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歧途
……诚然，我们至此所期许的 并不算多，哪怕抵达只为始于抵达。 ——《小麦加游记》 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曾在《歧途》中写道：“是你自己选择了/这样生活”，这句诗出自上帝对一个正在烹饪鱼的男人所生发的忠告。面对上帝的不断质询，吉尔伯特假借诗中的那个男人，于默想间仍然固执地继续着他对生活的“烹饪”，即便在上帝看来这样的生活是成问题的。基于此，在象征的意义上，似乎可以说“烹饪鱼”就等同于“烹饪生活”，这让我不由地回想起自己曾在两年前写下的诗句：如果不再/烹饪生活，他将陷入孤绝的落难于颓败之中。（《神秘史》）由此而言，“鱼”作为自由的象征，对其加以烹饪也就意味着：决绝于“颓败”的追逐，并于最终宣告了“抵达”的某种过程。亦即在着重强调：“生活”需要我们对自由的无限神往，反过来说，神往“自由”也是我们对生活的无限热忱。 是的，那个烹饪鱼的男人选择了这样生活，他甘于承受生活的寂寥与落寞，仿佛只有当自己所磨砺的生活变得琐碎时，诗意才能从其对细节的捕捉上得以呈现。而对我来说，年纪尚轻使我并未遭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切实生活，这里的生活既可以具体地指向吉尔伯特笔下那些令人痛苦的鱼在烹饪过程中所历经的一道道工序，也可以抽象地代指电影《山河故人》中畏罪潜逃至澳大利亚的张晋生在法律允许持枪却苦于没有敌人的情况下对“自由是什么？”的忿然发问。问题是，我们又该如何从具体到抽象去畅想自由呢？ 大概三年前，我也曾像吉尔伯特一样具体地磨砺过一次生活，当然我在此处言及的“磨砺”特指真正而非抽象意义上的磨砺。当时，我与姐姐正准备烹饪一顿晚餐，面对一大块半冻结状的生牛肉，久未磨砺的菜刀在钝态中败下了阵来。于是，“磨刀”自然成了烹饪前的首要任务，然而我的关注点却始终未在刀刃与磨石的砥砺上，而在一滴滴投射给我以往昔生活影像的水珠里。这件事令我印象极为深刻，事后我便写了一首题为《磨》的诗以作纪念，如下为这首诗的后两节内容： ……多年以前，父亲 被宰牲口的利刃割伤过食指 在岁月的疤痕上，我亲吻着流水的 诘难。然后接过他递给我的钝刀，向一块 粗砺的石头，发泄情绪—— 我痛恨，我们在疲于奔命中，丧失信仰 我无法释怀，一些人用一个字眼 侮辱我们的人格。的确，我得把这些写进 我与刀的耐心对抗中，蘸着忏悔的血 毫无疑问，生活本身难免会带给我们以历史的创伤，它是如此粗砺地标示着我们曾经遭受的苦难，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在疲于奔命中想象坦途。在这里，我想起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有过这么一句话：命运无视于这一切，而伸展着它的轨道。的确，我们需要直面命运的蹉跎，这要求我们不能偏离轨道，以便能够进入海德格尔所言说的本质领域，即“存在者之真理”。巧合的是，在《蜂巢》中我安置了一扇“幸甚的命门”，并写道：“这就是永恒的出路，在天际/像白鲸一样，通向坦途。”事实上，当我们对生命之根本有着深入的理解，并庆幸于它仍存有希望时，我们才能在苍穹之下成为那通向真理之坦途的诗意追问者。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曾论及“我们的生活不在时间内展开，而在空间内展开；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生活，而是为了外界而生活……”诚然，生活往往是不尽人意的，它时刻召唤着我们去弥补那些沿途的漏洞，大抵可以算作是现实中未能达成的种种夙愿，但我更愿将其看作是对我们短暂却不间断的消极诱导。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似乎已经从某个节点上脱了生活的轨，而命运的安排也相应在我们身上暂时失了效。照此看来，我们每个人仿佛都会不经意地、无时不刻地踏上歧途，正如我在《薮》中所写的那样：“当我假装着建议，不要/听命于安排时。他们像群蚕般/无所适从。”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诗题的“薮”字，恰恰可与海德格尔所谓的“深渊”（Abgrund）合并为“渊薮”一词。这种跨语际层面上的合并，实则出于我想借此以海德格尔的观点作为参照，从而做出一则必要的说明：世界的根基，必将确立在对人和物的聚集之中，因而“上帝之缺席”应当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伪命题。 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对聚集的人和物进行确立，我渐渐地觉醒于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伊斯兰教——及其观念下的世界历史与栖留于其中的人。那么，对于宗教身份的认同与觉醒这一事实，它不但激励着我写下了“我们亟需从异化的符号，走向/生活本身。”（《清真寓言》）这样的诗句用以澄明伊斯兰教被“污名化”的现实遭遇，而且也使我在《时间之墟——献给孙谦》中对“丝绸之路”起点的文明与历史进行简单思考后生发出了如下感慨： ……事实是，他们不幸落败 给沙漏的瓶颈——瞬时的定格， 瞥见沙漠风暴中绝迹的文明，我们颇为有幸 像苦旅的行者、趋近的绿洲，与驼铃声。 在上述前提下，新的生活赋予了我以更多承载物，它不仅仅存在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诗意追问之中，也存在于由此营构而出的情感与意识的自我负重之下。长久以来，这种无止境的负重使我几近告别了青春期症状的草创期写作，转而进入到在自己看来较为常规的严肃创作期。毫不讳言，前者一度被我视为在创作上曾经踏入的歧途，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明确了自己在歧途中隐现的问题，进而为后者在内容与形式的探索中注入了更多诗艺上的可能性。 实际上，我不该对自己的创作过多地加以评述，但变动的现实似乎总在迫使着我们与过去划清界限，并邀请我们对过去做出交代以便更好地朝向未来。在“发明词语者，发明未来。”（马雁语）的诗学启发下，我突然意识到诗人是难免要踏上歧途的，他需要摆脱生活中既定且固化的程式去发掘新的秩序，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借此来契合自身对未来生活的全方位想象。然而，在《同心圆》中，我只能写下我们的困境： 我们有同一的 道途，兜转也许依然会 并轨于雪融的 痕迹。而你我至今还 漫漶着忧郁的 风，如多虑的笼中鸟。 去年年末，我与朋友们相约一同踏上了返乡之旅，那是我未曾抵达过的第二精神故乡：宁夏，而我的第一精神故乡则是两年前曾抵达过的被誉为“小麦加”的临夏。在那里，我听闻着激荡的历史、安详的生活，以及处处叫人心生疑虑的现实境况，可能这只是我个人在融入新环境时的过度感触。当“忧郁的/风”徐徐吹过时，我自然也就被诗化成了“多虑的笼中鸟”。 最终，像那个烹饪鱼的男人一样，我也选择了这样生活。“诗”成了我摆脱日常的歧异之路，即使生活仍然会不停地阻滞着我的进路。偶然间，我发现诗人韩东在《多么冷静》中写过这么一句诗“一些/相对而言的歧途，/是他们理解的归宿”，除了对“歧途”等同于“归宿”加以理解之外，细心的读者还会留意到这句诗是没有句号的，其实很多诗行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更有甚者会在形式上彻底去掉标点符号。之所以指出“没有句号”这一形式因素，是因为我想试图用这样一种象征性的方式来理解诗的永无止境，那必将是通往我们能够同去畅达“自由”的精神自留地，而在此“趋近于圆满之地/需未知生活加以佐证：不图兴盛，只求安稳/于艺术的庇护所。”（《兴庆公园》）更是值得我们去实践的。那么，一旦抱着对生活的极大热忱投入到对自由与幸福的追逐中时，“我理应对圆满乐此不疲”（《草球》）。 “不是固执，只是贪心。”这是吉尔伯特在《歧途》中给上帝的答复，对此我们的看法似乎可以达成一致：不满足于生活的馈赠，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心灵上渴求更多。是的，正如题记也恰巧表露了我相近的心声，更重要的是，它还赋予了我能够在诗的歧途上，始终对“抵达”保持着恒久的兴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