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狄浦斯：从弗洛伊德到拉康——以哈代的《意中人》为引
来源:南方文坛 作者:居飞
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它既决定了男女性差异以及代际关系的构建，也同时决定了精神分析之心理病理学范畴（神经症—性倒错—精神病）的分化和区分。它不仅涉及一般经验意义上的家庭三角关系，还进一步涉及了文化在种系内部的传递。然而，其自诞生起，就引起了无数的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其一指向弗洛伊德思想中的阴茎中心主义和对母亲角色的忽视，例如英国精神分析克莱因（Melaine Klein）的批评，这个争议本质上涉及父权制度和父亲在家庭中的功能；其二指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适性。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基于精神分析的解释性特征而认为，这个情结以及其相关概念似乎可以解释所有事物，由此便具有了一种普适性，因而在实证性方面不可证伪，精神分析因此不能被放入科学阵营①。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努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却发现：澳洲部落中，家庭教育的主体是舅舅而非父亲，父亲因此被免除了压抑的功能。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不具有普遍性②。
在弗洛伊德之后，由于一直缺少一个人物来在一个清晰框架之内正面回应这些争议，精神分析的临床和理论慢慢滑向两种趋势：一是单纯停留在一个经验层面上，只谈论一些局部的、可观察的前俄狄浦斯期和俄狄浦斯期；二是绕过俄狄浦斯情结，将理论重心放到一些例如防御机制这样的操作性概念上。这些趋势使得精神分析逐渐被简化为经验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或一个变异的行为疗法，而丧失了其自被发明起就具有的原创性和挑战性。正是为了回应这些争议，也为了防止精神分析的平庸倾向，拉康借“回到弗洛伊德”之口号，试图在结构的基础上重新给俄狄浦斯情结奠基。这个任务贯穿了其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也促成了精神分析史上的一次范式性转向：从经验到结构。
本文并不打算就这一转向做一个专门的概念史研究③，而意图更多在澄清这一转向之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指出其在当代经验领域所导致的一些困难和限制，此外也试图借此为其他结构可能性之引入指明一条初步的形式化道路。由此，本文借助了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意中人》，其奇特的情节既能让我们在经验平面上理解两性在俄狄浦斯情结面前的不对称性，也能在一个传递的意义上回溯此情结得以建立的人类学基础及其形式化可能性。
这一工作就自然涉及精神分析在文学评论中的有效性问题。自精神分析诞生起，文学就几乎是其天然盟友，如茨威格之与弗洛伊德，乔伊斯之与拉康。对文学家而言，精神分析所揭示的无意识几乎就是他们的“意识”。对精神分析家而言，因作家被赋予的创作特权，文学天然就是无意识敞开的领域，对文本的分析和对个案的分析具有同等的效果。尤其在今天精神分析职业伦理越来越规范的环境下，文学更加显得不可缺少。当然，也存在很多质疑，它们主要指向精神分析对文本的过度解读：其一，因文学作品无法多次取证，文本分析由此总是不完整的，片面的。但是，如果就文本自身而言，无论作品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总是完成的，重要的是如何解读这个完成性。其二，文学作品更多受制于作家的文学抱负或者外部现实环境，精神分析仅仅就合乎其胃口的材料而言增加了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这个批评主要基于一个现实主义的立场。然而，对精神分析而言，内部的问题就是外部的问题，个人的精神世界和外部的现实世界实际上共享一个符号秩序，否则，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在我们精神之外存在着一个“世界”？
一、男性或者女性？
《意中人》（The well—loved，或译为“心爱的”）④是托马斯•哈代的众多小说中最晦涩的一篇。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892 年发表的，还有一个是后来在1897 年部分修改的版本。哈代本人认为：这部小说不同于他的其他有较多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而带有更多的主观的和想象的特性⑤。
小说开头，出生在伦敦附近一个风俗古老的半岛上的雕刻家乔瑟林在一次回乡过程中，遇上了自己童年时的玩伴埃文斯一。她家位于他家附近，父亲早逝，母女相依为命。其后，埃文斯一的聪慧和纯朴打动了乔瑟林，两人相互倾心，以致订婚。但是她却并不是乔瑟林的初恋，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意中人”，但这个“意中人”不是固定的，乔瑟林从九岁起这个“意中人”就在不同的女人身上不断的迁移。曾经在三年内，迁移了九次。在假期快要结束时，乔瑟林希望在晚上能和埃文斯一单独约会，然而她因为岛上的古老的风俗而拒绝了他。在回来的途中，乔瑟林碰到同镇的另外一个女子玛西娅。玛西娅的父亲和乔瑟林的父亲是同为石头商，并一直处在竞争关系中。其后，乔瑟林的“意中人”迁移到玛西娅身上，他爱上玛西娅。因此没有履行和埃文斯一的婚约。而后将玛西娅带回伦敦，最后因为争吵和父母的干预，两人分手。
这一明显带有精神分析色彩的小说自然会引起很多精神分析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兴趣。他们将重心放在乔瑟林的欲望上，从男性性心理的角度出发，把其“意中人”之选择看成是这篇小说的主题。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下，这个主题最直接地对应了俄狄浦斯情结。
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经典版本中，男孩最早和母亲粘连在一起，其后因为父亲的介入而和母亲分离。在一个父权社会的背景之下，男孩在意识到父亲的权力之后开始认同父亲，并把母亲再认为父亲拥有的女人。这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男孩放弃对母亲的爱，并借助认同父亲及其性选择而对其他同代女孩感兴趣；其二，在父母关系正常的情况之下，男孩在认同父亲性选择的同时，也实际上同时再认了母亲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母亲也就同时具有一个理想的价值。但是这个女人是禁止的，是不可能的。由此，男孩对母亲的爱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是前俄狄浦斯期的早期母子共生阶段的爱，母亲作为一个“母亲”；二是俄狄浦斯期之后的，母亲作为父亲之女人的爱，母亲变成一个女人。然而，这些爱以及与此爱相伴生的一些记忆痕迹仍然停留在无意识中，并在一些无意识形式中以偶然的方式返回。在精神分析的病理学中，前一种爱是倒错性的，即母亲作为一个全能母亲而存在，后一种是神经症的，母亲将权力让渡给父亲而变成一个女人⑥。在神经症情况下，母亲是被禁止的对象，但是仍然具有一个理想的价值。这导致主体在无意识中可能以这个理想来寻找性对象。在一些可能的情况下，现实的对象很难完全和这个理想相符合。这也是乔瑟林“意中人”不停迁移的原因⑦。
由此，对弗洛伊德而言，俄狄浦斯情结既作为神经症的核心情结也作为性倒错和神经症的分水岭，是两性差异之所以建立的基本结构，其中不仅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性别认同以及性对象选择，同时还包括了一些更细节的冲动性特征：冲动源、冲动的客体、冲动的目的，尽管这些特征也同样涉及前俄狄浦斯期母子共生阶段。简单地说，俄狄浦斯情结不仅仅决定了广义上的人格结构，还同时重组了广义上的性欲被组织的方式。
然而，就目前的阅读而言，这篇小说似乎无法给我们提供一些细节化的性选择特征或者冲动性特征，例如我们无法知道乔瑟林的爱主要固着在哪个冲动性的部分客体上，我们也无法知道到底其个人精神生活是如何被其自身家庭结构所影响。由之，我们只能将理论分析限于一个一般性的“性认同—性选择”范畴。为了进一步简化术语，我们可以从“理想”概念出发来展开这个问题。从性差异角度来讲，对男性而言，性认同主要涉及男性理想，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性选择主要涉及女性理想，即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女性则相反。
弗洛伊德提出了理想概念，但主要是在自恋框架下而非性差异框架下。他在不同的时期提到了“自我理想”和“理想自我”两个术语，但并没有很好地区分它们。法国学派，主要是丹尼尔•拉加希（DanielLagache）和雅克•拉康（JacquesLacan），在不同的框架下区分了它们⑧。对拉康而言，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涉及符号界（leSymbolique）和想象界（l’Imaginaire）的区分，并直接涉及其镜子阶段的第二个版本⑨。理想自我是自我的镜像形式，其意指主体对自身身体统一性的错觉性误认，其形成要借助于对小彼者（l’autre，或译为小它，意指在想象关系作为他人出现的一方，最早是母亲）之视觉格式塔（Gestalt，或译为完形）的认知。自我理想则是大彼者（l’Autre）或者双亲在话语中所传递的一些符号性规范，例如什么是好男人，什么是好女人。这个区分对精神分析是非常关键的，其使得主体的精神世界不仅仅限于一个狭小的家庭铁三角，而扩张到整个符号化的世界，甚至是一些不可能的世界。
回到性差异的框架，如果理想的传递首先依赖于话语或者符号界，那么主体在经历完俄狄浦斯期之后，理想被分为两个部分：男人理想和女人理想。在父权社会的背景下，这两个理想的成形都需要借助于父亲的功能，用拉康术语讲就是“父亲的名义”。两者也并非独立，而是相互匹配。对男孩而言，因为认同某个男人理想就必然需要某个合适的女人理想，因为爱上某个女人理想就必然要成为某个男人理想⑩。
二十年后，乔瑟林因为父亲去世，再次回乡，适逢埃文斯一去世。遇到埃文斯一的女儿埃文斯二，她与其母亲长得非常相似。他之前已经得知：埃文斯一后来嫁给她的表兄。两人共同经营家族的石材生意，后来破产，埃文斯二的父亲早早去世，两个哥哥一个出海淹死，一个去美国求生，母亲去世后只留下埃文斯二一人，靠给别人洗衣为生。在后来的交往中，乔瑟林爱上埃文斯二，并且发现她和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她也不停地改变自己喜欢的对象。埃文斯二也爱上了乔瑟林。其后，乔瑟林将她带回伦敦，并向她求婚。但是埃文斯二坦言，她之前已经和另外一男子按岛上的风俗订婚，只是后来她不喜欢他了，他也因此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此男子和乔瑟林拥有同样的姓，他们的姓是岛上为数不多的姓之一。最后，乔瑟林让他们完婚，并极大地资助了他们的家庭。在最后一次见面中，他并要求其时已经怀孕的埃文斯二把孩子的教名取为埃文斯。
对乔瑟林而言，主题并没有多少变化，他再一次迁移了其“意中人”，也再一次地重复了自身的命运。
现在如果我们颠倒过来，从女性角度出发来阅读这篇小说，并看看女人的“意中人”的特点，我们就会发现：埃文斯二爱上的这个素未谋面的、曾经拒绝自己母亲的男人，当年也是母亲爱的男人。进一步说，她爱上自己母亲曾经爱的对象。
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她心中的男人理想正是其母亲的男人理想。从精神分析角度来说，这一带点乱伦性质的对象选择或者理想选择实际上并不奇怪。在父权社会背景之下，尽管女性俄狄浦斯情结和男性俄狄浦斯情结在发生时间上和发生序列上不同，但两者的性化或者性认同都同样必须借助父亲的中介。女孩因阴茎缺失而意识到两性的差异以及后续的父亲的权力。此后，就双亲而言，也产生两个相应的结果：其一，她爱上父亲并由此进入俄狄浦斯情结。但是和男孩对母亲的欲望在强势的父亲面前必须放弃不同，女孩因母亲相对的弱势而无法顺利终结俄狄浦斯情结，即母亲不能有效地干预女儿对父亲的爱，尤其是父亲也不愿意以某种方式来终止这个乱伦性质的爱的情况下【11】。其二，女性对母亲的情感此刻将变得非常复杂，除了早期前俄狄浦斯期的爱恨双重性（例如，依恋时期的爱、对母亲遗弃自身的恨、对母亲没有给予阴茎的恨），女孩在进入俄狄浦斯期之后，将在爱恨两端再次分别发展出针对母亲的双重情感：一方面，在爱上父亲同时也认同了其性选择，母亲由此也获得了一个“女人”的认同性价值；另一方面，母亲在被再认为一个女人的同时也实质性地成为无意识中的竞争对手。
在弗洛伊德之后，俄狄浦斯情结在精神分析圈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弗洛伊德曾试图单纯地依据“主动－被动”之社会学意义上的分类模式来区分心理学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由此在整个情结中母亲的功能就显得比较被动，只是一个单纯地抚养者或情感给予者。英国精神分析家梅莱妮•克莱因批评了这点并强调：事实上，在前俄狄浦斯期母亲的功能非常积极主动，母子关系的建立也完全依赖于母亲的主动性，儿童未来人格的一些雏形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但是，克莱因以及其学派也由此因过度强调了前俄狄浦斯期的重要性而简化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核心功能【12】。
拉康依托于符号界与想象界的分离，以“石祖（Phallus）”和“父亲的名义（Nom-du-Père）”两个术语重塑了俄狄浦斯情结。首先对他而言，在情结中主导性差异的并非阴茎，而是“石祖”，即支撑阴茎价值的男性符号化象征，就是说，只有在一个父权社会背景之下，阴茎才可能具有一种想象上的价值优先性。母亲从一开始就不是被动的，无论是最初的受孕还是后来离开孩子，这都是她认同石祖所代表的符号秩序的结果。因而，母亲也是一个欲望的主体，只有她放弃自身的全能感并承认自身的缺失，她才有可能因自身对“石祖”的欲望来引导孩子进入俄狄浦斯情结，母亲认同了“父亲的名义”，孩子才认同“父亲的名义”。这也是拉康为什么强调不能简单地分开前俄狄浦斯期和俄狄浦斯期，父亲的功能从一开始就在场，其只是“事后”以一种更现实的方式来出现。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俄狄浦斯情结结构性地贯穿整个心理发展历程。
由此，在回应克莱因的同时，拉康扩张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这既是一种“重新回到弗洛伊德”，也在某个意义上是摒弃了弗洛伊德之家庭结构的人类学模式，因为在符号层面上，“父亲的名义”未必就一定被父亲所代表，其他男性长辈（例如外公，舅舅等），甚至社会性机构（如学校，医院等）也有可能成为这个代表【13】。
由此，对母女而言，女儿因为母亲欲望石祖而欲望石祖，女儿和母亲的欲望都指向石祖的代表【14】，所以她们有可能具有同样的男人理想而爱上同一个现实的对象【15】。也就是说，是石祖的功能导致了女儿接受了母亲的男人理想，从而实现性理想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母亲本身并不具备传递功能，她只有借助“石祖”的功能才能执行这种传递。但是，和男性不同，石祖在母女之间的传递是带有乱伦性质的，正如女孩爱上父亲而把母亲当成对手一般。相反，对男性而言，男孩在认同父亲并继承父亲所传递的石祖同时，也意味着他必须离开母亲而将其欲望指向其他女性。从俄狄浦斯情结角度来说，这也正是弗洛伊德所不断强调的两性之不对称性。
回到小说，乔瑟林仅仅与埃文斯一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但他实际上一直疏离于埃文斯二的现实生活。有关他的传闻主要来自埃文斯一和岛上其他人的口中。如果说她最后爱上了这个传闻中的男人是因为他吻合于她心中的男人理想，那么我们就要询问这个男人理想是怎么被传递下来的。从文章看，首先需要排除这个男人理想来自这个家族的男性例如父亲、舅舅等，因为乔瑟林和这些男性差异明显。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来源于其母亲埃文斯一，她无意识地将这个男人理想传递给自己女儿。就是说，埃文斯一作为一个母亲，为了女儿她就有必要把自己生活的知识和经验传递给自己女儿，包括男性理想。
这里，我们就发现“石祖”实际上以两种方式起作用：其一，当父亲在场时，石祖的功能让理想从亲代传递到子代，母亲是一个由石祖规定的女人角色。这时石祖的功能处在“显”的位置；其二，当父亲缺席时，母亲的传递引起了女儿对石祖的欲望，母亲作为缺失者间接地定位了父亲的位置。此刻石祖的功能处在“隐”的位置。可以这么说，第一种方式是父亲的“有”定位了母亲的“无”，第二种方式是母亲的“无”定位了父亲的“有”。因而，女性的男人理想至少具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代表“石祖”的一方，如父亲、外公等。二是来自母亲的传递和教育，母亲记忆中的男人理想即使在没有具体男性的参与下也能传递给下一代。也正是这个传递使得埃文斯二爱上乔瑟林代表的男人理想，并在遇到乔瑟林之前选择了一个与乔瑟林同姓的男子【16】。
虽然这种区分仅仅涉及石祖功能的不同形式，但从临床角度来说，此区分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病理学价值，因为在很大一些父母关系是成问题的家庭中，母亲所传递的男性理想和父亲形象所代表的男性理想是不匹配的，这直接导致了子代在面临这些理想时所面临的精神冲突以及为解决这些冲突而采用的病理学防御。
又二十年后，埃文斯二因为生病而希望能见到乔瑟林。乔瑟林回乡见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埃文斯二的女儿埃文斯三，他爱上了她并希望和她结婚。埃文斯二为了女儿幸福也极力赞成。埃文斯三也对乔瑟林印象不错，最终他们约定了婚期。只是此前她已经和一个法国男子有了一段感情。埃文斯三一直处在犹豫中。其后，法国男子因思念而病重，埃文斯三被感动，与之私奔。最后，乔瑟林发现，这个法国人的继母就是当年和自己有过一段感情的玛西娅，于是决定退出，并促成了他们。乔瑟林在回城后不久就病倒，病中受到年老的玛西娅照顾，病愈后两人结婚相伴到老。
在更早的1892年的版本中，稍有不同的是：最初当乔瑟林和玛西娅认识后，他们在伦敦结婚了。后玛西娅出走。最后，他也娶到了埃文斯三。但是随着玛西娅的回归，他们的婚约自动解除。
这次，除了乔瑟林重复了他的命运之外，埃文斯三也重复了埃文斯二的命运：爱上了母亲爱的对象。虽然最终她选择了法国男人，但是从她的冲突来看，我们不能否定她对乔瑟林的感情，乔瑟林也符合埃文斯三心中的某个男人理想。由此再一次证明了，男性理想的传递是多起源的。埃文斯三的婚姻和恋爱自有其理想源头，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母亲所传递的男性理想，亦即不同源头的男性理想具有一个相对的独立性。
此处，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涉及乱伦禁忌。从文中看，埃文斯二、埃文斯三实际上都避开了和乔瑟林的一定程度上的乱伦行为而没有选择和他建立伴侣关系，因乔瑟林是埃文斯一的未婚夫，也在某个意义上成为埃文斯二及埃文斯三的男性长辈。然而，乔瑟林也同时作为一个男性理想在母女间被传递。为了解决这个冲突，如同经典俄狄浦斯情结所指示的那样，埃文斯二选择一个和乔瑟林同姓的男子，而埃文斯三放弃了乔瑟林【17】。换句话说，这个男人理想也部分具有了一个父亲的功能。
然而，值得存疑的是这个乱伦禁忌是如何达成的。从俄狄浦斯角度来说，女性俄狄浦斯情结的达成恰恰也是乱伦关系在无意识中的达成，父女乱伦禁忌的达成并不能在一种对称性想象中依赖于处于弱势的母亲的干预，而只能依赖于父亲无意识的主动回避和禁止。但是，从文中来看，乔瑟林作为父亲功能的代理既没有在后者的生活中长期存在，也没有在实际接触中表现出实质上的禁止。在精神分析意义上，这迫使我们去思考是否还有其他的禁忌形式，例如母亲功能是否就并非那么弱化。
二、父权还是母权？
从理论角度来说，这个小说非常好地展示了俄狄浦斯情结在性与代两根线之上的复杂勾连。如果做一个理想假设，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埃文斯一的男人理想也来自她的母亲，那么这样我们就能从这个家族生活中分离出一根母亲－女儿的女儿国式的传递模式。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简单的遗传学家谱图来形象化这个模式。在隐喻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它比作生物学上的细胞质遗传。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下，这种回溯性传递模式似乎给我们一种印象：如果放弃无穷倒退，就仿佛存在着一个原母，她所携带的男性理想依据一个独立的母系传递模式在其后代中传递。
（据遗传学：圆形代表女性，三角形代表男性）
然而，这样一个似乎非常逻辑的推论并不唯一，因为这一母系传递同样可以回溯到一个原父那里，即原父给出了最初的男性理想，此后这个理想开始在女儿以及女儿的女儿之间传递，就是说男性理想以隐的方式在代际之间传递，但基础仍然是父亲所代表的石祖功能。
如果原父之下男性理想的传递是可理解的话，更加挑战我们直觉和常识的是女性理想。在一个自然的想象中，我们会认为，母亲会以自身为模板将女性理想传递给下一代。然而，这个模式仍然可以还原到原父的功能。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母亲在早期抚养模式中只是一个“母亲”，要在以后的性分化过程中成为一个女人，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在父亲的欲望中被再认为一个女人，恰恰是父亲的爱才使得母亲具有一个女人理想的价值，母亲本身并不具有传递女性理想的能力。
由此，从逻辑上讲，这一母女之间的传递模式既可以被追溯到作为母系社会开端的原母那里，也可以被追溯到作为父系社会开端的原父那里，甚至也可以被追溯到“父系—母系”的混合起源模式。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这些逻辑可能性在某个意义上都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说法。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弗洛伊德眼中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原父模式。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个立场或者“偏见”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弗洛伊德的犹太教背景、甚至那些影响弗洛伊德的人类学研究。然而，如果我们跟随弗洛伊德著作的话，就会发现，这个立场得以坚守的真正原因还是源于弗洛伊德的临床，换句话说，恰恰是病人的话语引导了弗洛伊德的发现。从1897年的“源初场景”到1910年的俄狄浦斯情结，再到1923年的超我，这些概念之间的转换和更替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强化和澄清父亲的功能。同样，如果我们换一个共时角度来看，在弗洛伊德的五大著名个案中，它们最终的病理学核心最后都可以被归结到各自父亲所扮演的角色。
最终，依托临床的发现，特别是强迫症，弗洛伊德于《图腾和禁忌》中构建了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原父假说：一个暴力且妒忌的父亲最初占有所有女人并驱逐长大的儿子。有一天，兄弟们联合起来，杀害并吞食了他们的父亲，这个吞食源于他们想分享父亲的强大能力，其后父亲成为图腾【18】。对弗洛伊德而言，这一假说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当时人类学家在原始部落所观察到的外婚制和图腾制，也在于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乱伦禁忌这一人类基本法则的普遍性。对弗洛伊德而言，这一人类学起源也直接预示了此后的一神教模式。
这一原父之功能使得弗洛伊德对当时欧洲正方兴未艾的女权主义不置可否【19】，尽管当时已经有人开始质疑精神分析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对弗洛伊德而言，真正成问题的是父权制度下的女性性欲或女性性，因为女性并非简单地机械式地顺从父权制度，她以“黑大陆”的形式呈现出一个像谜一样的神秘样貌。
但是，几乎和弗洛伊德同时代，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mileDurkheim，1858－1917）在其研究中却揭示了一个似乎相反的结论，即现代社会的兴起已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父亲功能的衰落，自杀等多重精神现象的增多直接源于社会规范的失序。
到了拉康时代，女权主义于1960年开始走向其第二次顶峰，社会规范失序导致的精神病等疾病进一步增多，精神分析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面临了一个真正的难题。然而，尽管早期也受益于杜尔凯姆的思想【20】，拉康自采用结构主义的立场之后却拒绝从一个社会学角度出发来简单地承认父权的衰弱。正如当代社会下父权在很多领域不但没有衰弱，反而得到越来越多地强化一般【21】，社会现象的变迁和多样化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来理解父亲的位置及功能。
社会学家应该好好考虑构成我们公共尺度的结构关系，简单的原因就是，这也是最终根源，俄狄浦斯情结之存在自身在社会关系上是不可证的，我想说的就是它不能构造于任何社会有限性之上。【22】
由此，在1962年正式提出“父亲的名义”之后，拉康试图从一个更符号化的角度来重构父亲的功能。他由此回到了《图腾和禁忌》中的“原父”假说。但是对其而言，这一假说的价值不在人类学领域，而在其所代表的父亲的符号化功能，就是说，父亲之为父亲，不在于其在家庭中执行的现实功能，而在于其所体现的文化规则之代理者。正是原父之始基功能的建立，后世现实中的父亲才能成为符号规则的执行者和代理者。但是，这一原父不应该在人类学领域去寻找，正如我们无法验证这一假说的证伪，而应该在一个更基础的层面上去寻找，即语言。如果语言符号化了人类整体性的“文化—自然”系统，建立了乱伦禁忌，那么其功能就在逻辑上必然蕴含着一个“创始者”，拉康称为“太一父亲（Un—père）”。正如《图腾和禁忌》中的原父只有因其死亡才能成为图腾，这一逻辑性的“太一父亲”指示一个“死亡”或者不可能的位置，没有人能够处在这个位置上，然而也正因为其不可能性，这个位置成为人类幻想生活的“形式因”，拉康称之为“享乐的命令”。最终，为了澄清这个“既必然但也不可能”的悖论性位置，拉康求助于集合论和数理逻辑等多种形式语言。这个工作构成了其七十年左右的两个主要工作之一，另外一个是女性之神秘的、附加的享乐。后者也只有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可能。
由此，在拉康那里，“太一父亲”就不再是一个社会学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经验性父亲，而变成了一个和所有现实父亲不同的唯一的、例外的、必然的、制度性父亲。这种带还原论色彩的工作不仅使得精神分析和社会学、人类学等涉及家庭结构的经验性学科保持了距离，甚至也使得精神分析和拉康曾深深受益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保持了距离【23】。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个范式性的并且是伦理学性的转换追溯到拉康的天主教背景，也可以追溯到西方家庭史上两种家庭模式（宗法家庭和神圣家庭）之间的对抗。但对拉康而言，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结构，如果说家庭、甚至社会是一个结构，那么是什么东西赋予它一个结构性？这个结构赖以存在的动力又是什么？
这个工作不仅让拉康名正言顺地被归于结构主义大家之列，太一父亲所蕴含的实在维度也同样启发了后续的后结构主义潮流。然而，拉康之后，这个问题并非就此告一段落：
其一，自1981年拉康去世之后，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时代，家庭结构进一步变得多元化，科技及新媒体使得人际组织更加荒漠化，多种流行病的盛行（如抑郁症、孤独症、厌食症等）也似乎越来越印证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父亲功能之衰落。这使得不少学者开始思考拉康的结构主义模式是否仍然有效，符号性父亲和现实父亲之间的区分是否就是那么绝对。【24】其二，对拉康而言，语言是家庭结构的基础，但如要澄清其中的过程和效果，就必须求助于人工语言或形式结构。由此拉康在坚持话语之逻各斯的基础上，并不同意文字仅仅是声音的附属。但是，当拉康最终求助于集合论、拓扑学以及数理逻辑等形式结构时，这些结构是否在其表面的普遍性之外还暗自带有西方文明的特征？或者说，就“话语—文字”对子而言，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例如对中国文化而言，即使除掉语音平面的细微差异，明显存在两点差异性：其一，文字不是话语的附庸，相反它在某个意义上还决定话语的成形；
其二，也存在一个形式系统，其无论从组合法则还是从运算法则都相对独立。■
【注释】
①卡尔•波普尔：《猜想和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49-5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06
②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Jean-ClaudeRazavet，DeFreudàLacan：Durocdelacastrationaurocdelastructure，DeBoeck，Paris，2008.
④小说英文及中文本参见：ThomasHardy，Thewell-loved，Wordsworth，2000.托马斯•哈代：《心爱的》，王柏华等译，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版。为了更加顺利地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之下进行分析，笔者将简略叙述小说的基本情节，而就不直接引用原文。
⑤参见中英文版本作者所写前言。
⑥就俄狄浦斯情结而言，尤其是母亲功能的转变，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即使弗洛伊德仍然也没有很好澄清一些微妙的细节。为了不把整个精神分析史的讨论带入，本文仅作一个简化的描述。
⑦考虑到乔瑟林心中的确存在一个“意中人”，就有必要将之和另外一种唐璜式的男性区分开来，后者通过不断地更换女友来达到自己的成就感，即女性更多作为一个“量”而非一个“质”而存在，其本质上是癔症性的，拉康对此有比较精妙的分析。参见：JacquesLacan，Encore，Paris，Seuil，1975，p.15.
⑧JeanLaplanche，J.-B.，Pontalis，Vocabulairedelapsychanalyse，Paris，PUF，1967，p.184，255.
⑨JacquesLacan，LesécritstechniquesdeFreud，Seuil，Paris，1975，p.160.
⑩在拉康的框架之下，性选择，尤其是其中的性享乐，还涉及第三个维度：实在界。但是，拉康的实在界不同于康德自然主义上的实在概念，也不同于科学哲学的物理实在或者数学实在，而更多是一种不可能性，是想象界和符号界的边界。在经验生活中，它无法以一种实体形式来出现，而只能以一种“剩余”的方式而出现，故并不合适引入到当下的分析框架中。
【11】SigmundFreud，FemaleSexuality，TheStandardEditionoftheCompletePsychologicalWorksofSigmundFreud，JamesStrachey，London，W.W.Norton&Company，1976(以下简称英文标准版)，21卷，236页。
【12】MelaineKlein，Sometheoreticalconclusionsregardingtheemotionallifeoftheinfant，EnvyandGratitudeandotherworks1946-1963，NewYork：Delacorte，1975，p.78.
【13】实际上在弗洛伊德著作的前后期，我们也能看到父亲的功能变得越来越符号化，从主动的阉割者变成一个隐形的权威。参见：SigmundFreud，Thedissolutionoftheoedipuscomplex，英文标准版，19卷，174页。
【14】除此之外，拉康还揭示了，女性在以石祖为中心寻找自身享乐时还碰到了另外一个非石祖性的、但又不能脱离石祖功能的、增补性的、更多在实在中的享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具有了“神”的一面。
【15】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第16讲中就描述了一个岳母爱上自己女婿的情况。此外，他在《图腾和禁忌》中就原始民族的“岳母—女婿”禁忌有专门的分析。
【16】当然，这个分析仍然是理想的。如果考虑到母女在前俄狄浦斯期的情感纠结，情况要复杂地多。例如，一个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女儿选择的男性理想和母亲所传递的理想完全相反，即“反理想”，这里面复合了好几种不同性质的情感，不仅仅可以找到明显的俄狄浦斯情势，也同样可以找到前俄狄浦斯时期女儿摆脱全能母亲的欲望。
【17】如果考虑作者在第二版所做的改进，也正好是作者回避了埃文斯三和乔瑟林的乱伦冲突。
【18】英文标准版，13卷，141-142页。
【19】例如，在涉及“父亲之爱”的鼠人个案中，弗洛伊德多次强调父权的不可置疑性。参见：英文标准本第10卷。中文参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狼人的故事：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三种》，李韵译，20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20】MarkosZafiropoulos，LacanetLévi-StraussouleretouràFreud，1951-1957，Paris，PUF，2003.
【21】正如福柯在《规训和惩罚》中指出，新时代下，父权制度对女性的要求不再指向其品德和责任，而是指向其身体和性征，这个模式在新媒体时代中得以不断地增强。参见：MichelFoucault，Surveilleretpunir：Naissancedelaprison，Gallimard，Paris，1993.
【22】JacquesLacan，Lesformationsdel’inconscient，Paris，Seuil，1998，p.197.
【23】而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他仍然试图保持精神分析的人类学色彩，并试图把精神分析还原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参见：ClaudeLévi-Strauss，Lapotièrejalouse，Plon，1985.
【24】MarkosZafiropoulos，Dupèremortaudéclindupèredefamille：Oùvalapsychanalyse？，PUF，Paris，2014.
〔居飞，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本文得到 2014 年“上海市浦 江 人 才 计 划”( 编 号 ：14PJC100) 以 及2014 年“同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编号：20141850） 资助。此文源于多年前国内举办的一个国际精神分析会议上的会议报告，但却因一些关键问题没有思考清楚，一直没有正式发表〕
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它既决定了男女性差异以及代际关系的构建，也同时决定了精神分析之心理病理学范畴（神经症—性倒错—精神病）的分化和区分。它不仅涉及一般经验意义上的家庭三角关系，还进一步涉及了文化在种系内部的传递。然而，其自诞生起，就引起了无数的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其一指向弗洛伊德思想中的阴茎中心主义和对母亲角色的忽视，例如英国精神分析克莱因（Melaine Klein）的批评，这个争议本质上涉及父权制度和父亲在家庭中的功能；其二指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适性。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基于精神分析的解释性特征而认为，这个情结以及其相关概念似乎可以解释所有事物，由此便具有了一种普适性，因而在实证性方面不可证伪，精神分析因此不能被放入科学阵营①。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努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却发现：澳洲部落中，家庭教育的主体是舅舅而非父亲，父亲因此被免除了压抑的功能。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不具有普遍性②。
在弗洛伊德之后，由于一直缺少一个人物来在一个清晰框架之内正面回应这些争议，精神分析的临床和理论慢慢滑向两种趋势：一是单纯停留在一个经验层面上，只谈论一些局部的、可观察的前俄狄浦斯期和俄狄浦斯期；二是绕过俄狄浦斯情结，将理论重心放到一些例如防御机制这样的操作性概念上。这些趋势使得精神分析逐渐被简化为经验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或一个变异的行为疗法，而丧失了其自被发明起就具有的原创性和挑战性。正是为了回应这些争议，也为了防止精神分析的平庸倾向，拉康借“回到弗洛伊德”之口号，试图在结构的基础上重新给俄狄浦斯情结奠基。这个任务贯穿了其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也促成了精神分析史上的一次范式性转向：从经验到结构。
本文并不打算就这一转向做一个专门的概念史研究③，而意图更多在澄清这一转向之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指出其在当代经验领域所导致的一些困难和限制，此外也试图借此为其他结构可能性之引入指明一条初步的形式化道路。由此，本文借助了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意中人》，其奇特的情节既能让我们在经验平面上理解两性在俄狄浦斯情结面前的不对称性，也能在一个传递的意义上回溯此情结得以建立的人类学基础及其形式化可能性。
这一工作就自然涉及精神分析在文学评论中的有效性问题。自精神分析诞生起，文学就几乎是其天然盟友，如茨威格之与弗洛伊德，乔伊斯之与拉康。对文学家而言，精神分析所揭示的无意识几乎就是他们的“意识”。对精神分析家而言，因作家被赋予的创作特权，文学天然就是无意识敞开的领域，对文本的分析和对个案的分析具有同等的效果。尤其在今天精神分析职业伦理越来越规范的环境下，文学更加显得不可缺少。当然，也存在很多质疑，它们主要指向精神分析对文本的过度解读：其一，因文学作品无法多次取证，文本分析由此总是不完整的，片面的。但是，如果就文本自身而言，无论作品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总是完成的，重要的是如何解读这个完成性。其二，文学作品更多受制于作家的文学抱负或者外部现实环境，精神分析仅仅就合乎其胃口的材料而言增加了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这个批评主要基于一个现实主义的立场。然而，对精神分析而言，内部的问题就是外部的问题，个人的精神世界和外部的现实世界实际上共享一个符号秩序，否则，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在我们精神之外存在着一个“世界”？
一、男性或者女性？
《意中人》（The well—loved，或译为“心爱的”）④是托马斯•哈代的众多小说中最晦涩的一篇。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892 年发表的，还有一个是后来在1897 年部分修改的版本。哈代本人认为：这部小说不同于他的其他有较多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而带有更多的主观的和想象的特性⑤。
小说开头，出生在伦敦附近一个风俗古老的半岛上的雕刻家乔瑟林在一次回乡过程中，遇上了自己童年时的玩伴埃文斯一。她家位于他家附近，父亲早逝，母女相依为命。其后，埃文斯一的聪慧和纯朴打动了乔瑟林，两人相互倾心，以致订婚。但是她却并不是乔瑟林的初恋，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意中人”，但这个“意中人”不是固定的，乔瑟林从九岁起这个“意中人”就在不同的女人身上不断的迁移。曾经在三年内，迁移了九次。在假期快要结束时，乔瑟林希望在晚上能和埃文斯一单独约会，然而她因为岛上的古老的风俗而拒绝了他。在回来的途中，乔瑟林碰到同镇的另外一个女子玛西娅。玛西娅的父亲和乔瑟林的父亲是同为石头商，并一直处在竞争关系中。其后，乔瑟林的“意中人”迁移到玛西娅身上，他爱上玛西娅。因此没有履行和埃文斯一的婚约。而后将玛西娅带回伦敦，最后因为争吵和父母的干预，两人分手。
这一明显带有精神分析色彩的小说自然会引起很多精神分析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兴趣。他们将重心放在乔瑟林的欲望上，从男性性心理的角度出发，把其“意中人”之选择看成是这篇小说的主题。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下，这个主题最直接地对应了俄狄浦斯情结。
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经典版本中，男孩最早和母亲粘连在一起，其后因为父亲的介入而和母亲分离。在一个父权社会的背景之下，男孩在意识到父亲的权力之后开始认同父亲，并把母亲再认为父亲拥有的女人。这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男孩放弃对母亲的爱，并借助认同父亲及其性选择而对其他同代女孩感兴趣；其二，在父母关系正常的情况之下，男孩在认同父亲性选择的同时，也实际上同时再认了母亲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母亲也就同时具有一个理想的价值。但是这个女人是禁止的，是不可能的。由此，男孩对母亲的爱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是前俄狄浦斯期的早期母子共生阶段的爱，母亲作为一个“母亲”；二是俄狄浦斯期之后的，母亲作为父亲之女人的爱，母亲变成一个女人。然而，这些爱以及与此爱相伴生的一些记忆痕迹仍然停留在无意识中，并在一些无意识形式中以偶然的方式返回。在精神分析的病理学中，前一种爱是倒错性的，即母亲作为一个全能母亲而存在，后一种是神经症的，母亲将权力让渡给父亲而变成一个女人⑥。在神经症情况下，母亲是被禁止的对象，但是仍然具有一个理想的价值。这导致主体在无意识中可能以这个理想来寻找性对象。在一些可能的情况下，现实的对象很难完全和这个理想相符合。这也是乔瑟林“意中人”不停迁移的原因⑦。
由此，对弗洛伊德而言，俄狄浦斯情结既作为神经症的核心情结也作为性倒错和神经症的分水岭，是两性差异之所以建立的基本结构，其中不仅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性别认同以及性对象选择，同时还包括了一些更细节的冲动性特征：冲动源、冲动的客体、冲动的目的，尽管这些特征也同样涉及前俄狄浦斯期母子共生阶段。简单地说，俄狄浦斯情结不仅仅决定了广义上的人格结构，还同时重组了广义上的性欲被组织的方式。
然而，就目前的阅读而言，这篇小说似乎无法给我们提供一些细节化的性选择特征或者冲动性特征，例如我们无法知道乔瑟林的爱主要固着在哪个冲动性的部分客体上，我们也无法知道到底其个人精神生活是如何被其自身家庭结构所影响。由之，我们只能将理论分析限于一个一般性的“性认同—性选择”范畴。为了进一步简化术语，我们可以从“理想”概念出发来展开这个问题。从性差异角度来讲，对男性而言，性认同主要涉及男性理想，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性选择主要涉及女性理想，即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女性则相反。
弗洛伊德提出了理想概念，但主要是在自恋框架下而非性差异框架下。他在不同的时期提到了“自我理想”和“理想自我”两个术语，但并没有很好地区分它们。法国学派，主要是丹尼尔•拉加希（DanielLagache）和雅克•拉康（JacquesLacan），在不同的框架下区分了它们⑧。对拉康而言，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涉及符号界（leSymbolique）和想象界（l’Imaginaire）的区分，并直接涉及其镜子阶段的第二个版本⑨。理想自我是自我的镜像形式，其意指主体对自身身体统一性的错觉性误认，其形成要借助于对小彼者（l’autre，或译为小它，意指在想象关系作为他人出现的一方，最早是母亲）之视觉格式塔（Gestalt，或译为完形）的认知。自我理想则是大彼者（l’Autre）或者双亲在话语中所传递的一些符号性规范，例如什么是好男人，什么是好女人。这个区分对精神分析是非常关键的，其使得主体的精神世界不仅仅限于一个狭小的家庭铁三角，而扩张到整个符号化的世界，甚至是一些不可能的世界。
回到性差异的框架，如果理想的传递首先依赖于话语或者符号界，那么主体在经历完俄狄浦斯期之后，理想被分为两个部分：男人理想和女人理想。在父权社会的背景下，这两个理想的成形都需要借助于父亲的功能，用拉康术语讲就是“父亲的名义”。两者也并非独立，而是相互匹配。对男孩而言，因为认同某个男人理想就必然需要某个合适的女人理想，因为爱上某个女人理想就必然要成为某个男人理想⑩。
二十年后，乔瑟林因为父亲去世，再次回乡，适逢埃文斯一去世。遇到埃文斯一的女儿埃文斯二，她与其母亲长得非常相似。他之前已经得知：埃文斯一后来嫁给她的表兄。两人共同经营家族的石材生意，后来破产，埃文斯二的父亲早早去世，两个哥哥一个出海淹死，一个去美国求生，母亲去世后只留下埃文斯二一人，靠给别人洗衣为生。在后来的交往中，乔瑟林爱上埃文斯二，并且发现她和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她也不停地改变自己喜欢的对象。埃文斯二也爱上了乔瑟林。其后，乔瑟林将她带回伦敦，并向她求婚。但是埃文斯二坦言，她之前已经和另外一男子按岛上的风俗订婚，只是后来她不喜欢他了，他也因此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此男子和乔瑟林拥有同样的姓，他们的姓是岛上为数不多的姓之一。最后，乔瑟林让他们完婚，并极大地资助了他们的家庭。在最后一次见面中，他并要求其时已经怀孕的埃文斯二把孩子的教名取为埃文斯。
对乔瑟林而言，主题并没有多少变化，他再一次迁移了其“意中人”，也再一次地重复了自身的命运。
现在如果我们颠倒过来，从女性角度出发来阅读这篇小说，并看看女人的“意中人”的特点，我们就会发现：埃文斯二爱上的这个素未谋面的、曾经拒绝自己母亲的男人，当年也是母亲爱的男人。进一步说，她爱上自己母亲曾经爱的对象。
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她心中的男人理想正是其母亲的男人理想。从精神分析角度来说，这一带点乱伦性质的对象选择或者理想选择实际上并不奇怪。在父权社会背景之下，尽管女性俄狄浦斯情结和男性俄狄浦斯情结在发生时间上和发生序列上不同，但两者的性化或者性认同都同样必须借助父亲的中介。女孩因阴茎缺失而意识到两性的差异以及后续的父亲的权力。此后，就双亲而言，也产生两个相应的结果：其一，她爱上父亲并由此进入俄狄浦斯情结。但是和男孩对母亲的欲望在强势的父亲面前必须放弃不同，女孩因母亲相对的弱势而无法顺利终结俄狄浦斯情结，即母亲不能有效地干预女儿对父亲的爱，尤其是父亲也不愿意以某种方式来终止这个乱伦性质的爱的情况下【11】。其二，女性对母亲的情感此刻将变得非常复杂，除了早期前俄狄浦斯期的爱恨双重性（例如，依恋时期的爱、对母亲遗弃自身的恨、对母亲没有给予阴茎的恨），女孩在进入俄狄浦斯期之后，将在爱恨两端再次分别发展出针对母亲的双重情感：一方面，在爱上父亲同时也认同了其性选择，母亲由此也获得了一个“女人”的认同性价值；另一方面，母亲在被再认为一个女人的同时也实质性地成为无意识中的竞争对手。
在弗洛伊德之后，俄狄浦斯情结在精神分析圈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弗洛伊德曾试图单纯地依据“主动－被动”之社会学意义上的分类模式来区分心理学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由此在整个情结中母亲的功能就显得比较被动，只是一个单纯地抚养者或情感给予者。英国精神分析家梅莱妮•克莱因批评了这点并强调：事实上，在前俄狄浦斯期母亲的功能非常积极主动，母子关系的建立也完全依赖于母亲的主动性，儿童未来人格的一些雏形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但是，克莱因以及其学派也由此因过度强调了前俄狄浦斯期的重要性而简化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核心功能【12】。
拉康依托于符号界与想象界的分离，以“石祖（Phallus）”和“父亲的名义（Nom-du-Père）”两个术语重塑了俄狄浦斯情结。首先对他而言，在情结中主导性差异的并非阴茎，而是“石祖”，即支撑阴茎价值的男性符号化象征，就是说，只有在一个父权社会背景之下，阴茎才可能具有一种想象上的价值优先性。母亲从一开始就不是被动的，无论是最初的受孕还是后来离开孩子，这都是她认同石祖所代表的符号秩序的结果。因而，母亲也是一个欲望的主体，只有她放弃自身的全能感并承认自身的缺失，她才有可能因自身对“石祖”的欲望来引导孩子进入俄狄浦斯情结，母亲认同了“父亲的名义”，孩子才认同“父亲的名义”。这也是拉康为什么强调不能简单地分开前俄狄浦斯期和俄狄浦斯期，父亲的功能从一开始就在场，其只是“事后”以一种更现实的方式来出现。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俄狄浦斯情结结构性地贯穿整个心理发展历程。
由此，在回应克莱因的同时，拉康扩张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这既是一种“重新回到弗洛伊德”，也在某个意义上是摒弃了弗洛伊德之家庭结构的人类学模式，因为在符号层面上，“父亲的名义”未必就一定被父亲所代表，其他男性长辈（例如外公，舅舅等），甚至社会性机构（如学校，医院等）也有可能成为这个代表【13】。
由此，对母女而言，女儿因为母亲欲望石祖而欲望石祖，女儿和母亲的欲望都指向石祖的代表【14】，所以她们有可能具有同样的男人理想而爱上同一个现实的对象【15】。也就是说，是石祖的功能导致了女儿接受了母亲的男人理想，从而实现性理想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母亲本身并不具备传递功能，她只有借助“石祖”的功能才能执行这种传递。但是，和男性不同，石祖在母女之间的传递是带有乱伦性质的，正如女孩爱上父亲而把母亲当成对手一般。相反，对男性而言，男孩在认同父亲并继承父亲所传递的石祖同时，也意味着他必须离开母亲而将其欲望指向其他女性。从俄狄浦斯情结角度来说，这也正是弗洛伊德所不断强调的两性之不对称性。
回到小说，乔瑟林仅仅与埃文斯一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但他实际上一直疏离于埃文斯二的现实生活。有关他的传闻主要来自埃文斯一和岛上其他人的口中。如果说她最后爱上了这个传闻中的男人是因为他吻合于她心中的男人理想，那么我们就要询问这个男人理想是怎么被传递下来的。从文章看，首先需要排除这个男人理想来自这个家族的男性例如父亲、舅舅等，因为乔瑟林和这些男性差异明显。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来源于其母亲埃文斯一，她无意识地将这个男人理想传递给自己女儿。就是说，埃文斯一作为一个母亲，为了女儿她就有必要把自己生活的知识和经验传递给自己女儿，包括男性理想。
这里，我们就发现“石祖”实际上以两种方式起作用：其一，当父亲在场时，石祖的功能让理想从亲代传递到子代，母亲是一个由石祖规定的女人角色。这时石祖的功能处在“显”的位置；其二，当父亲缺席时，母亲的传递引起了女儿对石祖的欲望，母亲作为缺失者间接地定位了父亲的位置。此刻石祖的功能处在“隐”的位置。可以这么说，第一种方式是父亲的“有”定位了母亲的“无”，第二种方式是母亲的“无”定位了父亲的“有”。因而，女性的男人理想至少具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代表“石祖”的一方，如父亲、外公等。二是来自母亲的传递和教育，母亲记忆中的男人理想即使在没有具体男性的参与下也能传递给下一代。也正是这个传递使得埃文斯二爱上乔瑟林代表的男人理想，并在遇到乔瑟林之前选择了一个与乔瑟林同姓的男子【16】。
虽然这种区分仅仅涉及石祖功能的不同形式，但从临床角度来说，此区分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病理学价值，因为在很大一些父母关系是成问题的家庭中，母亲所传递的男性理想和父亲形象所代表的男性理想是不匹配的，这直接导致了子代在面临这些理想时所面临的精神冲突以及为解决这些冲突而采用的病理学防御。
又二十年后，埃文斯二因为生病而希望能见到乔瑟林。乔瑟林回乡见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埃文斯二的女儿埃文斯三，他爱上了她并希望和她结婚。埃文斯二为了女儿幸福也极力赞成。埃文斯三也对乔瑟林印象不错，最终他们约定了婚期。只是此前她已经和一个法国男子有了一段感情。埃文斯三一直处在犹豫中。其后，法国男子因思念而病重，埃文斯三被感动，与之私奔。最后，乔瑟林发现，这个法国人的继母就是当年和自己有过一段感情的玛西娅，于是决定退出，并促成了他们。乔瑟林在回城后不久就病倒，病中受到年老的玛西娅照顾，病愈后两人结婚相伴到老。
在更早的1892年的版本中，稍有不同的是：最初当乔瑟林和玛西娅认识后，他们在伦敦结婚了。后玛西娅出走。最后，他也娶到了埃文斯三。但是随着玛西娅的回归，他们的婚约自动解除。
这次，除了乔瑟林重复了他的命运之外，埃文斯三也重复了埃文斯二的命运：爱上了母亲爱的对象。虽然最终她选择了法国男人，但是从她的冲突来看，我们不能否定她对乔瑟林的感情，乔瑟林也符合埃文斯三心中的某个男人理想。由此再一次证明了，男性理想的传递是多起源的。埃文斯三的婚姻和恋爱自有其理想源头，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母亲所传递的男性理想，亦即不同源头的男性理想具有一个相对的独立性。
此处，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涉及乱伦禁忌。从文中看，埃文斯二、埃文斯三实际上都避开了和乔瑟林的一定程度上的乱伦行为而没有选择和他建立伴侣关系，因乔瑟林是埃文斯一的未婚夫，也在某个意义上成为埃文斯二及埃文斯三的男性长辈。然而，乔瑟林也同时作为一个男性理想在母女间被传递。为了解决这个冲突，如同经典俄狄浦斯情结所指示的那样，埃文斯二选择一个和乔瑟林同姓的男子，而埃文斯三放弃了乔瑟林【17】。换句话说，这个男人理想也部分具有了一个父亲的功能。
然而，值得存疑的是这个乱伦禁忌是如何达成的。从俄狄浦斯角度来说，女性俄狄浦斯情结的达成恰恰也是乱伦关系在无意识中的达成，父女乱伦禁忌的达成并不能在一种对称性想象中依赖于处于弱势的母亲的干预，而只能依赖于父亲无意识的主动回避和禁止。但是，从文中来看，乔瑟林作为父亲功能的代理既没有在后者的生活中长期存在，也没有在实际接触中表现出实质上的禁止。在精神分析意义上，这迫使我们去思考是否还有其他的禁忌形式，例如母亲功能是否就并非那么弱化。
二、父权还是母权？
从理论角度来说，这个小说非常好地展示了俄狄浦斯情结在性与代两根线之上的复杂勾连。如果做一个理想假设，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埃文斯一的男人理想也来自她的母亲，那么这样我们就能从这个家族生活中分离出一根母亲－女儿的女儿国式的传递模式。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简单的遗传学家谱图来形象化这个模式。在隐喻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它比作生物学上的细胞质遗传。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下，这种回溯性传递模式似乎给我们一种印象：如果放弃无穷倒退，就仿佛存在着一个原母，她所携带的男性理想依据一个独立的母系传递模式在其后代中传递。
（据遗传学：圆形代表女性，三角形代表男性）
然而，这样一个似乎非常逻辑的推论并不唯一，因为这一母系传递同样可以回溯到一个原父那里，即原父给出了最初的男性理想，此后这个理想开始在女儿以及女儿的女儿之间传递，就是说男性理想以隐的方式在代际之间传递，但基础仍然是父亲所代表的石祖功能。
如果原父之下男性理想的传递是可理解的话，更加挑战我们直觉和常识的是女性理想。在一个自然的想象中，我们会认为，母亲会以自身为模板将女性理想传递给下一代。然而，这个模式仍然可以还原到原父的功能。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母亲在早期抚养模式中只是一个“母亲”，要在以后的性分化过程中成为一个女人，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在父亲的欲望中被再认为一个女人，恰恰是父亲的爱才使得母亲具有一个女人理想的价值，母亲本身并不具有传递女性理想的能力。
由此，从逻辑上讲，这一母女之间的传递模式既可以被追溯到作为母系社会开端的原母那里，也可以被追溯到作为父系社会开端的原父那里，甚至也可以被追溯到“父系—母系”的混合起源模式。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这些逻辑可能性在某个意义上都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说法。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弗洛伊德眼中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原父模式。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个立场或者“偏见”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弗洛伊德的犹太教背景、甚至那些影响弗洛伊德的人类学研究。然而，如果我们跟随弗洛伊德著作的话，就会发现，这个立场得以坚守的真正原因还是源于弗洛伊德的临床，换句话说，恰恰是病人的话语引导了弗洛伊德的发现。从1897年的“源初场景”到1910年的俄狄浦斯情结，再到1923年的超我，这些概念之间的转换和更替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强化和澄清父亲的功能。同样，如果我们换一个共时角度来看，在弗洛伊德的五大著名个案中，它们最终的病理学核心最后都可以被归结到各自父亲所扮演的角色。
最终，依托临床的发现，特别是强迫症，弗洛伊德于《图腾和禁忌》中构建了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原父假说：一个暴力且妒忌的父亲最初占有所有女人并驱逐长大的儿子。有一天，兄弟们联合起来，杀害并吞食了他们的父亲，这个吞食源于他们想分享父亲的强大能力，其后父亲成为图腾【18】。对弗洛伊德而言，这一假说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当时人类学家在原始部落所观察到的外婚制和图腾制，也在于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乱伦禁忌这一人类基本法则的普遍性。对弗洛伊德而言，这一人类学起源也直接预示了此后的一神教模式。
这一原父之功能使得弗洛伊德对当时欧洲正方兴未艾的女权主义不置可否【19】，尽管当时已经有人开始质疑精神分析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对弗洛伊德而言，真正成问题的是父权制度下的女性性欲或女性性，因为女性并非简单地机械式地顺从父权制度，她以“黑大陆”的形式呈现出一个像谜一样的神秘样貌。
但是，几乎和弗洛伊德同时代，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mileDurkheim，1858－1917）在其研究中却揭示了一个似乎相反的结论，即现代社会的兴起已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父亲功能的衰落，自杀等多重精神现象的增多直接源于社会规范的失序。
到了拉康时代，女权主义于1960年开始走向其第二次顶峰，社会规范失序导致的精神病等疾病进一步增多，精神分析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面临了一个真正的难题。然而，尽管早期也受益于杜尔凯姆的思想【20】，拉康自采用结构主义的立场之后却拒绝从一个社会学角度出发来简单地承认父权的衰弱。正如当代社会下父权在很多领域不但没有衰弱，反而得到越来越多地强化一般【21】，社会现象的变迁和多样化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来理解父亲的位置及功能。
社会学家应该好好考虑构成我们公共尺度的结构关系，简单的原因就是，这也是最终根源，俄狄浦斯情结之存在自身在社会关系上是不可证的，我想说的就是它不能构造于任何社会有限性之上。【22】
由此，在1962年正式提出“父亲的名义”之后，拉康试图从一个更符号化的角度来重构父亲的功能。他由此回到了《图腾和禁忌》中的“原父”假说。但是对其而言，这一假说的价值不在人类学领域，而在其所代表的父亲的符号化功能，就是说，父亲之为父亲，不在于其在家庭中执行的现实功能，而在于其所体现的文化规则之代理者。正是原父之始基功能的建立，后世现实中的父亲才能成为符号规则的执行者和代理者。但是，这一原父不应该在人类学领域去寻找，正如我们无法验证这一假说的证伪，而应该在一个更基础的层面上去寻找，即语言。如果语言符号化了人类整体性的“文化—自然”系统，建立了乱伦禁忌，那么其功能就在逻辑上必然蕴含着一个“创始者”，拉康称为“太一父亲（Un—père）”。正如《图腾和禁忌》中的原父只有因其死亡才能成为图腾，这一逻辑性的“太一父亲”指示一个“死亡”或者不可能的位置，没有人能够处在这个位置上，然而也正因为其不可能性，这个位置成为人类幻想生活的“形式因”，拉康称之为“享乐的命令”。最终，为了澄清这个“既必然但也不可能”的悖论性位置，拉康求助于集合论和数理逻辑等多种形式语言。这个工作构成了其七十年左右的两个主要工作之一，另外一个是女性之神秘的、附加的享乐。后者也只有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可能。
由此，在拉康那里，“太一父亲”就不再是一个社会学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经验性父亲，而变成了一个和所有现实父亲不同的唯一的、例外的、必然的、制度性父亲。这种带还原论色彩的工作不仅使得精神分析和社会学、人类学等涉及家庭结构的经验性学科保持了距离，甚至也使得精神分析和拉康曾深深受益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保持了距离【23】。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个范式性的并且是伦理学性的转换追溯到拉康的天主教背景，也可以追溯到西方家庭史上两种家庭模式（宗法家庭和神圣家庭）之间的对抗。但对拉康而言，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结构，如果说家庭、甚至社会是一个结构，那么是什么东西赋予它一个结构性？这个结构赖以存在的动力又是什么？
这个工作不仅让拉康名正言顺地被归于结构主义大家之列，太一父亲所蕴含的实在维度也同样启发了后续的后结构主义潮流。然而，拉康之后，这个问题并非就此告一段落：
其一，自1981年拉康去世之后，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时代，家庭结构进一步变得多元化，科技及新媒体使得人际组织更加荒漠化，多种流行病的盛行（如抑郁症、孤独症、厌食症等）也似乎越来越印证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父亲功能之衰落。这使得不少学者开始思考拉康的结构主义模式是否仍然有效，符号性父亲和现实父亲之间的区分是否就是那么绝对。【24】其二，对拉康而言，语言是家庭结构的基础，但如要澄清其中的过程和效果，就必须求助于人工语言或形式结构。由此拉康在坚持话语之逻各斯的基础上，并不同意文字仅仅是声音的附属。但是，当拉康最终求助于集合论、拓扑学以及数理逻辑等形式结构时，这些结构是否在其表面的普遍性之外还暗自带有西方文明的特征？或者说，就“话语—文字”对子而言，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例如对中国文化而言，即使除掉语音平面的细微差异，明显存在两点差异性：其一，文字不是话语的附庸，相反它在某个意义上还决定话语的成形；
其二，也存在一个形式系统，其无论从组合法则还是从运算法则都相对独立。■
【注释】
①卡尔•波普尔：《猜想和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49-5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06
②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Jean-ClaudeRazavet，DeFreudàLacan：Durocdelacastrationaurocdelastructure，DeBoeck，Paris，2008.
④小说英文及中文本参见：ThomasHardy，Thewell-loved，Wordsworth，2000.托马斯•哈代：《心爱的》，王柏华等译，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版。为了更加顺利地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之下进行分析，笔者将简略叙述小说的基本情节，而就不直接引用原文。
⑤参见中英文版本作者所写前言。
⑥就俄狄浦斯情结而言，尤其是母亲功能的转变，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即使弗洛伊德仍然也没有很好澄清一些微妙的细节。为了不把整个精神分析史的讨论带入，本文仅作一个简化的描述。
⑦考虑到乔瑟林心中的确存在一个“意中人”，就有必要将之和另外一种唐璜式的男性区分开来，后者通过不断地更换女友来达到自己的成就感，即女性更多作为一个“量”而非一个“质”而存在，其本质上是癔症性的，拉康对此有比较精妙的分析。参见：JacquesLacan，Encore，Paris，Seuil，1975，p.15.
⑧JeanLaplanche，J.-B.，Pontalis，Vocabulairedelapsychanalyse，Paris，PUF，1967，p.184，255.
⑨JacquesLacan，LesécritstechniquesdeFreud，Seuil，Paris，1975，p.160.
⑩在拉康的框架之下，性选择，尤其是其中的性享乐，还涉及第三个维度：实在界。但是，拉康的实在界不同于康德自然主义上的实在概念，也不同于科学哲学的物理实在或者数学实在，而更多是一种不可能性，是想象界和符号界的边界。在经验生活中，它无法以一种实体形式来出现，而只能以一种“剩余”的方式而出现，故并不合适引入到当下的分析框架中。
【11】SigmundFreud，FemaleSexuality，TheStandardEditionoftheCompletePsychologicalWorksofSigmundFreud，JamesStrachey，London，W.W.Norton&Company，1976(以下简称英文标准版)，21卷，236页。
【12】MelaineKlein，Sometheoreticalconclusionsregardingtheemotionallifeoftheinfant，EnvyandGratitudeandotherworks1946-1963，NewYork：Delacorte，1975，p.78.
【13】实际上在弗洛伊德著作的前后期，我们也能看到父亲的功能变得越来越符号化，从主动的阉割者变成一个隐形的权威。参见：SigmundFreud，Thedissolutionoftheoedipuscomplex，英文标准版，19卷，174页。
【14】除此之外，拉康还揭示了，女性在以石祖为中心寻找自身享乐时还碰到了另外一个非石祖性的、但又不能脱离石祖功能的、增补性的、更多在实在中的享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具有了“神”的一面。
【15】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第16讲中就描述了一个岳母爱上自己女婿的情况。此外，他在《图腾和禁忌》中就原始民族的“岳母—女婿”禁忌有专门的分析。
【16】当然，这个分析仍然是理想的。如果考虑到母女在前俄狄浦斯期的情感纠结，情况要复杂地多。例如，一个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女儿选择的男性理想和母亲所传递的理想完全相反，即“反理想”，这里面复合了好几种不同性质的情感，不仅仅可以找到明显的俄狄浦斯情势，也同样可以找到前俄狄浦斯时期女儿摆脱全能母亲的欲望。
【17】如果考虑作者在第二版所做的改进，也正好是作者回避了埃文斯三和乔瑟林的乱伦冲突。
【18】英文标准版，13卷，141-142页。
【19】例如，在涉及“父亲之爱”的鼠人个案中，弗洛伊德多次强调父权的不可置疑性。参见：英文标准本第10卷。中文参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狼人的故事：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三种》，李韵译，20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20】MarkosZafiropoulos，LacanetLévi-StraussouleretouràFreud，1951-1957，Paris，PUF，2003.
【21】正如福柯在《规训和惩罚》中指出，新时代下，父权制度对女性的要求不再指向其品德和责任，而是指向其身体和性征，这个模式在新媒体时代中得以不断地增强。参见：MichelFoucault，Surveilleretpunir：Naissancedelaprison，Gallimard，Paris，1993.
【22】JacquesLacan，Lesformationsdel’inconscient，Paris，Seuil，1998，p.197.
【23】而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他仍然试图保持精神分析的人类学色彩，并试图把精神分析还原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参见：ClaudeLévi-Strauss，Lapotièrejalouse，Plon，1985.
【24】MarkosZafiropoulos，Dupèremortaudéclindupèredefamille：Oùvalapsychanalyse？，PUF，Paris，2014.
〔居飞，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本文得到 2014 年“上海市浦 江 人 才 计 划”( 编 号 ：14PJC100) 以 及2014 年“同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编号：20141850） 资助。此文源于多年前国内举办的一个国际精神分析会议上的会议报告，但却因一些关键问题没有思考清楚，一直没有正式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