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贵族
2015年11月16日
我走在解放路和青年路口的时候，想到给妈妈去个电话。
“妈，算命的说，我要多和你在一起，会比较顺，要不你来杭州住一段时间吧。”
“女儿，妈妈近段时间肯定来不了，家里出了点事”。
“啥事？”
“你外婆查处癌症晚期，活不过明年春天了。所以，我的重心肯定是她了。”
“……”
“你不要哭啊，你是名人啊，哪有在街上就哭的。”
我哇啦哇啦一路哭到店里，有点措手不及。
哭得畅快，此后三个多月，直到2月24日出殡，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外婆，清末四大藏书家陆心源曾孙女；父亲陆思安，浙江省农民银行（抗战胜利后）行长，复旦大学商学士，杭州市人大代表，杭州市政协委员（解放后）。外婆姐妹三人，她居中，相貌、家底、性格，都可分别对应宋家三姐妹。
要骗一个知识分子并不容易，她习惯了自己读诊断报告，看药片说明书，因此，要是把药瓶扔掉只给药丸，等于不打自招。亏得大女儿还灵光，接过话：“是的是的，我们故意撕掉的，因为说明书上写抗癌，我们是怕你胡思乱想。”
她是明白的，毕竟病痛在自己身上，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她也乐的跟你们捉迷藏，半开玩笑地说：我怎样都好，但不想被疼痛折磨，要真不行时，请给我准备麻醉或是镇定。但就一件事，她追得特别紧：我到底是不是到了晚期？
“不知道啊”“医生也说不清楚啊”这些说辞明摆着不奏效，反倒引她给你道个原委：你们得如实告诉我，我有自己的安排的啊。
外婆强势了一辈子，就算在病床上，也要做主。
胰腺癌，肝癌，晚期，病情不超过10个字。
“你们不是说我这种年纪不会再得这种病了么？”她幽幽地嘟哝，转而又给自己打气：我一定会活到九十岁的。
过完乙未春节，她89岁。
2015年11月25日
降温，外婆给杭州的大姐打了个电话，只说想去杭州见见她，但死活不过夜，因为她怕，怕一不小心就客死他乡。不明就里的姨婆（这又是另一个关于浙大法律系毕业生、陆氏长女、终身未育的名媛故事了）就说：那明年春天来，我们去太子湾看樱花，现在毛冷咧。外婆说好的。可是我们知道，她是活不到明年樱花开了的。
但叫她怎么说呢？要是如实将自己的病情告诉大姐，那个疯女人肯定会冲回湖州，继而丧失精神支柱。但是不说呢？很可能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最终还是被知道了。是该让她知道，否则，亲姐妹连最后一眼都见不成才是残忍。意料之中，她确实发了会儿“疯”，比如，要马上奔来湖州。人问她怎么来，她中气很足又很有条理地说：“我有钟点工，我付她钱，先打车到北站，大巴，再打车到妹妹家”；比如，把外婆家中子女臭骂一顿——为什么给她吃止痛药？这是麻醉你们知道哇？为什么让她长时间躺着？
姨婆是个没有抚养过子女、又长期独居的老太太，以高级知识分子自居了一辈子，习惯了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人事，并默认全世界都应该在她的意念下运行。
外婆哭了，在电话里嚷嚷：“大姐，求你了，别来烦我了”。尽管这样，姨婆还是会不断地来电话，大部分由家人代接，说外婆在睡觉，或是在客厅里走动，也会让外婆接到，她说：“妹妹，你现在好好养着，我年纪也大了，94了，不方便再来来回回的了，你要真不行了，我再来看你。”
2016年1月1日
今年回去的次数增多，每次都说“回去和外婆说说话”，但事实上我只负责“过去”。哪怕这次回去是为吃大团圆饭、拍全家福，我还特地用新车载外婆去了饭店，依旧没有“说说话”。
我一直是那种和任何人都亲不起来的人，走路就各管各，不拉不挽不勾肩搭背，和情感深厚没关系，就是习惯。电视里那种小辈坐在床前细声细语的情景我没法演绎，大多时候，进了房门，叫一声“外婆”，然后退回，靠在门边，有时候看她，有时候看手机。
一心两用是可以的，比如我在看手机时，七大姑八大姨和外婆的对话都能听进去，但也没什么可听的。名媛又怎样，藏书家的小姐又怎样，她已经没有精力去回顾自己的一生了，那些潜园遗事都是前朝旧事了，没有生活的鸡毛蒜皮重要——至少我回去的几天里，她一直在交代我妈要给以前的钟点工买这买那，说是答应过人家的。
外人看来是“君子有信”，而局内人看来，你的子女你的亲人，到头来都比不上一个钟点工。
从小到大，我的三口之家一直不算大富，也不知道怎么养成了这种不爱计较的豁达，比如关爱，比如遗产，比如每个大家族到这个时候多少都会出现的比较：你陪夜了，我不是买菜了么！你烧饭了，我不是在联络医院！
我跟爸妈说的是：等老人家去了，你想付出都没地方了，有心去比，还不如睡一觉。然后默念一句：烦不烦啊。
真的，我一直是这么“吃亏”的，独处的时候我总是想：你这么豁达，你怎么不在大家面前抱一抱外婆啊。也怪不到其他大人总看不惯我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2016年2月7日
过年回去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前两天，外婆精神特别好，已经读了遗嘱，就我不在，然后外婆说让我妈替我拥抱一下。既然我回去了，就自己和外婆抱抱。
和元旦时截然不同，外婆彻底变了个人，跟她说话时，习惯性的要拿笔记。一支黑色记号笔在她床头，她左手握着，对着顺手抄起的报纸，腾空比划了好几下，最后放弃。“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就像一把推倒积木时的小孩子的那种泄气。“返老还童”是真实存在的，她眼神茫然，语言不清，看到人来就兴奋。
那天是小年夜，外婆躺在床上，头发银白，我凑上前去，她就哭了，不放我起身。
那晚她情况很不乐观，我们私下里说：年关年关，就是个关卡啊，很多老人都过不了这一关。
2016年2月8日
年三十，表姐为了拍几张照片发给家族群里的人，扶外婆坐起身。照片是有了，但她很快倒了下去，甚至不想吃东西——不知道她自己有没有预感，哪怕最极微的征兆，这就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顿饭。
也许别人会认为这个问题莫名其妙，二货一定会骂我无情无义，但我却驱不散它。我从一开始就对一个生命在行将灭亡时的心理活动怀有极大的好奇。当然，用姨夫的话说，根据文化水平的高低，这也是另一种关切或担忧的表现形式，尽管普世价值里，只有哭，而且要大声哭，才是孝顺。
2016年2月11日
年初四，凌晨4点半，一阵电话声把我吵醒，迷糊中听我妈在说：“哦，知道了，好的，妈妈。” 我一直独居在杭州，家里并无固定电话，因此对电话铃声毫不敏感，一开始以为闹钟，但在妈妈放下电话后，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还是说了句：唉，这个点打电话来，是要把人吓死啊。
人最怕凌晨的电话。
外婆打电话来是特地告诉我妈她还好着，以及叫我妈好好同我们去旅行。事实上，因为前一天大家族里闹了点儿矛盾，妈妈的车票已经退掉，而我和父亲虽然按原计划出门，也做好了时刻回来的准备。（旅行是之前就计划好的，考虑到今年情况特殊，没法出国，所以就近定了松阳。）
她一定是经历了千回百转。内心是想让妈妈留下来陪她的，却又顾及我和父亲，毕竟，我是唯一一个不在父母身边的第三代，她总是愧疚我要比其他几个小孩辛苦，因此更加替我们珍惜一年一次的家庭旅行。就开始“作”，“作”到我妈退掉车票，她又开始哭，说是对不起我们老五一家。
【题外话】
父母这一辈有多少是讲真爱而不是“配对”“冲喜”，后者看起来是腐朽的封建包办，却没给婚姻市场添乱。那些勉强凑合在一起的人，大多数就这样过下来了。
听起来很悲哀吗？我不觉得，毕竟，到头来，人都是在和自己过。而那个人，如果遇不上，就算了。
我的父母这一辈子没少争吵，为的都是鸡毛蒜皮，小到我几乎不好意思举例子。一个怪一个弄不灵清，一个怨一个火气太大，一个咆哮过后瞬间成无事人，一个翻脸不想认人，几乎每次都是这个路数，依我看两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哪怕我大学、工作后一年回家的次数只有个位数，他们依然按耐不住，装也装不会。这也造就了现在的我——尽管急躁却也能够不爆发出来，尽管在意却也能装得宽宏大量。我比大多数同龄人都想得开，很早就懂得“没有什么是必须的”这个真理。
父母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将就着，偶尔也有好日子，彼此看对方还算顺眼，或是互相有需求。
能看到并且看透这些摩擦并不难，难的是我们不知道，等磨掉了年轻时的心浮气躁和尖锐棱角，走到最后，是会有好日子的，所谓安享晚年便是。你以为这种关系终究要崩裂，他们却比树干和树皮还要牢靠。时间久了，便惊觉他们之间不是没有深刻的爱。
就像《京华烟云》里，姚木兰因为“小三”为曾家诞下一子，回到娘家后，父亲姚思安告诉她：人活的就是一个过程。我特别喜欢那几集，是去怨荪亚长不大么？是要哀木兰嫁错郎么？荪亚懂得木兰虽然晚了点，但木兰终究是等到了，他们携手的时候有种“将栏杆拍遍”的壮丽。
我是在松阳的客房里写下这些的，看起来是在写上一辈的虚无，和外婆无甚关系，但正是在外婆倒下的日子里，父母变得默契起来。在我们出门旅行的日子里，他开始每晚给母亲打个电话，这在别家也许没什么，但在过分讲究个体的我家，这种连结是罕见的。
那么其他人呢，因为一个人，低头抬头间打了无数次照面，说了很多不得不讲的话，做了很多向心力一致的事，最终可能并不会因为特殊的团聚而产生实质性改变。
2016年2月22日
正月十五，元宵节，天气晴好了一阵，前一夜开始落雨，凌晨醒过一次，雨声淅沥。
七点半，手机还没有从静音模式调整过来，我在床上盘算了下当天要做的事情，以及想穿的衣服，就红色毛衣好了，很久没穿，阴雨天就拿它来提亮灰蒙蒙乌糟糟。翻身去看手机，有两个未接来电，十五分钟前父亲打来的。心头一紧，便去家族群里张望了一眼，没人发言，便放松下来，估摸着关于汽车保养诸事。
但事实就是，清晨的电话不会无理由。我迅速买了高铁票，抽出黑色毛衫、大衣、长裤，路上看到朋友发了一句话：雨洗元宵。
“洗”字精辟，可以是雨，也可以是泪。
我是哭不出来的，反倒是惊恐大于悲哀——活这么大，从没去过太平间，尤其是那种埋地下的太平间，刚停完车就感到丝丝阴气。前方越来越暗，我怔在坡道上。
可能是头一记情绪崩溃已过，没有哀鸿遍野，我低着头，偶尔瞟见女眷们都是眼睛通红。各家认领各家的姻亲，比如奶奶、叔叔婶婶、姑父姑妈这些父亲面上的亲人来，就由我父母前去接应。我一到，自然由自己妈妈“接待”，她给我带上黑臂章，叫我去遗像前祭拜，再领我去棺材前看看外婆，我一一照做。流不流眼泪和感情深浅没有关系，就是觉得这个迅速被寿衣包裹起来的老人似乎只有一寸长。
灵堂里分两桌，女眷在一起，折锡箔元宝；男人们一桌，抽烟喝茶吹牛。我死死地背着书包，靠墙站着。表姐、表哥们来过后都去上班了，我不用上班，也不想回家。姨父说：“你要么开始写文章吧”，然后他向旁人介绍：“这是最小的外孙女。”
我坐下来，将进门后得到的信息拼凑起来。外婆是早上六点多没呼吸的，在自家的床上。前一晚因为病痛，闹腾得厉害。我好奇的是，有没有告知杭州的姨婆，以及，姨婆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是，老人家没有失控，而是相当理智地说：人都已经去了，我就不过来了，要不然我有个三长两短，更是给你们火上浇油。
这和一部分人的“不哭”如出一辙。
我给那个说“雨洗元宵”的朋友发了个信息：名媛外婆走了。
他是我在快报的前辈，朱晓东，意外得知外婆就是皕宋楼主人后代，清末四大藏书家之后，就鼓励我要留下口述史。
他回复了。第一条：节哀顺变；第二条：写点什么吧，哪怕一点点。
我告诉他：可能要到出殡那日哭过一场后才写得出，今天显然不行。
前辈回：节制是一种美德。
我们爱老人，是在生前，不惜一切地抢救生命、满足愿望、陪伴呵护；而人死，就该坦然接受，毕竟，对于她自己，以及轮流看护、提心吊胆的子女都是解脱。
我们，恰恰就是无情世代里的有情人。
外婆去世的当天晚上，表姐的女儿来了。表姐是外婆唯一的孙女，真要计较起来，她的地位和我们作为外孙（女）还是略有差异。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外甥女，是家中唯一开化了、并可与之对话的第四代。
几乎所有人都失控地抱着小孩哭时，她非常困惑，一个人跪在外婆遗像前看书。让她换个地方，她说“不要，这里软，舒服”；而当得知“太婆去天堂”时，她反问她妈也就是我表姐：“那么你以后也会去天堂吗？”
在我们身强力壮、尚且青春时，是不会想到自己也会有垂死那天的。可怕的是，难以想象等到我们这一辈老了，还会不会这么团结帮衬，至少可以一起哭，一起坐下来叠锡箔元宝。
外婆家曾是我和表姐、表哥三个人的周末阵地，大卧室用来玩捉迷藏，表哥躲床底下，他偷偷掀起床单，通过大衣柜的镜子反观蒙眼者的动向；方凳上摆几本书，再架一把条凳，正好当跷跷板玩；找一盘空磁带每个人说一句话，我记得自己从头到尾都在狂笑，真是三岁看到老啊；周六晚上（那时候还没有双休）聚餐时要吃豌豆饭，加猪油，配番茄蛋花汤，好吃又省事，早点吃完做游戏。那时的外婆远没有后来那么慈眉善目，她是名人后代，是教导主任，血液里始终流淌着高傲的基因。对于小孩，并不见得多么宠爱，多数时候只是尽一个长者的本分。
但这并不妨碍在她家里有每周一次的欢乐时光，只不过，这些童年时光随着各自念书轰然落幕。我们第三代从寒暑假偶尔见几次面，到每个大年初一趁着拜年约见，再到我不怎么回湖州，他们也各自成家，连我也成了姨——我抱着小外甥女，心里头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亦舒笔下那个永远风流和想得开的“姨妈”。
外婆家不再是我们的战场，偶尔去一次，她都会说“不要占用你太多时间，你来看外婆已经很高兴了”。她越来越老，越来越喜欢我们，而我们却越来越忙，越来越淡泊。
都是需求不对等啊。
我们看一个人，客观应翻童年账。十五六岁时离开亲生父母，从杭州回湖州，过继给亲戚，从陆姓改为沈姓，家庭、母爱始终缺席，这也造就了她刚毅的个性，就像我们说她一辈子强势，和性别、年纪没有关系，她不止一次叮嘱子女：每年冬至、清明，以及我和你爸的生日、忌日都必须要来。你看，连离世都选好日子，元宵节，要让人永远记得。
有一次，据说我妈无意中说了句“她（指我）最不喜欢双鱼座了”，被外婆听到，便问大家，双鱼座是几月份的。3月8日出生的她，恰恰就是双鱼座，于是她讪讪地说：那外孙女就是不喜欢我咯？
要说，她全身上下充满着双鱼座的傲娇和敏感。
“今天天气真好啊”，她说。要是碰到我这种一根筋的直肠子，多半只会应和：是啊，天气不错。而她的内心戏其实是：你们谁带我去公园里走走。
双鱼座一辈子都是“你们怎么感受不到呢？”“你们怎么就不懂呢？”据说有一次，一个高情商的远房亲戚来做临时保姆，同样的一句“天气真好”，她当下接灵子：“阿婆，天气这么好，我来给你洗个头吧。”外婆顿时周身舒坦。
2016年2月23日
我们选取远房姨夫作为此次仪式的总指挥，他就像一位清道夫，不偏不倚，刚正不阿，家族沉疴一旦爆发也有能力妥善处置。
晚上十点零八分，是定下的入殓时间。土工入场，亲人们排好队，仪式就此开始，一直到次日下午暂停，其中包括凌晨的道别、焚化、入土、回家跨火堆、爬梯子、吃豆腐饭。
仪式感总是要的，死者为大，也是让活着的人有事做，心里好过点。而仪式感也是维系家族的一种手段，哪怕对我们来说，很多进进出出的人已经不大认识了。
2016年2月24日
殡仪馆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生死之界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
三杯茶的工夫，人就被烧掉了，同样一条通道里返还回来的是一具骨架。亲人可以进屋拣骨头。我没进去，隔着玻璃窗，他们挑出一些不明物，原来是钉子，10枚，不多不少，当年骨折时留下的。该留下的总归会留下，其余的灰飞烟灭。
上次来这里是2009年，外公去世，别的场景都已经模糊，只在殡仪馆里，也是这样，遗体被送进火炉，外婆巴在窗口，她说：“我以后跟谁说话啊”。子女们安慰她：“你有我们啊！”她说：“不一样的”。要说爱，他们两人是有的。因此我在得知外婆得病并活不过三月份时，觉得并非坏事，她可以去见老伴了，只是希望外公不再被“欺负”；而我设定的外婆，也应该是不害怕，不慌张，从从容容的，甚至她一直在期待这一天，毕竟，他们分别太久了。
先走的人总是先解脱的，留下的人自己过活了7年，倒不是我的外婆特别坚强，而是女人，全天下的女人都如此，她们有关照料理身边人的本能，也有过好自己生活的信心。旁边人说：“是啊，所以这个社会那么多老太婆”，言下之意，女人走在前面的，老伴随后就去了。虽然偏颇，也是事实。
我对葬礼的印象停留在6岁时太婆去世，天还没亮就被父母叫起坐船回祖籍地长兴。那是农村里的葬礼，灵堂搭在村口简陋的宗祠，来帮衬的都是族人，干活的叫“土工”，不是“葬礼设计师”，每个人都叫得出名字，见面搭搭肩膀，客气但不生分。
那时候，葬礼就是葬礼。
后来，06年爷爷过世，09年外公过世，印象都不及那次童年时参与过的葬礼深。尽管“送亲人”是一件悲伤的事，但一到殡仪馆，我们和工作人员立刻构成了买卖双方。
如果要进行遗体告别，先去登记，专人便将遗体转到隔壁布置好的灵堂，司仪和摄像接到命令后随后就到。司仪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问了一下死者的姓名和年龄，说不定是用来进行场景选择。也就是说，殡仪馆设置了不同年龄的悼词scenario，以便即兴切换。
哀乐响，姑娘开始读悼词，注意是“读”，不是“朗诵”，那词写得极为肉麻，你都感觉不到在与自己家亲人永别。但你不是她的甲方，无权对其挑三拣四，不仅如此，还得顺从她的指挥。
“好了，现在绕遗体走一圈”，我们照做。
又进来一个人，询问是要拣骨灰还是一般的烧，然后记下，叫我们等着，父亲形象地称呼其为“客户经理”，他向我们进行业务介绍，告诉我们该司推出的个性化业务。而我就像在看《大腕》，或是《甲方乙方》，不过是一场戏，如果外婆也是假死就好了。
所有人都在面无表情地指挥着悲痛的人们，“去那里交钱”“等一下才轮到你家”“可以进来了”，你当然不可能指望这些人也能轻声细雨，“哦，老人家去世了呀，不要悲伤”，效率！效率！这是一个讲究效率的社会，烧完了你家的，还有下家，都是生意，单子越多就越发达。
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你想得开。就像后来到了墓地，看到土工在外公外婆的双人墓碑前，把外婆的名字由原来的红色转为金色，我第一个反应是：到时候我死了，就直接在这块墓碑上把我的名字（儿孙辈名字都早有刻）描红即可，省去了置地的花销，以及晚辈在无数墓地前的奔波。
大人说我不正经，不吉利，而对于死亡，确实是一代比一代开化。
失去亲人，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老子今天最悲伤”的微妙感觉，直到在太平间，在殡仪馆，与不止一家披麻带孝的人共处一室，不觉愕然：咦，死的人还挺多。而事实上，同样的时刻，医院里又有无数声啼哭，新生儿降临到这个世界，所谓生生不息。那么，就让离开的人去完成我们海阔天空的愿望，珍重。
最后
写完这些，我要回杭州了，这只是普通生活中的一段行程，步履不停。我在想下一次来可能要过很久了，而家里的双亲还在期盼我很快就能再回老家。
我了解关于生命的哀伤，总是静默的，漫长的。
我走在解放路和青年路口的时候，想到给妈妈去个电话。
“妈，算命的说，我要多和你在一起，会比较顺，要不你来杭州住一段时间吧。”
“女儿，妈妈近段时间肯定来不了，家里出了点事”。
“啥事？”
“你外婆查处癌症晚期，活不过明年春天了。所以，我的重心肯定是她了。”
“……”
“你不要哭啊，你是名人啊，哪有在街上就哭的。”
我哇啦哇啦一路哭到店里，有点措手不及。
哭得畅快，此后三个多月，直到2月24日出殡，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外婆，清末四大藏书家陆心源曾孙女；父亲陆思安，浙江省农民银行（抗战胜利后）行长，复旦大学商学士，杭州市人大代表，杭州市政协委员（解放后）。外婆姐妹三人，她居中，相貌、家底、性格，都可分别对应宋家三姐妹。
要骗一个知识分子并不容易，她习惯了自己读诊断报告，看药片说明书，因此，要是把药瓶扔掉只给药丸，等于不打自招。亏得大女儿还灵光，接过话：“是的是的，我们故意撕掉的，因为说明书上写抗癌，我们是怕你胡思乱想。”
她是明白的，毕竟病痛在自己身上，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她也乐的跟你们捉迷藏，半开玩笑地说：我怎样都好，但不想被疼痛折磨，要真不行时，请给我准备麻醉或是镇定。但就一件事，她追得特别紧：我到底是不是到了晚期？
“不知道啊”“医生也说不清楚啊”这些说辞明摆着不奏效，反倒引她给你道个原委：你们得如实告诉我，我有自己的安排的啊。
外婆强势了一辈子，就算在病床上，也要做主。
胰腺癌，肝癌，晚期，病情不超过10个字。
“你们不是说我这种年纪不会再得这种病了么？”她幽幽地嘟哝，转而又给自己打气：我一定会活到九十岁的。
过完乙未春节，她89岁。
2015年11月25日
降温，外婆给杭州的大姐打了个电话，只说想去杭州见见她，但死活不过夜，因为她怕，怕一不小心就客死他乡。不明就里的姨婆（这又是另一个关于浙大法律系毕业生、陆氏长女、终身未育的名媛故事了）就说：那明年春天来，我们去太子湾看樱花，现在毛冷咧。外婆说好的。可是我们知道，她是活不到明年樱花开了的。
但叫她怎么说呢？要是如实将自己的病情告诉大姐，那个疯女人肯定会冲回湖州，继而丧失精神支柱。但是不说呢？很可能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最终还是被知道了。是该让她知道，否则，亲姐妹连最后一眼都见不成才是残忍。意料之中，她确实发了会儿“疯”，比如，要马上奔来湖州。人问她怎么来，她中气很足又很有条理地说：“我有钟点工，我付她钱，先打车到北站，大巴，再打车到妹妹家”；比如，把外婆家中子女臭骂一顿——为什么给她吃止痛药？这是麻醉你们知道哇？为什么让她长时间躺着？
姨婆是个没有抚养过子女、又长期独居的老太太，以高级知识分子自居了一辈子，习惯了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人事，并默认全世界都应该在她的意念下运行。
外婆哭了，在电话里嚷嚷：“大姐，求你了，别来烦我了”。尽管这样，姨婆还是会不断地来电话，大部分由家人代接，说外婆在睡觉，或是在客厅里走动，也会让外婆接到，她说：“妹妹，你现在好好养着，我年纪也大了，94了，不方便再来来回回的了，你要真不行了，我再来看你。”
2016年1月1日
今年回去的次数增多，每次都说“回去和外婆说说话”，但事实上我只负责“过去”。哪怕这次回去是为吃大团圆饭、拍全家福，我还特地用新车载外婆去了饭店，依旧没有“说说话”。
我一直是那种和任何人都亲不起来的人，走路就各管各，不拉不挽不勾肩搭背，和情感深厚没关系，就是习惯。电视里那种小辈坐在床前细声细语的情景我没法演绎，大多时候，进了房门，叫一声“外婆”，然后退回，靠在门边，有时候看她，有时候看手机。
一心两用是可以的，比如我在看手机时，七大姑八大姨和外婆的对话都能听进去，但也没什么可听的。名媛又怎样，藏书家的小姐又怎样，她已经没有精力去回顾自己的一生了，那些潜园遗事都是前朝旧事了，没有生活的鸡毛蒜皮重要——至少我回去的几天里，她一直在交代我妈要给以前的钟点工买这买那，说是答应过人家的。
外人看来是“君子有信”，而局内人看来，你的子女你的亲人，到头来都比不上一个钟点工。
从小到大，我的三口之家一直不算大富，也不知道怎么养成了这种不爱计较的豁达，比如关爱，比如遗产，比如每个大家族到这个时候多少都会出现的比较：你陪夜了，我不是买菜了么！你烧饭了，我不是在联络医院！
我跟爸妈说的是：等老人家去了，你想付出都没地方了，有心去比，还不如睡一觉。然后默念一句：烦不烦啊。
真的，我一直是这么“吃亏”的，独处的时候我总是想：你这么豁达，你怎么不在大家面前抱一抱外婆啊。也怪不到其他大人总看不惯我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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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2016年1月1日的全家福 |
2016年2月7日
过年回去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前两天，外婆精神特别好，已经读了遗嘱，就我不在，然后外婆说让我妈替我拥抱一下。既然我回去了，就自己和外婆抱抱。
和元旦时截然不同，外婆彻底变了个人，跟她说话时，习惯性的要拿笔记。一支黑色记号笔在她床头，她左手握着，对着顺手抄起的报纸，腾空比划了好几下，最后放弃。“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就像一把推倒积木时的小孩子的那种泄气。“返老还童”是真实存在的，她眼神茫然，语言不清，看到人来就兴奋。
那天是小年夜，外婆躺在床上，头发银白，我凑上前去，她就哭了，不放我起身。
那晚她情况很不乐观，我们私下里说：年关年关，就是个关卡啊，很多老人都过不了这一关。
2016年2月8日
年三十，表姐为了拍几张照片发给家族群里的人，扶外婆坐起身。照片是有了，但她很快倒了下去，甚至不想吃东西——不知道她自己有没有预感，哪怕最极微的征兆，这就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顿饭。
也许别人会认为这个问题莫名其妙，二货一定会骂我无情无义，但我却驱不散它。我从一开始就对一个生命在行将灭亡时的心理活动怀有极大的好奇。当然，用姨夫的话说，根据文化水平的高低，这也是另一种关切或担忧的表现形式，尽管普世价值里，只有哭，而且要大声哭，才是孝顺。
2016年2月11日
年初四，凌晨4点半，一阵电话声把我吵醒，迷糊中听我妈在说：“哦，知道了，好的，妈妈。” 我一直独居在杭州，家里并无固定电话，因此对电话铃声毫不敏感，一开始以为闹钟，但在妈妈放下电话后，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还是说了句：唉，这个点打电话来，是要把人吓死啊。
人最怕凌晨的电话。
外婆打电话来是特地告诉我妈她还好着，以及叫我妈好好同我们去旅行。事实上，因为前一天大家族里闹了点儿矛盾，妈妈的车票已经退掉，而我和父亲虽然按原计划出门，也做好了时刻回来的准备。（旅行是之前就计划好的，考虑到今年情况特殊，没法出国，所以就近定了松阳。）
她一定是经历了千回百转。内心是想让妈妈留下来陪她的，却又顾及我和父亲，毕竟，我是唯一一个不在父母身边的第三代，她总是愧疚我要比其他几个小孩辛苦，因此更加替我们珍惜一年一次的家庭旅行。就开始“作”，“作”到我妈退掉车票，她又开始哭，说是对不起我们老五一家。
【题外话】
父母这一辈有多少是讲真爱而不是“配对”“冲喜”，后者看起来是腐朽的封建包办，却没给婚姻市场添乱。那些勉强凑合在一起的人，大多数就这样过下来了。
听起来很悲哀吗？我不觉得，毕竟，到头来，人都是在和自己过。而那个人，如果遇不上，就算了。
我的父母这一辈子没少争吵，为的都是鸡毛蒜皮，小到我几乎不好意思举例子。一个怪一个弄不灵清，一个怨一个火气太大，一个咆哮过后瞬间成无事人，一个翻脸不想认人，几乎每次都是这个路数，依我看两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哪怕我大学、工作后一年回家的次数只有个位数，他们依然按耐不住，装也装不会。这也造就了现在的我——尽管急躁却也能够不爆发出来，尽管在意却也能装得宽宏大量。我比大多数同龄人都想得开，很早就懂得“没有什么是必须的”这个真理。
父母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将就着，偶尔也有好日子，彼此看对方还算顺眼，或是互相有需求。
能看到并且看透这些摩擦并不难，难的是我们不知道，等磨掉了年轻时的心浮气躁和尖锐棱角，走到最后，是会有好日子的，所谓安享晚年便是。你以为这种关系终究要崩裂，他们却比树干和树皮还要牢靠。时间久了，便惊觉他们之间不是没有深刻的爱。
就像《京华烟云》里，姚木兰因为“小三”为曾家诞下一子，回到娘家后，父亲姚思安告诉她：人活的就是一个过程。我特别喜欢那几集，是去怨荪亚长不大么？是要哀木兰嫁错郎么？荪亚懂得木兰虽然晚了点，但木兰终究是等到了，他们携手的时候有种“将栏杆拍遍”的壮丽。
我是在松阳的客房里写下这些的，看起来是在写上一辈的虚无，和外婆无甚关系，但正是在外婆倒下的日子里，父母变得默契起来。在我们出门旅行的日子里，他开始每晚给母亲打个电话，这在别家也许没什么，但在过分讲究个体的我家，这种连结是罕见的。
那么其他人呢，因为一个人，低头抬头间打了无数次照面，说了很多不得不讲的话，做了很多向心力一致的事，最终可能并不会因为特殊的团聚而产生实质性改变。
2016年2月22日
正月十五，元宵节，天气晴好了一阵，前一夜开始落雨，凌晨醒过一次，雨声淅沥。
七点半，手机还没有从静音模式调整过来，我在床上盘算了下当天要做的事情，以及想穿的衣服，就红色毛衣好了，很久没穿，阴雨天就拿它来提亮灰蒙蒙乌糟糟。翻身去看手机，有两个未接来电，十五分钟前父亲打来的。心头一紧，便去家族群里张望了一眼，没人发言，便放松下来，估摸着关于汽车保养诸事。
但事实就是，清晨的电话不会无理由。我迅速买了高铁票，抽出黑色毛衫、大衣、长裤，路上看到朋友发了一句话：雨洗元宵。
“洗”字精辟，可以是雨，也可以是泪。
我是哭不出来的，反倒是惊恐大于悲哀——活这么大，从没去过太平间，尤其是那种埋地下的太平间，刚停完车就感到丝丝阴气。前方越来越暗，我怔在坡道上。
可能是头一记情绪崩溃已过，没有哀鸿遍野，我低着头，偶尔瞟见女眷们都是眼睛通红。各家认领各家的姻亲，比如奶奶、叔叔婶婶、姑父姑妈这些父亲面上的亲人来，就由我父母前去接应。我一到，自然由自己妈妈“接待”，她给我带上黑臂章，叫我去遗像前祭拜，再领我去棺材前看看外婆，我一一照做。流不流眼泪和感情深浅没有关系，就是觉得这个迅速被寿衣包裹起来的老人似乎只有一寸长。
灵堂里分两桌，女眷在一起，折锡箔元宝；男人们一桌，抽烟喝茶吹牛。我死死地背着书包，靠墙站着。表姐、表哥们来过后都去上班了，我不用上班，也不想回家。姨父说：“你要么开始写文章吧”，然后他向旁人介绍：“这是最小的外孙女。”
我坐下来，将进门后得到的信息拼凑起来。外婆是早上六点多没呼吸的，在自家的床上。前一晚因为病痛，闹腾得厉害。我好奇的是，有没有告知杭州的姨婆，以及，姨婆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是，老人家没有失控，而是相当理智地说：人都已经去了，我就不过来了，要不然我有个三长两短，更是给你们火上浇油。
这和一部分人的“不哭”如出一辙。
我给那个说“雨洗元宵”的朋友发了个信息：名媛外婆走了。
他是我在快报的前辈，朱晓东，意外得知外婆就是皕宋楼主人后代，清末四大藏书家之后，就鼓励我要留下口述史。
他回复了。第一条：节哀顺变；第二条：写点什么吧，哪怕一点点。
我告诉他：可能要到出殡那日哭过一场后才写得出，今天显然不行。
前辈回：节制是一种美德。
我们爱老人，是在生前，不惜一切地抢救生命、满足愿望、陪伴呵护；而人死，就该坦然接受，毕竟，对于她自己，以及轮流看护、提心吊胆的子女都是解脱。
我们，恰恰就是无情世代里的有情人。
外婆去世的当天晚上，表姐的女儿来了。表姐是外婆唯一的孙女，真要计较起来，她的地位和我们作为外孙（女）还是略有差异。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外甥女，是家中唯一开化了、并可与之对话的第四代。
几乎所有人都失控地抱着小孩哭时，她非常困惑，一个人跪在外婆遗像前看书。让她换个地方，她说“不要，这里软，舒服”；而当得知“太婆去天堂”时，她反问她妈也就是我表姐：“那么你以后也会去天堂吗？”
在我们身强力壮、尚且青春时，是不会想到自己也会有垂死那天的。可怕的是，难以想象等到我们这一辈老了，还会不会这么团结帮衬，至少可以一起哭，一起坐下来叠锡箔元宝。
外婆家曾是我和表姐、表哥三个人的周末阵地，大卧室用来玩捉迷藏，表哥躲床底下，他偷偷掀起床单，通过大衣柜的镜子反观蒙眼者的动向；方凳上摆几本书，再架一把条凳，正好当跷跷板玩；找一盘空磁带每个人说一句话，我记得自己从头到尾都在狂笑，真是三岁看到老啊；周六晚上（那时候还没有双休）聚餐时要吃豌豆饭，加猪油，配番茄蛋花汤，好吃又省事，早点吃完做游戏。那时的外婆远没有后来那么慈眉善目，她是名人后代，是教导主任，血液里始终流淌着高傲的基因。对于小孩，并不见得多么宠爱，多数时候只是尽一个长者的本分。
但这并不妨碍在她家里有每周一次的欢乐时光，只不过，这些童年时光随着各自念书轰然落幕。我们第三代从寒暑假偶尔见几次面，到每个大年初一趁着拜年约见，再到我不怎么回湖州，他们也各自成家，连我也成了姨——我抱着小外甥女，心里头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亦舒笔下那个永远风流和想得开的“姨妈”。
外婆家不再是我们的战场，偶尔去一次，她都会说“不要占用你太多时间，你来看外婆已经很高兴了”。她越来越老，越来越喜欢我们，而我们却越来越忙，越来越淡泊。
都是需求不对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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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是我，右一是表哥，小时候在外婆卧室里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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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四人 |
我们看一个人，客观应翻童年账。十五六岁时离开亲生父母，从杭州回湖州，过继给亲戚，从陆姓改为沈姓，家庭、母爱始终缺席，这也造就了她刚毅的个性，就像我们说她一辈子强势，和性别、年纪没有关系，她不止一次叮嘱子女：每年冬至、清明，以及我和你爸的生日、忌日都必须要来。你看，连离世都选好日子，元宵节，要让人永远记得。
有一次，据说我妈无意中说了句“她（指我）最不喜欢双鱼座了”，被外婆听到，便问大家，双鱼座是几月份的。3月8日出生的她，恰恰就是双鱼座，于是她讪讪地说：那外孙女就是不喜欢我咯？
要说，她全身上下充满着双鱼座的傲娇和敏感。
“今天天气真好啊”，她说。要是碰到我这种一根筋的直肠子，多半只会应和：是啊，天气不错。而她的内心戏其实是：你们谁带我去公园里走走。
双鱼座一辈子都是“你们怎么感受不到呢？”“你们怎么就不懂呢？”据说有一次，一个高情商的远房亲戚来做临时保姆，同样的一句“天气真好”，她当下接灵子：“阿婆，天气这么好，我来给你洗个头吧。”外婆顿时周身舒坦。
2016年2月23日
我们选取远房姨夫作为此次仪式的总指挥，他就像一位清道夫，不偏不倚，刚正不阿，家族沉疴一旦爆发也有能力妥善处置。
晚上十点零八分，是定下的入殓时间。土工入场，亲人们排好队，仪式就此开始，一直到次日下午暂停，其中包括凌晨的道别、焚化、入土、回家跨火堆、爬梯子、吃豆腐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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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喜欢的贴身之物：拐杖、枕头、放大镜、签字笔 |
仪式感总是要的，死者为大，也是让活着的人有事做，心里好过点。而仪式感也是维系家族的一种手段，哪怕对我们来说，很多进进出出的人已经不大认识了。
2016年2月24日
殡仪馆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生死之界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
三杯茶的工夫，人就被烧掉了，同样一条通道里返还回来的是一具骨架。亲人可以进屋拣骨头。我没进去，隔着玻璃窗，他们挑出一些不明物，原来是钉子，10枚，不多不少，当年骨折时留下的。该留下的总归会留下，其余的灰飞烟灭。
上次来这里是2009年，外公去世，别的场景都已经模糊，只在殡仪馆里，也是这样，遗体被送进火炉，外婆巴在窗口，她说：“我以后跟谁说话啊”。子女们安慰她：“你有我们啊！”她说：“不一样的”。要说爱，他们两人是有的。因此我在得知外婆得病并活不过三月份时，觉得并非坏事，她可以去见老伴了，只是希望外公不再被“欺负”；而我设定的外婆，也应该是不害怕，不慌张，从从容容的，甚至她一直在期待这一天，毕竟，他们分别太久了。
先走的人总是先解脱的，留下的人自己过活了7年，倒不是我的外婆特别坚强，而是女人，全天下的女人都如此，她们有关照料理身边人的本能，也有过好自己生活的信心。旁边人说：“是啊，所以这个社会那么多老太婆”，言下之意，女人走在前面的，老伴随后就去了。虽然偏颇，也是事实。
我对葬礼的印象停留在6岁时太婆去世，天还没亮就被父母叫起坐船回祖籍地长兴。那是农村里的葬礼，灵堂搭在村口简陋的宗祠，来帮衬的都是族人，干活的叫“土工”，不是“葬礼设计师”，每个人都叫得出名字，见面搭搭肩膀，客气但不生分。
那时候，葬礼就是葬礼。
后来，06年爷爷过世，09年外公过世，印象都不及那次童年时参与过的葬礼深。尽管“送亲人”是一件悲伤的事，但一到殡仪馆，我们和工作人员立刻构成了买卖双方。
如果要进行遗体告别，先去登记，专人便将遗体转到隔壁布置好的灵堂，司仪和摄像接到命令后随后就到。司仪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问了一下死者的姓名和年龄，说不定是用来进行场景选择。也就是说，殡仪馆设置了不同年龄的悼词scenario，以便即兴切换。
哀乐响，姑娘开始读悼词，注意是“读”，不是“朗诵”，那词写得极为肉麻，你都感觉不到在与自己家亲人永别。但你不是她的甲方，无权对其挑三拣四，不仅如此，还得顺从她的指挥。
“好了，现在绕遗体走一圈”，我们照做。
又进来一个人，询问是要拣骨灰还是一般的烧，然后记下，叫我们等着，父亲形象地称呼其为“客户经理”，他向我们进行业务介绍，告诉我们该司推出的个性化业务。而我就像在看《大腕》，或是《甲方乙方》，不过是一场戏，如果外婆也是假死就好了。
所有人都在面无表情地指挥着悲痛的人们，“去那里交钱”“等一下才轮到你家”“可以进来了”，你当然不可能指望这些人也能轻声细雨，“哦，老人家去世了呀，不要悲伤”，效率！效率！这是一个讲究效率的社会，烧完了你家的，还有下家，都是生意，单子越多就越发达。
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你想得开。就像后来到了墓地，看到土工在外公外婆的双人墓碑前，把外婆的名字由原来的红色转为金色，我第一个反应是：到时候我死了，就直接在这块墓碑上把我的名字（儿孙辈名字都早有刻）描红即可，省去了置地的花销，以及晚辈在无数墓地前的奔波。
大人说我不正经，不吉利，而对于死亡，确实是一代比一代开化。
失去亲人，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老子今天最悲伤”的微妙感觉，直到在太平间，在殡仪馆，与不止一家披麻带孝的人共处一室，不觉愕然：咦，死的人还挺多。而事实上，同样的时刻，医院里又有无数声啼哭，新生儿降临到这个世界，所谓生生不息。那么，就让离开的人去完成我们海阔天空的愿望，珍重。
最后
写完这些，我要回杭州了，这只是普通生活中的一段行程，步履不停。我在想下一次来可能要过很久了，而家里的双亲还在期盼我很快就能再回老家。
我了解关于生命的哀伤，总是静默的，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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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出国前，带外婆去承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