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燕故地忠烈祠——访法源寺
幽燕故地忠烈祠——访法源寺
李敖的名著《北京法源寺》使我毫不犹豫地把这里作为今年走访北京故地和老建筑的第一站，只为书中的那一句：法源寺，原名悯忠寺，是北京最早的忠烈祠*。
“直到化泥方是聚”，如诗所云，这聚的交汇点就是法源寺。
李大师的著作虽然从文体上来说属于小说，却极其巧妙地把谢枋得、袁崇焕、谭嗣同等几个人串联起来，通过的明线便是这几个人最终的归宿都是法源寺，而暗线则是“殉国”与“忠烈”两词的殊途同归。其中，谢枋得的死乃纯粹的殉国而死，并且多少含有“死君”的味道，诸如后世的梁济与王国维。袁崇焕的死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在力挽狂澜之时被人身后下黑手，其死后又被无知百姓分而食之的遭遇更为他平添了无数悲壮，类似两宋的岳飞与陆秀夫。而谭嗣同的死却与上述两人都不相同：他虽是文人，却不单单为了气节“死君”；他有充足的机会和理由逃生，却情愿杀身成仁，把自己的死当作变法的一部分，通过血荐的方式告诉国人改良之路已走不通，唯有革命的道路才可以救亡图存；精通佛法的他深刻领会了《华严经》中“回向”的道理，并且知行合一地欣然赴死，求仁得仁。
千古，唯此一人。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高中开始这句话始终在我脑海里，特别是近几年，当我胡思乱想地思考着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和可能的方式，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时，谭嗣同的这句话便会浮现出来。他究竟要告诉我什么？法源寺，这个北京最早的忠烈祠；悯忠阁，法源寺内凝固历史的那个建筑，是不是可以找到答案？“法海真源”四字的本意又是什么？这是我要南下宣武的又一个动力。
坐5路在菜市口下，向西是北京最大最著名的回族聚居地牛街，向东便是虎坊桥——相传清朝在菜市口杀人之时，犯人面向的就是虎坊桥的方向，取把犯人送入虎口之意。从菜市口路口向南走出几百米，可以看到一个路牌：南横街，向左走为南横东街，向右为南横西街。由于手中的图对于小胡同标的并不是很清楚，我也没记住法源寺到底是在“东街”还是“西街”，只记得“南横街”三个字，于是便直觉性地向东走去。过马路时，向西面的路口望了一眼，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绿色的穹顶非常明显。“再往那边就是牛街礼拜寺了”我想，法源寺应该在东边吧，毕竟不同宗教的寺庙建在一起可能性不大。
我曾开玩笑地跟人说，过了崇文门宣武门一线南城就没有高楼了，多少有些夸张，却道出了北京南城的破旧——不过这种破旧却是我所喜欢的北京应有的味道，这是种北京尚且为“城”时遗留下来的味道——具体体现出来，就是这里残存的一条条仅容车辆单行的小胡同和那个新开盘的名为“中信城”的地产项目。鲁迅先生曾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地产商的”，利欲熏心、不尊重历史文化与奢华空洞是我为他们贴上的标签。于是当我看到中信城那些围着尚未完成施工的大楼的红色巨幅广告时，我发自内心地鄙视它们，心想这里不过又是一个中关村和五道口，浮躁而没有内涵，外观华丽而内心空洞。只有忙碌带来的金钱铜臭，难觅搭配淡然内心的茶韵芬芳。巨幅广告上写着的五字广告语更是让我有吃了苍蝇一般的恶心感与看到小人一般地鄙视感——“這裏是北京”——呸！你也配！以为在宣武区盖房子就老北京气息了？以为用了繁体字就充满历史厚重感了？这样的宣传创意实在是低劣恶俗与自作聪明。即使你在这里雕梁画栋地盖皇宫，只要住的还是那些暴发户富二代与官僚权贵，这个楼盘的气质就永远比不上东四那还在烧着煤炉子的大杂院。
怀着对中信城的鄙视与无奈，我向前走着，踏着已经化泥的冰水混合物，寻觅着法源寺。在不认识的地方找一个目的地时我总是有一个习惯，就是走上了那条路就一定要走到底，要么最终找到，要么撞南墙见棺材而止，中途决不凭直觉停步。这次也是一样，过中信城走了一会我就觉得周围的环境与网上法源寺的介绍不符，再走了一会看到前方巨大的蓝色交通提示着直行左转到虎坊桥。我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走错了方向，南墙与棺材俱现，于是停下问路。经问路得知，法源寺在南横东街，也就是南横街那个路口向右转，指路的大叔还特意提了一句：就是那个大绿包（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穹顶）的旁边。我暗自回想自己刚才认为两种不同宗教的寺庙不可能距离很近的无知，甚感汗颜。在往回走的同时突然想到：自己的这种用死路证明走错路、做错选择的心态，和谭嗣同当年决心血溅法场以证明改良之路不通的心态是不是多少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转头往回走了一会，便来到南横东街，走了几十米便是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旧址所在地，谭嗣同在北京活动时的居所——再往前，豁然开朗一处街心公园，公园的一头红墙围绕，前面是同样朱红色的长影壁，挡着寺门。绕过影壁，红墙灰瓦的山门映入眼帘，门口一对石狮衬托着古刹的威严庄重，第一眼看上去便使来人内心沉实许多，撇去不少轻浮轻佻之气。略有遗憾的是，作为门口镇寺之物的石狮本应一只张嘴一只闭嘴，作默念“阿弥”状，而这里的一对并非如此，两只都张着嘴，我想这也许是后配的——或者当时就未按传统亦不可知。抬头看，山门的横梁正中写着三个金字：法源寺。
法源寺不大，六进七殿的院子，沿着中轴依次排列着山门(进门口有中鼓楼各一座)－天王殿－大雄宝殿(石碑六座；殿内牌匾上有乾隆帝手书“法海真源”四个大字)－悯忠阁－毗卢殿－观音殿－卧佛殿，松柏参天，老槐虬劲，古树名木随处可见，与一般寺庙建筑布局并无二致，唯有悯忠阁是我关注的对象。
让人惊讶的是，在我心目中作为法源寺特色的悯忠阁竟是这七殿之中最小的一座，大致呈正方体，东西方向略长，屋顶采用悬山式，尽管同样坐落在石基台阶之上，比之大雄宝殿歇山式的屋顶与前后殿的规模逊色不少。拾级而上，大殿斗拱等处油漆鲜艳，近几年修过的痕迹明显，略感失望的同时也再一次无奈地接受——我虽是外行，但总觉得这种修补还不是实实在在的“修旧如旧”，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由于对佛教的不甚了解，殿内供奉的佛像也无从辨认，在此不做描述。殿外侧面墙上刻着“法源寺八咏”的八首诗词，年代的久远已经使刻着它们的墙壁剥落许多，刻痕也有些被填平了，辨认起来多少有些困难。只是在这残破的外墙壁上，模糊了的诗句让我依稀回想起了1898年那个深秋的故事。
那是一个有志帝王与掌权老妪斗争的故事；是一群心系社稷的饱学之士与目光短浅守旧老权贵斗争的故事；是一个淹淹一息的帝国自我挣扎的故事。结果，守旧掌权的老妪害死了励精图治的帝王，断绝了自我救赎的活路；救亡图存的忠义之士城头悬颅、流亡海外，丧失了维新改良的可能；命悬一线的帝国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终于死于自身的革命力量手里，被推着走向了未知的共和之路。从那年起，中华大地上，复辟倒戈有之，连年征战有之，军阀割据有之，外族入侵有之，同仇敌忾有之，南征北战有之，同室操戈有之，民不聊生有之，饿殍遍地有之，血雨腥风有之……
风雨仓皇，白驹过隙。从1898年开始的这一百年间，法源寺都静静地矗立在那里，目睹着这个民族近代的一切悲愤与伤痛。它无法动弹，不能像它所在区的名字一样耀武扬威，为这个国家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它只能静静地待在那里，替那些为了这个国家而流血的人超度亡魂，在他们都死了之后，为他们的功绩向后人做一个明证——“法海真源”在佛学上的本意我不了解，但在我看来，这座古刹的本源也就正在它初见时的本意：悯忠。
悯忠二字，推而广之，无非“纪”，“奠”，“扬”三字。
只是，只是，烽火连天的历史中，尚且有这么一座寺庙祭奠颂扬那些忠烈之士，而在60年前那个秋天以后，在这个国家在成立之后遇到波折时挺身而出但最终也遭遇不测的那些人，或者那些因不同意见触怒了当权者的而受到打压的直谏之士，又有谁来纪念他们呢？他们的悯忠寺安在？
去法源寺之前脑海中的三个问题，最后一个我已经找到了答案。但前两个呈递进关系的问题，最终带给了我更大的困惑。我想知道，历史究竟会怎样来祭奠那些以不流血的方式对这个国家尽忠的人。
人心吗？公论吗？
离开法源寺向西走，过教子胡同一点，偶然发现路边残存着一个寺庙的山门，走进一看名曰“圣安寺(金)”，介绍上说是金代帝后为佛觉、晦堂二大师营建的，现仅存山门、天王殿和配殿三处建筑，且被宣武区回民幼儿园占用。我想，尽管有两位高僧金光护体，尽管属于“敕建”，圣安寺还是没躲过支离破碎的命运。而比它更久远的法源寺，尽管也是祸事连连，却终究得以保全，这或许多少与忠烈先贤们的气场护佑有关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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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北征辽东的阵亡将士，诏令在此立寺纪念，但未能如愿。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才完成工程，赐名“悯忠寺”。安史之乱时，一度改称“顺天寺”，平乱后恢复 “悯忠寺”名称。唐末景福年间(892－893年），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威重加修整，并赠建“悯忠阁”。阁甚雄伟，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之赞语。辽清宁三年(1057年)，幽州大地震时，悯忠寺被毁。辽咸雍六年（1070年）奉诏修复后又改称“大悯忠寺”，从而形成今天的规模和格局。明朝正统二年 (1437年)，寺僧相瑢法师募资进行了修葺，易名为“崇福寺”。满清立国后，朝廷崇戒律，在此设戒坛。雍正十二年(1734年)，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授戒法，并正式改为今名“法源寺”。
李敖的名著《北京法源寺》使我毫不犹豫地把这里作为今年走访北京故地和老建筑的第一站，只为书中的那一句：法源寺，原名悯忠寺，是北京最早的忠烈祠*。
“直到化泥方是聚”，如诗所云，这聚的交汇点就是法源寺。
李大师的著作虽然从文体上来说属于小说，却极其巧妙地把谢枋得、袁崇焕、谭嗣同等几个人串联起来，通过的明线便是这几个人最终的归宿都是法源寺，而暗线则是“殉国”与“忠烈”两词的殊途同归。其中，谢枋得的死乃纯粹的殉国而死，并且多少含有“死君”的味道，诸如后世的梁济与王国维。袁崇焕的死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在力挽狂澜之时被人身后下黑手，其死后又被无知百姓分而食之的遭遇更为他平添了无数悲壮，类似两宋的岳飞与陆秀夫。而谭嗣同的死却与上述两人都不相同：他虽是文人，却不单单为了气节“死君”；他有充足的机会和理由逃生，却情愿杀身成仁，把自己的死当作变法的一部分，通过血荐的方式告诉国人改良之路已走不通，唯有革命的道路才可以救亡图存；精通佛法的他深刻领会了《华严经》中“回向”的道理，并且知行合一地欣然赴死，求仁得仁。
千古，唯此一人。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高中开始这句话始终在我脑海里，特别是近几年，当我胡思乱想地思考着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和可能的方式，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时，谭嗣同的这句话便会浮现出来。他究竟要告诉我什么？法源寺，这个北京最早的忠烈祠；悯忠阁，法源寺内凝固历史的那个建筑，是不是可以找到答案？“法海真源”四字的本意又是什么？这是我要南下宣武的又一个动力。
坐5路在菜市口下，向西是北京最大最著名的回族聚居地牛街，向东便是虎坊桥——相传清朝在菜市口杀人之时，犯人面向的就是虎坊桥的方向，取把犯人送入虎口之意。从菜市口路口向南走出几百米，可以看到一个路牌：南横街，向左走为南横东街，向右为南横西街。由于手中的图对于小胡同标的并不是很清楚，我也没记住法源寺到底是在“东街”还是“西街”，只记得“南横街”三个字，于是便直觉性地向东走去。过马路时，向西面的路口望了一眼，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绿色的穹顶非常明显。“再往那边就是牛街礼拜寺了”我想，法源寺应该在东边吧，毕竟不同宗教的寺庙建在一起可能性不大。
我曾开玩笑地跟人说，过了崇文门宣武门一线南城就没有高楼了，多少有些夸张，却道出了北京南城的破旧——不过这种破旧却是我所喜欢的北京应有的味道，这是种北京尚且为“城”时遗留下来的味道——具体体现出来，就是这里残存的一条条仅容车辆单行的小胡同和那个新开盘的名为“中信城”的地产项目。鲁迅先生曾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地产商的”，利欲熏心、不尊重历史文化与奢华空洞是我为他们贴上的标签。于是当我看到中信城那些围着尚未完成施工的大楼的红色巨幅广告时，我发自内心地鄙视它们，心想这里不过又是一个中关村和五道口，浮躁而没有内涵，外观华丽而内心空洞。只有忙碌带来的金钱铜臭，难觅搭配淡然内心的茶韵芬芳。巨幅广告上写着的五字广告语更是让我有吃了苍蝇一般的恶心感与看到小人一般地鄙视感——“這裏是北京”——呸！你也配！以为在宣武区盖房子就老北京气息了？以为用了繁体字就充满历史厚重感了？这样的宣传创意实在是低劣恶俗与自作聪明。即使你在这里雕梁画栋地盖皇宫，只要住的还是那些暴发户富二代与官僚权贵，这个楼盘的气质就永远比不上东四那还在烧着煤炉子的大杂院。
怀着对中信城的鄙视与无奈，我向前走着，踏着已经化泥的冰水混合物，寻觅着法源寺。在不认识的地方找一个目的地时我总是有一个习惯，就是走上了那条路就一定要走到底，要么最终找到，要么撞南墙见棺材而止，中途决不凭直觉停步。这次也是一样，过中信城走了一会我就觉得周围的环境与网上法源寺的介绍不符，再走了一会看到前方巨大的蓝色交通提示着直行左转到虎坊桥。我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走错了方向，南墙与棺材俱现，于是停下问路。经问路得知，法源寺在南横东街，也就是南横街那个路口向右转，指路的大叔还特意提了一句：就是那个大绿包（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穹顶）的旁边。我暗自回想自己刚才认为两种不同宗教的寺庙不可能距离很近的无知，甚感汗颜。在往回走的同时突然想到：自己的这种用死路证明走错路、做错选择的心态，和谭嗣同当年决心血溅法场以证明改良之路不通的心态是不是多少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转头往回走了一会，便来到南横东街，走了几十米便是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旧址所在地，谭嗣同在北京活动时的居所——再往前，豁然开朗一处街心公园，公园的一头红墙围绕，前面是同样朱红色的长影壁，挡着寺门。绕过影壁，红墙灰瓦的山门映入眼帘，门口一对石狮衬托着古刹的威严庄重，第一眼看上去便使来人内心沉实许多，撇去不少轻浮轻佻之气。略有遗憾的是，作为门口镇寺之物的石狮本应一只张嘴一只闭嘴，作默念“阿弥”状，而这里的一对并非如此，两只都张着嘴，我想这也许是后配的——或者当时就未按传统亦不可知。抬头看，山门的横梁正中写着三个金字：法源寺。
法源寺不大，六进七殿的院子，沿着中轴依次排列着山门(进门口有中鼓楼各一座)－天王殿－大雄宝殿(石碑六座；殿内牌匾上有乾隆帝手书“法海真源”四个大字)－悯忠阁－毗卢殿－观音殿－卧佛殿，松柏参天，老槐虬劲，古树名木随处可见，与一般寺庙建筑布局并无二致，唯有悯忠阁是我关注的对象。
让人惊讶的是，在我心目中作为法源寺特色的悯忠阁竟是这七殿之中最小的一座，大致呈正方体，东西方向略长，屋顶采用悬山式，尽管同样坐落在石基台阶之上，比之大雄宝殿歇山式的屋顶与前后殿的规模逊色不少。拾级而上，大殿斗拱等处油漆鲜艳，近几年修过的痕迹明显，略感失望的同时也再一次无奈地接受——我虽是外行，但总觉得这种修补还不是实实在在的“修旧如旧”，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由于对佛教的不甚了解，殿内供奉的佛像也无从辨认，在此不做描述。殿外侧面墙上刻着“法源寺八咏”的八首诗词，年代的久远已经使刻着它们的墙壁剥落许多，刻痕也有些被填平了，辨认起来多少有些困难。只是在这残破的外墙壁上，模糊了的诗句让我依稀回想起了1898年那个深秋的故事。
那是一个有志帝王与掌权老妪斗争的故事；是一群心系社稷的饱学之士与目光短浅守旧老权贵斗争的故事；是一个淹淹一息的帝国自我挣扎的故事。结果，守旧掌权的老妪害死了励精图治的帝王，断绝了自我救赎的活路；救亡图存的忠义之士城头悬颅、流亡海外，丧失了维新改良的可能；命悬一线的帝国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终于死于自身的革命力量手里，被推着走向了未知的共和之路。从那年起，中华大地上，复辟倒戈有之，连年征战有之，军阀割据有之，外族入侵有之，同仇敌忾有之，南征北战有之，同室操戈有之，民不聊生有之，饿殍遍地有之，血雨腥风有之……
风雨仓皇，白驹过隙。从1898年开始的这一百年间，法源寺都静静地矗立在那里，目睹着这个民族近代的一切悲愤与伤痛。它无法动弹，不能像它所在区的名字一样耀武扬威，为这个国家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它只能静静地待在那里，替那些为了这个国家而流血的人超度亡魂，在他们都死了之后，为他们的功绩向后人做一个明证——“法海真源”在佛学上的本意我不了解，但在我看来，这座古刹的本源也就正在它初见时的本意：悯忠。
悯忠二字，推而广之，无非“纪”，“奠”，“扬”三字。
只是，只是，烽火连天的历史中，尚且有这么一座寺庙祭奠颂扬那些忠烈之士，而在60年前那个秋天以后，在这个国家在成立之后遇到波折时挺身而出但最终也遭遇不测的那些人，或者那些因不同意见触怒了当权者的而受到打压的直谏之士，又有谁来纪念他们呢？他们的悯忠寺安在？
去法源寺之前脑海中的三个问题，最后一个我已经找到了答案。但前两个呈递进关系的问题，最终带给了我更大的困惑。我想知道，历史究竟会怎样来祭奠那些以不流血的方式对这个国家尽忠的人。
人心吗？公论吗？
离开法源寺向西走，过教子胡同一点，偶然发现路边残存着一个寺庙的山门，走进一看名曰“圣安寺(金)”，介绍上说是金代帝后为佛觉、晦堂二大师营建的，现仅存山门、天王殿和配殿三处建筑，且被宣武区回民幼儿园占用。我想，尽管有两位高僧金光护体，尽管属于“敕建”，圣安寺还是没躲过支离破碎的命运。而比它更久远的法源寺，尽管也是祸事连连，却终究得以保全，这或许多少与忠烈先贤们的气场护佑有关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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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北征辽东的阵亡将士，诏令在此立寺纪念，但未能如愿。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才完成工程，赐名“悯忠寺”。安史之乱时，一度改称“顺天寺”，平乱后恢复 “悯忠寺”名称。唐末景福年间(892－893年），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威重加修整，并赠建“悯忠阁”。阁甚雄伟，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之赞语。辽清宁三年(1057年)，幽州大地震时，悯忠寺被毁。辽咸雍六年（1070年）奉诏修复后又改称“大悯忠寺”，从而形成今天的规模和格局。明朝正统二年 (1437年)，寺僧相瑢法师募资进行了修葺，易名为“崇福寺”。满清立国后，朝廷崇戒律，在此设戒坛。雍正十二年(1734年)，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授戒法，并正式改为今名“法源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