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山

第一次接触俄罗斯文学，是初中时期的《战争与和平》。 那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八十年代的四卷本，妈妈大学时代的收藏，封面是列宾风格的油画群像，书页已然松脆发黄。记忆中，有些章节似乎是繁体字，原文里的法文引用也全部保留，对于第一次啃大部头的我来说，读起来有些吃力。 故事如同宽广的叶尼塞河，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缓缓流淌。冗长的战事分析和时局议论，常常令少时的我搔首，却不能忘记在1812年冬，酷寒的俄罗斯，有一位贪杯，执拗而才华卓越的帝国元帅，下令放弃莫斯科，坚壁清野，绝地反击，最终消灭了未尝一败的拿破仑大军。在撤离莫斯科时，那一把持续了一个星期的大火，烧毁了绵延六百年的国都，燃尽了法兰西帝国的气数，也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而我，在震颤不已中，第一次隐约地感觉到，这个国家与她的人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非凡气质。 宏大叙事之下的人物，则像缀在黑色天鹅绒上的一粒粒珍珠。我仍然记得娜塔莎在第一次舞会前的紧张与甜蜜。她的薄纱连衣裙在最后一刻才裁剪停当，带蝴蝶结的白缎子皮鞋，绸子的透花长袜都已经准备好了，全彼得堡最优秀的青年就在那灯光明亮的大厅中等着她，那，也许是每个少女都不可能抗拒的想象。不过，对我而言，玛丽娅公爵小姐是曾经更为深刻的慰藉。比起简爱，程灵素，以及其他不漂亮的女性角色，公爵小姐的面容，并不只是因为恋人而熠熠发光。钢琴与几何学，虔诚与悲悯，以及对自己内心的严厉审视，让她有一种朝圣者般的温柔力量。后来我知道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争相追随身为革命者的丈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贵族女子们，那些饱受饥寒之苦依然沉静温雅的身影，总是让我想起玛丽娅公爵小姐的目光。 当然还有彼埃尔与安德烈公爵。彼时尚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相争与相惜，只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停下来，试图设身处地，为他们做出选择。当第一次看到安德烈公爵的橡树终于度过寒冬，抽出嫩叶的时候，仿佛忽然有欢乐颂在空中响起，杳杳不绝。很多年，绝少提起，却反复怀想。 如果说托尔斯泰的长篇三部曲可比作《射雕》，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大概是一部没有故事的《天龙八部》。高中时开始读陀氏，初时只是为那些激烈的挣扎与黑暗的深处纠结，在简单的情节与曲折的复调中迷失，直到《卡拉马佐夫兄弟》。 读完《宗教大法官》那一章的夜里，我坐立不安。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在血液中翻涌，似乎隐约窥见了奥秘之门，但是随之被更大的疑惑之潮淹没。唯一可以勉强确定的，是我终于理解了通俗文学和传世巨著的一点区别。 野心。《红与黑》里有复杂精巧的叙事，但令人难忘的一处闲笔，是国王在维里埃参拜时，农民们陶醉在香烛与赞美诗营造的虔诚氛围中，“这样的一天足以毁掉雅各宾派报纸一百期的工作”。法国人司汤达并不只是想要讲述乡下少年于连的仕途与情路，那些冷眼旁观的议论与描写看似无关紧要，细细回想却有令人悚然的深邃。 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俄罗斯人极度膨胀的野心，产生了一场与主线情节完全脱离但又完美融合的独幕剧。从十九世纪的俄国村庄到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教廷，一颗伟大的心一旦触碰到那个永远沸腾却又无比迷人的地狱，溪水，嫩叶与爱情都将如同尘土四处散逸。那是人类思想上的高维空间，只有被理性和神性的黑洞撕裂之后才能到达。我不敢想象书中的伊凡哥哥所经历的折磨，更无法揣测陀氏在写作时的表情。 王尔德在《道连格雷的肖像》里谈到，你把整个心灵奉上，人们却只是把那当做一朵插在纽扣眼里的小花，时节过了，就抛下。 从此很久不敢再看陀氏的长篇小说。年龄渐长，人越发敏感，连看完《无名的裘德》都可以抑郁一个下午。大学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处于焦灼与压力之中，开始看短篇与散文。那时候鸡汤文学还未泛滥，俄罗斯的自然派散文就是最好的救赎。 那是中国古典诗歌以外，我所能理解的，最为诗意的文字。像在雨后的草原上遥望青翠的远山，露珠里折射出天地间所有最纯粹的颜色。或许得益于那广袤的旷野，俄罗斯的散文作品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精确。作家们像是老道的守林人，娓娓道出铃兰花或者山鹬鸟的名字，让人疑心他们的黑面包上，是否还粘着潮湿的柞树叶。 那种精确与纯净淬炼出的意境无以伦比。至今仍然觉得没有苹果能比蒲宁笔下的安东诺夫卡苹果更加芬芳，而在夏威夷浓雾弥漫的群山之巅开着夜车的时候，是《山口》支撑着我，在无边的黑暗中前行。在读过蒲宁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很多年后，第一次听到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俄罗斯大地那熟悉的气息在第一小节就将我裹挟。帝国动荡之际，白银时代的诗人和艺术家们被迫流亡海外，终老他乡，但是他们的作品里却有着那片故土令人心碎的美丽和忧伤。 然而十九世纪已经远去。在今天，时髦的文艺青年们熟练地谈论起村上春树的孤独和菲茨杰拉德的困惑，文学的目的在现代媒体中被一再消解，几乎没有人记得俄罗斯文学那沉重的传统。只有顾长卫在《立春》中让县城青年以滑稽的口音念出普希金的诗，而岩井俊二则在《纽约我爱你》中让纯爱系宅男捧着一本《卡拉马佐夫兄弟》约会。这些细节总是令我在大笑后惆怅，又生出一点小小的希望。我甚至自私地期盼马丁在写作《冰与火之歌》时能想起伊凡的梦魇并让琼恩雪诺陷入类似的黑暗，因为在席恩葛雷乔伊的身上，我隐约看到了斯麦尔佳科夫的影子。 或者那仅仅是一场遥远的幻梦。但是我并不怀疑，曾经有一种绝非矫揉造作的真诚与高尚，让我在那个还没有”中二“或者”装逼“标签的年代泪流满面，并且直到今天，仍然为之感动不已。那是赫尔岑的麻雀山，在山顶上两个十五岁的贵族少年拥抱着，当着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他们所选定的理想献出生命。那也是我的俄罗斯文学记忆，很多东西在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却仍有一些坚硬的东西深深埋在了心里，使得在今日的营营役役之中，还是难以忘记那座少年时期的高地。 “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 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