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摘要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日本政府对日本人民能指望些什么？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这些行动、意志力背后的制约力。这本书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它只描述这些观点在各种活动中如何自我表露。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日本人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万国均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这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造成的。
日本人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万事预先具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那里，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
日本人相信精神必将战胜物质。武士的佩刀是他们道德品质的象征。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经常宣传的另一个主体也显示了日本生活方式。他们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他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
在关于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七百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元首。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元首、将军，至于对天皇忠诚与否，几乎根本没人关心。天皇被幽禁在被隔绝的宫廷之中，其活动和仪式均受将军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甚至一个地位很低的封建诸侯如果对天皇表示敬意就被视为背叛。对于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日军士兵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日本这种关于兵员消耗理论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面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日本军人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日本军队明文规定：严禁投降，所以在前线显然用不着对此进行特殊的正式教育。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的。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尽管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不仅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礼仪来确认（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都必须考虑在内），甚至在相同的两个人之间，在不同情况下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遵守等级制度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
孝道是中国和日本所共有的崇高的道德准则。在中国，甚至现在，一个人仍然必须对其大宗族尽忠。这个大宗族可能有成千上万个成员，宗族对全体成员拥有裁决权，并受到这些成员的支持。在日本，直到十九世界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可以使用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根本，没有姓氏或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宗族制就发展不起来。加之日本是封建国家，尽忠的对象并不是宗族大集团，而是封建领主。那个领主是当地的主君，这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员显然不同，后者在这一地区始终是外人，两者相差很大。在日本，重要的在于这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属于肥前藩。一个人的联系纽带就是他所属的藩。使氏族制度化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神社”或“圣所”祭拜远祖或是氏族神。这类活动，日本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能参与。但日本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在“庶民”参与的祭祀的神社里，村民们集中在一起，无需证明他们同出一祖。他们被称作是该神社祭神的“孩子”。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这种佛坛前祭祀着至今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并供上食品。曾祖父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地甚至会被迅速淡忘。日本的家族联系淡薄得几乎接近西方，也许与法国的家族最相近。因此，日本的“孝道”只是局限在直接接触的家庭内部。“各安其分”不仅意味着辈分差别，而且意味着年龄差别。日本妇女与其他亚洲大部分国家相比，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行事特权的人与其说是独断专制者，毋宁说是受托者。家族的要求高于个人的要求。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学习尊重专制权力，也并不轻易地养成对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家族意志是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亦即以这种最高价值来要求服从，以一种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服从的。每个日本人最初都是在家庭中学习等级制的习惯，然后再将所学到的这种习惯运用到经济生活及政治等广泛领域。日本从中国引进了文字、建筑、佛教等等。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但是这些新的文明只不过为此后几百年间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冲突，即争夺统治权开辟了道路。中国常常改朝换代，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天皇不可侵犯，天皇本人是神圣。天皇及其宫廷大臣们把中国文化引进日本，却绝对想不到中国在这些方面是怎样安排的，也绝对想不到他们作了多大改动。日本的封建社会划分为复杂的阶层。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由世袭固定的。商人阶级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封建制度就会衰亡。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是武士和农民两个阶级，德川幕府把它们分别冻结起来。两百多年间，在这个世界里，法令和秩序是靠铁腕来维持的。在这期间，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繁密的等级制等同于安全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既知领域之内，只要他们履行已知的义务，他们是能够信赖这一世界的。
第四章 明治维新
宣告近代日本到来的战斗口号是“尊王攘夷”，即“王政复古，驱逐夷狄”。执掌明治政权的那些精明强干的政治家，拒绝一切废除等级制的思想。“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
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地位的强国。在日本人眼里，国家是近乎至善的。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从而也给他们以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日本人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在宗教领域，国家把一种宗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国家神道的教义成了自信奉神以来日本的历史，成了维护天皇权威的工具。明治政治家在军队中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军队在日本人中声誉很高，这确实是新军队赢得民众支持的最好办法。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促进民主的作用，在许多方面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军队非常同情小农阶级，这种同情曾一再激起军队向大金融资本家及企业家抗议。在工业发展方面，由政府创办并财政补助他们认为需要的企业。待企业已经组织完备，业务发达之时，政府就把它们卖给私人公司。日本政治家认为，工业发展是攸关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不能相信供求法则和自由企业。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来建立它最需要的企业。日本不是从生产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兴办关键性的重工业。庞大的军事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官僚手中，并接受政府的特别财政补助。等级制在日本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向外输出时，却十分不受欢迎。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西方人经常认为，自己是历史的继承者，他们并没有对过去的负债感。东方各民族总自认是历史的负债者。在崇拜祖先的行为中，表示人们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债。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欠债使人非常容易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它也使日本人肩负巨大的责任。一个人接受上辈、上级的恩，如果不是从前辈、上级或者至少是从同辈受恩，那就使接受者有一种不快的自卑感。爱的别名是忠诚。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上级。日本人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使当事人感到“受恩”，人们便都不积极趁机插手，反而慎重对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德行。对自己名声的义理意味着，受到侮辱，或遭到失败，有洗刷污名的责任，亦即报复或复仇的责任。不接受失败的现实，不承认自己愚昧，对日本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义务。日本人认为这些道德是绝对的东西。但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在现代用法中，“行仁义”的地位更加低下，常常只在议及应受惩罚的不良行为时使用。日本人只是看重整个家庭，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大重视家庭中的每位成员及成员相互间的家族纽带。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之与人间喧嚣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同一全国国民，一致为国家效力的作用。天皇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负责人的国家元首。在美国，自尊心是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
第七章 义理最难承受
“义理”则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非来自东方的佛教。它是日本独有的范畴。有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按我的翻译）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对“义理”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义理”的领域中，负恩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
第八章 洗刷污名
日本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惠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其财产、家庭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认为是道德尚的人，它成为道德定义本身的一部分，是这些国家经常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在中国的伦理观中，一个人突然开始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所遇侮辱是错误的。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对名分的义理”的一部分。按照身份而生活就意味着接受这种规定并视之为自尊的组成部分。所有各种职业上的责任也与“对自身名分的义理”有关。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则非常根深蒂固。因而不能当面过多地说别人专业上的失误，这既是一般礼节，也是一种明智。在日本，在青年和成年人中，一有竞争，工作效率就降低。在日本到处都有中介人，这种习俗是日本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对峙的明显办法之一。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绪摇摆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一变而为极端的厌倦。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在自己那个圈子里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报，而“不懂义理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视和厌恶的“可悲者”。身份越高，“义理”的责任“就越重”。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享乐十分宽容。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但是，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妨碍人生重大事务。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细致的肉体享乐是洗热水澡。睡眠是日本人爱好的另一种乐趣，也是日本人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他们不管什么姿势，也不论是在我们认为根本不能入睡的情况下都能舒舒服服地睡眠。浪漫主义的恋爱也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在日本人看来，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讲伦理道德。同性恋也是传统“人情”的一部分。日本人对于自淫性享乐也不认为是道德问题。酗酒也是被允许的“人情”之一。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做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应当“温和”的时候，也有应当“粗暴”的时候。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甚至他们信奉的神也兼具善恶两性。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加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打开自己的悟性和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义理”等等。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做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相互之间要求仔细酌量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良的。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磨炼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如他们所说的，像刀上的锈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因此，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发光，只需加以研磨，使之脱锈生辉。
近代日本人在试图建立某种统治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时常常选择“诚”。“暴露感情”是一种羞耻，因为这样会“暴露”自己。日本人说“自重”，意思是“自我慎重”，意思是“你应该仔细考虑事态中的一切因素，绝不可招致别人讥笑，或者减少成功的机会”。日本人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他们是靠这样一种微妙的安全感长大的，即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人承认。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无论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参加剑术比赛的人，或者仅仅是贵族生活者，都要在学习应付考试所必需的特定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各个阶级的日本人都运用普遍流行的那一套有关自我克制的概念来判断自己和他人。日本人自我修养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第二类，我称之为“圆满”。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槃的思想从未成为日本人民佛教信仰的一部分。日本也没有肉体与精神不相容的教义。日本文化反复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而日本人则对此力图辩解并断言：当这类心理重荷一消失，人的意识就进入更加有效的境界。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潜在于“就当已死地活着”的态度。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像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人生曲线，其安排在事实上都确保了一个人能够在壮年时期尽力参与该国的文化。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指望本集团的支持。父母亲对女孩子的家长权不是通过体罚，而是通过平静而坚定的期待，希望女儿按照要求来生活。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却很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每一种工艺和技术的训练都非常明确。女孩子学到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日本儿童生活有一个显著的连续性联结其前期和后期，这就是取得伙伴的承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事业只有克制才能做到。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生活体验不同的日本人则认为仅此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
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
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日本的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已使自我负责的德性深入人心，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不论如何心甘情愿，日本的社会压力对个人要求太苛刻了。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儿童早期在同父亲接触中学到的这种态度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位居等级制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自身并不掌握专断权力。日本人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但不会成为革命者。日本人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未能达到其目标时，便认为是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他们就把它作为失败的方针而予以抛弃，美国取得最后胜利使日本人所处的环境再次发生了变化。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例一样，他们的最终失败使他们放弃了前此所采取的方针。日本人这种独特的伦理观，使他们能够自行涤除积垢。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管理没有增添需要清洗的新的屈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仅属于接受战败“当然结果”的事情，这种做法显然奏了效。
日本政府对日本人民能指望些什么？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这些行动、意志力背后的制约力。这本书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它只描述这些观点在各种活动中如何自我表露。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日本人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万国均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这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造成的。
日本人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万事预先具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那里，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
日本人相信精神必将战胜物质。武士的佩刀是他们道德品质的象征。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经常宣传的另一个主体也显示了日本生活方式。他们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他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
在关于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七百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元首。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元首、将军，至于对天皇忠诚与否，几乎根本没人关心。天皇被幽禁在被隔绝的宫廷之中，其活动和仪式均受将军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甚至一个地位很低的封建诸侯如果对天皇表示敬意就被视为背叛。对于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日军士兵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日本这种关于兵员消耗理论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面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日本军人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日本军队明文规定：严禁投降，所以在前线显然用不着对此进行特殊的正式教育。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的。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尽管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不仅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礼仪来确认（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都必须考虑在内），甚至在相同的两个人之间，在不同情况下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遵守等级制度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
孝道是中国和日本所共有的崇高的道德准则。在中国，甚至现在，一个人仍然必须对其大宗族尽忠。这个大宗族可能有成千上万个成员，宗族对全体成员拥有裁决权，并受到这些成员的支持。在日本，直到十九世界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可以使用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根本，没有姓氏或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宗族制就发展不起来。加之日本是封建国家，尽忠的对象并不是宗族大集团，而是封建领主。那个领主是当地的主君，这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员显然不同，后者在这一地区始终是外人，两者相差很大。在日本，重要的在于这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属于肥前藩。一个人的联系纽带就是他所属的藩。使氏族制度化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神社”或“圣所”祭拜远祖或是氏族神。这类活动，日本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能参与。但日本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在“庶民”参与的祭祀的神社里，村民们集中在一起，无需证明他们同出一祖。他们被称作是该神社祭神的“孩子”。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这种佛坛前祭祀着至今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并供上食品。曾祖父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地甚至会被迅速淡忘。日本的家族联系淡薄得几乎接近西方，也许与法国的家族最相近。因此，日本的“孝道”只是局限在直接接触的家庭内部。“各安其分”不仅意味着辈分差别，而且意味着年龄差别。日本妇女与其他亚洲大部分国家相比，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行事特权的人与其说是独断专制者，毋宁说是受托者。家族的要求高于个人的要求。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学习尊重专制权力，也并不轻易地养成对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家族意志是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亦即以这种最高价值来要求服从，以一种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服从的。每个日本人最初都是在家庭中学习等级制的习惯，然后再将所学到的这种习惯运用到经济生活及政治等广泛领域。日本从中国引进了文字、建筑、佛教等等。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但是这些新的文明只不过为此后几百年间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冲突，即争夺统治权开辟了道路。中国常常改朝换代，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天皇不可侵犯，天皇本人是神圣。天皇及其宫廷大臣们把中国文化引进日本，却绝对想不到中国在这些方面是怎样安排的，也绝对想不到他们作了多大改动。日本的封建社会划分为复杂的阶层。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由世袭固定的。商人阶级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封建制度就会衰亡。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是武士和农民两个阶级，德川幕府把它们分别冻结起来。两百多年间，在这个世界里，法令和秩序是靠铁腕来维持的。在这期间，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繁密的等级制等同于安全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既知领域之内，只要他们履行已知的义务，他们是能够信赖这一世界的。
第四章 明治维新
宣告近代日本到来的战斗口号是“尊王攘夷”，即“王政复古，驱逐夷狄”。执掌明治政权的那些精明强干的政治家，拒绝一切废除等级制的思想。“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
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地位的强国。在日本人眼里，国家是近乎至善的。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从而也给他们以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日本人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在宗教领域，国家把一种宗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国家神道的教义成了自信奉神以来日本的历史，成了维护天皇权威的工具。明治政治家在军队中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军队在日本人中声誉很高，这确实是新军队赢得民众支持的最好办法。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促进民主的作用，在许多方面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军队非常同情小农阶级，这种同情曾一再激起军队向大金融资本家及企业家抗议。在工业发展方面，由政府创办并财政补助他们认为需要的企业。待企业已经组织完备，业务发达之时，政府就把它们卖给私人公司。日本政治家认为，工业发展是攸关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不能相信供求法则和自由企业。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来建立它最需要的企业。日本不是从生产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兴办关键性的重工业。庞大的军事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官僚手中，并接受政府的特别财政补助。等级制在日本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向外输出时，却十分不受欢迎。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西方人经常认为，自己是历史的继承者，他们并没有对过去的负债感。东方各民族总自认是历史的负债者。在崇拜祖先的行为中，表示人们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债。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欠债使人非常容易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它也使日本人肩负巨大的责任。一个人接受上辈、上级的恩，如果不是从前辈、上级或者至少是从同辈受恩，那就使接受者有一种不快的自卑感。爱的别名是忠诚。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上级。日本人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使当事人感到“受恩”，人们便都不积极趁机插手，反而慎重对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德行。对自己名声的义理意味着，受到侮辱，或遭到失败，有洗刷污名的责任，亦即报复或复仇的责任。不接受失败的现实，不承认自己愚昧，对日本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义务。日本人认为这些道德是绝对的东西。但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在现代用法中，“行仁义”的地位更加低下，常常只在议及应受惩罚的不良行为时使用。日本人只是看重整个家庭，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大重视家庭中的每位成员及成员相互间的家族纽带。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之与人间喧嚣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同一全国国民，一致为国家效力的作用。天皇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负责人的国家元首。在美国，自尊心是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
第七章 义理最难承受
“义理”则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非来自东方的佛教。它是日本独有的范畴。有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按我的翻译）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对“义理”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义理”的领域中，负恩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
第八章 洗刷污名
日本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惠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其财产、家庭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认为是道德尚的人，它成为道德定义本身的一部分，是这些国家经常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在中国的伦理观中，一个人突然开始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所遇侮辱是错误的。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对名分的义理”的一部分。按照身份而生活就意味着接受这种规定并视之为自尊的组成部分。所有各种职业上的责任也与“对自身名分的义理”有关。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则非常根深蒂固。因而不能当面过多地说别人专业上的失误，这既是一般礼节，也是一种明智。在日本，在青年和成年人中，一有竞争，工作效率就降低。在日本到处都有中介人，这种习俗是日本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对峙的明显办法之一。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绪摇摆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一变而为极端的厌倦。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在自己那个圈子里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报，而“不懂义理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视和厌恶的“可悲者”。身份越高，“义理”的责任“就越重”。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享乐十分宽容。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但是，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妨碍人生重大事务。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细致的肉体享乐是洗热水澡。睡眠是日本人爱好的另一种乐趣，也是日本人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他们不管什么姿势，也不论是在我们认为根本不能入睡的情况下都能舒舒服服地睡眠。浪漫主义的恋爱也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在日本人看来，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讲伦理道德。同性恋也是传统“人情”的一部分。日本人对于自淫性享乐也不认为是道德问题。酗酒也是被允许的“人情”之一。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做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应当“温和”的时候，也有应当“粗暴”的时候。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甚至他们信奉的神也兼具善恶两性。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加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打开自己的悟性和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义理”等等。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做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相互之间要求仔细酌量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良的。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磨炼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如他们所说的，像刀上的锈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因此，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发光，只需加以研磨，使之脱锈生辉。
近代日本人在试图建立某种统治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时常常选择“诚”。“暴露感情”是一种羞耻，因为这样会“暴露”自己。日本人说“自重”，意思是“自我慎重”，意思是“你应该仔细考虑事态中的一切因素，绝不可招致别人讥笑，或者减少成功的机会”。日本人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他们是靠这样一种微妙的安全感长大的，即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人承认。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无论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参加剑术比赛的人，或者仅仅是贵族生活者，都要在学习应付考试所必需的特定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各个阶级的日本人都运用普遍流行的那一套有关自我克制的概念来判断自己和他人。日本人自我修养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第二类，我称之为“圆满”。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槃的思想从未成为日本人民佛教信仰的一部分。日本也没有肉体与精神不相容的教义。日本文化反复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而日本人则对此力图辩解并断言：当这类心理重荷一消失，人的意识就进入更加有效的境界。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潜在于“就当已死地活着”的态度。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像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人生曲线，其安排在事实上都确保了一个人能够在壮年时期尽力参与该国的文化。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指望本集团的支持。父母亲对女孩子的家长权不是通过体罚，而是通过平静而坚定的期待，希望女儿按照要求来生活。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却很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每一种工艺和技术的训练都非常明确。女孩子学到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日本儿童生活有一个显著的连续性联结其前期和后期，这就是取得伙伴的承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事业只有克制才能做到。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生活体验不同的日本人则认为仅此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
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
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日本的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已使自我负责的德性深入人心，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不论如何心甘情愿，日本的社会压力对个人要求太苛刻了。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儿童早期在同父亲接触中学到的这种态度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位居等级制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自身并不掌握专断权力。日本人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但不会成为革命者。日本人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未能达到其目标时，便认为是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他们就把它作为失败的方针而予以抛弃，美国取得最后胜利使日本人所处的环境再次发生了变化。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例一样，他们的最终失败使他们放弃了前此所采取的方针。日本人这种独特的伦理观，使他们能够自行涤除积垢。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管理没有增添需要清洗的新的屈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仅属于接受战败“当然结果”的事情，这种做法显然奏了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