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isey - 镜头之下：采访小南瓜乐队纪录片《五人乐队》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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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不大，不消一天就能从任何方向横跨整个国家。对于34岁的导演 Oliver Wurffell来说，从慕尼黑的住所到柏林，上下班通勤就像坐一小时飞机一样轻而易举。然而去年9月，他带着自己团队从家乡来到中国拍摄朋克乐队小南瓜。小南瓜乐队的地盘新乡却是他们团队们闻所未闻的。能够配得上14亿总人口的就只有中国那浩瀚的风景了。身高六英尺的Oliver Wurffell不断被中国与众不同的景致和声音所震慑。从繁华的机场到河南的城市，他总是显得格格不入。这个国家规模的庞大和认知都是如此气吞山河，壮丽秀美。
匡威《橡胶制造》邀请小南瓜乐队从家乡飞往柏林中心的 Hansa Tonstudio 录音。这些设备的历史还要追溯到1960年，多年来，这间录音棚经历了搬迁、成长，曾为 U2、Iggy Pop、REM、Snow Patrol 等音乐人炮制过专辑。1977年，David Bowie 就是在这里录制了著名的《Heroes》。当时，这间录音室被称为”靠墙的 Hansa”柏林墙拆除距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推倒柏林墙的象征意义就和小南瓜的故事一样。走进录音棚的时候，小南瓜被嘉宾制作人、纽约朋克老炮 Marky Ramone 吓了一大跳。尽管非常兴奋，他们还是专注地演唱了一首自己的歌，这首歌很容易就会被误认为是 The Stooges 的早期作品。
文化的大熔炉组成了小南瓜的旅途——《五人乐队》，这个标题还不足以定义他们的故事。在出国做音乐这个看似美妙的难得机会之下，小南瓜实则正面临着一场身份危机，他们还沉浸在与原主唱阴阳相隔的悲伤情绪中，而新主唱又打乱了原本的旅行计划。尽管存在语言障碍，导演Oliver Wurffell 还是分享了在中国搞艺术创作的实际政治意义，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朋克精神。
Noisey：最初是什么吸引了你加入这个项目？
Oliver Wurffell：我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对拍摄很有兴趣。我之前去过中国两次。当我听说他们这支中国的朋克乐队要离开家乡，到传奇的 Hansa Tonstudio 录音时，我非常期待。后来我们开始为纪录片寻找主题，希望这个主题不仅仅只是“朋克在中国”而已。起初，我们打算加入政治要素，因为朋克和政治不分家。但最后我们放弃了，因为（小南瓜）担心故事会变得过于政治化。我们发现 Marky 和小南瓜之间的故事不仅仅是通过朋克摇滚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还都曾经失去过心爱的乐队成员。于是，这便成为了最明显的主题，我们就从这里着手。
你是在德国长大的，你对 Hansa Tonstudio熟悉吗？
Hansa Tonstudio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音乐界的圣地麦加了。我之前从没去过，但我知道这间录音棚非常具有标志性。Bowie、Depeche Mode，还有东西德分裂时期的那些艺术家，他们都是在那里录歌的，两德统一后去的人更多了。这间录音棚诉说着许多历史，你会沉浸在它的氛围中。
在录音棚录音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在努力捕捉一种能量？
当然，小南瓜第一次出国。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所以，离开祖国，飞往各方面完全不同的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尤其来到是充满活力、以艺术气息闻名的欧洲城市柏林。他们一抵达柏林就被这座城市迷住了，我很好奇当他们最终走进 Hansa会有什么感觉。当时我打算在他们踏入录音棚的时候多拍一些镜头。你虽然无法用肉眼亲见历史，却能感受得到它的气息。录音棚有些设备已经开始生锈，还摆放着一些老乐器，金唱片挂在墙上。乐队抵达这儿的头一个小时里，成员们一直在到处闲逛，后来他们开始调试乐器。看着他们全身心投入其中的过程非常有趣。
《五人乐队》这一集或许是整个《橡胶制造》系列中最深刻、最有力的一期。比起按时间顺序讲述乐队录制新歌的故事，你一定还有很多想说的吧。先是小南瓜的原主唱去世，后来他们的新主唱又没能获得签证去往德国。整个故事的核心是什么？
在对待原主唱去世这件事上，他们非常严肃。当时我们意识到不能谈论政治，那就需要另一条强有力的故事线。通常，人们在讲述自己失去某个朋友的时候，如果不够真实，或者不能发自肺腑，那么故事就会落入俗套。但乐队和摄制团队见面的时候，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气氛的凝重。暂且忘掉政治吧，每个人都明白朋克是一种态度，但是这种被逝去的朋友“遗忘在人间”的故事才更值得我们去讲述。
拍摄过程中有两个时刻，你可以看出乐队对这件事真的是非常认真。一个是他们在 Hansa录音，用骄傲和欢笑致敬已故的好友；还有一个是我们问主唱为什么他没能来欧洲的时候，他只是说签证官剥夺了他的梦想。你能感觉到这有多么可惜；他失去了这次机会，没法和朋友们一起在这里录音，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大事，他们觉得像是失去了什么，就像失去离开人世的前主唱一样。
拍摄他们在中国祭拜朋友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经他们之口来告诉我们前主唱的故事，但我不想伪造这个场景。他们决定带我去他的坟墓。中国人的墓碑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和我们的文化不同，看着挺怪的，比如说我们先是看见了一面金色的大墙，上面有许多小门，进门前，他们买了一些纸，纸上印着不同的物品，有洗衣机、车子和手机。他们告诉我，这些东西都会烧掉，因为它们会被带到前主唱所在的天堂，各式各样的物品是为了让他保持健康和富有。后来，他们打开了一个小盒子，拿出一张照片。接着，他们去外面把东西都烧了。他们说，英年早逝这种事，在中国的传统中，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因为通常来说只有父母下葬后才会轮到子女。所以前主唱的骨灰会一直待在存放间里，直到他的父母过世。
作为一个导演，你以前有没有参与过这么私人的活动？
和你一样，当你采访别人的时候，几番交谈后会和被访者变得很亲密，有时候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我和摄影导演更多只是站在一边，观察这个过程，并没有参与进去。我们选择退居二线，因为这事的性质实在太私人了。从他们离开朋友安息之地的那个镜头做，你可以看出，他们已然走到了心理舒适区之外。之后，他们开始放鞭炮。这不是为了好运，而是驱赶恶魔。放完鞭炮，他们回到车上，我们又开始交谈起来，他们也放松了。
采访结束后，我询问他们事情的经过，因为他们从来没亲自告诉过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得出来，他们差点打算中断采访。谈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真的很艰难。
关于前主唱去世，你了解到了什么？
是一场车祸。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但汉语真的太微妙了，就算有翻译还是存在语言障碍。从某个时刻起，你意识到开始变得严肃了，你不想再问下一个问题，这个采访变得岌岌可危。他们只是提到说是一场事故令他们永远失去了朋友。
你本来打算着重政治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决定放弃了，其实短片中隐约还透露着些许这方面的意味。不但有 Marky Ramone 在他的叙述中暗示了一些政治 这些家伙也说自己看到了很多涂鸦，这要是在中国一定逃脱不了惩罚。我想这些概念还是流露了出来。战争、艺术和表达都受到了政治和政治结果的内在影响。
当然了。我觉得最后让Marky开口，是我们柔化政治要素的唯一机会。我们选择了讽刺的意象，比如一些档案影像。我们很认真地对待政治，特别是当下，不仅是欧洲，全世界都在发生着改变。如果我们完全忽略政治元素，显然非常可惜，所以我们另辟蹊径地把这一元素加入影片，这些家伙也不会惹上麻烦。采访的时候，我问了一些政治问题，他们都拒绝回答。他们很害怕。于是我们决定使用反讽，让你在欢笑的同时，也会产生深深的思索。
在中国那块地区拍摄是什么感觉？它几乎和纽约在同一纬度，而那座城市既有美好，也有深夜的惨淡……
我们刚到那会儿，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前所未见。我们是整个城市里仅有的四个西方白人。人们把车停下来，对着我们拍照。我有六尺高，摄影导演有一头金色的卷发。太疯狂了，身处于他们号称舒适随意的城市，但亲眼所见却是荒唐可笑。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和西方世界不同，因此我们决定要强化这一部分。
当你在那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会扼杀创造力的地方？
我们对拍摄的内容很小心。我们有来自中国的口译和制作人，他们会说：“这是政府建筑物，你们不能拍摄。”尽管如此，我们从未感觉到不安。这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又脏又吵，令人无所适从。踏出车门的第一刻，你心想：“这个主意可能有点糟糕”，但一个小时后，我们觉得很自在，可以放手一搏。我们知道有一些知名音乐人被拘留过，不过我们没有被任何人干扰。我们和这些男孩们一起开心地拍摄。
展示乐手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拍摄内容吗？
我想要展现他们也是做着普通工作的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内心还过着朋克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你应该了解并感受的。弹贝斯和当牙医通常风马牛不相及，吉他手又突然在史上最丑陋的厨房里工作。这些实际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放大了朋克的意义。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介绍一个人的时候，你肯定想不到他居然是玩朋克乐队的。
乐队和 Marky Ramone 是怎么互动的？有语言障碍吗？
一开始他们都有点拘谨，因为 Marky 是他们的偶像，而突然间他们就和 Marky Ramone 共处一室了。能从 Hansa 开始这次录音让他们欣喜若狂。不过，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合作也相当顺利。Marky 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语言障碍确实让我们笑声不断，我们也捕捉了其中一些，但总体气氛依然很融洽。
把音乐人转移到另一个环境的概念是否真的能培养他们创造力呢？
这就是这项新体验的美妙之处。如果你是一个开明的人，你会对周围产生极大的好奇，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我认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感受到了柏林的氛围，还有我们带他们去的地方所呈现出来的创造力和艺术。他们真切地领悟到了传递的信息。我们带他们去了一些政治地标，比如柏林的查理检查站，还解释了当时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想他们应该感受到了背后意义。留守在中国的现主唱和新环境中的这些氛围，也为他们的歌增添了特别的东西。我非常确定，你能在歌里感受到。
德国不大，不消一天就能从任何方向横跨整个国家。对于34岁的导演 Oliver Wurffell来说，从慕尼黑的住所到柏林，上下班通勤就像坐一小时飞机一样轻而易举。然而去年9月，他带着自己团队从家乡来到中国拍摄朋克乐队小南瓜。小南瓜乐队的地盘新乡却是他们团队们闻所未闻的。能够配得上14亿总人口的就只有中国那浩瀚的风景了。身高六英尺的Oliver Wurffell不断被中国与众不同的景致和声音所震慑。从繁华的机场到河南的城市，他总是显得格格不入。这个国家规模的庞大和认知都是如此气吞山河，壮丽秀美。
匡威《橡胶制造》邀请小南瓜乐队从家乡飞往柏林中心的 Hansa Tonstudio 录音。这些设备的历史还要追溯到1960年，多年来，这间录音棚经历了搬迁、成长，曾为 U2、Iggy Pop、REM、Snow Patrol 等音乐人炮制过专辑。1977年，David Bowie 就是在这里录制了著名的《Heroes》。当时，这间录音室被称为”靠墙的 Hansa”柏林墙拆除距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推倒柏林墙的象征意义就和小南瓜的故事一样。走进录音棚的时候，小南瓜被嘉宾制作人、纽约朋克老炮 Marky Ramone 吓了一大跳。尽管非常兴奋，他们还是专注地演唱了一首自己的歌，这首歌很容易就会被误认为是 The Stooges 的早期作品。
文化的大熔炉组成了小南瓜的旅途——《五人乐队》，这个标题还不足以定义他们的故事。在出国做音乐这个看似美妙的难得机会之下，小南瓜实则正面临着一场身份危机，他们还沉浸在与原主唱阴阳相隔的悲伤情绪中，而新主唱又打乱了原本的旅行计划。尽管存在语言障碍，导演Oliver Wurffell 还是分享了在中国搞艺术创作的实际政治意义，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朋克精神。
Noisey：最初是什么吸引了你加入这个项目？
Oliver Wurffell：我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对拍摄很有兴趣。我之前去过中国两次。当我听说他们这支中国的朋克乐队要离开家乡，到传奇的 Hansa Tonstudio 录音时，我非常期待。后来我们开始为纪录片寻找主题，希望这个主题不仅仅只是“朋克在中国”而已。起初，我们打算加入政治要素，因为朋克和政治不分家。但最后我们放弃了，因为（小南瓜）担心故事会变得过于政治化。我们发现 Marky 和小南瓜之间的故事不仅仅是通过朋克摇滚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还都曾经失去过心爱的乐队成员。于是，这便成为了最明显的主题，我们就从这里着手。
你是在德国长大的，你对 Hansa Tonstudio熟悉吗？
Hansa Tonstudio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音乐界的圣地麦加了。我之前从没去过，但我知道这间录音棚非常具有标志性。Bowie、Depeche Mode，还有东西德分裂时期的那些艺术家，他们都是在那里录歌的，两德统一后去的人更多了。这间录音棚诉说着许多历史，你会沉浸在它的氛围中。
在录音棚录音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在努力捕捉一种能量？
当然，小南瓜第一次出国。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所以，离开祖国，飞往各方面完全不同的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尤其来到是充满活力、以艺术气息闻名的欧洲城市柏林。他们一抵达柏林就被这座城市迷住了，我很好奇当他们最终走进 Hansa会有什么感觉。当时我打算在他们踏入录音棚的时候多拍一些镜头。你虽然无法用肉眼亲见历史，却能感受得到它的气息。录音棚有些设备已经开始生锈，还摆放着一些老乐器，金唱片挂在墙上。乐队抵达这儿的头一个小时里，成员们一直在到处闲逛，后来他们开始调试乐器。看着他们全身心投入其中的过程非常有趣。
《五人乐队》这一集或许是整个《橡胶制造》系列中最深刻、最有力的一期。比起按时间顺序讲述乐队录制新歌的故事，你一定还有很多想说的吧。先是小南瓜的原主唱去世，后来他们的新主唱又没能获得签证去往德国。整个故事的核心是什么？
在对待原主唱去世这件事上，他们非常严肃。当时我们意识到不能谈论政治，那就需要另一条强有力的故事线。通常，人们在讲述自己失去某个朋友的时候，如果不够真实，或者不能发自肺腑，那么故事就会落入俗套。但乐队和摄制团队见面的时候，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气氛的凝重。暂且忘掉政治吧，每个人都明白朋克是一种态度，但是这种被逝去的朋友“遗忘在人间”的故事才更值得我们去讲述。
拍摄过程中有两个时刻，你可以看出乐队对这件事真的是非常认真。一个是他们在 Hansa录音，用骄傲和欢笑致敬已故的好友；还有一个是我们问主唱为什么他没能来欧洲的时候，他只是说签证官剥夺了他的梦想。你能感觉到这有多么可惜；他失去了这次机会，没法和朋友们一起在这里录音，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大事，他们觉得像是失去了什么，就像失去离开人世的前主唱一样。
拍摄他们在中国祭拜朋友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经他们之口来告诉我们前主唱的故事，但我不想伪造这个场景。他们决定带我去他的坟墓。中国人的墓碑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和我们的文化不同，看着挺怪的，比如说我们先是看见了一面金色的大墙，上面有许多小门，进门前，他们买了一些纸，纸上印着不同的物品，有洗衣机、车子和手机。他们告诉我，这些东西都会烧掉，因为它们会被带到前主唱所在的天堂，各式各样的物品是为了让他保持健康和富有。后来，他们打开了一个小盒子，拿出一张照片。接着，他们去外面把东西都烧了。他们说，英年早逝这种事，在中国的传统中，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因为通常来说只有父母下葬后才会轮到子女。所以前主唱的骨灰会一直待在存放间里，直到他的父母过世。
作为一个导演，你以前有没有参与过这么私人的活动？
和你一样，当你采访别人的时候，几番交谈后会和被访者变得很亲密，有时候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我和摄影导演更多只是站在一边，观察这个过程，并没有参与进去。我们选择退居二线，因为这事的性质实在太私人了。从他们离开朋友安息之地的那个镜头做，你可以看出，他们已然走到了心理舒适区之外。之后，他们开始放鞭炮。这不是为了好运，而是驱赶恶魔。放完鞭炮，他们回到车上，我们又开始交谈起来，他们也放松了。
采访结束后，我询问他们事情的经过，因为他们从来没亲自告诉过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得出来，他们差点打算中断采访。谈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真的很艰难。
关于前主唱去世，你了解到了什么？
是一场车祸。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但汉语真的太微妙了，就算有翻译还是存在语言障碍。从某个时刻起，你意识到开始变得严肃了，你不想再问下一个问题，这个采访变得岌岌可危。他们只是提到说是一场事故令他们永远失去了朋友。
你本来打算着重政治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决定放弃了，其实短片中隐约还透露着些许这方面的意味。不但有 Marky Ramone 在他的叙述中暗示了一些政治 这些家伙也说自己看到了很多涂鸦，这要是在中国一定逃脱不了惩罚。我想这些概念还是流露了出来。战争、艺术和表达都受到了政治和政治结果的内在影响。
当然了。我觉得最后让Marky开口，是我们柔化政治要素的唯一机会。我们选择了讽刺的意象，比如一些档案影像。我们很认真地对待政治，特别是当下，不仅是欧洲，全世界都在发生着改变。如果我们完全忽略政治元素，显然非常可惜，所以我们另辟蹊径地把这一元素加入影片，这些家伙也不会惹上麻烦。采访的时候，我问了一些政治问题，他们都拒绝回答。他们很害怕。于是我们决定使用反讽，让你在欢笑的同时，也会产生深深的思索。
在中国那块地区拍摄是什么感觉？它几乎和纽约在同一纬度，而那座城市既有美好，也有深夜的惨淡……
我们刚到那会儿，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前所未见。我们是整个城市里仅有的四个西方白人。人们把车停下来，对着我们拍照。我有六尺高，摄影导演有一头金色的卷发。太疯狂了，身处于他们号称舒适随意的城市，但亲眼所见却是荒唐可笑。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和西方世界不同，因此我们决定要强化这一部分。
当你在那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会扼杀创造力的地方？
我们对拍摄的内容很小心。我们有来自中国的口译和制作人，他们会说：“这是政府建筑物，你们不能拍摄。”尽管如此，我们从未感觉到不安。这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又脏又吵，令人无所适从。踏出车门的第一刻，你心想：“这个主意可能有点糟糕”，但一个小时后，我们觉得很自在，可以放手一搏。我们知道有一些知名音乐人被拘留过，不过我们没有被任何人干扰。我们和这些男孩们一起开心地拍摄。
展示乐手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拍摄内容吗？
我想要展现他们也是做着普通工作的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内心还过着朋克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你应该了解并感受的。弹贝斯和当牙医通常风马牛不相及，吉他手又突然在史上最丑陋的厨房里工作。这些实际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放大了朋克的意义。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介绍一个人的时候，你肯定想不到他居然是玩朋克乐队的。
乐队和 Marky Ramone 是怎么互动的？有语言障碍吗？
一开始他们都有点拘谨，因为 Marky 是他们的偶像，而突然间他们就和 Marky Ramone 共处一室了。能从 Hansa 开始这次录音让他们欣喜若狂。不过，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合作也相当顺利。Marky 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语言障碍确实让我们笑声不断，我们也捕捉了其中一些，但总体气氛依然很融洽。
把音乐人转移到另一个环境的概念是否真的能培养他们创造力呢？
这就是这项新体验的美妙之处。如果你是一个开明的人，你会对周围产生极大的好奇，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我认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感受到了柏林的氛围，还有我们带他们去的地方所呈现出来的创造力和艺术。他们真切地领悟到了传递的信息。我们带他们去了一些政治地标，比如柏林的查理检查站，还解释了当时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想他们应该感受到了背后意义。留守在中国的现主唱和新环境中的这些氛围，也为他们的歌增添了特别的东西。我非常确定，你能在歌里感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