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 Eyre》随笔系列 还原Bertha Mason
《Jane》随笔系列1——还原Bertha Mason和Rochester
在《Jane Eyre》这本第一人称自述的小说，“我”——主人公Jane占据着唯一的视点，她的视点即是读者的视点。读者见Jane之所见，感Jane之所感。认同Jane所认同的，如Helen Burns，Miss Temple，当然还有Rochester；否认Jane所否认的，如Mrs Reed，Mrs Brocklehurst，Miss Ingram，自然也有Bertha Mason。从这点来看，Jane有着双重的身份，作为一个身份卑微的女家庭教师在社会地位上处于低下层，但是在话语体系上处于至高点：她占据着观看和评判的位置，享有绝对的话语权，有如书中的上帝。和Jane共享上帝位置的是Rochester先生——她爱的男人，小说的男主人公。他们一起占据着观看和评判的主体位置。在这样的权力谱表中，其他任何人只能处在被观看被评判的客体位置，于是Miss Ingram被定论为“势利的女人“，Mrs Reed被定论为“冷酷无情的女人”，虽然她也可能是女儿眼中的好母亲，但是小说并没有为女儿们提供话语机会。
至于Bertha，更是邪恶女巫般的存在。
在Jane的眼里，Bertha是个发疯的女人。毛骨悚然的笑声，试图烧死Rochester，刺杀卡特梅森，焚烧新娘婚纱，而婚礼当天她的真实身份暴露之后，便永远的横亘在Jane和Rochester的爱情之间，死前还要火烧庄园弄残Rochester的胳膊和眼睛。而在Rochester口中，Bertha是个邪恶的女人。她淫荡无耻，勾引年少的自己；恋爱时美貌与才华兼有，婚后显露出粗鄙无知；隐藏家族病史，发疯之后毁掉了他的生活和希望，害的他只能远赴欧洲过着荒唐的生活。
读者依照Jane的视角，很容易认同这些论断：这是个邪恶的疯女人。然而稍加推敲，便能发现这个论断根本靠不住。Jane来到桑菲尔德之时，Bertha已经被关在三楼的阁楼里十年，她的那些疯狂举动出于无意识或者潜意识，而非头脑和意识，一个精神病患者无法也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常识不仅足以赦免Bertha的那些罪行，还引出了一个追问：那么谁该负责呢？生下她的母亲，照顾她的Grace Poole，还是她法律上的丈夫？归罪于母亲是不公正的，因为母亲也是这个家族遗传病的受害者，这个线索只能导向无法追责的“病魔”。Grace Poole有错却是小错，在桑菲尔德庄园而非精神病院，她的职责只是做个保姆和看门人，除此之外她无能为力，她的过错只是没有看紧房门。那么她的丈夫，Mr Rochester呢？要厘清这之中的责任，必须要公正的还原Mr Rochester和Bertha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用这句印在波伏娃《第二性》扉页上的话来评断Rochester对Bertha的定论再合适不过了。Bertha不仅是个疯女人，还是个“哑巴”——她无法说话，自然无法辩白，也就丧失了话语权，她的过去是被讲述出来的，而讲述者是一直以受害者受骗者身份自居的丈夫，这其中的偏见谎言和不公正可想而知。谎言是真相的倒影，虽然扭曲但仍能复原出部分真相。
第二十七章便是这样的一篇“谎言”。下面是从中提取出来的确认无疑的几个事实。
“Bertha和Rochester的婚姻是典型的家族联姻。”
老Rochester剥夺了儿子的财产继承权之后，在他脖子上挂着“身份：贵族；产地：Rochester家族”的标签，推到商人阶层中出售；Bertha被她的父母挂着“嫁妆：三万英镑；特质：美丽”的标签，推到上流社会中出售。以丰厚嫁妆换得贵族姻亲，把上流社会的门票卖出几万英镑，家族联姻从来都是以人换人以金钱购得地位的交易，关乎家族利益，无关乎个人情感。这是家族联姻的原罪，Bertha和Rochester同样是受害者。
”Bertha向Rochester隐藏了家族病史，但是……“
这件事上，Rochester确实是个纯粹的被骗者，但是施骗者不止Bertha。家族联姻中个人的意志屈居于家族意志之下，Bertha隐瞒病史，除了出于个人情感的自私，一定还出于背后家族的授意。更何况Rochester的哥哥和父亲知根知底却瞒而不说。这是两个家族合谋共力的欺骗。
“婚后Bertha开始发病了，带给了Rochester无穷的烦恼。”
遗传病发作不能怪罪于Bertha，如果要怪罪，就诅咒上帝吧，既然给人以身体，又何必给人以病患；既然给人以精神，又何必从人的头脑中夺去。
不能确定的则是Rochester对Bertha本人的各种评价。
“荒淫放纵”（intemperate and unchaste）。
在Rochester的描述中，既不见她婚前和异性私会密见，也不见她婚后和男人通奸出轨，既然找不到任何事实上的依据，只能说这是凭空捏造的污蔑之词了。
“引诱我”（allure me）。
Rochester称自己犯了个错误：一个“幼稚无知，缺乏经验”的青年，在“社交界无聊的情场角逐”的堕落环境下被Bertha欺骗蒙蔽了，然后糊里糊涂结了婚，而这个错误是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犯的错，因为年轻人“好色鲁莽和盲目”。这是男人逃避责任的惯用技俩，首先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理智不健全的小孩子，既没有脑子也没有意志，纯粹就是一个受害者；然后躲在受害者的盾牌之后施冷箭，把所有的过错所有的责任统统推向了环境和别人，称环境带坏了自己，称女人勾引了自己；最后强调自己犯的错是天下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自己落水还不行，定要把所有人弄湿。Rochester完美的践行着这三个技巧。
“她的心灵庸俗、猥琐、狭窄“（common, low, narrow,）
”从她那儿听到既粗俗又陈腐、既乖戾又愚蠢的回答”（coarse and trite, perverse and imbecile）
“最粗野、最下流、最堕落的生命”（the most gross, impure, depraved）
在Rochester口中，婚前的Bertha是“举止颇为庄重……拼命显示她的美貌和才情来讨我的喜欢。她那个社交圈里的男人似乎都爱慕她，嫉妒我”，这不禁令人疑惑：人的举止和才情长久稳定有如性格，怎么婚前婚后判若两人？这里给出三种解释。第一种是Rochester本人口述的，Bertha在伪装，圈子里的男人们则集体配合：假装仰慕于她，所有人都在从头到尾的设计他诓骗他，目的就是让他娶Bertha。这种阴谋论式的解释实在无法服人。笔者这里提出第二种解释：Rochester在撒谎。他把婚前的Bertha描绘的引人注目是为了强调自己被引诱；而把婚后的Bertha描绘成粗鄙不堪则是极力渲染自己的苦命丈夫的身份，以一个苦楚的受害者的形象博取Jane的同情。第三者解释是，Bertha婚后不久而非四年之后就开始发病，这导致她的举止才情大大衰退——Rochester所说的是事实，然而对饱受精神疾病折磨不能自控的妻子作出如此低劣不堪的评价，也只有极度冷酷无情的人才说得出口。三种解释分别勾勒出了三个Rochester的形象：受害者Rochester，撒谎者Rochester，无情者Rochester。到底哪一种解释为真，我们无从知晓，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故事是掌控话语权的人讲述的，关于他们的婚姻只有Rochester一人的陈述，而另一个当事人Bertha早已精神失常，无法言语和自辩。至于事实和真相，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哪种，Rochester都无法免责。
“那个女人玷污了你的名字，糟蹋了你的名声”（sullied your name, so outraged your honour）
在强调男性尊严的环境里，女人之于男人时而是佩剑时而是利刃。获得女人时，女人是佩剑，象征荣誉；被女人离弃时，女人是利刃，割伤自尊。Bertha没有离弃Rochester，相反她永远和他在一起了——因为她疯了，无论法律还是道德上，Rochester都不能和她离婚。利刃不只是割伤了Rochester，更是永远的留在了体内，终其一生都和一个疯妻子牢牢捆缚在一起，这不啻于对他男性自尊的最大羞辱。Rochester显然无意留在牙买加在妻子面前扮演丈夫的角色，他要回到英格兰在上流圈子里扮演贵族单身汉的角色，前提是“消灭”人证——疯妻子。于是他Bertha把偷运回国，“弄到桑菲尔德，看着她安全地住进了三楼的那间屋子里……很费了点事才找到一个照料她的人，因为一定得挑个忠实可靠的人才行，要不她发起疯来势必会泄露我的秘密”。Rochester的这个行为可谓超越自私无情而直抵卑劣了。
文本分析到此为止，可以为这个“还原”过程收尾了。
第二十七章的Rochester先生是个极不光彩的形象，在他的愤怒之火中，隐隐约约的透露着各种颜色的火焰：对父亲剥夺自己财产继承权的愤恨，对家族姻亲原罪的无奈，对被双方家族欺骗的恼怒，还有男性自尊受损的屈辱感，以及对自己过错的逃避。在父亲和兄长死后，火舌全部喷向了近在咫尺的幸存者Bertha。这道出了Rochester和Bertha的关系真相——一个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的咒骂和施虐；也还原了Bertha的真实形象——一个无辜的女子，成为疾病和社会的双重牺牲品，却承担着所有应该指向社会陋习，家族联姻，冷酷男权的咒骂和愤怒。更可悲的是她还无法辩白，无法说出一个被家族用作交易筹码的女子的无奈，一个饱受精神疾病困扰同时还被丈夫冷酷对待的妻子的凄凉，一个被禁锢在阁楼上在无意识中犯下“罪行”的精神病患者的无辜，也无法对Rochester的污蔑和斥责作出反驳。在小说中，在Jane和Rochester独享评判众人的权力之下，她被割去了舌头，遮蔽了视角，剥夺了话语权，永远的被钉在了邪恶疯女人的柱子上。
在《Jane Eyre》这本第一人称自述的小说，“我”——主人公Jane占据着唯一的视点，她的视点即是读者的视点。读者见Jane之所见，感Jane之所感。认同Jane所认同的，如Helen Burns，Miss Temple，当然还有Rochester；否认Jane所否认的，如Mrs Reed，Mrs Brocklehurst，Miss Ingram，自然也有Bertha Mason。从这点来看，Jane有着双重的身份，作为一个身份卑微的女家庭教师在社会地位上处于低下层，但是在话语体系上处于至高点：她占据着观看和评判的位置，享有绝对的话语权，有如书中的上帝。和Jane共享上帝位置的是Rochester先生——她爱的男人，小说的男主人公。他们一起占据着观看和评判的主体位置。在这样的权力谱表中，其他任何人只能处在被观看被评判的客体位置，于是Miss Ingram被定论为“势利的女人“，Mrs Reed被定论为“冷酷无情的女人”，虽然她也可能是女儿眼中的好母亲，但是小说并没有为女儿们提供话语机会。
至于Bertha，更是邪恶女巫般的存在。
在Jane的眼里，Bertha是个发疯的女人。毛骨悚然的笑声，试图烧死Rochester，刺杀卡特梅森，焚烧新娘婚纱，而婚礼当天她的真实身份暴露之后，便永远的横亘在Jane和Rochester的爱情之间，死前还要火烧庄园弄残Rochester的胳膊和眼睛。而在Rochester口中，Bertha是个邪恶的女人。她淫荡无耻，勾引年少的自己；恋爱时美貌与才华兼有，婚后显露出粗鄙无知；隐藏家族病史，发疯之后毁掉了他的生活和希望，害的他只能远赴欧洲过着荒唐的生活。
读者依照Jane的视角，很容易认同这些论断：这是个邪恶的疯女人。然而稍加推敲，便能发现这个论断根本靠不住。Jane来到桑菲尔德之时，Bertha已经被关在三楼的阁楼里十年，她的那些疯狂举动出于无意识或者潜意识，而非头脑和意识，一个精神病患者无法也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常识不仅足以赦免Bertha的那些罪行，还引出了一个追问：那么谁该负责呢？生下她的母亲，照顾她的Grace Poole，还是她法律上的丈夫？归罪于母亲是不公正的，因为母亲也是这个家族遗传病的受害者，这个线索只能导向无法追责的“病魔”。Grace Poole有错却是小错，在桑菲尔德庄园而非精神病院，她的职责只是做个保姆和看门人，除此之外她无能为力，她的过错只是没有看紧房门。那么她的丈夫，Mr Rochester呢？要厘清这之中的责任，必须要公正的还原Mr Rochester和Bertha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用这句印在波伏娃《第二性》扉页上的话来评断Rochester对Bertha的定论再合适不过了。Bertha不仅是个疯女人，还是个“哑巴”——她无法说话，自然无法辩白，也就丧失了话语权，她的过去是被讲述出来的，而讲述者是一直以受害者受骗者身份自居的丈夫，这其中的偏见谎言和不公正可想而知。谎言是真相的倒影，虽然扭曲但仍能复原出部分真相。
第二十七章便是这样的一篇“谎言”。下面是从中提取出来的确认无疑的几个事实。
“Bertha和Rochester的婚姻是典型的家族联姻。”
老Rochester剥夺了儿子的财产继承权之后，在他脖子上挂着“身份：贵族；产地：Rochester家族”的标签，推到商人阶层中出售；Bertha被她的父母挂着“嫁妆：三万英镑；特质：美丽”的标签，推到上流社会中出售。以丰厚嫁妆换得贵族姻亲，把上流社会的门票卖出几万英镑，家族联姻从来都是以人换人以金钱购得地位的交易，关乎家族利益，无关乎个人情感。这是家族联姻的原罪，Bertha和Rochester同样是受害者。
”Bertha向Rochester隐藏了家族病史，但是……“
这件事上，Rochester确实是个纯粹的被骗者，但是施骗者不止Bertha。家族联姻中个人的意志屈居于家族意志之下，Bertha隐瞒病史，除了出于个人情感的自私，一定还出于背后家族的授意。更何况Rochester的哥哥和父亲知根知底却瞒而不说。这是两个家族合谋共力的欺骗。
“婚后Bertha开始发病了，带给了Rochester无穷的烦恼。”
遗传病发作不能怪罪于Bertha，如果要怪罪，就诅咒上帝吧，既然给人以身体，又何必给人以病患；既然给人以精神，又何必从人的头脑中夺去。
不能确定的则是Rochester对Bertha本人的各种评价。
“荒淫放纵”（intemperate and unchaste）。
在Rochester的描述中，既不见她婚前和异性私会密见，也不见她婚后和男人通奸出轨，既然找不到任何事实上的依据，只能说这是凭空捏造的污蔑之词了。
“引诱我”（allure me）。
Rochester称自己犯了个错误：一个“幼稚无知，缺乏经验”的青年，在“社交界无聊的情场角逐”的堕落环境下被Bertha欺骗蒙蔽了，然后糊里糊涂结了婚，而这个错误是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犯的错，因为年轻人“好色鲁莽和盲目”。这是男人逃避责任的惯用技俩，首先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理智不健全的小孩子，既没有脑子也没有意志，纯粹就是一个受害者；然后躲在受害者的盾牌之后施冷箭，把所有的过错所有的责任统统推向了环境和别人，称环境带坏了自己，称女人勾引了自己；最后强调自己犯的错是天下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自己落水还不行，定要把所有人弄湿。Rochester完美的践行着这三个技巧。
“她的心灵庸俗、猥琐、狭窄“（common, low, narrow,）
”从她那儿听到既粗俗又陈腐、既乖戾又愚蠢的回答”（coarse and trite, perverse and imbecile）
“最粗野、最下流、最堕落的生命”（the most gross, impure, depraved）
在Rochester口中，婚前的Bertha是“举止颇为庄重……拼命显示她的美貌和才情来讨我的喜欢。她那个社交圈里的男人似乎都爱慕她，嫉妒我”，这不禁令人疑惑：人的举止和才情长久稳定有如性格，怎么婚前婚后判若两人？这里给出三种解释。第一种是Rochester本人口述的，Bertha在伪装，圈子里的男人们则集体配合：假装仰慕于她，所有人都在从头到尾的设计他诓骗他，目的就是让他娶Bertha。这种阴谋论式的解释实在无法服人。笔者这里提出第二种解释：Rochester在撒谎。他把婚前的Bertha描绘的引人注目是为了强调自己被引诱；而把婚后的Bertha描绘成粗鄙不堪则是极力渲染自己的苦命丈夫的身份，以一个苦楚的受害者的形象博取Jane的同情。第三者解释是，Bertha婚后不久而非四年之后就开始发病，这导致她的举止才情大大衰退——Rochester所说的是事实，然而对饱受精神疾病折磨不能自控的妻子作出如此低劣不堪的评价，也只有极度冷酷无情的人才说得出口。三种解释分别勾勒出了三个Rochester的形象：受害者Rochester，撒谎者Rochester，无情者Rochester。到底哪一种解释为真，我们无从知晓，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故事是掌控话语权的人讲述的，关于他们的婚姻只有Rochester一人的陈述，而另一个当事人Bertha早已精神失常，无法言语和自辩。至于事实和真相，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哪种，Rochester都无法免责。
“那个女人玷污了你的名字，糟蹋了你的名声”（sullied your name, so outraged your honour）
在强调男性尊严的环境里，女人之于男人时而是佩剑时而是利刃。获得女人时，女人是佩剑，象征荣誉；被女人离弃时，女人是利刃，割伤自尊。Bertha没有离弃Rochester，相反她永远和他在一起了——因为她疯了，无论法律还是道德上，Rochester都不能和她离婚。利刃不只是割伤了Rochester，更是永远的留在了体内，终其一生都和一个疯妻子牢牢捆缚在一起，这不啻于对他男性自尊的最大羞辱。Rochester显然无意留在牙买加在妻子面前扮演丈夫的角色，他要回到英格兰在上流圈子里扮演贵族单身汉的角色，前提是“消灭”人证——疯妻子。于是他Bertha把偷运回国，“弄到桑菲尔德，看着她安全地住进了三楼的那间屋子里……很费了点事才找到一个照料她的人，因为一定得挑个忠实可靠的人才行，要不她发起疯来势必会泄露我的秘密”。Rochester的这个行为可谓超越自私无情而直抵卑劣了。
文本分析到此为止，可以为这个“还原”过程收尾了。
第二十七章的Rochester先生是个极不光彩的形象，在他的愤怒之火中，隐隐约约的透露着各种颜色的火焰：对父亲剥夺自己财产继承权的愤恨，对家族姻亲原罪的无奈，对被双方家族欺骗的恼怒，还有男性自尊受损的屈辱感，以及对自己过错的逃避。在父亲和兄长死后，火舌全部喷向了近在咫尺的幸存者Bertha。这道出了Rochester和Bertha的关系真相——一个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的咒骂和施虐；也还原了Bertha的真实形象——一个无辜的女子，成为疾病和社会的双重牺牲品，却承担着所有应该指向社会陋习，家族联姻，冷酷男权的咒骂和愤怒。更可悲的是她还无法辩白，无法说出一个被家族用作交易筹码的女子的无奈，一个饱受精神疾病困扰同时还被丈夫冷酷对待的妻子的凄凉，一个被禁锢在阁楼上在无意识中犯下“罪行”的精神病患者的无辜，也无法对Rochester的污蔑和斥责作出反驳。在小说中，在Jane和Rochester独享评判众人的权力之下，她被割去了舌头，遮蔽了视角，剥夺了话语权，永远的被钉在了邪恶疯女人的柱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