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建筑学者的话语与工具转向——立场，方法与学科
摘要
本文在基于中国建筑师的代际划分的框架下讨论了80后建筑学人的立场，方法与学科贡献。 “职业化”的建筑学者的出现是一个正在持续的现象。青年建筑学者往往在一个既定的、固化的学科框架中工作，并将自己扮演为一个客观的科学研究者。青年一代必须回到当地，回到日常，回到当代，以寻找建筑学的新前沿。
关键词
80后， 职业化，实验建筑，方法论，学科史
问题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产生自己的思想先锋，用年龄来区分学术谱系是有效的也是危险的。“有效”是因为历史（代际）维度确实是研究思想史的重要工具。“危险”是因为全球史观影响下思想传播的时空路径被挤压了，那些思想浪潮只有在具体的事件中才能将其传递路径还原。建筑学思想的传递路径毕竟与一般的知识门类不同，知识传递门槛的高低决定了海量事件的偶然性转化为历史必然性的条件充分与否。相对于其他学科，建筑学依然是在一个小社群承袭的知识体系，门第观念依然存在，世系与社会关系往往决定了整个建筑学知识的面貌。因此，为了不陷于相对主义的窠臼，本文将研究的对象集中于30-35岁之间的，主要工作基地在中国大陆的青年建筑学者的新话语趋势与新研究方法。也为了避免历史决定论，在具体研究中，笔者会将年龄范围稍作扩大，因为30-35岁（即所谓80后学者群）的许多发展趋向已经在部分70后学者群中出现。所以，笔者认为，“80后建筑学者群”可以置于“第五代建筑师”这一大概念下，或作为这一代群体中的较年轻的，最近涌现的学术代表进行讨论。
支持这一研究对象选择的依据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一群体是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大众普遍认为独生子女群体有许多特殊性，比如自我意识的增强，处事方法精致化，传统与家庭观念淡漠等等。其次，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建筑学者成长在建造活动趋缓的“新常态”下，延续十余年的城市化热潮开始退却，“全球工地”的叙事已经不再有效，参与大型项目的机会减少，他们的工作激情不得不向小型、研究性项目转移。再次，这一代群体多有丰富的海外学习生活背景，也有广泛的海外学术关系，与全球学术话语的接触是无障碍的。根据一般的建筑学学科培养规律，他们多处于“后研究生”阶段——或处于博士课题研究的后期，或依然处在研究生阶段的影响波及的状态中。海外的学习与训练经验就会很容易被无批判地带入回国后的教学实践中。最后，由于国家经济转型与高校学科评价体系的指标化，这一代青年学者往往未经蹉跎就进入学术事业，很难如他们的前辈那样，通过大量的设计实践与广泛（甚至宽泛）的历练阅读来体悟建筑学，而是必须通过标准化的职业训练直接进入分工明确的理论体系中。即使他们的自我意识更强，却不得不倚重体系化的研究与数据，尽量将个人化的学术观点融化在严谨精致的推理与分析中。所以，尽管还缺乏重大的学术贡献，但是他们的学术特征已经十分明显。产生这一特征的原因既在社会史，也在学科史。
根据以上判断，如果关于“80后建筑学者群”的学术特征的询问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一群体的成长路线究竟是怎样的？哪些关键的学科史事件决定了这一成长路线的特殊性？这一成长路径如何影响着他们的学术立场与方法？这一群体内部是否能够细分出更多的类型？他们是否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与以往世代的学者相比，他们对建筑学的贡献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外，还必须认识到的是，由于建筑学者出产的学术成果也非常的多元，除了普遍能够接受的原创性理论与研究性文本，还有策展、博客、对谈、专利、程序、网站等各种媒介。要把这些不同的媒介全部放在一起对比研判是困难的，所以我们依然必须假设一个具有延续性的学科本体（即所谓的学科自主性）来作为衡量学术贡献的标准。一旦出现关于“本体”（Ontology）的讨论，势必会形成主流与支流的分野并设立学科的边界问题。所以，本文也将不可回避的偏重那些同既有的建筑学知识体系发生紧密对话的话语贡献。（图1）
立场
近十年频密的学术交流热潮逐渐压缩化了学术地图的地理边界。虽然传统的欧美理论生产中心依然活跃，但是与国内的理论活动的周期与相位逐渐同步，这种同步正在由点及面的发生。往往是由一些关键人物在某个研究的兴趣点建立起沟通桥梁，然后逐渐体制化、常态化，并向相邻兴趣点扩张。信息的高速周转往往会掩盖学术思想的传承路径，由于建筑学知识的特殊性，师徒关系、同僚关系、雇佣关系等依然是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新一代建筑学者的成长路径决定了他们的身份与立场。而这一群体的成长与新千年的建筑学教育的体系化与专门化基本是同步的。对于学科史的划代是讨论“80后建筑学者群”的立论基础。
“80后建筑学者群”的新话语与第五代建筑师的涌现是密切关联的。曾坚在“中国建筑师的分代问题及其他”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中国建筑师分代的三项原则：（1）以20年左右为一代；（2）结合建筑师的师承关系进行分代；（3）根据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每一时期建筑师对建筑事业的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分代。根据这三项原则，中国现代建筑师的分代从1910年代（毕业或工作）开始，每20年一代。杨永生先生在《中国四代建筑师》一书中将中国建筑师分为四代，第一代出生于清末到辛亥革命间，以受益于庚款留学制度的归国留美毕业生为主（梁思成、陈植、童寯、陆谦受等）；第二代出生于1910年代到1920年代，在1949年前学成执业（华揽洪、冯纪忠、王大闳、黄作燊等）；第三代出生于1930年代到1940年代，在文革之前接受建筑学教育（何镜堂、程泰宁、项秉仁等），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塑形当代中国城市面貌的主要力量；第四代出生于1949年之后，在恢复高考之后接受大学教育（张永和、刘家琨、王澍等）并在1990年代迈入历史舞台。在这一分代法基础上，彭怒和伍江在“中国建筑师的分代问题再议”一文（2002）中将第三第四代建筑师的分界点定在1978年，即将恢复高考后毕业的建筑师定为第四代，这基本上确立了四代建筑师的划分原则。
目前距第三与第四代建筑师的划代的确立已经又有十余年的密集学科活动，是否当下就是一个审视更新一代建筑师与其理论代表的历史契机呢？李翔宁在杨永生教授的“四代建筑师”划代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第五代建筑师”的概念（如都市实践、张斌、马岩松、卜冰、陈旭东、祝晓峰、华黎、标准营造）。 对于这一代建筑师的划分依据与明确分界点至今并没有明确的文本论述。第四代与第五代建筑师之间分代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在改开之后很难定位一个能够同1978年等量齐观的历史时刻。史建在《从“实验建筑”到“当代建筑”》一文中将2003年12月14日定为实验建筑的终结，也可以认为是第四代建筑师从实验转向主流，开始影响青年一代的时刻，史建的这一判断曾经引起巨大的论争。 对此，笔者认为依然可以从曾坚的“划代三原则”来考察史建的观点。首先，如果以20年为一代，那么第五代建筑师应该于2000年前后进入职业生涯初期，这与私营设计事务所合法化，大学扩招，澳门香港回归，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加入WTO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有相关性。其次，如果从师承关系来看，第五代建筑师应该同第四代建筑师有一定的师承关系，比如张永和在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的一批学生如陆翔、冯果川、吴洪德等完全可以定义为第五代建筑师或学者群体。 最后，如果考察学科史的话，第五代建筑师成长在当时在国内复兴的教授（或主任建筑师）工作室制度（atelier）中，昔日的“实验”已经渐渐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他们能够在比较开放的环境中探索一些未经明确界定的学科问题。【注1】
如果第四代建筑师的典型特征是通过回归工作室来展开教学，实践与研究，那么第五代建筑师与学者群必须展现出一些不同的工作组织方式。实验室（lab）制度开始成为一种工作室（atelier）制度以外的更前沿的工作组织形式。实验室制度诞生于工作室制度的知识与资源积累，更强调研究本身的系统性、批判性、科学性与独立性，并且更多的依靠持续的研究来实现一种自觉的空间干预。在欧美大量的研究工作室以“实验室”为名，体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工作室制度的含义。笔者这里所指的“实验室”不同于1990年代的“实验性建筑”所产生的环境，如果对比当时的创作与研究方法，可以发现新一代的设计研究更依赖方法、工具与技术。袁烽、李麟学、朱竞翔等是这一趋势的先行者，也最早从1990年代的实验语境中试图摆脱先锋建筑的文人化倾向。 这批先行者在拥抱技术潮流的同时对建筑学本体论与方法论进行再定义。更年轻的研究者如王飞、窦平平、李丹锋、王子耕等也在积极的探索这种将设计与研究结合的工作方式。（图2,3）
笔者认为，中国前三代建筑师群体中并没有出现完全“职业化”的建筑学者，彼时学者与“投身教育的建筑师”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建筑学者的“职业化”趋势是一个全球现象，二战以前，西方并没有在建筑学院进行专门理论教育的制度。二战以后，由于大量艺术史学者与技术专家涌入建筑学历史教育，西方（尤其是美国）建筑学理论生产进入高峰，此时“职业化”的建筑学者群体才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 而此时的国内建筑教育家由于历史局限与当时的客观条件限制，还无法向职业理论学者转换。【注2】建筑学者是从第四代建筑师中分化出来的，这与建筑学博士学位的设立有着极大的关系。1986年产生了第一代建筑学博士（如项秉仁），但是那时国内的博士培养体系并未完善，“职业化”学者几乎是从90年代才开始涌现（如常青、王骏阳、丁沃沃与赵辰），这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海外学子归国同步。同西方类似的是，职业化的建筑学者也是在学科逐渐体系化的过程中从教育者与实践者中分化出来的。
建筑学研究随着学科体系的成熟日益部门化，这种分工在第四代建筑学者群体中已经出现，而第五代建筑学者完全是在一个分工明确的培养体系中成长，或者说，这些学者在其教育生涯的早期已经确立了清晰的培养目标，这决定了80后建筑学者群的职业化立场，这种职业化立场非常精巧的隐藏学者个人的经历，趣味与性格。这也同80后群体的成长环境有关，这一代人的成长处于中国的第三、第四代领导人时期，这一时期社会高速发展，政治论争弱化，消费主义高涨。这种环境使得左与右，东方与西方，中心与边缘，进步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概念逐渐消解，价值在趋向多元的同时学术活动的立场也变得模糊，自我意识的高涨与学术活动中自我角色的有意隐遁同时发生。青年学者对于价值标准的敏感度也降低了，他们更容易在中立的态度下进行学术讨论。同时，这一代学者能够在一个安全的时空距离观察整个当代建筑学的境况，调查、数据、分析、推理与反思都成为了程式，问题往往来自逐渐丰富的二手信息、间接经验与师承关系，缺乏感性体认的结果就是研究问题的“在场感”的缺失。无论立足于何种立场，是地域主义，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新一代青年建筑师与产生这些立场的现场都有着历史的隔阂。
方法
80后建筑学者群的新工作组织方式与（1）新媒体，（2）新工具与（3）新领域的兴起有着密切联系。第一，随着社交媒体的日新月异，一代代媒介会产生特定的学者群体。从第一代社交媒体公告板（如建筑论坛“ABBS”）到博客（MSN Space，豆瓣），再到微博微信，学术讨论的形式不断的在发生改变。基本上社交媒介渐渐的从公共化的、较少兴趣过滤的形式不断向碎片化的、细分人群的形式过渡。虽然学术话语依然以论文形式产生，知识却必须以自媒体广播的方式呈现，“物-网”联动的学术展示方式更是不断在占据媒介空间。第二，新的建筑学知识越来越多的依靠体系化的“方法论”来实现。“方法论”既是帮助建筑学摆脱感官与经验描述的工具，让设计与研究过程透明化，也是横在建筑学自主性道路上的障碍。方法论如同流水线一般将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特长组织起来安排到特定的岗位上，并使得建筑学“知识”更快速的生产出来。相比之于上一代学者，现在青年学者熟知国际主流的热点学术趋势，也熟谙如何将信息原料加工成可可度量、可评价的学术成果。第三，建筑学的领域正在扩大，不仅与传统的相邻学科如规划、景观与室内设计等的边界渐趋模糊，而且其自身的内涵也不断扩展，这些新领域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间零散的推出，但是在近期其兴起呈井喷之势。比如，王灏与叶曼建筑师的“榫卯再生”试图用专利的形式来贡献一种结构原型；王子耕创作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A Beautiful Country/美国”三部曲，用图像与电影来构建一种建筑批评；求学于欧洲德语区的年轻的留学生发起并创办了一份民间建筑学杂志《Der Zug》，以豆瓣等博客平台上已经存在的大量文本为基础来对现存的建筑学话语进行补充。 这一情况与欧美在1960年代所遭遇的学科危机非常相似，学科危机的原因有经济的、政治的，也有媒介的、技术的。当时的危机与变革产生了Superstudio，Archigram等先锋建筑学者团体，也奠定了之后整个当代建筑学的基本面貌。（图4）
新媒体、新工具与新领域几乎都与社交网络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甚至虚拟网络本身成为一种学术生产工具而不仅仅是成果的展示媒介。传播方式的改变也反过来重塑学术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学术生产与媒介传播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在西方，媒介对设计与研究活动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自透视法发明以来，建筑学一直在因展示方式的发展而做出改变。建筑学科的大发展是在19-20世纪之交的杂志时代发生的，同时诸次世界博览会将建筑变成一种展示对象。1970年代前，由于印刷技术限制，杂志多以文字与黑白线图为主，少量半调图像。80年代以后，感光树脂凸版的普及使印刷术出现飞跃，彩色图片大量充斥杂志，文字内容减少。新千年后，公告板、博客、脸书、微博、微信、微课等多种自媒体形式的“快餐”要求学者在极短小的文字、图片与视频中捕获注意力，文本本身也变成一种图像表达，创作与研究变成了一种为了媒介展示的表演。为了适应这一趋势，建筑师与学者往往会有意识的裁剪自己的工作内容。不能说经典的纸媒知识生产已经式微，但是新媒介的强大影响力已经让青年学者无法回避。
媒介也改变了环境信息的查询方式、组织方式与加工方式，“直接”与“间接”信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数据挖掘与处理，传统的感知、笔录、调查与思辨变得低效耗时。与此相应地，与海量数据结合紧密的研究方式大行其道，比如文本关键词研究，空间句法与形式语法分析，基于设计计算（computation）、找形（form finding）与模拟（simulation）的研究，地理信息研究，社交媒介衍生的文化与行为方式研究等。在建筑学的术语层面（terminology），搜索引擎技术使得表达建筑学知识的词汇集成为一个可编码的巨大概念地图，这种维基百科式的概念地图改变了知识积累更新的方式。当学者选择词汇进行知识写作时，往往必须借助由概念地图决定的定义与关系来决定术语的取舍。青年学者使用实体图书馆的机会越来越少，同时正规的信息检索在国内并不方便，于是知乎、网易公开课，一条，在库言库这些知识分享平台变成了80后学者群获取实时信息的重要渠道。网络创造了一个由大众更新并维护的知识共同体，也容易将思维局限在概念地图涉及的部分，那些比较难以概念化，难以通过文本、术语或图解复现的知识就有可能被忽视，而这些身体性的、物质性的知识是前现代的建筑技艺的重要载体。与之相对的是，数据处理方法的影响正在逐渐入侵相对比较稳定坚实的建筑学批评与理论话语。
与此同时，相对滞后的学术评价体系尚未对新的数据处理方式与信息组织方式作出回应。在新一代建筑学者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索引化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的各个部分都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或数据挖掘工具收集，并在一个现成的方法论体系下进行加工，迅速变成标准化的文本。这种知识生产方式与目前的建筑实践方式的变化是同步的。在目前的设计市场中，各种设计信息管理技术在润滑了设计运营与交流的同时反而为设计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图像与概念每天都被生产出来，而在第一时间被学习，被模仿，被推广。或者，一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概念与方法被反复运用，重复消费。在这样的知识体系中，“原创”的知识与“生产”的知识之间的边界模糊了，与此同时，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边界也必须趋向模糊。在这个背景下，很多设计教学与青年建筑学者的实践活动中，“设计研究”逐渐代替以往的基于固定任务书的设计方式，设计任务是在各种研究中逐渐形成的，并随着研究的进行随时调整，知识挖掘与场地的介入是共时发生的。“设计研究”试图让基地、文化、身体与物质这些不可复制的信息纳入到建筑学知识内，并试图将知识生产拉回现场，这是一种对信息与数据泛滥的应对。
学科
立场的多元与方法的强大并没有直接带来建筑学科本体的迅速转向。新千年的学科问题大多在1980与1990年代已经被铺陈开来。大多数80后的青年学者是深耕在各自既定的学科道路上，这些学科道路已经由第四代建筑师群体开垦过，建筑学本身的师徒关系决定了80后一代不可能迅速突破已有的学科格局。新一代中的许多人的成长经历可以追溯到第四代建筑师中的导师级人物（张永和、刘家琨、王澍，刘东洋等）。这里面张永和对设计研究的透明呈现，对身体与建造关系的探索以及对鲍扎传统的抵抗整整影响了一代青年建筑学人。大多数青年建筑学者都有清晰的师门传承，即使是那些有丰富海外求学工作经历的学者，往往也是移植了欧美已经成熟了的学科新趋势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这是一个英雄无觅的世代。但是，青年一代建筑学人对学科的贡献并非乏善可陈，大量的夯实学科基础并拾遗补缺的工作正在被青年学者承担。在建筑史领域，丁垚、王颖、刘亦师等试图填充既有的建筑史框架所不曾覆盖的空隙，并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建立新史观。 在城市建筑学领域，谭峥、王衍等试图用新左派与后批评结合的立场来发掘建成环境中的社会空间维度并寻找城市学与建筑学整合的可能。 在当代建筑理论领域，朱渊、曾引等通过对科林·罗与小组十等晚期现代主义建筑学关键人物的再阅读来梳理今天的建筑学话语。
很难说35岁左右建筑学从业人员与研究者中已经涌现了一个可称为“理论家”的群体，青年建筑学者群的整体面目依然是模糊的。但是由于比上一辈人（第四代建筑师及学者），这一代更完整的接受标准化的学术训练，更直接的进入专攻的学术方向，更自然的接受全球化的学术语言，这一群体已经产生了独立的理论观，方法论与处事方式。由于全球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些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正在发生变化，对于第四代建筑学者们来说，学术的主流依然是为了生产性活动服务的，或者说，研究是为了建造。但是对于现在的青年建筑理论研究者来说，由于国家经济迈入“新常态”，大规模规划建设的项目减少，学术活动的动机趋向多样多元，研究或参与建造已经不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在技术、权力、资本与媒介的重压下，这一代青年建筑学者的姿态并非简单的抵抗。 这种困境和1960年代欧美青年建筑师群体的困境是可以类比的，在那次变革中，语境变化重构了学科的方法与对象，建筑学经历了一个向语言学方法的转型。与之相似的，中国青年学者也在竭力寻找拓展建筑学的可能，无论这种企图是不是机会主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学科本体的质询不断的被提出来。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究竟是方法定义了学科？还是对象定义了学科？或者这两者同时定义了学科？如果建筑学的基本方法是建造、工艺与空间干预，那么关于形式、结构、材料、热工的知识将长期占据核心地位。如果建筑学的对象是场所、社区、住屋与建成环境，那么关于社群、认知、生态与行为的知识也不可或缺。以上的这些知识构成了建筑学的基本框架。在真实的学科发展中，方法与对象是同时发生挪移的。在新世纪的十五年间，新工具，媒介与领域不断涌现，关于方法论（设计与研究）的论述层出不穷，但是对于建筑学的对象的潜移默化移动却少有讨论。如果方法论更多的转向技术驱动的找形与效能评估，那么是否建筑学的本体也在向更宽泛的环境科学移动？如果方法论更多的转向叙事与脚本，那么建筑学是否在向文学与戏剧移动？这些移动一方面是跟随着整个由欧美主流学院所定义的建筑学前沿的潮流而动，而一方面则是在自身的知识挖掘中拓展了本土问题所扎根的学科广度，比如刘亦师对“三边”问题（边疆、边缘与边界）的重新发现也间接带动了建筑学科本体的延展。
著作权的危机是当代建筑学科的最大挑战，这来自于技术对建筑学的逐渐把持，来自于建筑学目前所面临的广阔社会维度，来自于知识的索引化对建筑学研究的深层影响。建筑学研究的依然是一种在设计者掌控下的空间生产，作者与作品的牢固关系从未被质疑。所有的讨论都假设作者（建筑师）是作品（建成物）的首要责任主体。所以，部分青年建筑师转入泛设计领域可以视作一种对著作权（authorship）的眷恋，因为在家具、首饰乃至日常用品上，著作权可以更完整的声张，比如阮昊的“猫桌”。很难说这类作品拓展了建筑学的疆界，因为这仅仅是将建筑师熟悉的方法运用到了更易控制的对象上。近期十分火爆的创客活动与各种技术主导的设计实践也可以视作是对著作权声索的更高级形式。比如吴迪（Lyla Wu）的UNI form对可穿戴设备的创新，这也是通过介入更多日常产品的变革来实现建筑学的著作权价值。
一部分建筑学者则拾起了更为批判的态度，比如王子耕的“帝国大厦的重构”用一种想象的奇观来揭示资本主义机器在全球地理上的压缩。王子耕对奇观的复现同李涵的“绘造社”工作的区别是，后者更多的是对日常空间的戏剧性揭示，其目的是揭示一种隐形逻辑而非内在矛盾，而前者是通过反讽叙事来反映全球化生产与分工本身的荒谬性。这种漫画式图解是一种新趋势，它不同于目前泛滥的建筑绘本，更不是库哈斯的超现实主义建筑学漫画，而是运用建筑学的知识来创造一种似乎有其自身逻辑的隐喻与寓言的世界。它运用了建筑学的传统技能，但将批评的视角伸入到广泛的人文地理层面。 （图5）
结语
1970年，彼得·艾森曼发表了一篇奇文《关于概念建筑的注解：迈向一个定义》（Notes on Conceptual Architecture: Towards a Definition）。这不是一篇通常所见的论文，这是一篇正文完全空白的文章，仅仅标有15个脚注。艾森曼试图通过这一动作表明建筑学的身体性、物质性与文本性、概念性的深层矛盾。建筑作品究竟是关于知识的协议（protocol of knowledge），还是关于设计的协议（protocol of design）? 如果建筑学回到身体，回到劳作，那么建筑学只需关注纯粹的工艺与材料；如果建筑学抬升为一种智识活动，那么建筑师其实是在进行一种文本创作，身体性与物质性的成分将消隐。对西方建筑学来说，这一内在矛盾自启蒙时代就已出现，已经延续两百余年。每当建筑学发生危机，这一矛盾就会凸显。这一问题也在1990年代以后开始困扰第四代建筑师的实验性建筑活动，当时的先锋建筑师们明显站在文本性的那一端，在观念的层面与既有的惯性知识对抗。而在2003年所谓的“实验建筑”向“当代建筑”转型中，随着第四代建筑师从小众迈向主流，建筑学的概念性与物质性矛盾冲突似乎告一段落。【注3】而到了“新常态”下，当时音调未定的论争又随着新一轮理论高潮而浮起，但是这一次建筑学是要除去话语中的文人化论调，回归到场地、工艺、物质与身体。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今天新一代青年建筑师的困扰的根源依然来自1990年代。新的方法、工具与媒介迅速的转变着这些困扰的面貌，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新一代建筑学者在立场、方法与学科层面的新发展趋向是一个值得持久关注的问题。即使这些新理论动向与话语趋势依然是微弱的星星之火，但是笔者依然愿意乐观的看待技术、媒介与工具大潮下建筑学的自我调适。今天面对的“创新”语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政治与经济因素。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次的浪潮是建筑学提升自身的学科质量（而非论争态度）的机会，也是将建筑学带入广泛的、日常的需求的机会。建筑学将能够反思建成环境的最基本的介入方式与构成空间的基本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师的定义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建筑学的本体将发生一定的挪移。青年建筑学者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开始固化的学科体系中发现罅隙并拓展新疆界，也需要更大的成本来成为学科史上独立的一代。现在最紧迫的需要是，青年建筑学者必须反思那些从上一个时代继承过来的一些思维惯性，或者更批判的看待那些仅仅是改头换面的老问题，他们必须发现这个时代的独有现象，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整个建筑学的知识框架。（图6）
注释
【注1】必须注意的是，由于1990年代开始建筑学子开始涌向欧美留学并工作，并在2000年以后回国任教或任职，一部分1970年左右出生的学者很难通过师承关系来划代，典型的如朱涛、唐克扬等。但是，如果从学科发展角度观察，可以看到这一代建筑师所敏感的学科问题依然是来源于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尤其是具有对“启蒙”的偏执。所以本文倾向于依然将他们归类为第四代建筑师。
【注2】以建筑学理论与历史方向为例，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相应的也出现了“建筑史学家”这一群体。在欧美，这一转变与历史主义的兴起有关，而之前的建筑史学家多由艺术史学家兼任。在1960年代，许多欧美建筑学院开始聘请受过艺术史与历史训练并对建筑理论与历史有偏重的教授来讲授建筑史，这一举措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具有全方位视野的未来的建筑学教师。对当代美国建筑史学产生深刻影响的具有艺术史或历史背景的建筑史学家多在这一时期被拖入建筑学学院的教学中。对当代美国建筑史学产生深刻影响的具有艺术史或历史背景的建筑史学家多在这一时期被拖入建筑学学院的教学中。比如亨利.米隆（Henry Millon）、韦恩.安德森（Wayne Andersen）、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与罗斯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等。
【注3】史建认为，2000年以后，中国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前卫设计实验很难遭遇跨越式经济发展的的现实，已有的“实验建筑”转向文化上的退守，变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当代建筑”。当代建筑无需对抗实验建筑时代无所不在的体制与国家主义，却被迫融入更为复杂的体制与市场机制混合的现实。
图1 青年建筑学者群体——东岸学社的活动海报。
图2鲁安东、窦平平：无尽之墙——过滤与扩散的建筑学（待大图）。
图3 笔者编制的研究型设计教案——广谱城市的新邻里单元。
图4 Der Zug网络杂志封面。
图5 彼得·艾森曼：《关于概念建筑的注解：迈向一个定义》中页面。
图6 王子耕：对资本主义批判的“A Beautiful Country/美国”三部曲（待大图）。
参考文献
彭怒、伍江. 中国建筑师的分代问题再议[J]. 建筑学报, 2002(12): 6-8.
谭峥. 未尝沉潜的现代[J]. 艺术界, 2014年12月号“文献”栏目.
李翔宁. 权宜建筑——青年建筑师与中国策略[J]. 时代建筑, 2005(6): 16-21.
史建. 从“实验建筑”到“当代建筑”[J]. 城市·空间·设计, 2009(5).
周庆华. “实验建筑”？“当代建筑”？——思考当代中国实验性建筑[J]. 新观察（6）.
臧峰, 沈海恩. 非常教育——张永和的北京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J]. 时代建筑, 2015(1): 74-79.
史建. 实验性建筑的转型——后实验性建筑时代的中国当代建筑[G]. 朱剑飞. 中国建筑60年（1949-2009）——历史理论研究.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296-313.
王明贤，史建. 90年代中国实验性建筑[J]. 文艺研究, 1998(1): 118-127.
袁烽. 基于机器人建造的高性能建筑未来[J]. 时代建筑, 2015(5): 88-91.
李麟学. 知识·话语·范式——能量与热力学建筑的历史图景及当代前沿[J]. 时代建筑, 2015(2): 10-16.
Anderson, Stanford.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Schools of Architecture.”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Vol. 58, No. 3, Architectural History, 1999/2000. (Sep., 1999), pp. 282-290.
谭峥. 边缘上的建筑学理论与史学研究——美国建筑学研究性学位浅谈[J].室内设计师， 总第38期，2012年.
叶曼. 榫卯再生[J]. 时代建筑, 2015(6): 52-5.
鲁安东. 身份·生态·学科——走进设计研究的时代[J]. 新建筑, 2015(2)：8-11.
丁垚. 发现独乐寺[J]. 建筑学报，2013（5）:1-9.
王颖. 内容、形式与建筑的阶级性——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化建筑话语的形成与影响[J]. 时代建筑，2015（3）：116-119.
刘亦师. 边疆·边缘·边界——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之现势及走向[J]. 建筑学报, 2015(6)：63-67.
谭峥. 拱廊及其变体——大众的建筑学[J]，新建筑, 2015(2)：40-44.
王衍. 寻找青年建筑师——关于“起点”的问题[J]，城市环境设计, 2014(7)：68.
朱渊. 现世的乌托邦——十次小组城市建筑理论[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曾引. 从哈佛包豪斯到德州骑警——柯林·罗的遗产(一)[J]. 建筑师, 2015(4)：36-47..
李翔宁. 作为抵抗的建筑学——王澍和他的建筑[J]. 世界建筑, 2014(8):30-31.
明星. 王子耕：时代的旁观者[J]. 新建筑，2015(2): 43-46.
Jarzombek, Mark.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Log, No. 15 (Winter 2009), pp. 89-98.
Synopsis
The post-1980 generation roughly refers to young adults who were born in China’s reform era and were raised in an optimistic epoch, as China is growing into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uperpower. In public literature, the post-1980ers are broadly believed to be more engaged with consumerism, egoism and liberalism. In terms of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the majority of post-1980 architectural scholars belongs to the Fifth-Generation Architects of China, who were more or less mentored by the Fourth-Generation Architects (ie., Chang Yung Ho, Liu Jiakun, Wang Shu). As younge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ifth-Generation Architects, the post-1980 scholars grew and trained in the tremendous shadow cast by the former generation and took disciplinary path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laid out by their mentors. In an era of the “new normal,” a euphemism of China’s recent economic slowdown, the new generation is forced to resort to advanced technology, methodology and media and to embrace a research-based work flow. Methods such as data-digging, digital form-finding, behavioral research and simulation are penetrating into the existing core of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and terminology.
The “specialization” of architectural scholars is an emergent phenomenon which dates back to the 1990s, when China was actively developing its Ph.D degree curriculum and at the same time witnessed the return of many scholars who studied in the developed West (Haigui). However, young architectural scholars were more indifferent to the controversies which have puzzled the former generation for decades – traditional/modern, east/west, leftist/rightist, central/peripheral and vanguard/rearguard. They tend to conceal their ego in rigorous intellectual operation leading to an objective outcome. Despite trapped in an increasingly petrifying disciplinary framework, the young generation still stands a chance of seeking a new frontier if they could be more exposed to the realm of the everyday, the local and the contemporary. New technologies, tools and fields can nevertheless remove the new generation from the inertia of a “Literati Architecture,” a mentality formed in the 1990s “experimental architecture” movement. To conclude, the post-1980ers have yet to need more time and experience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legion in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本文在基于中国建筑师的代际划分的框架下讨论了80后建筑学人的立场，方法与学科贡献。 “职业化”的建筑学者的出现是一个正在持续的现象。青年建筑学者往往在一个既定的、固化的学科框架中工作，并将自己扮演为一个客观的科学研究者。青年一代必须回到当地，回到日常，回到当代，以寻找建筑学的新前沿。
关键词
80后， 职业化，实验建筑，方法论，学科史
问题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产生自己的思想先锋，用年龄来区分学术谱系是有效的也是危险的。“有效”是因为历史（代际）维度确实是研究思想史的重要工具。“危险”是因为全球史观影响下思想传播的时空路径被挤压了，那些思想浪潮只有在具体的事件中才能将其传递路径还原。建筑学思想的传递路径毕竟与一般的知识门类不同，知识传递门槛的高低决定了海量事件的偶然性转化为历史必然性的条件充分与否。相对于其他学科，建筑学依然是在一个小社群承袭的知识体系，门第观念依然存在，世系与社会关系往往决定了整个建筑学知识的面貌。因此，为了不陷于相对主义的窠臼，本文将研究的对象集中于30-35岁之间的，主要工作基地在中国大陆的青年建筑学者的新话语趋势与新研究方法。也为了避免历史决定论，在具体研究中，笔者会将年龄范围稍作扩大，因为30-35岁（即所谓80后学者群）的许多发展趋向已经在部分70后学者群中出现。所以，笔者认为，“80后建筑学者群”可以置于“第五代建筑师”这一大概念下，或作为这一代群体中的较年轻的，最近涌现的学术代表进行讨论。
支持这一研究对象选择的依据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一群体是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大众普遍认为独生子女群体有许多特殊性，比如自我意识的增强，处事方法精致化，传统与家庭观念淡漠等等。其次，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建筑学者成长在建造活动趋缓的“新常态”下，延续十余年的城市化热潮开始退却，“全球工地”的叙事已经不再有效，参与大型项目的机会减少，他们的工作激情不得不向小型、研究性项目转移。再次，这一代群体多有丰富的海外学习生活背景，也有广泛的海外学术关系，与全球学术话语的接触是无障碍的。根据一般的建筑学学科培养规律，他们多处于“后研究生”阶段——或处于博士课题研究的后期，或依然处在研究生阶段的影响波及的状态中。海外的学习与训练经验就会很容易被无批判地带入回国后的教学实践中。最后，由于国家经济转型与高校学科评价体系的指标化，这一代青年学者往往未经蹉跎就进入学术事业，很难如他们的前辈那样，通过大量的设计实践与广泛（甚至宽泛）的历练阅读来体悟建筑学，而是必须通过标准化的职业训练直接进入分工明确的理论体系中。即使他们的自我意识更强，却不得不倚重体系化的研究与数据，尽量将个人化的学术观点融化在严谨精致的推理与分析中。所以，尽管还缺乏重大的学术贡献，但是他们的学术特征已经十分明显。产生这一特征的原因既在社会史，也在学科史。
根据以上判断，如果关于“80后建筑学者群”的学术特征的询问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一群体的成长路线究竟是怎样的？哪些关键的学科史事件决定了这一成长路线的特殊性？这一成长路径如何影响着他们的学术立场与方法？这一群体内部是否能够细分出更多的类型？他们是否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与以往世代的学者相比，他们对建筑学的贡献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外，还必须认识到的是，由于建筑学者出产的学术成果也非常的多元，除了普遍能够接受的原创性理论与研究性文本，还有策展、博客、对谈、专利、程序、网站等各种媒介。要把这些不同的媒介全部放在一起对比研判是困难的，所以我们依然必须假设一个具有延续性的学科本体（即所谓的学科自主性）来作为衡量学术贡献的标准。一旦出现关于“本体”（Ontology）的讨论，势必会形成主流与支流的分野并设立学科的边界问题。所以，本文也将不可回避的偏重那些同既有的建筑学知识体系发生紧密对话的话语贡献。（图1）
立场
近十年频密的学术交流热潮逐渐压缩化了学术地图的地理边界。虽然传统的欧美理论生产中心依然活跃，但是与国内的理论活动的周期与相位逐渐同步，这种同步正在由点及面的发生。往往是由一些关键人物在某个研究的兴趣点建立起沟通桥梁，然后逐渐体制化、常态化，并向相邻兴趣点扩张。信息的高速周转往往会掩盖学术思想的传承路径，由于建筑学知识的特殊性，师徒关系、同僚关系、雇佣关系等依然是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新一代建筑学者的成长路径决定了他们的身份与立场。而这一群体的成长与新千年的建筑学教育的体系化与专门化基本是同步的。对于学科史的划代是讨论“80后建筑学者群”的立论基础。
“80后建筑学者群”的新话语与第五代建筑师的涌现是密切关联的。曾坚在“中国建筑师的分代问题及其他”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中国建筑师分代的三项原则：（1）以20年左右为一代；（2）结合建筑师的师承关系进行分代；（3）根据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每一时期建筑师对建筑事业的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分代。根据这三项原则，中国现代建筑师的分代从1910年代（毕业或工作）开始，每20年一代。杨永生先生在《中国四代建筑师》一书中将中国建筑师分为四代，第一代出生于清末到辛亥革命间，以受益于庚款留学制度的归国留美毕业生为主（梁思成、陈植、童寯、陆谦受等）；第二代出生于1910年代到1920年代，在1949年前学成执业（华揽洪、冯纪忠、王大闳、黄作燊等）；第三代出生于1930年代到1940年代，在文革之前接受建筑学教育（何镜堂、程泰宁、项秉仁等），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塑形当代中国城市面貌的主要力量；第四代出生于1949年之后，在恢复高考之后接受大学教育（张永和、刘家琨、王澍等）并在1990年代迈入历史舞台。在这一分代法基础上，彭怒和伍江在“中国建筑师的分代问题再议”一文（2002）中将第三第四代建筑师的分界点定在1978年，即将恢复高考后毕业的建筑师定为第四代，这基本上确立了四代建筑师的划分原则。
目前距第三与第四代建筑师的划代的确立已经又有十余年的密集学科活动，是否当下就是一个审视更新一代建筑师与其理论代表的历史契机呢？李翔宁在杨永生教授的“四代建筑师”划代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第五代建筑师”的概念（如都市实践、张斌、马岩松、卜冰、陈旭东、祝晓峰、华黎、标准营造）。 对于这一代建筑师的划分依据与明确分界点至今并没有明确的文本论述。第四代与第五代建筑师之间分代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在改开之后很难定位一个能够同1978年等量齐观的历史时刻。史建在《从“实验建筑”到“当代建筑”》一文中将2003年12月14日定为实验建筑的终结，也可以认为是第四代建筑师从实验转向主流，开始影响青年一代的时刻，史建的这一判断曾经引起巨大的论争。 对此，笔者认为依然可以从曾坚的“划代三原则”来考察史建的观点。首先，如果以20年为一代，那么第五代建筑师应该于2000年前后进入职业生涯初期，这与私营设计事务所合法化，大学扩招，澳门香港回归，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加入WTO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有相关性。其次，如果从师承关系来看，第五代建筑师应该同第四代建筑师有一定的师承关系，比如张永和在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的一批学生如陆翔、冯果川、吴洪德等完全可以定义为第五代建筑师或学者群体。 最后，如果考察学科史的话，第五代建筑师成长在当时在国内复兴的教授（或主任建筑师）工作室制度（atelier）中，昔日的“实验”已经渐渐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他们能够在比较开放的环境中探索一些未经明确界定的学科问题。【注1】
如果第四代建筑师的典型特征是通过回归工作室来展开教学，实践与研究，那么第五代建筑师与学者群必须展现出一些不同的工作组织方式。实验室（lab）制度开始成为一种工作室（atelier）制度以外的更前沿的工作组织形式。实验室制度诞生于工作室制度的知识与资源积累，更强调研究本身的系统性、批判性、科学性与独立性，并且更多的依靠持续的研究来实现一种自觉的空间干预。在欧美大量的研究工作室以“实验室”为名，体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工作室制度的含义。笔者这里所指的“实验室”不同于1990年代的“实验性建筑”所产生的环境，如果对比当时的创作与研究方法，可以发现新一代的设计研究更依赖方法、工具与技术。袁烽、李麟学、朱竞翔等是这一趋势的先行者，也最早从1990年代的实验语境中试图摆脱先锋建筑的文人化倾向。 这批先行者在拥抱技术潮流的同时对建筑学本体论与方法论进行再定义。更年轻的研究者如王飞、窦平平、李丹锋、王子耕等也在积极的探索这种将设计与研究结合的工作方式。（图2,3）
笔者认为，中国前三代建筑师群体中并没有出现完全“职业化”的建筑学者，彼时学者与“投身教育的建筑师”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建筑学者的“职业化”趋势是一个全球现象，二战以前，西方并没有在建筑学院进行专门理论教育的制度。二战以后，由于大量艺术史学者与技术专家涌入建筑学历史教育，西方（尤其是美国）建筑学理论生产进入高峰，此时“职业化”的建筑学者群体才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 而此时的国内建筑教育家由于历史局限与当时的客观条件限制，还无法向职业理论学者转换。【注2】建筑学者是从第四代建筑师中分化出来的，这与建筑学博士学位的设立有着极大的关系。1986年产生了第一代建筑学博士（如项秉仁），但是那时国内的博士培养体系并未完善，“职业化”学者几乎是从90年代才开始涌现（如常青、王骏阳、丁沃沃与赵辰），这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海外学子归国同步。同西方类似的是，职业化的建筑学者也是在学科逐渐体系化的过程中从教育者与实践者中分化出来的。
建筑学研究随着学科体系的成熟日益部门化，这种分工在第四代建筑学者群体中已经出现，而第五代建筑学者完全是在一个分工明确的培养体系中成长，或者说，这些学者在其教育生涯的早期已经确立了清晰的培养目标，这决定了80后建筑学者群的职业化立场，这种职业化立场非常精巧的隐藏学者个人的经历，趣味与性格。这也同80后群体的成长环境有关，这一代人的成长处于中国的第三、第四代领导人时期，这一时期社会高速发展，政治论争弱化，消费主义高涨。这种环境使得左与右，东方与西方，中心与边缘，进步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概念逐渐消解，价值在趋向多元的同时学术活动的立场也变得模糊，自我意识的高涨与学术活动中自我角色的有意隐遁同时发生。青年学者对于价值标准的敏感度也降低了，他们更容易在中立的态度下进行学术讨论。同时，这一代学者能够在一个安全的时空距离观察整个当代建筑学的境况，调查、数据、分析、推理与反思都成为了程式，问题往往来自逐渐丰富的二手信息、间接经验与师承关系，缺乏感性体认的结果就是研究问题的“在场感”的缺失。无论立足于何种立场，是地域主义，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新一代青年建筑师与产生这些立场的现场都有着历史的隔阂。
方法
80后建筑学者群的新工作组织方式与（1）新媒体，（2）新工具与（3）新领域的兴起有着密切联系。第一，随着社交媒体的日新月异，一代代媒介会产生特定的学者群体。从第一代社交媒体公告板（如建筑论坛“ABBS”）到博客（MSN Space，豆瓣），再到微博微信，学术讨论的形式不断的在发生改变。基本上社交媒介渐渐的从公共化的、较少兴趣过滤的形式不断向碎片化的、细分人群的形式过渡。虽然学术话语依然以论文形式产生，知识却必须以自媒体广播的方式呈现，“物-网”联动的学术展示方式更是不断在占据媒介空间。第二，新的建筑学知识越来越多的依靠体系化的“方法论”来实现。“方法论”既是帮助建筑学摆脱感官与经验描述的工具，让设计与研究过程透明化，也是横在建筑学自主性道路上的障碍。方法论如同流水线一般将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特长组织起来安排到特定的岗位上，并使得建筑学“知识”更快速的生产出来。相比之于上一代学者，现在青年学者熟知国际主流的热点学术趋势，也熟谙如何将信息原料加工成可可度量、可评价的学术成果。第三，建筑学的领域正在扩大，不仅与传统的相邻学科如规划、景观与室内设计等的边界渐趋模糊，而且其自身的内涵也不断扩展，这些新领域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间零散的推出，但是在近期其兴起呈井喷之势。比如，王灏与叶曼建筑师的“榫卯再生”试图用专利的形式来贡献一种结构原型；王子耕创作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A Beautiful Country/美国”三部曲，用图像与电影来构建一种建筑批评；求学于欧洲德语区的年轻的留学生发起并创办了一份民间建筑学杂志《Der Zug》，以豆瓣等博客平台上已经存在的大量文本为基础来对现存的建筑学话语进行补充。 这一情况与欧美在1960年代所遭遇的学科危机非常相似，学科危机的原因有经济的、政治的，也有媒介的、技术的。当时的危机与变革产生了Superstudio，Archigram等先锋建筑学者团体，也奠定了之后整个当代建筑学的基本面貌。（图4）
新媒体、新工具与新领域几乎都与社交网络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甚至虚拟网络本身成为一种学术生产工具而不仅仅是成果的展示媒介。传播方式的改变也反过来重塑学术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学术生产与媒介传播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在西方，媒介对设计与研究活动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自透视法发明以来，建筑学一直在因展示方式的发展而做出改变。建筑学科的大发展是在19-20世纪之交的杂志时代发生的，同时诸次世界博览会将建筑变成一种展示对象。1970年代前，由于印刷技术限制，杂志多以文字与黑白线图为主，少量半调图像。80年代以后，感光树脂凸版的普及使印刷术出现飞跃，彩色图片大量充斥杂志，文字内容减少。新千年后，公告板、博客、脸书、微博、微信、微课等多种自媒体形式的“快餐”要求学者在极短小的文字、图片与视频中捕获注意力，文本本身也变成一种图像表达，创作与研究变成了一种为了媒介展示的表演。为了适应这一趋势，建筑师与学者往往会有意识的裁剪自己的工作内容。不能说经典的纸媒知识生产已经式微，但是新媒介的强大影响力已经让青年学者无法回避。
媒介也改变了环境信息的查询方式、组织方式与加工方式，“直接”与“间接”信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数据挖掘与处理，传统的感知、笔录、调查与思辨变得低效耗时。与此相应地，与海量数据结合紧密的研究方式大行其道，比如文本关键词研究，空间句法与形式语法分析，基于设计计算（computation）、找形（form finding）与模拟（simulation）的研究，地理信息研究，社交媒介衍生的文化与行为方式研究等。在建筑学的术语层面（terminology），搜索引擎技术使得表达建筑学知识的词汇集成为一个可编码的巨大概念地图，这种维基百科式的概念地图改变了知识积累更新的方式。当学者选择词汇进行知识写作时，往往必须借助由概念地图决定的定义与关系来决定术语的取舍。青年学者使用实体图书馆的机会越来越少，同时正规的信息检索在国内并不方便，于是知乎、网易公开课，一条，在库言库这些知识分享平台变成了80后学者群获取实时信息的重要渠道。网络创造了一个由大众更新并维护的知识共同体，也容易将思维局限在概念地图涉及的部分，那些比较难以概念化，难以通过文本、术语或图解复现的知识就有可能被忽视，而这些身体性的、物质性的知识是前现代的建筑技艺的重要载体。与之相对的是，数据处理方法的影响正在逐渐入侵相对比较稳定坚实的建筑学批评与理论话语。
与此同时，相对滞后的学术评价体系尚未对新的数据处理方式与信息组织方式作出回应。在新一代建筑学者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索引化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的各个部分都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或数据挖掘工具收集，并在一个现成的方法论体系下进行加工，迅速变成标准化的文本。这种知识生产方式与目前的建筑实践方式的变化是同步的。在目前的设计市场中，各种设计信息管理技术在润滑了设计运营与交流的同时反而为设计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图像与概念每天都被生产出来，而在第一时间被学习，被模仿，被推广。或者，一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概念与方法被反复运用，重复消费。在这样的知识体系中，“原创”的知识与“生产”的知识之间的边界模糊了，与此同时，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边界也必须趋向模糊。在这个背景下，很多设计教学与青年建筑学者的实践活动中，“设计研究”逐渐代替以往的基于固定任务书的设计方式，设计任务是在各种研究中逐渐形成的，并随着研究的进行随时调整，知识挖掘与场地的介入是共时发生的。“设计研究”试图让基地、文化、身体与物质这些不可复制的信息纳入到建筑学知识内，并试图将知识生产拉回现场，这是一种对信息与数据泛滥的应对。
学科
立场的多元与方法的强大并没有直接带来建筑学科本体的迅速转向。新千年的学科问题大多在1980与1990年代已经被铺陈开来。大多数80后的青年学者是深耕在各自既定的学科道路上，这些学科道路已经由第四代建筑师群体开垦过，建筑学本身的师徒关系决定了80后一代不可能迅速突破已有的学科格局。新一代中的许多人的成长经历可以追溯到第四代建筑师中的导师级人物（张永和、刘家琨、王澍，刘东洋等）。这里面张永和对设计研究的透明呈现，对身体与建造关系的探索以及对鲍扎传统的抵抗整整影响了一代青年建筑学人。大多数青年建筑学者都有清晰的师门传承，即使是那些有丰富海外求学工作经历的学者，往往也是移植了欧美已经成熟了的学科新趋势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这是一个英雄无觅的世代。但是，青年一代建筑学人对学科的贡献并非乏善可陈，大量的夯实学科基础并拾遗补缺的工作正在被青年学者承担。在建筑史领域，丁垚、王颖、刘亦师等试图填充既有的建筑史框架所不曾覆盖的空隙，并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建立新史观。 在城市建筑学领域，谭峥、王衍等试图用新左派与后批评结合的立场来发掘建成环境中的社会空间维度并寻找城市学与建筑学整合的可能。 在当代建筑理论领域，朱渊、曾引等通过对科林·罗与小组十等晚期现代主义建筑学关键人物的再阅读来梳理今天的建筑学话语。
很难说35岁左右建筑学从业人员与研究者中已经涌现了一个可称为“理论家”的群体，青年建筑学者群的整体面目依然是模糊的。但是由于比上一辈人（第四代建筑师及学者），这一代更完整的接受标准化的学术训练，更直接的进入专攻的学术方向，更自然的接受全球化的学术语言，这一群体已经产生了独立的理论观，方法论与处事方式。由于全球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些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正在发生变化，对于第四代建筑学者们来说，学术的主流依然是为了生产性活动服务的，或者说，研究是为了建造。但是对于现在的青年建筑理论研究者来说，由于国家经济迈入“新常态”，大规模规划建设的项目减少，学术活动的动机趋向多样多元，研究或参与建造已经不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在技术、权力、资本与媒介的重压下，这一代青年建筑学者的姿态并非简单的抵抗。 这种困境和1960年代欧美青年建筑师群体的困境是可以类比的，在那次变革中，语境变化重构了学科的方法与对象，建筑学经历了一个向语言学方法的转型。与之相似的，中国青年学者也在竭力寻找拓展建筑学的可能，无论这种企图是不是机会主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学科本体的质询不断的被提出来。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究竟是方法定义了学科？还是对象定义了学科？或者这两者同时定义了学科？如果建筑学的基本方法是建造、工艺与空间干预，那么关于形式、结构、材料、热工的知识将长期占据核心地位。如果建筑学的对象是场所、社区、住屋与建成环境，那么关于社群、认知、生态与行为的知识也不可或缺。以上的这些知识构成了建筑学的基本框架。在真实的学科发展中，方法与对象是同时发生挪移的。在新世纪的十五年间，新工具，媒介与领域不断涌现，关于方法论（设计与研究）的论述层出不穷，但是对于建筑学的对象的潜移默化移动却少有讨论。如果方法论更多的转向技术驱动的找形与效能评估，那么是否建筑学的本体也在向更宽泛的环境科学移动？如果方法论更多的转向叙事与脚本，那么建筑学是否在向文学与戏剧移动？这些移动一方面是跟随着整个由欧美主流学院所定义的建筑学前沿的潮流而动，而一方面则是在自身的知识挖掘中拓展了本土问题所扎根的学科广度，比如刘亦师对“三边”问题（边疆、边缘与边界）的重新发现也间接带动了建筑学科本体的延展。
著作权的危机是当代建筑学科的最大挑战，这来自于技术对建筑学的逐渐把持，来自于建筑学目前所面临的广阔社会维度，来自于知识的索引化对建筑学研究的深层影响。建筑学研究的依然是一种在设计者掌控下的空间生产，作者与作品的牢固关系从未被质疑。所有的讨论都假设作者（建筑师）是作品（建成物）的首要责任主体。所以，部分青年建筑师转入泛设计领域可以视作一种对著作权（authorship）的眷恋，因为在家具、首饰乃至日常用品上，著作权可以更完整的声张，比如阮昊的“猫桌”。很难说这类作品拓展了建筑学的疆界，因为这仅仅是将建筑师熟悉的方法运用到了更易控制的对象上。近期十分火爆的创客活动与各种技术主导的设计实践也可以视作是对著作权声索的更高级形式。比如吴迪（Lyla Wu）的UNI form对可穿戴设备的创新，这也是通过介入更多日常产品的变革来实现建筑学的著作权价值。
一部分建筑学者则拾起了更为批判的态度，比如王子耕的“帝国大厦的重构”用一种想象的奇观来揭示资本主义机器在全球地理上的压缩。王子耕对奇观的复现同李涵的“绘造社”工作的区别是，后者更多的是对日常空间的戏剧性揭示，其目的是揭示一种隐形逻辑而非内在矛盾，而前者是通过反讽叙事来反映全球化生产与分工本身的荒谬性。这种漫画式图解是一种新趋势，它不同于目前泛滥的建筑绘本，更不是库哈斯的超现实主义建筑学漫画，而是运用建筑学的知识来创造一种似乎有其自身逻辑的隐喻与寓言的世界。它运用了建筑学的传统技能，但将批评的视角伸入到广泛的人文地理层面。 （图5）
结语
1970年，彼得·艾森曼发表了一篇奇文《关于概念建筑的注解：迈向一个定义》（Notes on Conceptual Architecture: Towards a Definition）。这不是一篇通常所见的论文，这是一篇正文完全空白的文章，仅仅标有15个脚注。艾森曼试图通过这一动作表明建筑学的身体性、物质性与文本性、概念性的深层矛盾。建筑作品究竟是关于知识的协议（protocol of knowledge），还是关于设计的协议（protocol of design）? 如果建筑学回到身体，回到劳作，那么建筑学只需关注纯粹的工艺与材料；如果建筑学抬升为一种智识活动，那么建筑师其实是在进行一种文本创作，身体性与物质性的成分将消隐。对西方建筑学来说，这一内在矛盾自启蒙时代就已出现，已经延续两百余年。每当建筑学发生危机，这一矛盾就会凸显。这一问题也在1990年代以后开始困扰第四代建筑师的实验性建筑活动，当时的先锋建筑师们明显站在文本性的那一端，在观念的层面与既有的惯性知识对抗。而在2003年所谓的“实验建筑”向“当代建筑”转型中，随着第四代建筑师从小众迈向主流，建筑学的概念性与物质性矛盾冲突似乎告一段落。【注3】而到了“新常态”下，当时音调未定的论争又随着新一轮理论高潮而浮起，但是这一次建筑学是要除去话语中的文人化论调，回归到场地、工艺、物质与身体。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今天新一代青年建筑师的困扰的根源依然来自1990年代。新的方法、工具与媒介迅速的转变着这些困扰的面貌，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新一代建筑学者在立场、方法与学科层面的新发展趋向是一个值得持久关注的问题。即使这些新理论动向与话语趋势依然是微弱的星星之火，但是笔者依然愿意乐观的看待技术、媒介与工具大潮下建筑学的自我调适。今天面对的“创新”语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政治与经济因素。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次的浪潮是建筑学提升自身的学科质量（而非论争态度）的机会，也是将建筑学带入广泛的、日常的需求的机会。建筑学将能够反思建成环境的最基本的介入方式与构成空间的基本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师的定义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建筑学的本体将发生一定的挪移。青年建筑学者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开始固化的学科体系中发现罅隙并拓展新疆界，也需要更大的成本来成为学科史上独立的一代。现在最紧迫的需要是，青年建筑学者必须反思那些从上一个时代继承过来的一些思维惯性，或者更批判的看待那些仅仅是改头换面的老问题，他们必须发现这个时代的独有现象，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整个建筑学的知识框架。（图6）
注释
【注1】必须注意的是，由于1990年代开始建筑学子开始涌向欧美留学并工作，并在2000年以后回国任教或任职，一部分1970年左右出生的学者很难通过师承关系来划代，典型的如朱涛、唐克扬等。但是，如果从学科发展角度观察，可以看到这一代建筑师所敏感的学科问题依然是来源于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尤其是具有对“启蒙”的偏执。所以本文倾向于依然将他们归类为第四代建筑师。
【注2】以建筑学理论与历史方向为例，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相应的也出现了“建筑史学家”这一群体。在欧美，这一转变与历史主义的兴起有关，而之前的建筑史学家多由艺术史学家兼任。在1960年代，许多欧美建筑学院开始聘请受过艺术史与历史训练并对建筑理论与历史有偏重的教授来讲授建筑史，这一举措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具有全方位视野的未来的建筑学教师。对当代美国建筑史学产生深刻影响的具有艺术史或历史背景的建筑史学家多在这一时期被拖入建筑学学院的教学中。对当代美国建筑史学产生深刻影响的具有艺术史或历史背景的建筑史学家多在这一时期被拖入建筑学学院的教学中。比如亨利.米隆（Henry Millon）、韦恩.安德森（Wayne Andersen）、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与罗斯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等。
【注3】史建认为，2000年以后，中国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前卫设计实验很难遭遇跨越式经济发展的的现实，已有的“实验建筑”转向文化上的退守，变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当代建筑”。当代建筑无需对抗实验建筑时代无所不在的体制与国家主义，却被迫融入更为复杂的体制与市场机制混合的现实。
图1 青年建筑学者群体——东岸学社的活动海报。
图2鲁安东、窦平平：无尽之墙——过滤与扩散的建筑学（待大图）。
图3 笔者编制的研究型设计教案——广谱城市的新邻里单元。
图4 Der Zug网络杂志封面。
图5 彼得·艾森曼：《关于概念建筑的注解：迈向一个定义》中页面。
图6 王子耕：对资本主义批判的“A Beautiful Country/美国”三部曲（待大图）。
参考文献
彭怒、伍江. 中国建筑师的分代问题再议[J]. 建筑学报, 2002(12): 6-8.
谭峥. 未尝沉潜的现代[J]. 艺术界, 2014年12月号“文献”栏目.
李翔宁. 权宜建筑——青年建筑师与中国策略[J]. 时代建筑, 2005(6): 16-21.
史建. 从“实验建筑”到“当代建筑”[J]. 城市·空间·设计, 2009(5).
周庆华. “实验建筑”？“当代建筑”？——思考当代中国实验性建筑[J]. 新观察（6）.
臧峰, 沈海恩. 非常教育——张永和的北京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J]. 时代建筑, 2015(1): 74-79.
史建. 实验性建筑的转型——后实验性建筑时代的中国当代建筑[G]. 朱剑飞. 中国建筑60年（1949-2009）——历史理论研究.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296-313.
王明贤，史建. 90年代中国实验性建筑[J]. 文艺研究, 1998(1): 118-127.
袁烽. 基于机器人建造的高性能建筑未来[J]. 时代建筑, 2015(5): 88-91.
李麟学. 知识·话语·范式——能量与热力学建筑的历史图景及当代前沿[J]. 时代建筑, 2015(2): 10-16.
Anderson, Stanford.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Schools of Architecture.”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Vol. 58, No. 3, Architectural History, 1999/2000. (Sep., 1999), pp. 282-290.
谭峥. 边缘上的建筑学理论与史学研究——美国建筑学研究性学位浅谈[J].室内设计师， 总第38期，2012年.
叶曼. 榫卯再生[J]. 时代建筑, 2015(6): 52-5.
鲁安东. 身份·生态·学科——走进设计研究的时代[J]. 新建筑, 2015(2)：8-11.
丁垚. 发现独乐寺[J]. 建筑学报，2013（5）:1-9.
王颖. 内容、形式与建筑的阶级性——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化建筑话语的形成与影响[J]. 时代建筑，2015（3）：116-119.
刘亦师. 边疆·边缘·边界——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之现势及走向[J]. 建筑学报, 2015(6)：63-67.
谭峥. 拱廊及其变体——大众的建筑学[J]，新建筑, 2015(2)：40-44.
王衍. 寻找青年建筑师——关于“起点”的问题[J]，城市环境设计, 2014(7)：68.
朱渊. 现世的乌托邦——十次小组城市建筑理论[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曾引. 从哈佛包豪斯到德州骑警——柯林·罗的遗产(一)[J]. 建筑师, 2015(4)：36-47..
李翔宁. 作为抵抗的建筑学——王澍和他的建筑[J]. 世界建筑, 2014(8):30-31.
明星. 王子耕：时代的旁观者[J]. 新建筑，2015(2): 43-46.
Jarzombek, Mark.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Log, No. 15 (Winter 2009), pp. 89-98.
Synopsis
The post-1980 generation roughly refers to young adults who were born in China’s reform era and were raised in an optimistic epoch, as China is growing into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uperpower. In public literature, the post-1980ers are broadly believed to be more engaged with consumerism, egoism and liberalism. In terms of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the majority of post-1980 architectural scholars belongs to the Fifth-Generation Architects of China, who were more or less mentored by the Fourth-Generation Architects (ie., Chang Yung Ho, Liu Jiakun, Wang Shu). As younge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ifth-Generation Architects, the post-1980 scholars grew and trained in the tremendous shadow cast by the former generation and took disciplinary path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laid out by their mentors. In an era of the “new normal,” a euphemism of China’s recent economic slowdown, the new generation is forced to resort to advanced technology, methodology and media and to embrace a research-based work flow. Methods such as data-digging, digital form-finding, behavioral research and simulation are penetrating into the existing core of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and terminology.
The “specialization” of architectural scholars is an emergent phenomenon which dates back to the 1990s, when China was actively developing its Ph.D degree curriculum and at the same time witnessed the return of many scholars who studied in the developed West (Haigui). However, young architectural scholars were more indifferent to the controversies which have puzzled the former generation for decades – traditional/modern, east/west, leftist/rightist, central/peripheral and vanguard/rearguard. They tend to conceal their ego in rigorous intellectual operation leading to an objective outcome. Despite trapped in an increasingly petrifying disciplinary framework, the young generation still stands a chance of seeking a new frontier if they could be more exposed to the realm of the everyday, the local and the contemporary. New technologies, tools and fields can nevertheless remove the new generation from the inertia of a “Literati Architecture,” a mentality formed in the 1990s “experimental architecture” movement. To conclude, the post-1980ers have yet to need more time and experience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legion in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