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 （骆玉明）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北军护军使者任安因巫蛊案的牵连，下狱论死，依常例将于十二月被处决（冬末行刑，此天人相应之意），十一月，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写信到狱中，此信后人题为《报任安书》，或用任安的字，题为《报任少卿书》。
巫蛊事件中，太子发兵杀死武帝所任命的使者江充而后在走投无路中自杀，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查究此案的官员直接受命于武帝并对他负责。而任安下狱前所任之职为军队高级首领，司马迁当时的职务则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如此人物在狱内外书信往来，实在不能理解为寻常的私人通讯。它会被武帝看到，应属常理；而要说司马迁写信时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近乎是把他当成白痴了。明白这样的背景，对于理解《报任安书》是要紧的；我以为这信中的很多话实是司马迁对武帝的宣言，应该不是过度的阐释。
《报任安书》开头只简单地提到对方来书的内容：“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清人包世臣推测，“推贤进士”并非任安来书中原话，他本来所说应是向司马迁求援之言，而司马迁不愿直白地言及对方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见《艺舟双楫·复石赣州书》）。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样，司马迁此时是武帝身旁近臣，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不无羡慕的说法乃是“尊宠任职”，在至交好友无辜蒙冤将要丧命之际，他应该考虑到自己有相助的义务。然而这封近三千言的长信，却毫无对任安的安慰，除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合适担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大部分内容是在述说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情，以及《史记》一书的撰作情况。司马迁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信，是“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恐怕对方在突然间被杀，那么自己将无从对之一舒愤懑，而死者也会遗恨无穷。这是合道理的吗？
有一个彻底的理由让司马迁可以这样对将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说话：死亡也已经是自己当下的归宿，他准备和任安承担同样的命运。正因如此，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
我读书少，未曾见中国人有谁对生与死作过如司马迁那样深痛的思考。
在这数年前，李陵率孤军长驱大漠与匈奴数万骁骑一战再战直至无以为战而被俘，武帝心愿其死，以其尚存人世而怏怏，群臣则交口痛诋李陵以抚慰君主的不快，独有在职份上与此毫无关系的太史司马迁愤于人心的凶险丑恶挺身为之辩护，于是触痛了武帝因任用无能的裙带之亲李广利为主帅导致战事失利而隐生于内心的羞恼，成为他泄愤树威的对象。《报任安书》明白说自己的罪由是“诬上”，所得的惩罚是宫刑；简而言之，侮辱性地用刀切割这位史官的下体是为着满足皇帝暴虐的私心。
对于凭借智慧而拥有精神高贵的司马迁来说，这样的耻辱超出他的想象和能够忍受的限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报任安书》用“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钱钟书《管锥编》）的文句描摹了内心的不可忍受之状，犹有未足，篇末继言受刑之后身心迷恍，至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王元化说，每读《报任安书》总是“展卷方诵，血脉已张”，千古以来，人同此心。
其实死可以结束这一切。当时司马迁如果不愿接受宫刑，他也可以选择死刑。但在那一刻，生或死却成为司马迁最困难的抉择。“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这是说此时就死，也就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古者富贵而名摩（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无数的生命存在过然后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富贵者也不能逃脱身死名灭的结局，唯有卓杰之士在这世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此刻司马迁需要一个卓杰的证明，这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记》。如果说撰作《史记》曾经有过各种其他的理由，此刻它成为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的有力反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史记》设定的目标是知识者有可能提出的最宏大的人生意愿。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他证明了思想的力量足以下视帝王虚妄的神圣与无理性的威权。《高祖本纪》描述汉王朝创立过程中一股活泼泼涌动的无赖气是真切而令人发谑的；《封禅书》则以平缓庄肃的调子十足铺陈了武帝假天自神的演艺，而篇末的跋语更特地指出：“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徐复观以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要义便在解析封禅的神话，“把人与事的表里表达出来了，也即是把掩蔽在庄严仪式后面的由专制、侈泰、愚妄结合在一起的事之里与人之里，表达出来了，使后人得透过由专制权力所散布的虚伪的历史资料以把握历史的真实。”（《论史记》）思想便这样以它的光照见雾中的历史。
然而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所以，我们从《史记》中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他的笔墨中倾注着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和历史人物的对话，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所以《史记》一旦写成，残缺的生命顷刻间变得微不足道，轻如鸿毛。《报任安书》说到这里几乎是呼喊：“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凭着《史记》宣称自己已经洗刷了苟活的耻辱。书已经藏在了能够藏的地方，托付给了值得托付的人，现在就是被杀一万次（案“戮”多解为“辱”的通假，然本字可通，无须别解），又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这难道不是对有权杀人者的挑战吗？全文最后一句更是说得清楚：“要之死日，是非乃定。”这是与朋友相约共死，要告诉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这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总之只有理解这句话，我们才能够理解这封信整体的笔调。
班固为司马迁写传没有记录他的死，只是在赞语中惋惜他不能明哲保身；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则说他“有怨言，下狱死”。《报任安书》即是“怨言”，“下狱死”也合于武帝好杀的性情，卫宏应该有他的依据吧。《史记》一书后来经司马迁外孙杨恽之手开始传布，而杨恽又被宣帝处以腰斩，是否因为《史记》的缘故则各说不一。要之，西汉皇室与司马迁一家的怨仇，可以算是很深。
要说汉武帝当然是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的人物，一个重要的影响便是苏辙所说：“西汉自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之以儒生进用，功业志气可纪于世者，不过三四。”（《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在他的手里社会思想的生气遭到扼杀，“倜傥非常之人”逐一凋零。但那时至少还有司马迁，人们追怀司马迁不仅是因为千古不朽的《史记》，也因为他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见得会被厚颜无耻的谎言彻底淹没，权力未见得无所不能，正义未见得一无所成。
算来孟子做中国的“亚圣”资格很老，但因为他说过“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之类犯上的话，明太祖朱元璋便大怒道：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想有命吗！有趣的是，这并不是身居高位者才会有的念头，现下编“历史”成“剧”的场景里，我们也看到名唤“司马迁”的出场人一脸惶恐跪领雄主轻浮的恩典。不过，有人愤斥这是对权力者的谀谄，我却觉得不尽然，这恐怕更多是编造者自溺的梦思。对此多说无益，他们自己玩自己，关人甚事。
巫蛊事件中，太子发兵杀死武帝所任命的使者江充而后在走投无路中自杀，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查究此案的官员直接受命于武帝并对他负责。而任安下狱前所任之职为军队高级首领，司马迁当时的职务则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如此人物在狱内外书信往来，实在不能理解为寻常的私人通讯。它会被武帝看到，应属常理；而要说司马迁写信时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近乎是把他当成白痴了。明白这样的背景，对于理解《报任安书》是要紧的；我以为这信中的很多话实是司马迁对武帝的宣言，应该不是过度的阐释。
《报任安书》开头只简单地提到对方来书的内容：“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清人包世臣推测，“推贤进士”并非任安来书中原话，他本来所说应是向司马迁求援之言，而司马迁不愿直白地言及对方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见《艺舟双楫·复石赣州书》）。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样，司马迁此时是武帝身旁近臣，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不无羡慕的说法乃是“尊宠任职”，在至交好友无辜蒙冤将要丧命之际，他应该考虑到自己有相助的义务。然而这封近三千言的长信，却毫无对任安的安慰，除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合适担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大部分内容是在述说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情，以及《史记》一书的撰作情况。司马迁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信，是“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恐怕对方在突然间被杀，那么自己将无从对之一舒愤懑，而死者也会遗恨无穷。这是合道理的吗？
有一个彻底的理由让司马迁可以这样对将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说话：死亡也已经是自己当下的归宿，他准备和任安承担同样的命运。正因如此，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
我读书少，未曾见中国人有谁对生与死作过如司马迁那样深痛的思考。
在这数年前，李陵率孤军长驱大漠与匈奴数万骁骑一战再战直至无以为战而被俘，武帝心愿其死，以其尚存人世而怏怏，群臣则交口痛诋李陵以抚慰君主的不快，独有在职份上与此毫无关系的太史司马迁愤于人心的凶险丑恶挺身为之辩护，于是触痛了武帝因任用无能的裙带之亲李广利为主帅导致战事失利而隐生于内心的羞恼，成为他泄愤树威的对象。《报任安书》明白说自己的罪由是“诬上”，所得的惩罚是宫刑；简而言之，侮辱性地用刀切割这位史官的下体是为着满足皇帝暴虐的私心。
对于凭借智慧而拥有精神高贵的司马迁来说，这样的耻辱超出他的想象和能够忍受的限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报任安书》用“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钱钟书《管锥编》）的文句描摹了内心的不可忍受之状，犹有未足，篇末继言受刑之后身心迷恍，至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王元化说，每读《报任安书》总是“展卷方诵，血脉已张”，千古以来，人同此心。
其实死可以结束这一切。当时司马迁如果不愿接受宫刑，他也可以选择死刑。但在那一刻，生或死却成为司马迁最困难的抉择。“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这是说此时就死，也就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古者富贵而名摩（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无数的生命存在过然后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富贵者也不能逃脱身死名灭的结局，唯有卓杰之士在这世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此刻司马迁需要一个卓杰的证明，这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记》。如果说撰作《史记》曾经有过各种其他的理由，此刻它成为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的有力反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史记》设定的目标是知识者有可能提出的最宏大的人生意愿。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他证明了思想的力量足以下视帝王虚妄的神圣与无理性的威权。《高祖本纪》描述汉王朝创立过程中一股活泼泼涌动的无赖气是真切而令人发谑的；《封禅书》则以平缓庄肃的调子十足铺陈了武帝假天自神的演艺，而篇末的跋语更特地指出：“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徐复观以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要义便在解析封禅的神话，“把人与事的表里表达出来了，也即是把掩蔽在庄严仪式后面的由专制、侈泰、愚妄结合在一起的事之里与人之里，表达出来了，使后人得透过由专制权力所散布的虚伪的历史资料以把握历史的真实。”（《论史记》）思想便这样以它的光照见雾中的历史。
然而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所以，我们从《史记》中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他的笔墨中倾注着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和历史人物的对话，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所以《史记》一旦写成，残缺的生命顷刻间变得微不足道，轻如鸿毛。《报任安书》说到这里几乎是呼喊：“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凭着《史记》宣称自己已经洗刷了苟活的耻辱。书已经藏在了能够藏的地方，托付给了值得托付的人，现在就是被杀一万次（案“戮”多解为“辱”的通假，然本字可通，无须别解），又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这难道不是对有权杀人者的挑战吗？全文最后一句更是说得清楚：“要之死日，是非乃定。”这是与朋友相约共死，要告诉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这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总之只有理解这句话，我们才能够理解这封信整体的笔调。
班固为司马迁写传没有记录他的死，只是在赞语中惋惜他不能明哲保身；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则说他“有怨言，下狱死”。《报任安书》即是“怨言”，“下狱死”也合于武帝好杀的性情，卫宏应该有他的依据吧。《史记》一书后来经司马迁外孙杨恽之手开始传布，而杨恽又被宣帝处以腰斩，是否因为《史记》的缘故则各说不一。要之，西汉皇室与司马迁一家的怨仇，可以算是很深。
要说汉武帝当然是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的人物，一个重要的影响便是苏辙所说：“西汉自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之以儒生进用，功业志气可纪于世者，不过三四。”（《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在他的手里社会思想的生气遭到扼杀，“倜傥非常之人”逐一凋零。但那时至少还有司马迁，人们追怀司马迁不仅是因为千古不朽的《史记》，也因为他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见得会被厚颜无耻的谎言彻底淹没，权力未见得无所不能，正义未见得一无所成。
算来孟子做中国的“亚圣”资格很老，但因为他说过“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之类犯上的话，明太祖朱元璋便大怒道：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想有命吗！有趣的是，这并不是身居高位者才会有的念头，现下编“历史”成“剧”的场景里，我们也看到名唤“司马迁”的出场人一脸惶恐跪领雄主轻浮的恩典。不过，有人愤斥这是对权力者的谀谄，我却觉得不尽然，这恐怕更多是编造者自溺的梦思。对此多说无益，他们自己玩自己，关人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