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中洋毒
1876年，郭（嵩焘）抵伦敦。他认为出使外洋，固当委曲以通和好，遇事则须以理求胜，无所屈挠；尤当“一切细心体察，究知所以为利弊得失，苟利于国，仿而行之，否则置之。一存薄视慢悔之心，动作议论，必有不能适宜者”。“西洋立国，本末兼资，……正宜推考其情势”。英人对于他的风釆，深致好评。不久又兼使法国，他的高尚尔雅风度和名望，亦深受法人敬重。他屡次致书李鸿章、沈葆桢，盛言西洋气象日新，学校规模整肃，讨论精详，一皆致之实用，几凡百取成于学。四十年来，中国之不知洋务，由于不学。复将来英途中闻见观感，撰为日记，称颂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如能知其本末，应付得宜，即可致富强，否则必被其祸；并斥宋、明诸儒为害之烈，及今日士大夫的鸱张虚惘。国内的议论对他自始不利，至是物议益为沸腾。编修何金寿劾他“有二心于英国”，他的至好王闿运说他“已中洋毒”，一向钦佩他的李慈铭责他”不知是何肺肝”。他的副使刘锡鸿内结军机大臣李鸿藻，蓄意构陷，更使他痛心，因之一再求去。1879年召回，继任人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郭离英之前，英国朝野皆惜，说他到任以来，不亢不卑，进退合度，遇事用心，见识宏远，对于西洋政事之宜，皆能明察，以大公无私之心，径告国内，知无不言，不愧国使。返国之后，英人仍怀念不置，说他镇定持重，与外国处无损其影响与威仪，对中国政府确已尽职；说中西情势为郭深知，如能畀以大任，不仅为中国得人庆，外国亦将受益。但是他不仅未获重用，且不敢入京。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