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作家
“爱情如幻灯,远望时光华灿烂,使人沉醉,使入迷恋。一旦着迷,便觉味同嚼蜡。”在“五四”后第一批女作家中,能写出这样冷峭的句子的,唯有庐隐,无怪乎学者肖淑芬称其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作家”。
刘大杰先生曾说:“提到中国新文坛的女作家,资格最老的,谁也承认是冰心与庐隐。”茅盾则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为第一人。
但,命运对于庐隐,却过分残酷,她是那么勇敢,却始终挣不脱尘网的羁绊,庐隐留下的文字,几乎篇篇都是哀鸣,从中不难参透“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萧红语)式的辛酸。
作为女性争取自我解放之路上的里程碑,庐隐会被永远铭记。
童年便产生厌世思想
庐隐本名黄淑仪,学名黄英,生于1898年,与冰心、林徽因并称“福州三大才女”。
据庐隐自己说,她出生时外祖母去世,因而被母亲视为灾星,交奶妈抚养,2岁时全身疥疮,3岁时还不会走路和说话,奶妈将其带到乡下养大,后庐隐父亲任湖南零陵知县时,她才回到父母身边,可在赴任途中,因哭闹不已,被父亲抛入河中,幸被随从救起。
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全家投奔在北京的舅父家,庐隐受姨母《女四书》启蒙,但姨母教法简单,常体罚庐隐,一次姨母教完书,手表落在庐隐房中,庐隐把表拆开又装上,却扭断了发条,为此挨了母亲一顿痛打,她后来写道:“我对于生命,开始了厌恶。”“假使死了,也许比这活着快乐些吧。”
对于童年,庐隐说那是个“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的历程。
9岁时,庐隐入教会学校慕贞女校,在自传中,庐隐谈其间生活清苦,对舅父似有怨言,后人不查,常被误导。
慕贞女校本是“专门收容无产阶级者的学校”,庐隐舅舅的2个女儿后来也曾在此就读。据学者王维燊考证,庐隐的舅舅是晚清名医力钧,时任农工商部员外郎,正五品,曾为慈禧太后、光绪诊病,庐隐二哥后来还娶了力钧的三女儿,可见力钧待黄家不薄。
性格突然一变
13岁时,庐隐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6年毕业后,被北京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不久辞职,恰逢好友舒畹荪在安庆当安徽实验小学校长,招庐隐去当体操教师,据当时也在该校代课的苏雪林说,庐隐“似乎不怎样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
1919年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升格为大学,庐隐、苏雪林均返校深造,因错过录取考试,只能先做旁听生,后经考试转为正式生。
苏雪林发现,大学时代的庐隐仿佛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还可以听见”。虽不用功,成绩却常列优等,开始热心社会活动,“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庐隐自称“亚洲侠少”,还与同学王世瑛(后成为张君劢的夫人)、陈定秀、程俊英(后成为著名学者)组成“四公子”,终日形影不离,并自制一套“制服”,上着浅灰布罩衫,下为黑绸裙,裙的中间横镶一道二寸宽的彩色缎花边。
庐隐自诩为“四公子”中的孟尝君,而庐隐为自己设计的“三窟”是:教师、作家、主妇。
庐隐在后来的代表作《海滨故人》中,将“四公子”都写了进去。
为初恋开始写小说
上中学时,庐隐爱上了表亲林鸿俊,为此写了短篇小说《隐娘小传》,约七八千字,可惜这篇小说后来被庐隐销毁。
林鸿俊家境萧条,已近20岁,无钱上学,只能闲逛,被称为“野孩子”,庐隐母亲对二人交往极为反感,庐隐便写信给母亲,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无可奈何,流泪提出条件,要林鸿俊大学毕业后再结婚,林鸿俊当年果然考入北京工业专科学校。
林鸿俊开学前,庐隐母亲为二人办了订婚仪式,仪式上一位亲戚捐出2000元,供林完成学业。
“四公子”之一程俊英曾看过这篇小说,其中写道,凌君(林鸿俊化名)说:“我不但爱你,更感激的是你对我的提携,如果我不上大学,那现在还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隐娘(庐隐化名)则说:“这是庸人之见,我真不在乎什么大学不大学,只要谈得来,我就感到幸福了,上帝!”
“五四”运动后,各大学纷纷成立“同乡会”,庐隐参与福州同乡会《闽潮》杂志的编辑工作,负责人是北大哲学系学生郭弼藩(字梦良),郭当时常在《京报》《晨报副刊》等媒体上发稿,其才华令庐隐倾倒。
而林鸿俊此时已大学毕业,在山东糖厂任工程师,来信说工资约150元,相当优厚,山东物价便宜,适合居家,而庐隐却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
浪漫爱情却是悲剧结局
随着庐隐与郭弼藩感情升温,引起舆论大哗,因郭家中有包办的妻子,为不忤逆父意,郭又不愿离婚。
庐隐一度想退缩,与郭“精神恋爱”,1922年,庐隐大学毕业,去安徽一所中学教书,第二年夏天,庐隐下定决心,与郭在上海结婚,她的老师李大钊听说后,叹道:“她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如果用于革命,该多好啊!”
但,婚后生活并不和谐。
在小说《前尘》中,女主角结婚3天后便以泪洗面,只因“觉得想望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
令庐隐痛苦的是,她的母亲一怒回了福州老家,不久病危,庐隐连最后一面也未赶上,此时她才知道,当年亲戚捐给林鸿俊的2千元,其实出自母亲的积蓄,庐隐退婚,母亲备受亲戚奚落,只好离开居住多年的北京。
这一年,庐隐的代表作《海滨故人》正式发表,轰动文坛。
在给程俊英的信中,庐隐说:“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不久,庐隐生下一女,本来就已十分困窘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1925年10月,郭弼藩患伤寒,医生嘱咐只能吃流食,但郭想吃蛋糕,庐隐觉得蛋糕软,易消化,没想到引发肠部发炎,不久逝去,年仅27岁。
可疑的幸福时光
郭弼藩去世后,庐隐一度寄身于郭家篱下,但遭郭家冷嘲热讽,只好回到北京,边教书边写作,与石评梅往来密切,每周日二人必去陶然亭,在高君宇等人墓前徘徊,叫两斤绍兴酒、两盘盐水煮花生,饮毕嚎啕大哭。
1928年,石评梅病逝。
庐隐一度与瞿冰森交往,瞿比庐隐小,还在上大学,在《归雁》中,庐隐写道:“我最怕人们窥到我的心,用幸灾乐祸的卑鄙的眼光,怜悯加之于我的时候,那比剐了我还要难过。”庐隐最终拒绝了瞿,瞿竟找了个漂亮的小女友去见庐隐,以激怒她。
1929年,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李唯建开始追求庐隐,他比庐隐小8岁, 1931年2月,两人结婚,婚后庐隐又生一女。
不少人称,这段婚姻是庐隐此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但程俊英拜访二人时,谈及婚姻状况,庐隐眼睛红了,说:“还是一句老话,我们所理想的爱情,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
程俊英对李唯建评价不高,二人初次见面,李便一脸轻薄,让庐隐极为尴尬。据庐隐邻居舒新成说,庐隐好麻将,彻夜不休,“唯建趁机溜出去,有人在四马路(旧时上海以妓院多而闻名的一条街)碰见他”,并说“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
后舒新成将李唯建招入中华书局工作,庐隐的经济压力缓解不少。
1934年,庐隐死于难产,为了省钱,没去医院,而是花4元钱请人到家接生,酿成事故,临死前庐隐对李唯建说,不必再告医生了,何苦再去造成另一个家庭的不幸呢?
一代才女,只活了36岁零9天。
被“渴望自毁”的阴影吞没
苏雪林曾评价庐隐:“生在二十世纪写实的时代却憧憬于中世纪浪漫时代幻梦的美丽,很少不痛苦的,更很少不失败。”庐隐也曾说:“事实上我是生于矛盾,死于矛盾,我的痛苦永不能免除。”
庐隐向往爱情,愿为此牺牲一切,可付出之后却发现,爱只是一个传说,激情退去,依然是冰冷的现实生活。庐隐的悲剧在于,她太敏感,不肯苟且与麻木,所以每当理想破灭,她心中的苦痛感倍于常人。
庐隐幼年时未能体会到母爱,这在内心深处埋下了“渴望自毁”的阴影:一方面,她对美好情感期待过度,另一方面,对可能的挫折准备不足。
但,也正是因为至情至性、九死不悔,庐隐才写出了超越其时代的作品。“五四”时期女性作家有社会意识,却缺乏女性意识,满足于在作品中喊几句空洞的口号。只有庐隐,写出了从理想到幻灭的痛感,生活让她头破血流,她也以凄厉回报了生活,那些痛彻心肺的文字,已成白话文学中永恒的经典。
庐隐一生贫寒,早期写作有逞才的坏习惯,一挥而就,绝不再改,故作品偏松散,有卖弄之嫌,但后期洗尽铅华,叙事渐入佳境,可惜上帝却收走了她的笔。
“我愿意我永远是一出悲剧的主人;我愿我是一首又哀婉绮丽的诗歌;总之,我不愿平凡!”在一个悲哀的时代中,有多少人能活出自己的颜色呢?而庐隐却能如此与众不同。
刘大杰先生曾说:“提到中国新文坛的女作家,资格最老的,谁也承认是冰心与庐隐。”茅盾则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为第一人。
但,命运对于庐隐,却过分残酷,她是那么勇敢,却始终挣不脱尘网的羁绊,庐隐留下的文字,几乎篇篇都是哀鸣,从中不难参透“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萧红语)式的辛酸。
作为女性争取自我解放之路上的里程碑,庐隐会被永远铭记。
童年便产生厌世思想
庐隐本名黄淑仪,学名黄英,生于1898年,与冰心、林徽因并称“福州三大才女”。
据庐隐自己说,她出生时外祖母去世,因而被母亲视为灾星,交奶妈抚养,2岁时全身疥疮,3岁时还不会走路和说话,奶妈将其带到乡下养大,后庐隐父亲任湖南零陵知县时,她才回到父母身边,可在赴任途中,因哭闹不已,被父亲抛入河中,幸被随从救起。
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全家投奔在北京的舅父家,庐隐受姨母《女四书》启蒙,但姨母教法简单,常体罚庐隐,一次姨母教完书,手表落在庐隐房中,庐隐把表拆开又装上,却扭断了发条,为此挨了母亲一顿痛打,她后来写道:“我对于生命,开始了厌恶。”“假使死了,也许比这活着快乐些吧。”
对于童年,庐隐说那是个“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的历程。
9岁时,庐隐入教会学校慕贞女校,在自传中,庐隐谈其间生活清苦,对舅父似有怨言,后人不查,常被误导。
慕贞女校本是“专门收容无产阶级者的学校”,庐隐舅舅的2个女儿后来也曾在此就读。据学者王维燊考证,庐隐的舅舅是晚清名医力钧,时任农工商部员外郎,正五品,曾为慈禧太后、光绪诊病,庐隐二哥后来还娶了力钧的三女儿,可见力钧待黄家不薄。
性格突然一变
13岁时,庐隐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6年毕业后,被北京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不久辞职,恰逢好友舒畹荪在安庆当安徽实验小学校长,招庐隐去当体操教师,据当时也在该校代课的苏雪林说,庐隐“似乎不怎样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
1919年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升格为大学,庐隐、苏雪林均返校深造,因错过录取考试,只能先做旁听生,后经考试转为正式生。
苏雪林发现,大学时代的庐隐仿佛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还可以听见”。虽不用功,成绩却常列优等,开始热心社会活动,“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庐隐自称“亚洲侠少”,还与同学王世瑛(后成为张君劢的夫人)、陈定秀、程俊英(后成为著名学者)组成“四公子”,终日形影不离,并自制一套“制服”,上着浅灰布罩衫,下为黑绸裙,裙的中间横镶一道二寸宽的彩色缎花边。
庐隐自诩为“四公子”中的孟尝君,而庐隐为自己设计的“三窟”是:教师、作家、主妇。
庐隐在后来的代表作《海滨故人》中,将“四公子”都写了进去。
为初恋开始写小说
上中学时,庐隐爱上了表亲林鸿俊,为此写了短篇小说《隐娘小传》,约七八千字,可惜这篇小说后来被庐隐销毁。
林鸿俊家境萧条,已近20岁,无钱上学,只能闲逛,被称为“野孩子”,庐隐母亲对二人交往极为反感,庐隐便写信给母亲,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无可奈何,流泪提出条件,要林鸿俊大学毕业后再结婚,林鸿俊当年果然考入北京工业专科学校。
林鸿俊开学前,庐隐母亲为二人办了订婚仪式,仪式上一位亲戚捐出2000元,供林完成学业。
“四公子”之一程俊英曾看过这篇小说,其中写道,凌君(林鸿俊化名)说:“我不但爱你,更感激的是你对我的提携,如果我不上大学,那现在还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隐娘(庐隐化名)则说:“这是庸人之见,我真不在乎什么大学不大学,只要谈得来,我就感到幸福了,上帝!”
“五四”运动后,各大学纷纷成立“同乡会”,庐隐参与福州同乡会《闽潮》杂志的编辑工作,负责人是北大哲学系学生郭弼藩(字梦良),郭当时常在《京报》《晨报副刊》等媒体上发稿,其才华令庐隐倾倒。
而林鸿俊此时已大学毕业,在山东糖厂任工程师,来信说工资约150元,相当优厚,山东物价便宜,适合居家,而庐隐却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
浪漫爱情却是悲剧结局
随着庐隐与郭弼藩感情升温,引起舆论大哗,因郭家中有包办的妻子,为不忤逆父意,郭又不愿离婚。
庐隐一度想退缩,与郭“精神恋爱”,1922年,庐隐大学毕业,去安徽一所中学教书,第二年夏天,庐隐下定决心,与郭在上海结婚,她的老师李大钊听说后,叹道:“她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如果用于革命,该多好啊!”
但,婚后生活并不和谐。
在小说《前尘》中,女主角结婚3天后便以泪洗面,只因“觉得想望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
令庐隐痛苦的是,她的母亲一怒回了福州老家,不久病危,庐隐连最后一面也未赶上,此时她才知道,当年亲戚捐给林鸿俊的2千元,其实出自母亲的积蓄,庐隐退婚,母亲备受亲戚奚落,只好离开居住多年的北京。
这一年,庐隐的代表作《海滨故人》正式发表,轰动文坛。
在给程俊英的信中,庐隐说:“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不久,庐隐生下一女,本来就已十分困窘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1925年10月,郭弼藩患伤寒,医生嘱咐只能吃流食,但郭想吃蛋糕,庐隐觉得蛋糕软,易消化,没想到引发肠部发炎,不久逝去,年仅27岁。
可疑的幸福时光
郭弼藩去世后,庐隐一度寄身于郭家篱下,但遭郭家冷嘲热讽,只好回到北京,边教书边写作,与石评梅往来密切,每周日二人必去陶然亭,在高君宇等人墓前徘徊,叫两斤绍兴酒、两盘盐水煮花生,饮毕嚎啕大哭。
1928年,石评梅病逝。
庐隐一度与瞿冰森交往,瞿比庐隐小,还在上大学,在《归雁》中,庐隐写道:“我最怕人们窥到我的心,用幸灾乐祸的卑鄙的眼光,怜悯加之于我的时候,那比剐了我还要难过。”庐隐最终拒绝了瞿,瞿竟找了个漂亮的小女友去见庐隐,以激怒她。
1929年,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李唯建开始追求庐隐,他比庐隐小8岁, 1931年2月,两人结婚,婚后庐隐又生一女。
不少人称,这段婚姻是庐隐此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但程俊英拜访二人时,谈及婚姻状况,庐隐眼睛红了,说:“还是一句老话,我们所理想的爱情,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
程俊英对李唯建评价不高,二人初次见面,李便一脸轻薄,让庐隐极为尴尬。据庐隐邻居舒新成说,庐隐好麻将,彻夜不休,“唯建趁机溜出去,有人在四马路(旧时上海以妓院多而闻名的一条街)碰见他”,并说“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
后舒新成将李唯建招入中华书局工作,庐隐的经济压力缓解不少。
1934年,庐隐死于难产,为了省钱,没去医院,而是花4元钱请人到家接生,酿成事故,临死前庐隐对李唯建说,不必再告医生了,何苦再去造成另一个家庭的不幸呢?
一代才女,只活了36岁零9天。
被“渴望自毁”的阴影吞没
苏雪林曾评价庐隐:“生在二十世纪写实的时代却憧憬于中世纪浪漫时代幻梦的美丽,很少不痛苦的,更很少不失败。”庐隐也曾说:“事实上我是生于矛盾,死于矛盾,我的痛苦永不能免除。”
庐隐向往爱情,愿为此牺牲一切,可付出之后却发现,爱只是一个传说,激情退去,依然是冰冷的现实生活。庐隐的悲剧在于,她太敏感,不肯苟且与麻木,所以每当理想破灭,她心中的苦痛感倍于常人。
庐隐幼年时未能体会到母爱,这在内心深处埋下了“渴望自毁”的阴影:一方面,她对美好情感期待过度,另一方面,对可能的挫折准备不足。
但,也正是因为至情至性、九死不悔,庐隐才写出了超越其时代的作品。“五四”时期女性作家有社会意识,却缺乏女性意识,满足于在作品中喊几句空洞的口号。只有庐隐,写出了从理想到幻灭的痛感,生活让她头破血流,她也以凄厉回报了生活,那些痛彻心肺的文字,已成白话文学中永恒的经典。
庐隐一生贫寒,早期写作有逞才的坏习惯,一挥而就,绝不再改,故作品偏松散,有卖弄之嫌,但后期洗尽铅华,叙事渐入佳境,可惜上帝却收走了她的笔。
“我愿意我永远是一出悲剧的主人;我愿我是一首又哀婉绮丽的诗歌;总之,我不愿平凡!”在一个悲哀的时代中,有多少人能活出自己的颜色呢?而庐隐却能如此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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