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者与无能者
人类过于郑重其事了，这是世界的原罪。——王尔德
众神之王的宙斯亦不敢妄称万能。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话锋一转，轻描淡写地说宙斯不过是“天上打雷”，呛得观者失笑。克罗诺斯的儿子既无法阻止普罗米修斯造反之乱，也无法打破圆球人的进击，不分昼夜让奥林匹斯山雷声大作。人有人的宿命，不死者亦然。地母盖亚挑选宙斯一起造反克罗诺斯之时，看重的是他的狡智多谋。时间将赋予世间以一切，既有天神的不死之身，何需谋略？宙斯不过是他父母之众多子女中的一个，在提坦众神面前，天上打雷的小辈没有统治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宙斯的称王是英雄史诗的起点。他推翻了父亲的统治，正如他的父亲推翻了自己的父亲，然而乌拉诺斯诅咒克罗诺斯“你也将像我一样，被自己的儿子推翻”，宙斯却免于此诅咒。他像自己的父亲般恐惧，却因此生下了雅典娜。宙斯维持了一种适宜的平衡，将冥界交给哈德斯，大海交给波塞冬，自己占据天穹，受人仰望。乌云与雷电之神贴近英雄，也在于他心中不曾升起这样一种假定，即自己可包容万神为大有。自己的女儿命运三女神的判词，他也要和诸神一同服从。宙斯有其招牌式暴怒，在以宙斯为配角的英雄故事中，情节大抵相同：人或神惹怒了宙斯，于是万神之王电闪雷鸣，之后主人公陷入了永恒的命运。论人难以摆脱其命运，是神话史诗与古希腊肃剧的共同立意点。
永恒的命运——在近代之前的文明中，大多有这样一种永恒论的倾向，即社会与统治会始终存续，永不改变，人、神、鬼作为一个整体循环往复，与世长存。没有什么会真正远离人，即使是死去的族类或是愤怒的神明，在神秘之外也没有其他神秘，神总有惩罚，也总无坠落。这种永恒的世界观允诺了价值的恒定。神的律法不会更改，鬼魂带着不舍游荡着，献上警告或箴言，而人世常有善恶与阶序，人的所作所为不会背叛他。
这种价值的恒定与统治有关。统治者不一定是最有能者，正如宙斯所展示的那样，也不一定是理性而公允的，如雷电之神的愤怒。但其必定是神性的。对于人世的必死者而言，神性就意味着正当性。神的统治与人神或是哲人王的统治，在近代之后转为民治统治，首先消散的便是价值的幻觉，神性被彻底否定出权力领域，而市民的一种正当性又难以推翻另一种。
有能者的荣耀也随之变质。巴赫（J.S.Bach）的《音乐的奉献（The Musical Offering）》的诞生故事是有能者的典范：热爱音乐的腓特烈大帝请巴赫试奏自己收藏的希尔博曼钢琴时，巴赫主动请国王给他出一个赋格主题，他将立刻即兴演奏。腓特烈提出希望听到一首有六个非自由声部的赋格曲，以了解这种技巧的极限。巴赫立刻遵命进行了演奏。惊喜的国王还想再听他演奏管风琴，巴赫亦遵命，并在之后用三部和六部的形式为国王主题谱曲，加入几段对应此主题的卡农经过句，冠以“音乐的奉献”之名进献。《集异璧》将这段故事中即兴演奏的六个声部的赋格的难度比做同时下60盘盲棋，且全部都要下赢。（如果阿尔法狗接到这个任务，恐怕要死机吧。）此逸闻中巴赫的有能，或许已被夸张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巴赫将《音乐的奉献》印刷本献给腓特烈大帝时，同封的信函开头却如此写道：“微臣在此最卑微地呈给陛下一曲音乐之奉献。其最高贵部分出自陛下圣手。”其中最神奇的一首卡农（Canon per Tonos）连续变调、上升正正六次后，又恢复C小调，在高八度位置恰如其分地终止，暗示它的无穷性质——然后巴赫在乐谱的边空上写下“转调升高，国王的荣耀也升高”。
人不再忠诚于命运，近代人对才能的崇拜常有急功近利的傲慢。价值既然走下了神性的高台，便可以如同泥塑一般摆弄，再将它交给权柄。价值原本是目的之擎天柱上的空中花园，天庭被驱逐出人界之后，目的毫不留情地吞噬了他的覆盖者，他们同归于尽了。人同时是一个不安的人，一个恐惧的人，一个有能的人和一个政治的人，在漫无目的之时代，有能者同时是无能者，因为凡人总有能力的限度，或为死生，或为高贵。此时，有能者又需要自己是一个无能者，因为界限或者限度，是最终的保障，让疲劳的人从无意义的沉溺之中可得片刻稍息。站在有能与无能的界限上，人判断了自身的目标与价值。人是否有价值的当代命题，是关于指人的何种能力、到达何种限度便可被看清或是被接受。人的价值感被操纵时，实际上被操纵的是能力的界限期待。然而，人常质疑自身的能力，少挑战价值期待。想要以一种正当性推翻另一种正当性太过困难了，但自我攻击和自我满足容易喂饱世人。
除了诗意的狂喜，神性远离了我们。有能者尝试用执着代替目的，在理性的尽头重获神秘。刘慈欣在《三体》与《时间旅人》中多次写到祭司科学家的形象。物理学家向当政者宣称，他（她）们对知识和未知的热爱不过是一种变相毒品，与学者的责任感或自负无关。（自负——多么有趣的特征，自负的人最热爱正义，以至于是非对错、高低贵贱成为了人的价值。）刘描写道，当外星文明提出以余寿为交换，可以告知地球的求知者们以智慧时，所有顶尖的学者均选择了崇高而体面的自杀。一批一批人列队进入外星人的授课室，听取了宇宙文明的发现与新知，激动地相互讨论10分钟，然后心满意足地迎接死亡。当宇宙出现异象时，首先发现这一现象的重大意义的科学家，惊骇地自杀身亡，又有科学家从此得上了恐惧太阳的精神神经症。想做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人先要成为一个有能者，获取相应的权威与认可，然后大可戛然而止，余生做白领科学家，生产知识换取生计。或者，如同刘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一般，无可选择地成为一个祭司科学家，科学就是宗教，真理就是狂喜和幻觉，探究既为祭祀。这样的人生，不言而喻，是有强大的意义感的。刘的讽刺没有终止于此：祭司科学家们在死前询问外星人，宇宙的目的是什么？对方沉默。
价值崩塌坠下，人却无法放弃对于升高的渴望。有能者的动力学，是创造、进步、向上、攻击。能力表示改变，表示一种刻意的持续，或是一种现象的使役连贯。能力是判断力和理解力，是执行和创造，是沟通和拒绝，是影响和期待。我们谈有能或者无能，好似是在能力之上加入一个限定语，实质上所谈论的是两个不相关连的事物。老子的无能并不是有能的反义，正如无为并不是有为的反义。如若人要重新扛起混沌的天地，划分价值的界限，第一课便是接受无能乃人生常态，在尝试改变的路途上，人所做出的最艰难的选择，莫过于傲慢地认为自己是有选择可做的。只在无能的土地上，方可种出有能的番薯。幸运的有能者吃着甜番薯，不得力的有能者则忍受着灾荒，两者皆忘记了足下之根基。我们的生存和我们本身是不相关的，正如我们的无能和我们本身是不相关的。旅行者借力于种种交通工具，却无法改变出行的起点与终点。既然演奏者难以反抗写乐谱的人和制造钢琴的人，自由又在哪里呢？
无能者的24小时便是24小时，有能者的24小时便只剩一半了。有能者并不是活在当下的，而是活在永恒的目的之中。有能者也不是活在血肉里的，肉身随时可以作为交换，只为了踏出那向前的一步，即使那一步如同之前的一步一样，没有答案抚慰人心。无能者在这个时代（或者是之前的时代）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时代需要的是军歌和激荡血液的节拍，人声太脆弱了。
人时长经受到脆弱的极大诱惑，无法放弃做一个无能者。宫泽贤治的诗以《不败于雨》为题，写到“东若有病者，则往陪慰/西若有母疲，则为负稻劳作/南若有死者，则无惧而往，为其火化/北若有纷争，则往劝其止/无人称颂/无人嘲讽”。叶芝在《凯尔特的薄暮》中以淡淡的热切回忆爱尔兰的精灵，“上帝孤独地伫立，吹响号角；时光和世界匆匆飞逝。灰色薄暮比爱情更仁慈，清晨露水比希望更亲切”。无能者缺少一种意志的野心，在光阴的历史之前和人类的欲望之后，无能者放弃了挣扎，享受起日常的幸福来。无能的爱是最坚韧而真实的。
我常惊讶于有能者的执着，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一场争斗，即使不算有勇气，也足够刚毅了。90年代初，诗人芒克有一次从北京到上海，途中大谈诗歌为所有艺术形式之中的至高无上。有人异议，认为诗歌不是艺术的最高形式，音乐才是。结果当席所有诗人皆站到芒克一边，场面颇尴尬。当年《今天》诗派的诗人，除舒婷隅居福建，难有体面的下场。有的移民后苦等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有的被卷入命案。海子一笔一划地写“太阳和土地”，用意象加冕自己成了诗歌王子。
再晚些许时日，他便不用自杀，天安门广场上的荣耀和爱情会给他真正的权柄。有能者的血气所不愿承认的是，自身所需要的存在感，是可被交换和代替的。为了能力的假象，人准备随时背叛自己的道路。有能者的脆弱如同易碎的望远镜，以目光的狭窄交换深远的可能性。无能者的脆弱嵌在骨头缝中，只等老化和病痛，最终消逝成灰——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有能者是轮回的中轴力，不惜苦劳地持续战斗，尽管手段变成了目的，也要再造出个空中城堡来。无能者是轮回的旁观者，知道人的劳苦终究是属于人的，不属于天神的静默。
时代是没有好坏区分的，时代也从不顾及个人。但是如果诗意和灵魂远离了人，无论是在何时，人应该学会等待。可以在路上等，可以在有能者的城邦中消磨时光，也可以寻找不存在的山野和村庄。无能者不是悲观者，仅仅是守护者。在人尚未找到自身的答案之时，不以他卑劣的创造物为答案。这个时代的无能者如同以往时代的无能者，离价值还有很远，或许距离超出了一生一世，但这不构成悲痛的理由。真相不因为人而存在，它的崇高不会怪罪人的渺小。它出示的谜题编织了这个我们生长于其中的生命牢笼，美丽而伟大，没有什么需要逃出其中，也没有什么事物可以真正远离。
众神之王的宙斯亦不敢妄称万能。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话锋一转，轻描淡写地说宙斯不过是“天上打雷”，呛得观者失笑。克罗诺斯的儿子既无法阻止普罗米修斯造反之乱，也无法打破圆球人的进击，不分昼夜让奥林匹斯山雷声大作。人有人的宿命，不死者亦然。地母盖亚挑选宙斯一起造反克罗诺斯之时，看重的是他的狡智多谋。时间将赋予世间以一切，既有天神的不死之身，何需谋略？宙斯不过是他父母之众多子女中的一个，在提坦众神面前，天上打雷的小辈没有统治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宙斯的称王是英雄史诗的起点。他推翻了父亲的统治，正如他的父亲推翻了自己的父亲，然而乌拉诺斯诅咒克罗诺斯“你也将像我一样，被自己的儿子推翻”，宙斯却免于此诅咒。他像自己的父亲般恐惧，却因此生下了雅典娜。宙斯维持了一种适宜的平衡，将冥界交给哈德斯，大海交给波塞冬，自己占据天穹，受人仰望。乌云与雷电之神贴近英雄，也在于他心中不曾升起这样一种假定，即自己可包容万神为大有。自己的女儿命运三女神的判词，他也要和诸神一同服从。宙斯有其招牌式暴怒，在以宙斯为配角的英雄故事中，情节大抵相同：人或神惹怒了宙斯，于是万神之王电闪雷鸣，之后主人公陷入了永恒的命运。论人难以摆脱其命运，是神话史诗与古希腊肃剧的共同立意点。
永恒的命运——在近代之前的文明中，大多有这样一种永恒论的倾向，即社会与统治会始终存续，永不改变，人、神、鬼作为一个整体循环往复，与世长存。没有什么会真正远离人，即使是死去的族类或是愤怒的神明，在神秘之外也没有其他神秘，神总有惩罚，也总无坠落。这种永恒的世界观允诺了价值的恒定。神的律法不会更改，鬼魂带着不舍游荡着，献上警告或箴言，而人世常有善恶与阶序，人的所作所为不会背叛他。
这种价值的恒定与统治有关。统治者不一定是最有能者，正如宙斯所展示的那样，也不一定是理性而公允的，如雷电之神的愤怒。但其必定是神性的。对于人世的必死者而言，神性就意味着正当性。神的统治与人神或是哲人王的统治，在近代之后转为民治统治，首先消散的便是价值的幻觉，神性被彻底否定出权力领域，而市民的一种正当性又难以推翻另一种。
有能者的荣耀也随之变质。巴赫（J.S.Bach）的《音乐的奉献（The Musical Offering）》的诞生故事是有能者的典范：热爱音乐的腓特烈大帝请巴赫试奏自己收藏的希尔博曼钢琴时，巴赫主动请国王给他出一个赋格主题，他将立刻即兴演奏。腓特烈提出希望听到一首有六个非自由声部的赋格曲，以了解这种技巧的极限。巴赫立刻遵命进行了演奏。惊喜的国王还想再听他演奏管风琴，巴赫亦遵命，并在之后用三部和六部的形式为国王主题谱曲，加入几段对应此主题的卡农经过句，冠以“音乐的奉献”之名进献。《集异璧》将这段故事中即兴演奏的六个声部的赋格的难度比做同时下60盘盲棋，且全部都要下赢。（如果阿尔法狗接到这个任务，恐怕要死机吧。）此逸闻中巴赫的有能，或许已被夸张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巴赫将《音乐的奉献》印刷本献给腓特烈大帝时，同封的信函开头却如此写道：“微臣在此最卑微地呈给陛下一曲音乐之奉献。其最高贵部分出自陛下圣手。”其中最神奇的一首卡农（Canon per Tonos）连续变调、上升正正六次后，又恢复C小调，在高八度位置恰如其分地终止，暗示它的无穷性质——然后巴赫在乐谱的边空上写下“转调升高，国王的荣耀也升高”。
人不再忠诚于命运，近代人对才能的崇拜常有急功近利的傲慢。价值既然走下了神性的高台，便可以如同泥塑一般摆弄，再将它交给权柄。价值原本是目的之擎天柱上的空中花园，天庭被驱逐出人界之后，目的毫不留情地吞噬了他的覆盖者，他们同归于尽了。人同时是一个不安的人，一个恐惧的人，一个有能的人和一个政治的人，在漫无目的之时代，有能者同时是无能者，因为凡人总有能力的限度，或为死生，或为高贵。此时，有能者又需要自己是一个无能者，因为界限或者限度，是最终的保障，让疲劳的人从无意义的沉溺之中可得片刻稍息。站在有能与无能的界限上，人判断了自身的目标与价值。人是否有价值的当代命题，是关于指人的何种能力、到达何种限度便可被看清或是被接受。人的价值感被操纵时，实际上被操纵的是能力的界限期待。然而，人常质疑自身的能力，少挑战价值期待。想要以一种正当性推翻另一种正当性太过困难了，但自我攻击和自我满足容易喂饱世人。
除了诗意的狂喜，神性远离了我们。有能者尝试用执着代替目的，在理性的尽头重获神秘。刘慈欣在《三体》与《时间旅人》中多次写到祭司科学家的形象。物理学家向当政者宣称，他（她）们对知识和未知的热爱不过是一种变相毒品，与学者的责任感或自负无关。（自负——多么有趣的特征，自负的人最热爱正义，以至于是非对错、高低贵贱成为了人的价值。）刘描写道，当外星文明提出以余寿为交换，可以告知地球的求知者们以智慧时，所有顶尖的学者均选择了崇高而体面的自杀。一批一批人列队进入外星人的授课室，听取了宇宙文明的发现与新知，激动地相互讨论10分钟，然后心满意足地迎接死亡。当宇宙出现异象时，首先发现这一现象的重大意义的科学家，惊骇地自杀身亡，又有科学家从此得上了恐惧太阳的精神神经症。想做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人先要成为一个有能者，获取相应的权威与认可，然后大可戛然而止，余生做白领科学家，生产知识换取生计。或者，如同刘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一般，无可选择地成为一个祭司科学家，科学就是宗教，真理就是狂喜和幻觉，探究既为祭祀。这样的人生，不言而喻，是有强大的意义感的。刘的讽刺没有终止于此：祭司科学家们在死前询问外星人，宇宙的目的是什么？对方沉默。
价值崩塌坠下，人却无法放弃对于升高的渴望。有能者的动力学，是创造、进步、向上、攻击。能力表示改变，表示一种刻意的持续，或是一种现象的使役连贯。能力是判断力和理解力，是执行和创造，是沟通和拒绝，是影响和期待。我们谈有能或者无能，好似是在能力之上加入一个限定语，实质上所谈论的是两个不相关连的事物。老子的无能并不是有能的反义，正如无为并不是有为的反义。如若人要重新扛起混沌的天地，划分价值的界限，第一课便是接受无能乃人生常态，在尝试改变的路途上，人所做出的最艰难的选择，莫过于傲慢地认为自己是有选择可做的。只在无能的土地上，方可种出有能的番薯。幸运的有能者吃着甜番薯，不得力的有能者则忍受着灾荒，两者皆忘记了足下之根基。我们的生存和我们本身是不相关的，正如我们的无能和我们本身是不相关的。旅行者借力于种种交通工具，却无法改变出行的起点与终点。既然演奏者难以反抗写乐谱的人和制造钢琴的人，自由又在哪里呢？
无能者的24小时便是24小时，有能者的24小时便只剩一半了。有能者并不是活在当下的，而是活在永恒的目的之中。有能者也不是活在血肉里的，肉身随时可以作为交换，只为了踏出那向前的一步，即使那一步如同之前的一步一样，没有答案抚慰人心。无能者在这个时代（或者是之前的时代）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时代需要的是军歌和激荡血液的节拍，人声太脆弱了。
人时长经受到脆弱的极大诱惑，无法放弃做一个无能者。宫泽贤治的诗以《不败于雨》为题，写到“东若有病者，则往陪慰/西若有母疲，则为负稻劳作/南若有死者，则无惧而往，为其火化/北若有纷争，则往劝其止/无人称颂/无人嘲讽”。叶芝在《凯尔特的薄暮》中以淡淡的热切回忆爱尔兰的精灵，“上帝孤独地伫立，吹响号角；时光和世界匆匆飞逝。灰色薄暮比爱情更仁慈，清晨露水比希望更亲切”。无能者缺少一种意志的野心，在光阴的历史之前和人类的欲望之后，无能者放弃了挣扎，享受起日常的幸福来。无能的爱是最坚韧而真实的。
我常惊讶于有能者的执着，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一场争斗，即使不算有勇气，也足够刚毅了。90年代初，诗人芒克有一次从北京到上海，途中大谈诗歌为所有艺术形式之中的至高无上。有人异议，认为诗歌不是艺术的最高形式，音乐才是。结果当席所有诗人皆站到芒克一边，场面颇尴尬。当年《今天》诗派的诗人，除舒婷隅居福建，难有体面的下场。有的移民后苦等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有的被卷入命案。海子一笔一划地写“太阳和土地”，用意象加冕自己成了诗歌王子。
再晚些许时日，他便不用自杀，天安门广场上的荣耀和爱情会给他真正的权柄。有能者的血气所不愿承认的是，自身所需要的存在感，是可被交换和代替的。为了能力的假象，人准备随时背叛自己的道路。有能者的脆弱如同易碎的望远镜，以目光的狭窄交换深远的可能性。无能者的脆弱嵌在骨头缝中，只等老化和病痛，最终消逝成灰——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有能者是轮回的中轴力，不惜苦劳地持续战斗，尽管手段变成了目的，也要再造出个空中城堡来。无能者是轮回的旁观者，知道人的劳苦终究是属于人的，不属于天神的静默。
时代是没有好坏区分的，时代也从不顾及个人。但是如果诗意和灵魂远离了人，无论是在何时，人应该学会等待。可以在路上等，可以在有能者的城邦中消磨时光，也可以寻找不存在的山野和村庄。无能者不是悲观者，仅仅是守护者。在人尚未找到自身的答案之时，不以他卑劣的创造物为答案。这个时代的无能者如同以往时代的无能者，离价值还有很远，或许距离超出了一生一世，但这不构成悲痛的理由。真相不因为人而存在，它的崇高不会怪罪人的渺小。它出示的谜题编织了这个我们生长于其中的生命牢笼，美丽而伟大，没有什么需要逃出其中，也没有什么事物可以真正远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