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 佛祖在一号线 p1
佛祖在一号线
我常常会觉得，人生诸般破事，其实早由天定。这倒不是说支持宿命论，“天”只是喻体，指的是不能自决之力。小时候您劲劲儿地戴着三道杠儿，长大了会不喜欢生活？太阳底下就没这事儿。小时候您眉头深锁，成年了却变成笑面佛？概率也不大。可是，是什么让我们打小就有那么一副面孔呢？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因素多到不可穷尽，但有一样：自己决定不了。
最后我会告诉他，活着本来可以是快乐的，如果不再赋予生活本不具备的意义，拿死亡之类的事情开玩笑，也不太把“如何度过一生”当回事，只不过我们很难做到这些而已。如果不像别人那么乌泱乌泱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的话，活着本可以是简明、安静和值得尝试的。
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26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谟
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
高中时我看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记住了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怪物，名叫“凯利班”。如今，每当我看到什么宏大的、庄严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会想起它来。他又丑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残忍，在西方语境中又被认为“象征着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吧，等级、权力、拼命往上爬等等，总归是我们这“世界”的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们有个共同的爹，就是凯利班。
有时我会悲观地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认识水准才会超越“抵制某货”呢？什么时候一些爱国者才会不再动辄把一个看法与他们不同但并没有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叫作“汉奸”呢？这么想时，我会觉得时日荏苒，我们却似乎并未跨入全球化的时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着拿相机的外国游客。有时我又会单从技术性的角度考虑，其实这只是我们的低劣的语文教育水平所致。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只有很少的词汇量，这导致他们的发言总是比较暴戾和单调。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我们这里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自嘲“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安徽也有。可是人家有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修正案，我们还只有白发渔樵。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儿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我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了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
我常常会觉得，人生诸般破事，其实早由天定。这倒不是说支持宿命论，“天”只是喻体，指的是不能自决之力。小时候您劲劲儿地戴着三道杠儿，长大了会不喜欢生活？太阳底下就没这事儿。小时候您眉头深锁，成年了却变成笑面佛？概率也不大。可是，是什么让我们打小就有那么一副面孔呢？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因素多到不可穷尽，但有一样：自己决定不了。
最后我会告诉他，活着本来可以是快乐的，如果不再赋予生活本不具备的意义，拿死亡之类的事情开玩笑，也不太把“如何度过一生”当回事，只不过我们很难做到这些而已。如果不像别人那么乌泱乌泱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的话，活着本可以是简明、安静和值得尝试的。
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26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谟
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
高中时我看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记住了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怪物，名叫“凯利班”。如今，每当我看到什么宏大的、庄严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会想起它来。他又丑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残忍，在西方语境中又被认为“象征着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吧，等级、权力、拼命往上爬等等，总归是我们这“世界”的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们有个共同的爹，就是凯利班。
有时我会悲观地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认识水准才会超越“抵制某货”呢？什么时候一些爱国者才会不再动辄把一个看法与他们不同但并没有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叫作“汉奸”呢？这么想时，我会觉得时日荏苒，我们却似乎并未跨入全球化的时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着拿相机的外国游客。有时我又会单从技术性的角度考虑，其实这只是我们的低劣的语文教育水平所致。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只有很少的词汇量，这导致他们的发言总是比较暴戾和单调。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我们这里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自嘲“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安徽也有。可是人家有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修正案，我们还只有白发渔樵。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儿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我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了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