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据说是难得的好天气，竟然被我给赶上了。空气清澈透明，北京的天真是不蓝则已，一蓝惊人。
常有人拿日本的京都与洛阳、长安来比较，似乎拿帝都来比较的很少。其实真论古建筑的数量、年代，京都比北京是远远不及的。京都虽然有约北宋的建筑两所（醍醐寺五重塔、平等院凤凰堂），除去远郊的南山城地区，相当于元、明的中世建筑少得可怜。历经战乱的京都早已经是一片江户遗迹，与平安京的风格相去甚远。反倒是北京，从辽至元、明建筑都为数众多，大致仍可一窥元明以来的帝都痕迹。
似乎是中了《女医明妃传》的毒，这一回不知不觉去了四个与明英宗朱祁镇有关的寺院：五塔寺、白塔寺、智化寺、法海寺。五塔寺如今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除了那个著名的金刚宝座塔之外，还有大量碑刻、石像、石经幢陈列，绝对是个幽静的好去处。寺虽成于永乐年间，塔却建于明英宗之子宪宗朱见深时。硕大的石塔夺人眼球，塔身的雕刻也值得一看。元明以来的北京寺院处处皆有藏密的痕迹，这五塔寺算是一例。塔身上的金刚杵、五方佛、梵字，都是别处的汉传寺院少有。
白塔寺是第二天去的，可以说是此行的最大目的。元世祖时的大圣寿万安寺，为诸多国家法会举办地，创建者可追溯到帝师八思巴和二代帝师益怜真。与五塔寺一样，此处也没有宗教活动，是一个博物馆。内有白塔寺的历史陈列，其中还有元世祖、八思巴、益怜真以及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的塑像。塑像很是粗糙，看起来就像个民间祠庙，我出门时，还碰见一位老妪跪在阿尼哥塑像面前长拜。恐怕是把这位工匠当做了神佛。大圣寿万安寺在元代为鼎盛，明英宗从草原回来之后，把它改称妙应寺，这就是今天的名字。
妙应寺以绝对优势的高度俯瞰四周，的确令人惊叹。智化寺没有这样的高塔，却一样有着绝景。这天下午从一片繁华的商务区拐入一片老旧的胡同，智化寺就在其中，如今也是个博物馆，没有僧人，并非寺院。传说中的智化寺藻井虽然已被掳掠至美国，今天的智化寺内，仍有一处藻井可看，就是转轮藏殿内，转轮藏上方的曼荼罗藻井。同样是汉传佛教与藏密结合的产物。连最后两层高的万佛阁在内，寺内还有多处明代佛像可以一观。智化寺的建立者就是土木之变中被杀的太监王振，明英宗回京之后仍然没有忘记他，还给智化寺赐了碑。
这位王振的名字我在第三天去的法海寺的大钟上面再次看到。法海寺离城区很远，需先一号线坐到头去苹果园再倒车去模式口，位于首钢家属区附近，周遭环境不佳，一遇风起就尘土漫天。然而就是这样的山里居然有这样一座法海寺。里边儿有明英宗时期的壁画，十分精美。水月观音图、梵天帝释礼佛图等等都是精品，有人将其与永乐宫壁画相提并论。这法海寺的创建者也是明英宗时的太监，朱祁镇、钱皇后、王振们早已作古，这个时代的壁画却得以保留下来。此外法海寺大殿上面也有三个曼荼罗藻井，在后面的药师殿里合壁画一起都有复原。虽有如此多密教遗迹，法海寺却与智化寺一样都是禅寺。虽然，它现在同样没有宗教活动，是个博物馆。
此外还去了天宁寺、广济寺、雍和宫。也都各有可观。
法海寺出来后问路去了圆明园。与所有游客一样进来就直奔西洋楼拍照片。这才知道原来圆明园并非一烧就成了这样子，至少在二十世纪20年代，西洋楼建筑的轮廓尚在，后来才被当地居民渐渐拆卸运走，成了今天这番模样。好多人只知圆明园西洋楼是英法联军烧的，却不知它是意大利人郎世宁和法国人蒋友仁设计建造的。如今，蒋友仁（P．Michael Benoist）的墓碑，就收藏在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里。
除了蒋友仁之外，五塔寺还有好多耶稣会士的墓碑，譬如白晋（Joachim Bouvet），这位法国人是康熙皇帝的特使，写了本《康熙帝传》，让路易十四佩服得不得了。又如白晋的同乡张诚（Gerbillon Jean Franois），他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时的中方谈判代表之一。明末清初是耶稣会最好的年代，士大夫入教者众多，传教士在国内留下的痕迹，渗透到方方面面。
北京的宣武门教堂，是个十分显眼的建筑。教堂在利玛窦的时代就有了，万历皇帝赐给利玛窦这块地，让他在这建了一座中式教堂，而后又改成了西式的。这是南堂。北堂的西什库教堂时间略晚，也追溯到康熙时代。如今教堂里仍有康熙帝写的万有真源四字，还挂上了康熙帝以新旧约为主题作的对联。如今的赞美诗里也有《康熙十架歌》，在这位被寄予厚望的东方的君士坦丁的庇护下，耶稣会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只是无论北堂还是南堂，都早已不是清初期的建筑了。礼仪之争之后，传教士渐渐离开中国，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几乎被切断。清中期以后，教堂也相继被拆毁，等北堂南堂重新恢复起来时，已经是圆明园被烧毁之后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