848年，联邦内的各派势力达成一致，通过了以美国宪法和法国大革命准则为基础的联邦宪法，才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从高度的分散走向相对的集中，除了军事上的对抗，政治上的妥协，还离不开文化上的凝聚。传说中的民族英雄威廉·退尔，和新近“发现”的阿尔卑斯山，是帮助说四种语言的瑞士人形成民族认同的两个最主要的神话。1848年，当年轻的联邦政权环首四顾时，以描画阿尔卑斯山雄伟山姿著称的日内瓦画派首先映入眼帘。彼得曼（Joann Jakob Biedermann，1763－1830年），狄斯特里（Martin Disteli，1802－1844年），狄德（Fran����ois Diday，1802－1877年），卡拉梅（Alexandre Calame，1810－1864年），斯德凡（Johann Gottfried Steffan，1815－1905年），科热（Rudolf Koller，1828－1905年），里兹（Rafael Ritz，1829－1894年），弗热里歇（Otto Froelicher，1840－1890年），这些名字如今已少有人记起，但在当时的沙龙和旅游纪念品市场上，他们却享有不小的名气。狄德和他的学生卡拉梅是日内瓦画派的中坚人物，他们对阿尔卑斯山景的描绘，充满了戏剧化的安排，且多喜表现其“英雄气概”【图8】。在13世纪末创立瑞士老联邦的，恰好就是一群具有英雄气概的山民，也正是从他们那里，诞生了关于威廉·退尔的传说。
不过，说到对瑞士民族精神的表现，日内瓦画派还只是刚刚起步，第一，他们的表现手法太陈旧了，第二，他们对于主题的理解也流于浮表。同样活跃在日内瓦的费迪南德����霍德勒(Ferdinand Hodler，1853－1918年)，在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上取得了远胜于前人的胜利。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0世纪初期，费迪南德����霍德勒被公认为瑞士的“国家画家”（Nationalmaler），他的影响力迄今仍然可以在瑞士的大小美术馆及各种公共建筑中明显地看到――哪里都有霍德勒的画！哪里又没有霍德勒的画？瑞士没有“壁画运动”，但霍德勒之于瑞士的意义或许可以比拟为里维拉之于墨西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