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阴天，昏暗。上班时忙里偷闲，读了会儿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 。我古文功底薄弱，读起来磕磕绊绊。加之读的是kindle PC版，面对电脑屏幕的辐射，不由双眼酸涩，只得时不时转过头，望一望窗外的绿化。视线的一去一回，书本的一进一出，失落感有了乘虚而入的间隙。我突然感到一阵疲惫，看着一页页佶聱的文字，心里怀疑，读这些东西真的有什么用吗？这世界有几人会在意六朝志怪小源起何处，即便有那样一群人，也只是独乐乐于学术圈，距我的生活十万八千里。我一头扎进这卷帙浩繁的世界，除了以己身之卑渺度彼岸之浩瀚，还有什么意义？
想起几天前，我和读历史的李齐同学聊天，他说他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大加质疑，已经快要到爆表的程度，只觉得一切所学皆是狗屎。当时我正走出地铁站，脚步匆忙地赶去上班。生计之烦闷很容易让人对上层建筑漠不关心，所以，我不痛不痒地安慰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质疑是创造之源”云云，颇有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觉。处境不同，我很难说自己理解专心学术会是什么感受，我甚至常常基于个人的渴望，潜意识里认为：“读研究生多好啊，你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想法过于主观和孩子气，说出来容易见笑。但在心里，我宁愿希望他如这想法一样，只是出于高傲、刻薄、强迫症、完美主义、大惊小怪等等读书人的通病，而不是出于真的鄙弃。鄙弃文化的人已然大多了。
尽管我对历史的兴趣淡薄，历史观也只停留在“历史或多或少是一堆空话”以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水平，但我愿意看到人们求知的愿望，无论是哪方面的知识，哪怕拿起一本漏洞百出、附庸风雅的畅销书，他们想要通过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意图同样令人感动和尊敬。在我们身边，太多的反智主义、娱乐至上、怀疑和解构，这一切都和理想主义格格不入。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三天两头逃课，反而很多人的认同，他们十分理解地对我说：你做得对，这些理论根本没什么用，还不如读专科学门手艺赚钱呢。我只是对课堂的教育感到不屑，只是想躲在图书馆看自学书罢了。然而，辩驳这样的想法无异于螳臂当车。
大概在我还未出生的８０年代，理想主义曾一度盛行，随即又悄然逝去了。等到市场经济的时代，财富的大门仿佛一夜间敞开了，遍地都是挖掘商机的人们，他们受够了物质贫乏的生活，趋之若鹜地追求着金钱带来的享受。机会平等的观念，使得财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富人们不仅拥有话语权，还往往被认为是坚韧、勤奋、智慧和志向远大的代表。也是从市场经济之后，文化产品渐渐分化，形成以市场受众和学术界为两极格局。从此，普通的文化爱好者的人成了孤儿，既不符合市场和受众的口味，又由于没有专业规范，得不到学术界认可。
“民科”和“民哲”这类群体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知识面临的尴尬。前段时间，一位“民科”（“民间科学家”）郭英森重新被人们提起。他在5年前参加了《非你莫属》节目，引用了“引力波”的相关“理论”，却被评委讽刺。现如今，美国科学家宣布探测到了引力波的存在，人们突然又尊重起了他的“梦想”，号称“大家欠他一个道歉”。更多的情况是，他们被社会贴上“疯子”、“神经病”的标签，并被认为是无知、可笑、自以为是和不务正业，在孤僻和封闭中走火入魔。客观上讲，“民科”、“民哲”们大都存在情感大于理智、从不刻苦读书、喜欢凭空臆想等等的缺陷，但话说回来，哪怕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等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活在今天，他们的理论能被认可吗？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写在《双城记》开头的这句话，似乎在什么时代都适用。当下，我们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便捷，学习资料和视频俯首皆是，信息的终端无处不在，对于知识的传播，这理应是最好的时代；可在另一方面，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分别在文化市场和学术界应验着，或消解、或阻碍了人们对文化的追求，同时，物质至上主义如巨兽般在一旁张着血盆大口，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诚然，每个人的处境决定了他的观点。若我是个纵横捭阖的金融大鳄，断不会无视金钱的魅力和万能；若我是个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或也将居高临下地对“民科”、“民哲”大加挞伐；但有一点，我们都是一样感同身受，那就是虚无。若没有公正的价值评判，这种虚无将如铁锈一般，爬上每个人的灵魂，让我们失去动力和希望；若没包容宽厚的社会环境，自然的个性和理想，便成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悬崖，让人望而生畏。唯有开放了道路，才会有更多人勇往前行。也许，我们一辈子都达不到钱钟书的学术高度，写不出托尔斯泰的皇皇巨著。但那又怎样呢？正如胡适说的：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想起几天前，我和读历史的李齐同学聊天，他说他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大加质疑，已经快要到爆表的程度，只觉得一切所学皆是狗屎。当时我正走出地铁站，脚步匆忙地赶去上班。生计之烦闷很容易让人对上层建筑漠不关心，所以，我不痛不痒地安慰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质疑是创造之源”云云，颇有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觉。处境不同，我很难说自己理解专心学术会是什么感受，我甚至常常基于个人的渴望，潜意识里认为：“读研究生多好啊，你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想法过于主观和孩子气，说出来容易见笑。但在心里，我宁愿希望他如这想法一样，只是出于高傲、刻薄、强迫症、完美主义、大惊小怪等等读书人的通病，而不是出于真的鄙弃。鄙弃文化的人已然大多了。
尽管我对历史的兴趣淡薄，历史观也只停留在“历史或多或少是一堆空话”以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水平，但我愿意看到人们求知的愿望，无论是哪方面的知识，哪怕拿起一本漏洞百出、附庸风雅的畅销书，他们想要通过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意图同样令人感动和尊敬。在我们身边，太多的反智主义、娱乐至上、怀疑和解构，这一切都和理想主义格格不入。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三天两头逃课，反而很多人的认同，他们十分理解地对我说：你做得对，这些理论根本没什么用，还不如读专科学门手艺赚钱呢。我只是对课堂的教育感到不屑，只是想躲在图书馆看自学书罢了。然而，辩驳这样的想法无异于螳臂当车。
大概在我还未出生的８０年代，理想主义曾一度盛行，随即又悄然逝去了。等到市场经济的时代，财富的大门仿佛一夜间敞开了，遍地都是挖掘商机的人们，他们受够了物质贫乏的生活，趋之若鹜地追求着金钱带来的享受。机会平等的观念，使得财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富人们不仅拥有话语权，还往往被认为是坚韧、勤奋、智慧和志向远大的代表。也是从市场经济之后，文化产品渐渐分化，形成以市场受众和学术界为两极格局。从此，普通的文化爱好者的人成了孤儿，既不符合市场和受众的口味，又由于没有专业规范，得不到学术界认可。
“民科”和“民哲”这类群体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知识面临的尴尬。前段时间，一位“民科”（“民间科学家”）郭英森重新被人们提起。他在5年前参加了《非你莫属》节目，引用了“引力波”的相关“理论”，却被评委讽刺。现如今，美国科学家宣布探测到了引力波的存在，人们突然又尊重起了他的“梦想”，号称“大家欠他一个道歉”。更多的情况是，他们被社会贴上“疯子”、“神经病”的标签，并被认为是无知、可笑、自以为是和不务正业，在孤僻和封闭中走火入魔。客观上讲，“民科”、“民哲”们大都存在情感大于理智、从不刻苦读书、喜欢凭空臆想等等的缺陷，但话说回来，哪怕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等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活在今天，他们的理论能被认可吗？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写在《双城记》开头的这句话，似乎在什么时代都适用。当下，我们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便捷，学习资料和视频俯首皆是，信息的终端无处不在，对于知识的传播，这理应是最好的时代；可在另一方面，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分别在文化市场和学术界应验着，或消解、或阻碍了人们对文化的追求，同时，物质至上主义如巨兽般在一旁张着血盆大口，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诚然，每个人的处境决定了他的观点。若我是个纵横捭阖的金融大鳄，断不会无视金钱的魅力和万能；若我是个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或也将居高临下地对“民科”、“民哲”大加挞伐；但有一点，我们都是一样感同身受，那就是虚无。若没有公正的价值评判，这种虚无将如铁锈一般，爬上每个人的灵魂，让我们失去动力和希望；若没包容宽厚的社会环境，自然的个性和理想，便成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悬崖，让人望而生畏。唯有开放了道路，才会有更多人勇往前行。也许，我们一辈子都达不到钱钟书的学术高度，写不出托尔斯泰的皇皇巨著。但那又怎样呢？正如胡适说的：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