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谁的公敌 ——人艺话剧《人民公敌》观感

                
                
人艺首都剧场是我心中神圣的话剧殿堂，林兆华导演是我敬重的实验戏剧的先锋，易卜生是我久仰的现代戏剧之父，因此，没有理由不去看林兆华和韩清导演的话剧《人民公敌》（易卜生1882年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
虽不及《玩偶之家》中出走的娜拉出名，《人民公敌》里的医生斯多克芒以不畏权势，不贪富贵，不惧荣辱，坚决捍卫真理的正义形象跃然于易翁笔尖。原著中峰回路转的情节设计，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活灵活现的众生百态，借助妙趣横生的人物对白和针砭时弊的佳言警句，深刻揭露了虚伪丑陋的当权者和自私贪婪的多数派的嘴脸。作品中孤身作战的斯多克芒呼唤真理的呐喊让人热血沸腾、群情激奋。这是易翁的小说，我更期待在大导的话剧中领略这份震撼。可是，我看到了什么？支离破碎。
话剧《人民公敌》将排练话剧的场景搬上舞台，借演员相互对剧本台词，时而排练，时而情景再现原著故事，如此反复断续地将易翁的故事呈现给观众。
观看过程中，我反复琢磨大导在小说故事结构中增加排练场景的艺术初衷。排练场景的结构设置？毫无逻辑可循，甚至后几幕排练自觉消失了（许是观众抗议的结果）。戏剧冲突？无外乎个别“名腕儿”和配角演员对导演的集体不尊重和被迫服从；台词设计？只是“导演”一次次提醒演员如何更好表达人物情绪，或者“灯光”、“音乐起”之类的枯燥指令。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排练场景与文学场景的穿插出现，搅乱了观众的视听，完全打乱了观众的欣赏习惯。观众正被《人民公敌》的故事发展所吸引，排练现实中的“导演”莫名其妙地打断了演员；或者，观众正在回味排练场景中“导演”对演员表演的分析，《人民公敌》的慷慨陈词又跳跃到十九世纪的温泉小镇。
观众游离也就罢了，可怕的是演员无法入戏。现实排练与小说事件的跳跃出现导致演员情绪酝酿的过程被肢解，无法全神贯注，真正进入状态，因此越演越疲。整个状态松松垮垮，缺乏魂灵。表演松懈、台词疲沓，即便偶尔几句充满力量的台词博得稀松的掌声，功劳也多半是易翁的。与其说是演员在演戏，毋宁说是上台词课，铆足了劲儿吼几嗓子罢了，浮夸多真情少。应邀出演市长一角的黄志忠因为在剧中角色跳跃的戏份相对较少，因此表演基本到位。而主人公斯多克芒的扮演者胡军就不那么幸运了，从始至终在边缘游走。按理说斯多克芒在市民大会上的演说应该将该剧推向高潮，无论是坚守初衷的慷慨陈词，还是寡不敌众的悲愤凄凉，大段告白给了演员充分的施展空间。遗憾的是，我的眼前出现了农民企业家、愣头小伙儿、接受娱乐记者采访的爸爸的形象，唯独聚焦不成医生斯多克芒。相形之下，人艺舞台上“永远”的配角演员邹健虽然也在戏里戏外穿梭不停，却丝毫不影响他的发挥，实在可圈可点。
众所周知，舞台呈现也是话剧艺术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原本能出彩的几处灯光效果却被“导演”在所谓的“排练”情节中草率地主动交代了。“导演”的画蛇添足将舞台意境瞬间变成了滑稽笑料。此外，演员们或现代或十九世纪的混搭着装也彻底颠覆了这部戏的完整统一。医生斯多克芒格子衬衫漏洞牛仔的服装造型更是让人不忍直视。至于中规中矩的布景道具，毋庸赘言了。
痴迷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大导多年前就倡导象传统戏曲一样追求“表现的自由，舞台空间的无限，表演的自由王国”。这部话剧演出前，又借年轻的韩清导演之口说出，“大导常常说现在的戏太像戏了，我们恰恰要打破这个，让我们这个戏别太像戏”。大导探索艺术的勇气永远值得钦佩，但该剧这种草率的表演自由和不求实效的形式创新不要也罢。
特别怀念《赵氏孤儿》时的大导。林兆华版和田沁鑫版《赵氏孤儿》的碰撞带来了多么有力的视听冲击，点燃了多么炽热的艺术圣焰！抽象化的舞台简极而震撼，演员面对观众与其他演员对白的表演形式让观众情不自禁地融入戏中。甚至场灯熄灭后的黑暗与静寂都能让我体会到大导作品的庄严与肃穆。反观大导的《白鹿原》，坐牛车赶羊群的土得掉渣儿的舞台真实，同样让观众活脱脱身临其境。大导的这些创新为我们带来了鲜活的艺术享受！
而这部《人民公敌》显然不同。不知何故，该剧后续的排练场景越来越少，尤其市民大会召开之后的戏份大多集中在小说情境中。但遗憾的是包括主演在内的很多演员依旧飘在戏外，而作为观众的我也依然时刻提防着，生怕再被所谓的排练“愚弄”。
当胡军（医生斯多克芒）逐字逐句“念”出这部作品中本该最振聋发聩的声音：最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全剧终。我的心骤凉，为这部话剧。我知道，不怪胡军。
艺术的魅力源于艺术本身。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呈现艺术，而不是以艺术为名哗众取宠，博取眼球。更不应该花着纳税人（观众）的钱玩艺术。否则，大导的艺术创作和“麻花们”卖座不叫好的演出也没什么区别。后者至少还让观众哄堂大笑“疯”了一夜。而今晚的我在“戏比天大”的首都剧场坐如针毡。
请不要做艺术的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