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同学会
还记得我参加过的、比较完整的小学同学会，竟然是在小学刚刚毕业的那个夏天。老干部活动中心附近租的大场子，像是一个交谊舞厅，有黑色的简陋舞台，布着灰尘的高耸音箱，许多摆放在舞池周围的PU皮凳子。很好笑的是，租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却不唱歌、也不跳舞，满凳子满地都是薯片、可乐、口香糖。我们只是与自己要好的同学三三两两扎堆坐，讲着自己将要去哪个初中读书，早熟的女生则在角落里咬耳朵讨论男孩子的穿着和长相。我的其中一个闺蜜一坐下来便滔滔不绝评判班里一个又黑又瘦的男孩子，三句两句离不开他，说他样子黑，性格又怪。我终于忍不住问她“其实你喜欢他对吧？”她的脸涨得通红，狠狠瞪我一眼，说：“呸！除非我是猪。”两年后的闺蜜小聚会上，我们在她家一边玩着她小姨刚生出来的小宝宝，一边玩真心话大冒险。她终于承认，她当时喜欢的正是那个又黑又瘦、讲话满嘴戾气的男生。“哈，原来你真的是猪！”我笑得前俯后仰。她从沙发上突然跳起来，指着我们说：“现在轮到你们说了！谁耍赖就给我滚出去！”还记得当时的她，是真的好看。有一个从来绝口不提的神秘家庭，穿各式从远洋带来的小衣服、小裙子，人群中一眼能辨认出的那种标致，张扬中略带忧郁的那种美。但老师却不太喜欢她，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过她，说她是一只金苍蝇，懒惰、爱美，作业做得一塌糊涂。我带着恐惧望过去，却看到一张没有落泪的、苍白、沉默的脸。她仿佛真的没有因此悲伤过，放学时若无其事地搂着我的胳膊，继续谈天说地。
我就读的那所小学，在当时是市区里数一数二、口碑很好的学校。父母花了钱，把我的户口出生月份从11改成4，才得以让我提前读书。即使是在如此好的学校，也有小混混样的同班同学。他们打架、抽烟、讲那些脏到极致的粗口，一遍又一遍地看“五角星台”（即当时的凤凰卫视电影台，logo是一个五角星）播出的黑帮电影。他们写的字都有些类似，大、粗、豪放中带着混乱，会把“竖弯钩”画成一个圆圈。放学的时候，他们去学校门口赊账买零食吃，把花生、冻芒果和糖塞成一嘴，换下校服、穿上廉价的、镶着铜链子的喇叭牛仔裤，对着大街吞云吐雾。还记得我们的班主任在讲台上用金正恩似的磅礴气势说：“你们这几个人，以后必定是社会的害才。是蛀虫！一颗老鼠屎害了整一锅粥，脸皮比厕所墙厚，就是这样的！”每次老师骂坏同学的时候，我总是细细琢磨着她说的各种比喻，例如厕所墙到底大概多厚，把老鼠屎拿掉那锅粥应该还可以吃的吧，等等。我常常从老师骂人中得到一种扭曲的快乐，因为老师骂人的时间越长，这节课剩下的需要学习的时间就越短。虽然我成绩好，但也一样不热爱枯燥的学习。
小学里最尴尬的事，莫过于我妈总是不时出现在我的班级里，调查我在学校里的情况。问完这个问那个，都是同一个问题——“某某同学，我宝宝在班里表现怎样？”调皮的男孩子都作出呕吐的表情，重复地说“呃……宝宝。”我因为这个事跟我妈干过架，请求她不要再不打招呼出现在我的学校，不要背着我跟班主任聊天，不要随便夸我的某个男同学长得可爱、有两个深深的酒窝。我命令她必须相信我的能力，相信我拥有成为正人君子的良好潜质。当时，这一切，都太让人伤怀。还好，妈出现的时候，总是穿得漂亮、摩登，至少也挽回了一点点脸面，被别人夸说我有一个好看的妈妈。
六年级，快毕业了。我听闻了一个秘密，忍不住跟同学分享了一下——“丁老师在家里办补习班耶”。然后这名正义的同学立马报告老师：“丁老师，许诺说你在家办补习班。”很感恩的是，在找我含蓄教训了一顿以后，毕业前的“三好学生”，丁老师还是端端正正写在我最后一次的《学生手册》上。我突然明白了内疚是怎样一种感觉，并决定从此将这份感恩留在心中，直到年老痴呆失忆为止。
时光荏苒。云里雾里地，我们就这样离那段青涩而纯真的时光很久了。我们都是能读上大学的一代人。成绩再不好，只要家里人愿意付钱，至少能上个大专、成人大学什么的。再富有一点，还可以去海外选一所野鸡大学待待，混个文凭，回来至少也是个海龟。毕业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譬如那位被喊做“白猪”的小学班长，就一路从中国读到了米字国，从本科读到了博士。他白、胖、高，长一双细长的丹凤眼，从小就是个野心昭著的领袖。曾经大家背地里取笑他为“卖香菇的儿子”，十年后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卖香菇的儿子也可以照样优秀”的道理。所以，后来，人们都不再关注他的父母是否还卖香菇这回事了。人和社会，都是势利的。
那些毕业后回家乡工作的女同学，这两年也逐一成为母亲。粉嫩的小宝贝抱在怀里，顿时就有一种已经与繁华、欲望告别的感觉。从称自己为“妈妈”的那一刻起，青春彻彻底底结束。这令人怅惘的事实，也宣告着责任的真正开始。不过婚姻生活大抵是平淡无奇的，再不顺心也依然选择待在婚姻里。逃离孤独、也求得一点安全感。无非是上上班、煮煮饭、换换尿裤、闹闹别扭、聊点婆媳关系、炫炫孩子的成长。而那些曾经被老师贴标签为“社会蛀虫、害才、老鼠屎”的坏同学，仿佛也没长成十恶不赦的人。他们的个性签名非常励志，大抵都是“事在人为”“我相信付出一定有收获”之类，还在“个人说明”处写着“新西兰奶粉代购，有意者请联系”……横竖不像是社会的蛀虫。譬如我那两位小时候被老师来回“收拾”过的同桌，一位长成人模人样的帅哥、经营一个卖电脑的小店，一位已为人父、做药材生意。凭着高情商和一点江湖义气，可以混得比那些高智商却孤僻胆小的学霸厉害。
有些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中，联系得越来越少，改了电话也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对方，最后彻底联系不到。曾经要好得仿佛同性恋，也没有过任何矛盾。但就是这样，各自忙于谋生、忙于经营眼下的各种关系、忙于汲汲营营、上下求索，也渐渐丢失了曾经一致的价值观和那些聊三天三夜也聊不完的话题。从此变得礼貌而克制。譬如说她。很多年后在路上偶遇到的她，依然是很好看的女孩子，只是缺了点点什么，也感觉疏远了很多。那一抹陌生人式的不露齿微笑，已代表着无以弥补的距离。也忘了是在哪一年、哪一天失去联系的。只知道我们都选择将美好的记忆留藏于心，挥手清淡道别。
母亲的第一次集体同学会是在去年春节举行的。由事业有成的同学请客，从傍晚high到寂静的深夜。阔别三十年，再一次见到的时候，都顾不上吃那些丰盛的菜肴。透着泪光他们互相表白当年对彼此的好感，爆料三十年前彼此的糗事，再一次疯狂得像一群不谙世事的小孩。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还是皮肤紧致的少男少女，再次相聚时却已是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女。而那些当年调皮捣蛋的坏男孩，已在几十年婚姻里压抑成沧桑的大叔，借着微醺讲起猥琐的黄段子，露出一口资深烟民独有的黄牙，一颤颤的大笑在激动气促之时化作声声咳痰。
就是这样的，只有当那些需要靠画“三八线”才能稳固住地盘的日子已成为久远的回忆时才会明白，儿时的友谊是一辈子中最真诚、最没有杂质的感情，才想起要试着联系回那些温暖过你的人，学会去欣赏那些乐观、赖皮、勇敢而蔫坏的孩子。
我就读的那所小学，在当时是市区里数一数二、口碑很好的学校。父母花了钱，把我的户口出生月份从11改成4，才得以让我提前读书。即使是在如此好的学校，也有小混混样的同班同学。他们打架、抽烟、讲那些脏到极致的粗口，一遍又一遍地看“五角星台”（即当时的凤凰卫视电影台，logo是一个五角星）播出的黑帮电影。他们写的字都有些类似，大、粗、豪放中带着混乱，会把“竖弯钩”画成一个圆圈。放学的时候，他们去学校门口赊账买零食吃，把花生、冻芒果和糖塞成一嘴，换下校服、穿上廉价的、镶着铜链子的喇叭牛仔裤，对着大街吞云吐雾。还记得我们的班主任在讲台上用金正恩似的磅礴气势说：“你们这几个人，以后必定是社会的害才。是蛀虫！一颗老鼠屎害了整一锅粥，脸皮比厕所墙厚，就是这样的！”每次老师骂坏同学的时候，我总是细细琢磨着她说的各种比喻，例如厕所墙到底大概多厚，把老鼠屎拿掉那锅粥应该还可以吃的吧，等等。我常常从老师骂人中得到一种扭曲的快乐，因为老师骂人的时间越长，这节课剩下的需要学习的时间就越短。虽然我成绩好，但也一样不热爱枯燥的学习。
小学里最尴尬的事，莫过于我妈总是不时出现在我的班级里，调查我在学校里的情况。问完这个问那个，都是同一个问题——“某某同学，我宝宝在班里表现怎样？”调皮的男孩子都作出呕吐的表情，重复地说“呃……宝宝。”我因为这个事跟我妈干过架，请求她不要再不打招呼出现在我的学校，不要背着我跟班主任聊天，不要随便夸我的某个男同学长得可爱、有两个深深的酒窝。我命令她必须相信我的能力，相信我拥有成为正人君子的良好潜质。当时，这一切，都太让人伤怀。还好，妈出现的时候，总是穿得漂亮、摩登，至少也挽回了一点点脸面，被别人夸说我有一个好看的妈妈。
六年级，快毕业了。我听闻了一个秘密，忍不住跟同学分享了一下——“丁老师在家里办补习班耶”。然后这名正义的同学立马报告老师：“丁老师，许诺说你在家办补习班。”很感恩的是，在找我含蓄教训了一顿以后，毕业前的“三好学生”，丁老师还是端端正正写在我最后一次的《学生手册》上。我突然明白了内疚是怎样一种感觉，并决定从此将这份感恩留在心中，直到年老痴呆失忆为止。
时光荏苒。云里雾里地，我们就这样离那段青涩而纯真的时光很久了。我们都是能读上大学的一代人。成绩再不好，只要家里人愿意付钱，至少能上个大专、成人大学什么的。再富有一点，还可以去海外选一所野鸡大学待待，混个文凭，回来至少也是个海龟。毕业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譬如那位被喊做“白猪”的小学班长，就一路从中国读到了米字国，从本科读到了博士。他白、胖、高，长一双细长的丹凤眼，从小就是个野心昭著的领袖。曾经大家背地里取笑他为“卖香菇的儿子”，十年后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卖香菇的儿子也可以照样优秀”的道理。所以，后来，人们都不再关注他的父母是否还卖香菇这回事了。人和社会，都是势利的。
那些毕业后回家乡工作的女同学，这两年也逐一成为母亲。粉嫩的小宝贝抱在怀里，顿时就有一种已经与繁华、欲望告别的感觉。从称自己为“妈妈”的那一刻起，青春彻彻底底结束。这令人怅惘的事实，也宣告着责任的真正开始。不过婚姻生活大抵是平淡无奇的，再不顺心也依然选择待在婚姻里。逃离孤独、也求得一点安全感。无非是上上班、煮煮饭、换换尿裤、闹闹别扭、聊点婆媳关系、炫炫孩子的成长。而那些曾经被老师贴标签为“社会蛀虫、害才、老鼠屎”的坏同学，仿佛也没长成十恶不赦的人。他们的个性签名非常励志，大抵都是“事在人为”“我相信付出一定有收获”之类，还在“个人说明”处写着“新西兰奶粉代购，有意者请联系”……横竖不像是社会的蛀虫。譬如我那两位小时候被老师来回“收拾”过的同桌，一位长成人模人样的帅哥、经营一个卖电脑的小店，一位已为人父、做药材生意。凭着高情商和一点江湖义气，可以混得比那些高智商却孤僻胆小的学霸厉害。
有些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中，联系得越来越少，改了电话也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对方，最后彻底联系不到。曾经要好得仿佛同性恋，也没有过任何矛盾。但就是这样，各自忙于谋生、忙于经营眼下的各种关系、忙于汲汲营营、上下求索，也渐渐丢失了曾经一致的价值观和那些聊三天三夜也聊不完的话题。从此变得礼貌而克制。譬如说她。很多年后在路上偶遇到的她，依然是很好看的女孩子，只是缺了点点什么，也感觉疏远了很多。那一抹陌生人式的不露齿微笑，已代表着无以弥补的距离。也忘了是在哪一年、哪一天失去联系的。只知道我们都选择将美好的记忆留藏于心，挥手清淡道别。
母亲的第一次集体同学会是在去年春节举行的。由事业有成的同学请客，从傍晚high到寂静的深夜。阔别三十年，再一次见到的时候，都顾不上吃那些丰盛的菜肴。透着泪光他们互相表白当年对彼此的好感，爆料三十年前彼此的糗事，再一次疯狂得像一群不谙世事的小孩。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还是皮肤紧致的少男少女，再次相聚时却已是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女。而那些当年调皮捣蛋的坏男孩，已在几十年婚姻里压抑成沧桑的大叔，借着微醺讲起猥琐的黄段子，露出一口资深烟民独有的黄牙，一颤颤的大笑在激动气促之时化作声声咳痰。
就是这样的，只有当那些需要靠画“三八线”才能稳固住地盘的日子已成为久远的回忆时才会明白，儿时的友谊是一辈子中最真诚、最没有杂质的感情，才想起要试着联系回那些温暖过你的人，学会去欣赏那些乐观、赖皮、勇敢而蔫坏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