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家园摘录》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作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
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旺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我以为,一个人在胸中抹煞可信与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为生活中巨大的压力。走投无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么都信。虽然原因让人同情,但放弃理性总是软弱的行径。”
“不可避免、又不伤害别人的事,谈不上道德。”
“有的人渴慕异性,有的人渴慕同性,但大家对爱情的态度是一样的,歧视和嘲笑是没有道理的。”
“真正的成就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分配来的东西。”
“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保障越多,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
“作父母的总想庇护未成年的儿女,在特殊年代里,无力庇护,就代之以忧虑。”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情的性质却不可混淆。
这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大意是说,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让我们先言尽于此。至于坏事可不可以变成好事,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另一类想法是:我将来要当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现在我出了几本书,但我以为,后一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假定此说是有理的,相当作家的人就该常把自己吊起来,想当历史学家的人就该学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当画家的人就该割去自己的耳朵,混充梵高。什么都想当的人就得把什么都去掉,像个棒子,听起来就不是个道理。
”
“对我来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个逻辑很够用。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到些坏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伦理原则是人人同等看待。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并且尊重“那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更是尊重自己——所有人毕竟属同一物种。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
“You are special”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
“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做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的尊严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就是好的,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总之,在不幸中品来品去。这种想法我很难同意。我原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恶梦;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举例来说,对数学家来说,要他能证明费尔马定理,就可以获得全球数学家家的崇敬,自己也可以得到极大的快感,问题在于你证不出来。物物理学家发明了常温核聚变的方法,也可马上体验幸福的感觉,但你也发明不出来。由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救星。
”
“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当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则要么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假如一个社会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会两样全占。这是因为这个社会里有这样一种格调,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则事急从权,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有平常心。作为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的格调极高,但是不肯写。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调。”
“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照他来看,写书应该能照顾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于话语,它教给我的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时话语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会有人性。”
“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又有很古怪的结论。我能出生,纯属偶然,生在何时何地,也非自身能够左右,故而这个奇妙的新世界,对我来说就是“命运”。我从不抱怨命不好,而是认为它好的很。这肯定是个积极的结论。有过这样的命运之后,我老憋不住呵呵傻笑,并且以为自己很逗,这其实非常不好。把幽默感去掉以后,从过去的岁月里,我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并且多少要费点劲儿,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
“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并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是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横尸遍野更糟;并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要横尸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那么门儿清,我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用多大压力?只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窝十几别都灌傻了呀。在 科个过法嘛。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虽然人生在世会有种种不如意,但你仍可以在幸福与不幸中做出选择。”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文化、浪潮等等抱有充分的尊敬,对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很有兴趣。我不满意的只是在知识领悟里的这种古怪现象:它和超声波哨子、打鸡血是同一类的东西。热起来人人都在搞,过后大家都把它忘掉。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得这些事情,感觉很是寂寞。”
“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旺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我以为,一个人在胸中抹煞可信与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为生活中巨大的压力。走投无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么都信。虽然原因让人同情,但放弃理性总是软弱的行径。”
“不可避免、又不伤害别人的事,谈不上道德。”
“有的人渴慕异性,有的人渴慕同性,但大家对爱情的态度是一样的,歧视和嘲笑是没有道理的。”
“真正的成就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分配来的东西。”
“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保障越多,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
“作父母的总想庇护未成年的儿女,在特殊年代里,无力庇护,就代之以忧虑。”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情的性质却不可混淆。
这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大意是说,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让我们先言尽于此。至于坏事可不可以变成好事,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另一类想法是:我将来要当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现在我出了几本书,但我以为,后一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假定此说是有理的,相当作家的人就该常把自己吊起来,想当历史学家的人就该学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当画家的人就该割去自己的耳朵,混充梵高。什么都想当的人就得把什么都去掉,像个棒子,听起来就不是个道理。
”
“对我来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个逻辑很够用。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到些坏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伦理原则是人人同等看待。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并且尊重“那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更是尊重自己——所有人毕竟属同一物种。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
“You are special”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
“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做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的尊严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就是好的,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总之,在不幸中品来品去。这种想法我很难同意。我原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恶梦;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举例来说,对数学家来说,要他能证明费尔马定理,就可以获得全球数学家家的崇敬,自己也可以得到极大的快感,问题在于你证不出来。物物理学家发明了常温核聚变的方法,也可马上体验幸福的感觉,但你也发明不出来。由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救星。
”
“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当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则要么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假如一个社会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会两样全占。这是因为这个社会里有这样一种格调,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则事急从权,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有平常心。作为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的格调极高,但是不肯写。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调。”
“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照他来看,写书应该能照顾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于话语,它教给我的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时话语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会有人性。”
“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又有很古怪的结论。我能出生,纯属偶然,生在何时何地,也非自身能够左右,故而这个奇妙的新世界,对我来说就是“命运”。我从不抱怨命不好,而是认为它好的很。这肯定是个积极的结论。有过这样的命运之后,我老憋不住呵呵傻笑,并且以为自己很逗,这其实非常不好。把幽默感去掉以后,从过去的岁月里,我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并且多少要费点劲儿,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
“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并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是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横尸遍野更糟;并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要横尸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那么门儿清,我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用多大压力?只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窝十几别都灌傻了呀。在 科个过法嘛。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虽然人生在世会有种种不如意,但你仍可以在幸福与不幸中做出选择。”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文化、浪潮等等抱有充分的尊敬,对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很有兴趣。我不满意的只是在知识领悟里的这种古怪现象:它和超声波哨子、打鸡血是同一类的东西。热起来人人都在搞,过后大家都把它忘掉。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得这些事情,感觉很是寂寞。”
“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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