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俏佳人 ——潘玉良
撰文/曼特宁
最近拉开“重看影单”又看了一遍电影《风月俏佳人》。滚石公司出品的轻喜剧以高票房和奥斯卡提名的名利双收姿态立于世人面前。这部1990年的影片，以俗套的邂逅开头，讲述一个街边妓女和当时的百万富翁的偶遇故事。这很像下厨高手烧一道青菜，看似简单却暗含功力，而导演加里•马歇尔正是这样一个高手，将此片打造成了世界十大经典爱情电影不可避开不谈的一部。放在十六年后的今天来看，对话依旧鲜活幽默，洛杉矶妓女薇薇安漂亮又不失可爱，而她在影片中的衣服装扮则直接被列入《影视服装鉴赏》课程，被称为电影《穿Prada的女王》前传，她的扮演者茱莉亚罗伯茨灿烂的微笑，像奥黛丽赫本一样，有着非古典类型并有一点野性的美丽，她充满活力、健康青春的扮相，使这部描述妓女的影片呈现出一种不动声色的从容优雅。好莱坞式喜剧结尾，给人轻松愉快的观影体验。
麻雀变凤凰和灰姑娘式电影经久不衰。四年后，中国大陆也拍出一部由张艺谋监制的安徽妓女影片《画魂》，由真人故事改编，讲一个青楼歌妓潘玉良逐步成长为民国著名女画家的人生传奇。与《风月俏佳人》截取男女主人公相遇相爱的童话面展示方式不同，《画魂》是部杂糅着一个妓女酸甜苦辣的成名传记，展现爱情美好之时，也剖出生活的艰辛让我们看。电影放映出来时，不少评价家开始批评影片与画家的真实生活不符。电影艺术，追求的不是故事真实，而是情感真实。影视作品里，虽然人们对她人生的阐述，带有极大的浪漫主义色彩，充满一种想象中的叙事温情，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折损她自身的追求。
与《风月俏佳人》里洛杉矶妓女薇薇安的如花容颜一样，电影《画魂》中巩俐扮演的青楼潘玉良可谓倾国倾城。今天要讲的这位风月俏佳人，并非指她的外貌俊俏，实际上她相貌平平，近乎国字脸，齐眉短发，甚至可以用“丑”来描述，并且在她的多幅自画像中也是不美的，但是我看了她的自画像很喜欢，那是古人相，望之起敬。与之相貌相比，俏丽的是她的事业——一个女性画家的走俏艺术路。对美术史感兴趣的人都知道，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中（潘玉良、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和孙多慈）潘玉良无疑是一个异数。其它五位，或是出自名门望族，或出自书香门第。唯潘玉良出生最贫寒，双亲早逝，被舅舅卖入妓院，拒绝接客，逃跑10次，毁容上吊数回，经历波折屈辱，容貌又最不好看。但时至今日，她是这些女画家里有着最大名望的一个。
一个逃跑又屡次被抓回来接客的妓女，是如何扭转命运，逆袭成为著名画家的呢？
潘玉良的一生因一个仁义的男人救助获得了意外的重生。电影《画魂》把潘玉良与一个解救她命运的男人的相遇，渲染出才子佳人式的浪漫。可电影不是历史。潘玉良遇上潘赞化是在民国元年，那是1912年的秋天，一个芜湖海关监督怎么偏偏爱上不漂亮的青楼歌妓呢？一般的说法是，潘赞化怜香惜玉，潘玉良的苦难身世打动了这个倡导天下平等的革命书生。潘赞化是那个时候的新派人物，早年在日本最负盛名的早稻田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后来追随孙中山搞民主革命。潘赞化为潘玉良赎身，并结为夫妇。他们的婚礼很低调，只有一位来宾，他是当时的安徽都督秘书陈独秀，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他的潘赞化的朋友，也是这场婚礼的证婚人。玉良感念潘赞化，将自己改姓“潘”。潘赞化知晓时说：“你怎么把姓改了？我是尊重女权和民主的，还是姓张吧。”
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后，她和潘赞化搬去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十八号。女作家苏雪林曾去过她们的家，说“玉良与潘赞化的爱巢好像是在苏州河边，面积不大，但颇幽静，就是在渔阳里潘玉良遇见了美术启蒙老师洪野，最终成为了民国最有名的女画家”。 正是在渔阳里，潘玉良遇见了她的启蒙老师洪野。这个学文化课有些笨拙的女学生，对于形色俱备的绘画极其有天赋和耐心，常常花一整天去观察与领悟如何在纸上勾勒出一个瓶子、点染出一朵鲜花。她对绘画逐渐表现出来的知觉上的敏锐，令老师与潘赞化吃惊不已。
潘玉良对色彩的运用，不禁令人想起拉丁美洲墨西哥的女画家弗里达，一个相貌平平，一个美丽而富有激情。她们是20世纪东西方艺术史上十分重要的两位女性画家，她们各自经历平常人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苦痛，有着相同的无法生育子女的遗憾，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遭遇和艺术风格，却在绘画情感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也因各自非凡的毅力与创造力而垂名于艺术史。
苏雪林说潘玉良“成就在当时中国所有西画家之上”，徐悲鸿曾评点当时的画坛，说中国不过三个画家，其中一个便是潘玉良。徐悲鸿和潘玉良同年都是留法的同学，也都在上海美专念过书。潘玉良在上海美专学绘画，后来被人知道了她的青楼出身，听到风声的学生家长闹到学校，要赶走这个曾经的青楼歌妓。这次退学，对迷上艺术的潘玉良是一个打击。不过，退学也不全是坏事，她很快考上了里昂中法大学，去法国官费留学了。在艺术求学的道路上，潘玉良得到了陈独秀的鼎力相助，陈亲自推荐她公费去法国学习。潘玉良因出身微贱而引发社会的偏见与非议，作为当时政界风云人物，陈独秀公然在潘玉良的画作上题字以示支持。
女作家苏雪林和潘玉良同学同船前往，她后来回忆有人知道了潘玉良来自青楼，那些出身世家的闺秀，就离潘玉良远远的。到了里昂，甚至拒绝与她同住一间宿舍。同学的排斥也许正好成就了潘玉良，使她整天沉迷于艺术。她画了很多自画像，却不曾有一幅露出过笑容。
回国后，潘玉良受同学徐悲鸿之邀，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在当年的美术界，潘玉良是一个耀眼的名字，她的画展总是名流云集。潘玉良青楼的出身，小妾的身份，都仿佛被艺术的光环掩盖了。然而1937年中日淞沪之战爆发前夕，潘玉良再度去往法国。
为何在抗战前夕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丈夫潘赞化？历来说法纷纭，莫衷一是。
电影《画魂》里说，因一幅人体画《人力壮士》被好事者称为“妓女对嫖客的赞歌”使她愤而出走。这一走潘玉良再也没能回国，也没有再见过潘赞化。有的只是一些家书往来。
第二次赴法的潘玉良在二战中丢了画室，极为窘迫时，遇到了与周恩来一起旅法的华侨王守义。潘玉良的晚年，王守义的影子挥抹不去。他深深爱着这个吸烟、喝酒、唱京戏的女画家，默默地陪着她，为她张罗一切。那时的潘玉良已经四十多岁，并无风韵可言。而在此期间她所作的画，曾被列为法国国宝禁止出境。
潘玉良是从世间的黑暗底层挣扎出来的新女性，这个漫长的蜕变过程，她一直在对人、女人、女人的身体作着好奇的审望。她画里的女人都处在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里，经常以女性的“背部”表现坚毅与生命力度。她刻意突出甚至是夸张地表现女人的臀部、大腿和乳房，她的女人体绘画作品中的女人多是光着一双男人般的大脚，女人的大腿多比腰身还粗壮，形成了独特的潘氏风格，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同样具备很强辨识度的女画家弗里达，她们在绘画语言上的表现形式虽不同，但是潘玉良的画《母爱》与墨西哥画家弗里达的《哺乳》常常被后人拿来比较欣赏，这是两位女性画家绘画生涯中颇具女性意识的作品，有着相同的母性题材，表现出无法生育的遗憾与渴望。
灰姑娘的故事感动着我们，很难简单评说这样的鸡汤电影是好是坏，我更愿意赞赏李安的态度去看待一部电影及其背后的故事，他说：电影不是把大家带到黑暗里面，而是把大家带过黑暗，去黑暗里检验一遍，这样回到阳光底下，你会明白应该如何去面对生活。
最近拉开“重看影单”又看了一遍电影《风月俏佳人》。滚石公司出品的轻喜剧以高票房和奥斯卡提名的名利双收姿态立于世人面前。这部1990年的影片，以俗套的邂逅开头，讲述一个街边妓女和当时的百万富翁的偶遇故事。这很像下厨高手烧一道青菜，看似简单却暗含功力，而导演加里•马歇尔正是这样一个高手，将此片打造成了世界十大经典爱情电影不可避开不谈的一部。放在十六年后的今天来看，对话依旧鲜活幽默，洛杉矶妓女薇薇安漂亮又不失可爱，而她在影片中的衣服装扮则直接被列入《影视服装鉴赏》课程，被称为电影《穿Prada的女王》前传，她的扮演者茱莉亚罗伯茨灿烂的微笑，像奥黛丽赫本一样，有着非古典类型并有一点野性的美丽，她充满活力、健康青春的扮相，使这部描述妓女的影片呈现出一种不动声色的从容优雅。好莱坞式喜剧结尾，给人轻松愉快的观影体验。
麻雀变凤凰和灰姑娘式电影经久不衰。四年后，中国大陆也拍出一部由张艺谋监制的安徽妓女影片《画魂》，由真人故事改编，讲一个青楼歌妓潘玉良逐步成长为民国著名女画家的人生传奇。与《风月俏佳人》截取男女主人公相遇相爱的童话面展示方式不同，《画魂》是部杂糅着一个妓女酸甜苦辣的成名传记，展现爱情美好之时，也剖出生活的艰辛让我们看。电影放映出来时，不少评价家开始批评影片与画家的真实生活不符。电影艺术，追求的不是故事真实，而是情感真实。影视作品里，虽然人们对她人生的阐述，带有极大的浪漫主义色彩，充满一种想象中的叙事温情，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折损她自身的追求。
与《风月俏佳人》里洛杉矶妓女薇薇安的如花容颜一样，电影《画魂》中巩俐扮演的青楼潘玉良可谓倾国倾城。今天要讲的这位风月俏佳人，并非指她的外貌俊俏，实际上她相貌平平，近乎国字脸，齐眉短发，甚至可以用“丑”来描述，并且在她的多幅自画像中也是不美的，但是我看了她的自画像很喜欢，那是古人相，望之起敬。与之相貌相比，俏丽的是她的事业——一个女性画家的走俏艺术路。对美术史感兴趣的人都知道，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中（潘玉良、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和孙多慈）潘玉良无疑是一个异数。其它五位，或是出自名门望族，或出自书香门第。唯潘玉良出生最贫寒，双亲早逝，被舅舅卖入妓院，拒绝接客，逃跑10次，毁容上吊数回，经历波折屈辱，容貌又最不好看。但时至今日，她是这些女画家里有着最大名望的一个。
一个逃跑又屡次被抓回来接客的妓女，是如何扭转命运，逆袭成为著名画家的呢？
潘玉良的一生因一个仁义的男人救助获得了意外的重生。电影《画魂》把潘玉良与一个解救她命运的男人的相遇，渲染出才子佳人式的浪漫。可电影不是历史。潘玉良遇上潘赞化是在民国元年，那是1912年的秋天，一个芜湖海关监督怎么偏偏爱上不漂亮的青楼歌妓呢？一般的说法是，潘赞化怜香惜玉，潘玉良的苦难身世打动了这个倡导天下平等的革命书生。潘赞化是那个时候的新派人物，早年在日本最负盛名的早稻田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后来追随孙中山搞民主革命。潘赞化为潘玉良赎身，并结为夫妇。他们的婚礼很低调，只有一位来宾，他是当时的安徽都督秘书陈独秀，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他的潘赞化的朋友，也是这场婚礼的证婚人。玉良感念潘赞化，将自己改姓“潘”。潘赞化知晓时说：“你怎么把姓改了？我是尊重女权和民主的，还是姓张吧。”
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后，她和潘赞化搬去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十八号。女作家苏雪林曾去过她们的家，说“玉良与潘赞化的爱巢好像是在苏州河边，面积不大，但颇幽静，就是在渔阳里潘玉良遇见了美术启蒙老师洪野，最终成为了民国最有名的女画家”。 正是在渔阳里，潘玉良遇见了她的启蒙老师洪野。这个学文化课有些笨拙的女学生，对于形色俱备的绘画极其有天赋和耐心，常常花一整天去观察与领悟如何在纸上勾勒出一个瓶子、点染出一朵鲜花。她对绘画逐渐表现出来的知觉上的敏锐，令老师与潘赞化吃惊不已。
潘玉良对色彩的运用，不禁令人想起拉丁美洲墨西哥的女画家弗里达，一个相貌平平，一个美丽而富有激情。她们是20世纪东西方艺术史上十分重要的两位女性画家，她们各自经历平常人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苦痛，有着相同的无法生育子女的遗憾，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遭遇和艺术风格，却在绘画情感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也因各自非凡的毅力与创造力而垂名于艺术史。
苏雪林说潘玉良“成就在当时中国所有西画家之上”，徐悲鸿曾评点当时的画坛，说中国不过三个画家，其中一个便是潘玉良。徐悲鸿和潘玉良同年都是留法的同学，也都在上海美专念过书。潘玉良在上海美专学绘画，后来被人知道了她的青楼出身，听到风声的学生家长闹到学校，要赶走这个曾经的青楼歌妓。这次退学，对迷上艺术的潘玉良是一个打击。不过，退学也不全是坏事，她很快考上了里昂中法大学，去法国官费留学了。在艺术求学的道路上，潘玉良得到了陈独秀的鼎力相助，陈亲自推荐她公费去法国学习。潘玉良因出身微贱而引发社会的偏见与非议，作为当时政界风云人物，陈独秀公然在潘玉良的画作上题字以示支持。
女作家苏雪林和潘玉良同学同船前往，她后来回忆有人知道了潘玉良来自青楼，那些出身世家的闺秀，就离潘玉良远远的。到了里昂，甚至拒绝与她同住一间宿舍。同学的排斥也许正好成就了潘玉良，使她整天沉迷于艺术。她画了很多自画像，却不曾有一幅露出过笑容。
回国后，潘玉良受同学徐悲鸿之邀，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在当年的美术界，潘玉良是一个耀眼的名字，她的画展总是名流云集。潘玉良青楼的出身，小妾的身份，都仿佛被艺术的光环掩盖了。然而1937年中日淞沪之战爆发前夕，潘玉良再度去往法国。
为何在抗战前夕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丈夫潘赞化？历来说法纷纭，莫衷一是。
电影《画魂》里说，因一幅人体画《人力壮士》被好事者称为“妓女对嫖客的赞歌”使她愤而出走。这一走潘玉良再也没能回国，也没有再见过潘赞化。有的只是一些家书往来。
第二次赴法的潘玉良在二战中丢了画室，极为窘迫时，遇到了与周恩来一起旅法的华侨王守义。潘玉良的晚年，王守义的影子挥抹不去。他深深爱着这个吸烟、喝酒、唱京戏的女画家，默默地陪着她，为她张罗一切。那时的潘玉良已经四十多岁，并无风韵可言。而在此期间她所作的画，曾被列为法国国宝禁止出境。
潘玉良是从世间的黑暗底层挣扎出来的新女性，这个漫长的蜕变过程，她一直在对人、女人、女人的身体作着好奇的审望。她画里的女人都处在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里，经常以女性的“背部”表现坚毅与生命力度。她刻意突出甚至是夸张地表现女人的臀部、大腿和乳房，她的女人体绘画作品中的女人多是光着一双男人般的大脚，女人的大腿多比腰身还粗壮，形成了独特的潘氏风格，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同样具备很强辨识度的女画家弗里达，她们在绘画语言上的表现形式虽不同，但是潘玉良的画《母爱》与墨西哥画家弗里达的《哺乳》常常被后人拿来比较欣赏，这是两位女性画家绘画生涯中颇具女性意识的作品，有着相同的母性题材，表现出无法生育的遗憾与渴望。
灰姑娘的故事感动着我们，很难简单评说这样的鸡汤电影是好是坏，我更愿意赞赏李安的态度去看待一部电影及其背后的故事，他说：电影不是把大家带到黑暗里面，而是把大家带过黑暗，去黑暗里检验一遍，这样回到阳光底下，你会明白应该如何去面对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