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布里奇《十字军》第一章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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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本人翻译中的托马斯·阿斯布里奇《十字军》一书。
1， 圣战，圣地
1095年11月末的一个早晨，教皇乌尔班二世进行了一次将改变欧洲历史的布道。他激昂的话语鼓动了聚集在法国南部小城克莱蒙（Clermont）外一小块原野上的人群，此后的数月中，其讯息在西方不胫而走，点燃了即将持续数百年苦涩的圣战。
乌尔班声称，基督徒因外敌入侵和骇人的迫害而身处危局。圣城耶路撒冷如今陷入穆斯林之手——“上帝的敌人”正致力于酷刑与难以言状的亵渎。他号召拉丁欧洲以“基督的战士”的名义起来反抗这些传说中的野蛮敌人，光复圣地并解放遭受“奴役”的东方基督徒。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受到投身这一正义之战将会被赦免灵魂罪愆承诺的蛊惑，数以万计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离开西方踏上了讨伐穆斯林世界的征途。1
教皇乌尔班与十字军的构想
当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发起第一次十字军时，他大约60岁。这位法国北方贵族之子，曾是一名教士及克吕尼修会修士，1088年成为了教皇，当时教廷因长期陷入与德意志皇帝充满敌意的权力斗争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乌尔班的地位如此不稳以至于他花费了六年光阴方才在罗马拉特兰宫（Lateran Palace，传统意义上教皇的官邸）恢复了权势。然而，在新教皇的监督之下，通过谨慎的外交手腕及适度而非激进的改革政策，教廷的声望与影响力得到了逐步的回升。至1095年，上述缓慢的复兴已初见端倪，但教宗理论上作为拉丁教会之首及西欧每一基督徒精神世界之统治者的观念还远未成真。
在此局部复兴的背景之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构想诞生了。1095年三月，当拜占庭使节抵达时，乌尔班正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皮亚琴查（Piacenza）主持一场宗教会议。他们带来了希腊基督教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 I Comnenus）的请求，后者依靠自己的机敏与坚毅遏制住了数十年来这个伟大东部帝国内衰败的势头。极高的赋税方案令君士坦丁堡的国库再度充盈，并重塑了拜占庭的慷慨与威仪，但阿莱克修斯依旧要面对一系列外敌，其中包括小亚细亚的突厥穆斯林。因此他向皮亚琴查会议发出陈情，力促乌尔班派遣一支拉丁军队助其抵御伊斯兰的威胁。很可能阿莱克修斯希望的是一支规模不大法兰克佣兵部队，它更易于打造和指挥。而实际上，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帝国将被滚滚人潮所淹没。
希腊皇帝的请求似乎与乌尔班二世心中酝酿已久的想法不谋而合，春去夏至，教皇的构想有所精进，以努力实现他的一些列雄心壮志：某种形式的前往东方的武装朝圣，如今被冠以“十字军”之名。历史学家们有时将乌尔班描绘为在无意中发动了这次意义深远的冒险，提出他仅仅期望数百名骑士响应他的参战号召。但事实上，他似乎对此计划潜在的深度与广度有着清晰敏锐的认识，并勤勉地为大规模的人员招募打下了基础。
乌尔班意识到推行援助拜占庭的远征构想提供了以下契机：不仅仅是援助东部基督教国家和改善与希腊教会之关系，而且能重振、扩张罗马的权威并驾驭西方拉丁世界基督徒富有破坏性的尚武精神。这一宏伟计划被视作将教皇影响力自意大利中部延伸至其故乡法国的更广阔运动之组成部分。从1095年7月起，他北上阿尔卑斯山，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布道之旅——教皇首次这样的出访已发生于近半个世纪前；同时宣布一场重要的教会会议将于11月在克莱蒙（位于法国中部奥弗涅地区）举行。从夏天至初秋，乌尔班拜访了一系列知名的修道院（包括他之前的克吕尼隐修院），以寻求对罗马的支持并为他提出十字军构想奠定基础。他也物色了两员将在未来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干将：勒皮主教阿德马尔（Adhémar,bishop of Le Puy），一位重要的普罗旺斯教士，亦是教皇的坚定拥趸；图卢兹伯爵雷蒙德（Count Raymond of Toulouse），法国南部最富裕、最具权势的世俗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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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皮主教阿德马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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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四世 |
到了11月，教皇对展现其计划已经做好了准备。12位枢机主教、80位主教以及90位修道院长齐聚克莱蒙以参加乌尔班履职以来最大规模的宗教会议。在九天日常的宗教事务讨论后，教皇宣布他将举行一场特别的布道。11月27日，大批观众云集在城外原野，聆听他的演讲。2
克莱蒙的布道
乌尔班在克莱蒙号召西方拉丁世界为两个密不可分的目标拿起武器。首先，他宣称保护基督教国家拜占庭的东部边界实属必要，强调与希腊人保持基督徒间的友爱团结及假定中的穆斯林入侵威胁。据一份文献的记载，他督促其听众“争分夺秒地奔赴援助居住于东海岸的兄弟们”，因为“突厥人已经在整个地中海肆虐”。但乌尔班口中这张宏伟蓝图绝不仅局限于兵援君士坦丁堡。相反，作为富有远见的神来之笔，他为自己的诉求增加了一个必然令法兰克人心潮澎湃的额外目标。将战争与朝圣的理念合二为一后，他宣布对圣地本身发起一场远征，以夺回基督教世界中最神圣的财富——耶路撒冷。乌尔班重申这座城市无以伦比的崇高地位，它是“世界之脐”、“基督教教义之源”，是基督生活与殉难之地。3
尽管上述两个互相关联的目标足以令人心有戚戚，但同每位试图发起战争的统治者一样，教皇依旧需要合理性、急迫性方面的借口，但对此他面临着难题。近期历史中并无显著的事件能够激起人们狂热的复仇怒火。诚然，耶路撒冷正由穆斯林统治，但自七世纪以来便是如此。拜占庭帝国虽然面临突厥人日益加深的入侵威胁，但西方基督教国家并未处于遭受近东伊斯兰教徒进犯或毁灭的边缘。由于缺乏骇人听闻的暴行或迫在眉睫的威胁，乌尔班选择刻意营造出一种危机感，并通过丑化其酝酿中“十字军”的敌人来激起血债血还的渴望。
因此，穆斯林被描绘为对侵害基督教诸国一意孤行的衣冠禽兽。乌尔班描述着突厥人如何“屠杀、俘获了许多人（希腊人），摧毁教堂并将上帝的国度变为废土”。他亦断言，前往圣地的基督教朝圣者遭到了穆斯林的盘剥虐待——富人被课以非法的重税，穷人则备受折磨：
“这些异教徒竟如此暴虐：思忖难民们可能吞下金银，或强迫他们饮下泻药[1]以呕吐或排泄，或令人发指地用利刃剖开其肚腹，拉出肠衣，以这样可怕的伤害来“揭示”自然的秘密。”
穆斯林治下的黎凡特基督徒据说遭受烧杀劫掠，已沦为“奴隶”。在持续的迫害折磨中，这些可怜的人或被强制施加割礼，或遭缓慢剖腹之刑，或被活活献祭。“关于对妇女的侵犯，”教皇根据传闻表示说，“谈及它是如此骇人听闻，还是保持缄默为好。”乌尔班似乎对这种形象而富有煽动性的描绘颇为倚重，如果放在今天，它也许会与战争罪或种族屠杀联系到一起。他对穆斯林在近东统治的指控夸大其词，甚至是空穴来风；但教皇究竟是相信其自身宣传还是有意开始了一场充满操纵与矫饰的战役已经无从得知。无论如何，他对穆斯林世界不加掩饰的妖魔化为发起十字军提供了有力的催化剂，同时也令他得以进一步主张与异教徒作战胜于基督徒在欧洲同室操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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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蒙宗教会议上演讲的乌尔班二世 |
乌尔班谴责伊斯兰教的决定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产生持久、负面的影响。但实际上澄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与穆斯林世界冲突的观念并非十字军东征与生俱来。乌尔班的设想是一场罗马首肯的富有宗教热忱的远征，当务之急是保卫或收复圣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选择伊斯兰教为敌几乎是附带的，很少有迹象表明在1095年前拉丁人与其希腊盟友真地将穆斯林世界视作公开的敌人。
向恶行累累的穆斯林复仇的观念固然令乌尔班在克莱蒙的听众们血脉贲张，但他关于十字军的讯息还包含着更深沉、更强烈的诱惑；它直抵中世纪基督徒生活的本性。由于在宗教信仰上强调罪孽与天罚的巨大威胁，西方拉丁人急切地陷入了净化其灵魂腐化污点的毕生的精神斗争之中。为准备赎罪，当教皇宣称前往东方的远征是圣洁的，参与其中将能洗清其全部罪愆时，他们因此心向往之。昔日，即便是正义战争（即上帝认为必要的武力）依旧被认为有罪。然而现今乌尔班谈论的征战超乎以往。他的理由是圣战具备超凡的品质——不仅仅是被上帝所宽恕，而且得到了其主动的赞许与鼓励。据一位目击者所说，教皇甚至断言是“基督要求”信徒们从军出征。
从固有宗教实践的架构中创立出“十字军”计划是乌尔班的天才之处，因此，至少以11世纪的标准看来，他在战争与救赎间确立的联系清晰而合理。1095年，罪孽带来的惩罚可通过忏悔及苦修（包括祈祷、斋戒、朝圣等）一笔勾销的观念在拉丁基督徒中深入人心。乌尔班在克莱蒙将类似于救赎之旅的观念打造为更加大胆的“为上帝而战”，他敦促“每一个人，无论阶级，无论骑士或步卒，富人或穷人”加入一场实质上的“武装朝圣”。这一充满艰难险阻的伟大壮举将引领其参与者直抵基督徒最重要的朝圣地——耶路撒冷的门外。如此，它有望成为一段具有无比赎罪力量的经历，其效果如同“超级忏悔”，足以洗涤灵魂中的任何罪恶。
从异教敌人对圣城的洗劫到许诺新的救赎之路，教皇口灿莲花般地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动容的图景以支撑其征兵的号令。受此影响，其听众群情激昂，有的涕泪横流，有的战栗不止。想必是提前设好的步骤，勒皮主教阿德马尔第一个上前表态将投身此项大业。第二天，主教被任命为未来远征中的教皇特使（乌尔班的官方代表）。在贯彻教皇的议程尤其是缓和与拜占庭希腊教会关系方面，他被寄予厚望。与此同时，图卢兹伯爵雷蒙德的信使抵达并宣布了伯爵本人对此事的支持。乌尔班的布道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接下来的七个月中他继续着传道之旅，其讯息遍布了整个法兰西。5
可是，尽管克莱蒙被认为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源头，乌尔班二世却并非十字军理想的唯一建筑师。早前的历史学家便正确地强调他对过去的继承，尤其是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开创性的圣战理论探索的关联。的确，在此事件后，当世界试图理解诠释这一划时代的插曲时，该进程甚至将继续持续。
很容易将第一次十字军想象为受乌尔班动人布道的驱动前往耶路撒冷的一支秩序井然的军队。实际上，1095年11月之后的岁月里，出发的队伍是各自为政的。甚至我们所说的十字军“主力”在启程的最初阶段也并非一支部队，而更像是由小股分队凑成的乌合之众，渐渐地才感觉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指挥体系。
在教皇首次布道后的一月中，民间（通常未获官方认可）传道者便开始穿越欧洲各地发起十字军号召。在他们的巧舌如簧下，某些远征带来的精神犒赏的精髓（以十字军“大赦”[2]之名而被熟知）似乎已经变质。乌尔班很可能本打算让赦免仅限于悔罪后的世俗惩罚，这是精密的教会法之下一套相当复杂的规则。 此后的事件表明许多十字军以为他们获得了来自天国确凿无疑的救赎，并且相信在战役中阵亡将会成为殉道者。上述观念在十字军未来的数百年中经久不衰，在官方与民间制造了一道关于圣战认知的痛苦鸿沟。
尤其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并未发明“十字军”这一术语。他在克莱蒙发动的这场远征是如此史无前例（某种程度上说尚处于理论上的萌芽期）以至于这里并无专门用于形容它的词汇。同时代的人通常将“十字军”称为“旅程”或“朝圣”。直到12世纪末才发展出一个更明确的术语crucesignatus（佩戴十字架的人），并最终形成了法语术语croisade（大意为“十字架之路”）。出于约定俗成和清晰易懂的缘故，历史学家们采用crusade（十字军）一词指代1095年以后的基督徒圣战，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会为早期“十字军”的一致性、连贯性造成一定误导。6
译注：
[1] 阿斯布里奇在这里用了scammony一词，它是旋花科植物的统称，在地中海，人们常常以它作为泻药和催吐药。
[2] 大赦（indulgence），亦译为“免罪”，源自拉丁语indulgentia，本意是“仁慈”或“宽免”，后成为天主教神学圣事论用语和教会法用语，指来自教会宝库的馈赠，给予已经获得罪赦的信友免除暂罚的特殊恩典。分为“全大赦”（Indulgentiae Plenariae）及“限大赦”（Indulgentiae Partiales）两种，仅教皇有权施行“全大赦”。天主教颁赠大赦始于11世纪，尤其以十字军大赦最为知名。1095年，乌尔班二世曾规定，凡为了保卫耶路撒冷教会参与十字军者，可抵销所有罪罚。其后，大赦的赠予扩展到资助十字军东征的人士。14世纪后，这类大赦的形式渐渐转变为出售赎罪券为主，此举曾遭到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家的强烈反对。参见：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111-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