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知识——转载的，太长我没来得及仔细看先copy过来再说
服装是一种民族文化，世界服装融汇了各个种族、各个区域民族文化的积淀。它们中间无论是独立还是共存，其中都蕴涵着共通的内在联系。传统服装一代代延续。欧洲、美洲和亚洲服饰的互相碰撞影响，先进区域与落后区域的传播与效仿，表明各民族服装存在着个性与共性的密切关系。
中国服装既然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由于多方影响而形成17世纪旗袍的这般模样，那么随时代的演变，必须还要经受世纪风云变幻的渲染，受多方文化艺术思潮的冲击，受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生活的推动，而继续变换结构，变化形象，从而形成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阶新的产物。
满清王朝的晚期，由于政权腐败，对世界列强人侵，实行不抵抗主义，因而丧权辱国，那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但是门户开放却打破了闭关自守政策，开始了国际交流，使西洋文化东进，从而影响了一批办洋务、搞外交的开明绅士，站在废除封建服饰潮流的最前列。鸦片战争之后，一种欧式西装率先进人中国，那时的欧装对旗袍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宽体、宽袖日渐变短、变窄，“大拉翅”头饰去掉了，高高的鞋底不见了。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倡导中山式男装，对中国旧帝制时期的朝服，是一次根本性的服饰革命。中国人逐渐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文化渗透。西装在中国的出现并未影响旗袍的应有地位。当时的北洋政府大典曾经规定“文官和文职的礼服有两种：一种是黑色燕尾服（白衬衣、黑领花、高筒大礼帽和黑皮鞋），一种是中式蓝色长袍，外罩黑马褂，白袜和青便鞋。在1928年（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北伐成功以后，为了将孙中山先生的灵枢从当时的北平迎往南京安葬，参加这一隆重的“奉安大典”的人员需规定统一的礼服，于是1929年4月民国政府公布了有关服装的条例，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所谓国服，条例中规定，男子礼服包括一褂、二袍、三鞋、四帽；女子礼服有两种，一种是长身旗袍，一种是短上衣和单裙。
由于中、西风格相距甚远的两类服饰习俗互相碰撞，处于这种变革动荡时期的女式旗袍，为适应这一历史阶段的生活需要，大襟形式被保留下来，而宽镶密滚的影子不见了。长袍改短袄配裙的多了起来，长袍变短袄和长裤的也比比皆是。最大的特点是上衣袖口和裤口较以前宽肥了；一种前高后低的“元宝式”领型流行起来。民国初年，男、女服饰的变化，从形式上看，是将袍形的长“尾巴” 砍掉了，实质上是和头上的辫子被剪掉了的意义相同。它宣布了古老陈旧的历史年代的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崭新向前迈进的新时代的来临。因此，在政治、文化变化的同时，服饰外观同样出现了特别的新面貌。
服装在20世纪20年代的流行，已模糊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界限。男性此时的常服有下列四种：欧式西装；中山装、学生装；长袍、马褂或长袍、坎肩；衫袄、长裤。女性在民国初年，多流行上衣、下裙，旗袍也有服用者，但不普遍。而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旗袍又一度盛行起来。这种一衰一兴的现象，正是服装循环起落流行规律的反映。男式改良的旗袍，大大精简了繁琐的装点修饰。腰身宽松，袖口宽大，长度适中，领前低（5.5厘米），领后高（8厘米），袍面加里，加宽下摆，提高开权，显露缎面长裤，以示荣华风姿。20世20年代前期袍身较长；中期袍身逐渐减短，有的短至膝下6～12厘米，腰身变窄，下摆收小，同时开衩变低，并去掉长裤。领型也相继降低，领前低（1.5厘米），领后高（2.6厘米）；后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女性以突出领型为时尚，流行以10.5厘米的“马鞍型”掩面护颊高领，显示女性柔美容颜。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学生活动和体育事业的兴起，对世人着装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国时期女性旗袍不断改进，其原因：
女性接受维新思想，进学堂、下工厂，步入社会者日渐增多，如上海学堂的女学生们，一身蓝布旗袍为校服，起了带头作用。这种改良的袍衫，一时成为妇女衣着时尚，引起社会注目，争相仿效。
东洋原材料不断涌人、充斥市场。
影星着装起了示范作用。明星着装、歌舞艺人着装、各种交际场合着装，对社会都起了带头和宣传作用。20世纪30～40年代《良友》画报，全面反映了都市文化的方方面面，不少画面登载了电影场上女明星的婀娜多姿形象，她们都是身着高领连袖旗袍。有的镶边饰，有的选用印花丝绸，有的外加坎肩或勾花马甲，有的外披斗逢；有的宽袖沿边，有的无袖露臂。有的是明星剧照，有的是学生爱国宣传，也有的是救灾活动；有的是封面，有的是香烟广告，也有的为推销国货——丝绸面料或服装，邀请男女模特穿着新奇服装进行时装表演。民国十九年在《生活周刊》上曾有记载：“1930年1月9日，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国货时装表演，到者千余人，由体格健美的男女穿着时装，缓步鱼贯而出，分男女西式服、女子长旗袍、晨服、晚服、婚礼服等九大类。”
受国际服装大潮的间接影响，使旗袍在形式上有所简化，随着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传人，中国人开始注重强调人的体型，利用做褶、打裥，完美地体现人体。因此，这时的旗袍趋向合体。连袖削肩，收腰突胸，高领开衩，整件裁剪，用料多样，单色花料兼顾，高低档面料共存，一般边饰替代繁杂饰物等等。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旗袍艺术发展到了顶峰，这种顶尖艺术，以它简练的线条，完美的造型，折服了国内的民众，形成旗袍大同的可喜局面。从旗袍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中国服装业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个时期已成为旗袍的黄金时代、全盛时期。
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种类型：
浓妆艳服，珠翠金饰。这一类型以影星和歌舞艺人为主体，所着旗袍以春、夏季节为重点。形式上衣身长至脚踝，腰身合体，开衩较高，衣袖有长、短或无袖，变化较大。衣料上乘，质地以软、薄、亮为多，装饰以镶边、织、印、绣花为主。配合面部脂粉，耳臂饰物，加上手袋、马甲、斗篷及高跟鞋、手套、小洋伞等，显得十分华丽富贵。
朴素淡雅，趋新为尚。这一类型以知识界学生群体为主。自北伐革命以后，政府对校服有明文规一，上衣浅淡，下裙深暗，表现严肃静穆、高雅文明的风度。当时也有全身浅色（淡蓝）较短的棉衣旗袍为校服的（女生旗袍校服有两种形式：一为大襟式；一为偏大襟式）。与白袜、黑鞋、刘海娃娃头相配，一幅纯净甜美的少女形象。
自由形式，各取所需：这一类型以家庭主妇为主体。无论家居还是外出，甚至出人礼仪场合，都可任意选择称心的原料，制作满意的款式。可以十分华丽，也可以非常朴素；可以庄重典雅，也可以宽松深洒。从少女——中青年——老年均可穿着，年龄范围较宽。
20世纪30－40年代的旗袍，具有如下特点：
受欧美服装影响，在展露女性体型方面前进了一步。20世纪30年代中期，流行的旗袍腰身紧紧贴体，明显暴露人体曲线，使人体与服装之间的空间压缩到极小程度，外部呈现流线型。
受西方短裙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缩短至膝盖，袖口也相继变窄。
受西方服装流行变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期，旗袍衣身又加长，甚至齐地面，左右下摆开权加高。而到20世纪40年代，长度又缩短至膝上，袖短至肩下6－9厘米，或者无袖。30年代领型以高为时髦，甚至盛夏的旗袍用薄纱，也有高至耳边的硬领出现。而40年代低领的流行，又几乎省去了衣领。这个时期的旗袍，比起清末民初的形与势，简化了许多，无论是衣身、袖型和领型，均比较轻便适体。
1949年建国前夕，旗袍已经相当普及，似乎每位女性都会有一二件，成为城市妇女的日常着装。
20世纪50～60年代旗袍的延续。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中国是一个社会制度与思想观念变革的年代，也是人们着装新旧概念交替的年代。在亚洲的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标志着旧生活的结束，新生活的开始。从社会制度的变革，到经济生活、文化意识全面实现了革新。曾几何时，灰色翻领“列宁装” 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建国初期，由于经济处在恢复和整顿阶段，所以较长时间曾被人们热衷的旗袍，似乎没有了踪影，还被视为拖泥带水的“落后尾巴”，被放人箱柜之中，成为不实用之品而束之高阁。这时人们的衣着趋向简朴。政府要求服装设计师本着经济、实用和美观的原则，为人民设计美观大方，省工省料，便于工作和劳动的服装。因此当时精干的短装成为服装的主流。这完全附合当时的经济结构和现实基础。虽然人们的生活已经稳定，生产也在发展，广大群众对穿着也有新的要求，但是提倡重视经济、强调实用和大众化的服务目标，仍是十分适当和务实的。
50～60年代期间，一批批中山装、西装和旗袍开始恢复，并以改良的面貌陆续出现。这时的女装由三个部分组成：西式套装为制用，用于工作；中式短装为常服；旗袍仅供礼仪活动时的着装。旗袍式样稍有变化，譬如，衣身减短，衣袖变窄，开机降低，装饰全无。原料选择均在中、低档范围以内（单素色或印花棉布或丝绸），形成一种纯朴的平民化服装流行趋势。从这个时期开始，那些上乘和典雅的旗袍，只在为当选有限的外事活动中展现。其形式虽然简化已成趋势，但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似乎形成规格，即各色锦缎或高档丝织品制作的立领、盘扣、收腰、低开现长袖、长衣身的旗袍完全统一的形象。着装者之间，只在面料的颜色上显示一点差别。因此，常被人们称之为“夫人服”。其优点是，用色单纯，以织物图案代替了以往的繁复装饰工艺。此时的男装以中山装为主体，从此男式袍衫在中国就销声匿迹了。
在新旧着衣观念交替更新的年代里，人们对服装与时装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在服装设计领域里对流行趋势尚无研究，对未来也无预测，因此，更不可能经常性地推出崭新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当时的设计，实质上仅仅是局部的设计。譬如，旗袍因受西式裁剪法的影响，略有改进。一些绣花、补花、盘扣、镶边等装饰工艺，由于均为手工作业，生产量受到很大限制。只有机械化、工业大生产的发展，服装设计观念的更新，才能促进中国服装业进步，使传统的旗袍再次焕发青春，在社会上重新展现自身的价值。
近20年来旗袍的发展趋势
由于中国执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国门大开，这为服装的多样化流行和观念的变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国际潮流信息及时通过服装的经贸交流传递到国内，新科技、新思潮。新时装对国内市场震动很大，女性着装更加具有现代意识。时装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影响着女装更加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深人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意识、购买行为和消费观念。这个时期的服装，越来越成为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兴趣和消费方式的象征。与此同时，被冷落的传统旗袍，几乎成为特定环境下的特殊装束。表现在：少数人用作礼仪着装；戏剧、电影中用作回顾服装；饭店中用作礼宾招待服装。因此，这时的旗袍对市场已经起不到影响作用了。偶尔能见到一些锦缎、丝绒、盘红扣，甚至精致的镶、滚传统工艺制作的旗袍，很受中、老年人喜爱。因此，它是礼宾场合的“常客”。而大多数受新潮思想冲击的青年人，对旗袍只是抱着改良主义意愿、旁观的态度，很少问津。
由于时间的变迁，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旗袍，虽然由高潮落至低潮，但是时光的积淀，它已自然成为中国女性的代表装束。在国际、国内礼仪场合出现的旗袍，越来越以它那高雅。端庄而令世人瞩目。中国有句谚语“物以稀为贵”，这是对少而精的赞美。人们对于旗袍的无比推崇和仰慕，表明对这种民族服装钟爱的深厚程度。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为了适应现代生活需要，服装设计者对中国的旗袍开始不断地进行改良，使这种民族服装既具有东方特色，又符合世界时装的流行趋势，具有优雅、贤淑气质的旗袍，已经得到了国际公认。近20年来，所见到的改良旗袍，受国际时装流行思潮影响颇大，一时间低领、无袖、紧腰、高开现超短、袒胸、裸背等各种形式变化无穷，珠片、刺绣、毛皮饰边、织物印花等工艺装饰大放异彩，颜色绚丽、跳跃、浓重、柔和，大胆突破了旗袍的旧有模式。改良旗袍既保留了原有的特点，又融入了创新意识。从此，传统的满装又被注人了时代的血液，赋予了青春的活力。
旗袍与时装联手共存，从一种崭新的角度，有一种崭新的观念，抒发着一种崭新的情怀。
旗袍的特性
当前西洋服装，虽然已成为国际性的通服服装，亚洲诸多国家也都在大范围地普及着但与此同时，仍然保存着东方区域性特色的服装。一些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旗袍、和服、纱丽等服装，也在随时代的变迁，审美趣味和生活习俗的变化，一步一步日渐迈出古老的羁绊，旧貌换新颜，由突出装饰性逐渐演变成强调舒适性能，由繁至简，走向更加现实的发展道路。旗袍作为中国古装遗制，在现代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由于旗袍具有鲜明的特点，使其具有很高的存在价值。
浓郁的民族特色。民族性反映在民族精神方面，是民族意识、民族素质在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内涵。反映在民族风格方面，是一种感觉机制，是民族精神的外部形式。旗袍就是具有极其浓厚民族色彩的服装，它区别于缠裹的纱丽，也不同于捆绑的和服。集满、汉文化于一身，是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结晶，又是中西方服式交融的成果。
西方人从旗袍的形象上认识了中国人。由于这种连身衣和欧洲的连衫裙不同，与俄国的布拉吉也有区别，与越南飘逸的女长衫在服用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因此，中国旗袍，作为东方女性的代表形象，被称为佳作之品，绝非过分之言。今日的旗袍，其形、其色、其料、其饰、其内涵、其韵味，都是几千年来中国历代服装精髓的积淀，是传统理念的延续。
中国人偏爱红色。红绸、红缎、红绒、红纱，似乎内向的性格和火热的色彩，矛盾对比不可融合，实质上却是一种互补和充实。动与静之间、柔与烈之间本来就是对峙的。然而，没有动，比较不出静；没有热烈，分辨不出柔情。因此，旗袍选择红色和其他艳丽的颜色，反而渗透出很强的民族特性。
旗袍饰物中，盘花扣的编制，镶滚边的精做，其独到之处，也是传统服装以及其他民族服装中未曾出现过的。盘花扣是古老的“中国结”的一种，这种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的绳结，是一种民间手工艺。延传至今，它凝结了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潜能。盘花扣是利用中国结的编制工艺手段，以大自然为题材，在旗袍扣位的小小面积上，进行精工再造。这是中国人的聪明，这是中国的民族艺术，这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以画龙点睛之笔出现在中国制造的服装上，才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
锦、缎、绘、绸是中国生产的丝织面料，在这些丝织物上，大多织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如千字、寿字、团花等等。旗袍的用料，主要从这些国产原料中选择，因此制作完成的服装，不但具有传统文化的意韵，更体现了深途的民族精神。
适应现代生活的机能性：旗袍作为官服，宫廷内服用。筒状斜下摆的衣襟便于端坐，双开权或四面开衩，方便于行走和骑射，这是实用的要求。旗袍沿用到民国时期，衣袖变短，女性去掉了“套袖”，男性去掉了“箭袖”，是为适应进学堂，从商业；将颀长的衣身缩短至脚踝以上，这也是为了实用。近代旗袍，改连袖为装袖，收腰合体，加大开权，结合流行趋势，融汇了西方时装的特点，既适应礼仪活动需要，又为了实用。
中国历代服装，都是采用连身、连袖的平面裁剪工艺。多少年来，这种潇洒自如的袍服，伴随了男、女、老、少，度过千年岁月。女性的旗袍不垫肩、不束带；男性的长袍宽松舍展，不受任何约束，都是为了达到随意舒适的目的。难怪至今，一些世纪老人，依然留恋那连身衣、连裁袖，和那宽宽大大的“抿裆裤”。现代旗袍素雅简洁，从功能上、外观效果上，也是以适应现代生活为准则。
旗袍的襟式变化比较多，有大襟、偏大襟、琵琶襟等。这些右衽襟式的确立，是“以右为上” 的传统思维观念决定的，也体现了以“用”为实际需要的审美趣味。是在平淡中取变化，在恬静中增加点缀。近、现代已摆脱了雕琢与繁复，趋向“简约”。为了适应现代生活的审美需要，这是必然结果。
时代特性：17～19世纪，旗袍在清王朝统治时期，无论形、色、料、饰，都以宫廷规矩而定制。官吏品级之间；尊卑上下之间；官与官之间；男性女性之间都有区别。官、妃所用的箭袖、套袖、暖帽、凉帽，以及大拉翅头饰，均带有时代的痕迹，是清王宫贵族的形象标志，是那个时期服饰的代表形式。皇帝与官宦之间；官吏之间；官与民之间，在服式上的补服中，也是当时的特有现象。袍装上的纹饰更表明森严的等级划分。官吏的等级限制，文官的补纹以各种飞禽区分，武官的补纹以各种走兽区分。皇帝的团龙纹、皇后的凤纹，已被法定为“世上绝无仅有”、“天下第一”的帝王装饰。仙鹤、灵芝、千字、映队孔雀、祥云，更是贵族独有的装饰图案。至于服装的原料，也被划分为高低贵贱，不得逾越。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旗袍具有鲜明的明代印记。
民国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度。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后，从服饰上，那种从政治划分的贵族与平民等级的区别基本消失。旗袍的形式和用色不再受规定的限制，整体装饰趋向了自由选择。但是由于贫富经济的客观存在，在选料的档次上，仍然拉大了距离。上乘原料的锦缎、丝绒、绸纱、毛呢、裘皮为主；下档原料以棉、麻为多。这是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反映。
近50年，可归为现代时期。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着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无有等级和尊卑关系。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市场繁荣，购买力上升。在生活水平由温饱型走向小康型的同时，人们的着装要求，也从“经济实用型”步人“美观实用型”。受国际流行趋势的影响，日渐走近个性着装的审美行列。着装品种要求丰富；更新变化要求速度；着装择装挑选品牌；工艺精制要求板型；变换着装要求原料。旗袍虽然在这个时期，已经是非主流的形式，过于传统的古式旗袍，在中国已有很少有人问津，只有民族传统和现代意识相结合的创新作品，才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接受，才会日渐扩大市场。这又是当前旗袍的时代性所在。
局限性反映。旗袍从古老的年代走来，它已跨越几个世纪。由于它产生的年代久远，又出现在问世纪中叶的宫廷之中，因而它带有深深的历史印痕。由于它源于少数民族，因而；它也带有一定的地域狭隘性。它有许多可歌颂的长处，也有一些世人皆知的短处。
旗袍是长装，虽对端坐和行走无大妨碍，但弯腰劳作极不适宜。
近、现代曲线旗袍，对于人体比例优秀者尚可扬长，而对于人体比例不佳者，则难于避短。
旗袍开衩从无到有，由短（21厘米）至长（60厘米），虽然目的为方便活动，但只适应一定环境，对于运动幅度较大、范围较广的活动，显然不适合。
因此，时至今日，旗袍的普及面受到一定限制。只有经过改良，使其扬长避短，才可变局限性为可行性，才可使旗袍焕发青春，增强精神活力，走向新时代。
旗袍让年轮倒转，让美丽存盘，或许是世纪更迭带来的怅惘与躁动，或许是时尚潮流的风水轮转。今冬，伴随着《花样年华》那个温婉的爱情故事走人京城女人视野的是，那隆重的、妩媚的、华丽而不张扬的、魅惑但不轻浮的东方旗袍。经过了八十多年的岁月侵蚀，旗袍那独有的衣香依然不减。于是，当代都市成熟女性对那旗袍的渴望，就像30年代黄自的名曲《玫瑰三愿》：“我愿那妒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我愿那红颜常曾几何时，”是一般的中式服装只是外国人难以忘却的心头之梦。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深深的吸引着外国友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民族服饰的兴趣与热情上。旗袍在国际上被公认为中国服装，并享有很高的评价。在北京新东安市场，木真了专卖店会碰到很多外国友人，在他们眼中，优雅、精致的中国旗袍是东方女性拥静、高雅旗帜的完美体现。也许这神秘的服饰正是连接他们与悠久中华文化的细带。
有个性的服装一定拥有美，将设计者的艺术个性和消费者自身个性结合起来，一件服装才能最终实现它的价值。
一种不了的情绪是生命永恒轮回、生生不息的存在感，是精神上的不懈，它体现在我们对生命本质的不断思索。
中国服装既然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由于多方影响而形成17世纪旗袍的这般模样，那么随时代的演变，必须还要经受世纪风云变幻的渲染，受多方文化艺术思潮的冲击，受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生活的推动，而继续变换结构，变化形象，从而形成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阶新的产物。
满清王朝的晚期，由于政权腐败，对世界列强人侵，实行不抵抗主义，因而丧权辱国，那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但是门户开放却打破了闭关自守政策，开始了国际交流，使西洋文化东进，从而影响了一批办洋务、搞外交的开明绅士，站在废除封建服饰潮流的最前列。鸦片战争之后，一种欧式西装率先进人中国，那时的欧装对旗袍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宽体、宽袖日渐变短、变窄，“大拉翅”头饰去掉了，高高的鞋底不见了。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倡导中山式男装，对中国旧帝制时期的朝服，是一次根本性的服饰革命。中国人逐渐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文化渗透。西装在中国的出现并未影响旗袍的应有地位。当时的北洋政府大典曾经规定“文官和文职的礼服有两种：一种是黑色燕尾服（白衬衣、黑领花、高筒大礼帽和黑皮鞋），一种是中式蓝色长袍，外罩黑马褂，白袜和青便鞋。在1928年（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北伐成功以后，为了将孙中山先生的灵枢从当时的北平迎往南京安葬，参加这一隆重的“奉安大典”的人员需规定统一的礼服，于是1929年4月民国政府公布了有关服装的条例，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所谓国服，条例中规定，男子礼服包括一褂、二袍、三鞋、四帽；女子礼服有两种，一种是长身旗袍，一种是短上衣和单裙。
由于中、西风格相距甚远的两类服饰习俗互相碰撞，处于这种变革动荡时期的女式旗袍，为适应这一历史阶段的生活需要，大襟形式被保留下来，而宽镶密滚的影子不见了。长袍改短袄配裙的多了起来，长袍变短袄和长裤的也比比皆是。最大的特点是上衣袖口和裤口较以前宽肥了；一种前高后低的“元宝式”领型流行起来。民国初年，男、女服饰的变化，从形式上看，是将袍形的长“尾巴” 砍掉了，实质上是和头上的辫子被剪掉了的意义相同。它宣布了古老陈旧的历史年代的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崭新向前迈进的新时代的来临。因此，在政治、文化变化的同时，服饰外观同样出现了特别的新面貌。
服装在20世纪20年代的流行，已模糊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界限。男性此时的常服有下列四种：欧式西装；中山装、学生装；长袍、马褂或长袍、坎肩；衫袄、长裤。女性在民国初年，多流行上衣、下裙，旗袍也有服用者，但不普遍。而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旗袍又一度盛行起来。这种一衰一兴的现象，正是服装循环起落流行规律的反映。男式改良的旗袍，大大精简了繁琐的装点修饰。腰身宽松，袖口宽大，长度适中，领前低（5.5厘米），领后高（8厘米），袍面加里，加宽下摆，提高开权，显露缎面长裤，以示荣华风姿。20世20年代前期袍身较长；中期袍身逐渐减短，有的短至膝下6～12厘米，腰身变窄，下摆收小，同时开衩变低，并去掉长裤。领型也相继降低，领前低（1.5厘米），领后高（2.6厘米）；后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女性以突出领型为时尚，流行以10.5厘米的“马鞍型”掩面护颊高领，显示女性柔美容颜。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学生活动和体育事业的兴起，对世人着装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国时期女性旗袍不断改进，其原因：
女性接受维新思想，进学堂、下工厂，步入社会者日渐增多，如上海学堂的女学生们，一身蓝布旗袍为校服，起了带头作用。这种改良的袍衫，一时成为妇女衣着时尚，引起社会注目，争相仿效。
东洋原材料不断涌人、充斥市场。
影星着装起了示范作用。明星着装、歌舞艺人着装、各种交际场合着装，对社会都起了带头和宣传作用。20世纪30～40年代《良友》画报，全面反映了都市文化的方方面面，不少画面登载了电影场上女明星的婀娜多姿形象，她们都是身着高领连袖旗袍。有的镶边饰，有的选用印花丝绸，有的外加坎肩或勾花马甲，有的外披斗逢；有的宽袖沿边，有的无袖露臂。有的是明星剧照，有的是学生爱国宣传，也有的是救灾活动；有的是封面，有的是香烟广告，也有的为推销国货——丝绸面料或服装，邀请男女模特穿着新奇服装进行时装表演。民国十九年在《生活周刊》上曾有记载：“1930年1月9日，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国货时装表演，到者千余人，由体格健美的男女穿着时装，缓步鱼贯而出，分男女西式服、女子长旗袍、晨服、晚服、婚礼服等九大类。”
受国际服装大潮的间接影响，使旗袍在形式上有所简化，随着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传人，中国人开始注重强调人的体型，利用做褶、打裥，完美地体现人体。因此，这时的旗袍趋向合体。连袖削肩，收腰突胸，高领开衩，整件裁剪，用料多样，单色花料兼顾，高低档面料共存，一般边饰替代繁杂饰物等等。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旗袍艺术发展到了顶峰，这种顶尖艺术，以它简练的线条，完美的造型，折服了国内的民众，形成旗袍大同的可喜局面。从旗袍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中国服装业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个时期已成为旗袍的黄金时代、全盛时期。
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种类型：
浓妆艳服，珠翠金饰。这一类型以影星和歌舞艺人为主体，所着旗袍以春、夏季节为重点。形式上衣身长至脚踝，腰身合体，开衩较高，衣袖有长、短或无袖，变化较大。衣料上乘，质地以软、薄、亮为多，装饰以镶边、织、印、绣花为主。配合面部脂粉，耳臂饰物，加上手袋、马甲、斗篷及高跟鞋、手套、小洋伞等，显得十分华丽富贵。
朴素淡雅，趋新为尚。这一类型以知识界学生群体为主。自北伐革命以后，政府对校服有明文规一，上衣浅淡，下裙深暗，表现严肃静穆、高雅文明的风度。当时也有全身浅色（淡蓝）较短的棉衣旗袍为校服的（女生旗袍校服有两种形式：一为大襟式；一为偏大襟式）。与白袜、黑鞋、刘海娃娃头相配，一幅纯净甜美的少女形象。
自由形式，各取所需：这一类型以家庭主妇为主体。无论家居还是外出，甚至出人礼仪场合，都可任意选择称心的原料，制作满意的款式。可以十分华丽，也可以非常朴素；可以庄重典雅，也可以宽松深洒。从少女——中青年——老年均可穿着，年龄范围较宽。
20世纪30－40年代的旗袍，具有如下特点：
受欧美服装影响，在展露女性体型方面前进了一步。20世纪30年代中期，流行的旗袍腰身紧紧贴体，明显暴露人体曲线，使人体与服装之间的空间压缩到极小程度，外部呈现流线型。
受西方短裙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缩短至膝盖，袖口也相继变窄。
受西方服装流行变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期，旗袍衣身又加长，甚至齐地面，左右下摆开权加高。而到20世纪40年代，长度又缩短至膝上，袖短至肩下6－9厘米，或者无袖。30年代领型以高为时髦，甚至盛夏的旗袍用薄纱，也有高至耳边的硬领出现。而40年代低领的流行，又几乎省去了衣领。这个时期的旗袍，比起清末民初的形与势，简化了许多，无论是衣身、袖型和领型，均比较轻便适体。
1949年建国前夕，旗袍已经相当普及，似乎每位女性都会有一二件，成为城市妇女的日常着装。
20世纪50～60年代旗袍的延续。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中国是一个社会制度与思想观念变革的年代，也是人们着装新旧概念交替的年代。在亚洲的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标志着旧生活的结束，新生活的开始。从社会制度的变革，到经济生活、文化意识全面实现了革新。曾几何时，灰色翻领“列宁装” 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建国初期，由于经济处在恢复和整顿阶段，所以较长时间曾被人们热衷的旗袍，似乎没有了踪影，还被视为拖泥带水的“落后尾巴”，被放人箱柜之中，成为不实用之品而束之高阁。这时人们的衣着趋向简朴。政府要求服装设计师本着经济、实用和美观的原则，为人民设计美观大方，省工省料，便于工作和劳动的服装。因此当时精干的短装成为服装的主流。这完全附合当时的经济结构和现实基础。虽然人们的生活已经稳定，生产也在发展，广大群众对穿着也有新的要求，但是提倡重视经济、强调实用和大众化的服务目标，仍是十分适当和务实的。
50～60年代期间，一批批中山装、西装和旗袍开始恢复，并以改良的面貌陆续出现。这时的女装由三个部分组成：西式套装为制用，用于工作；中式短装为常服；旗袍仅供礼仪活动时的着装。旗袍式样稍有变化，譬如，衣身减短，衣袖变窄，开机降低，装饰全无。原料选择均在中、低档范围以内（单素色或印花棉布或丝绸），形成一种纯朴的平民化服装流行趋势。从这个时期开始，那些上乘和典雅的旗袍，只在为当选有限的外事活动中展现。其形式虽然简化已成趋势，但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似乎形成规格，即各色锦缎或高档丝织品制作的立领、盘扣、收腰、低开现长袖、长衣身的旗袍完全统一的形象。着装者之间，只在面料的颜色上显示一点差别。因此，常被人们称之为“夫人服”。其优点是，用色单纯，以织物图案代替了以往的繁复装饰工艺。此时的男装以中山装为主体，从此男式袍衫在中国就销声匿迹了。
在新旧着衣观念交替更新的年代里，人们对服装与时装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在服装设计领域里对流行趋势尚无研究，对未来也无预测，因此，更不可能经常性地推出崭新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当时的设计，实质上仅仅是局部的设计。譬如，旗袍因受西式裁剪法的影响，略有改进。一些绣花、补花、盘扣、镶边等装饰工艺，由于均为手工作业，生产量受到很大限制。只有机械化、工业大生产的发展，服装设计观念的更新，才能促进中国服装业进步，使传统的旗袍再次焕发青春，在社会上重新展现自身的价值。
近20年来旗袍的发展趋势
由于中国执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国门大开，这为服装的多样化流行和观念的变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国际潮流信息及时通过服装的经贸交流传递到国内，新科技、新思潮。新时装对国内市场震动很大，女性着装更加具有现代意识。时装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影响着女装更加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深人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意识、购买行为和消费观念。这个时期的服装，越来越成为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兴趣和消费方式的象征。与此同时，被冷落的传统旗袍，几乎成为特定环境下的特殊装束。表现在：少数人用作礼仪着装；戏剧、电影中用作回顾服装；饭店中用作礼宾招待服装。因此，这时的旗袍对市场已经起不到影响作用了。偶尔能见到一些锦缎、丝绒、盘红扣，甚至精致的镶、滚传统工艺制作的旗袍，很受中、老年人喜爱。因此，它是礼宾场合的“常客”。而大多数受新潮思想冲击的青年人，对旗袍只是抱着改良主义意愿、旁观的态度，很少问津。
由于时间的变迁，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旗袍，虽然由高潮落至低潮，但是时光的积淀，它已自然成为中国女性的代表装束。在国际、国内礼仪场合出现的旗袍，越来越以它那高雅。端庄而令世人瞩目。中国有句谚语“物以稀为贵”，这是对少而精的赞美。人们对于旗袍的无比推崇和仰慕，表明对这种民族服装钟爱的深厚程度。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为了适应现代生活需要，服装设计者对中国的旗袍开始不断地进行改良，使这种民族服装既具有东方特色，又符合世界时装的流行趋势，具有优雅、贤淑气质的旗袍，已经得到了国际公认。近20年来，所见到的改良旗袍，受国际时装流行思潮影响颇大，一时间低领、无袖、紧腰、高开现超短、袒胸、裸背等各种形式变化无穷，珠片、刺绣、毛皮饰边、织物印花等工艺装饰大放异彩，颜色绚丽、跳跃、浓重、柔和，大胆突破了旗袍的旧有模式。改良旗袍既保留了原有的特点，又融入了创新意识。从此，传统的满装又被注人了时代的血液，赋予了青春的活力。
旗袍与时装联手共存，从一种崭新的角度，有一种崭新的观念，抒发着一种崭新的情怀。
旗袍的特性
当前西洋服装，虽然已成为国际性的通服服装，亚洲诸多国家也都在大范围地普及着但与此同时，仍然保存着东方区域性特色的服装。一些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旗袍、和服、纱丽等服装，也在随时代的变迁，审美趣味和生活习俗的变化，一步一步日渐迈出古老的羁绊，旧貌换新颜，由突出装饰性逐渐演变成强调舒适性能，由繁至简，走向更加现实的发展道路。旗袍作为中国古装遗制，在现代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由于旗袍具有鲜明的特点，使其具有很高的存在价值。
浓郁的民族特色。民族性反映在民族精神方面，是民族意识、民族素质在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内涵。反映在民族风格方面，是一种感觉机制，是民族精神的外部形式。旗袍就是具有极其浓厚民族色彩的服装，它区别于缠裹的纱丽，也不同于捆绑的和服。集满、汉文化于一身，是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结晶，又是中西方服式交融的成果。
西方人从旗袍的形象上认识了中国人。由于这种连身衣和欧洲的连衫裙不同，与俄国的布拉吉也有区别，与越南飘逸的女长衫在服用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因此，中国旗袍，作为东方女性的代表形象，被称为佳作之品，绝非过分之言。今日的旗袍，其形、其色、其料、其饰、其内涵、其韵味，都是几千年来中国历代服装精髓的积淀，是传统理念的延续。
中国人偏爱红色。红绸、红缎、红绒、红纱，似乎内向的性格和火热的色彩，矛盾对比不可融合，实质上却是一种互补和充实。动与静之间、柔与烈之间本来就是对峙的。然而，没有动，比较不出静；没有热烈，分辨不出柔情。因此，旗袍选择红色和其他艳丽的颜色，反而渗透出很强的民族特性。
旗袍饰物中，盘花扣的编制，镶滚边的精做，其独到之处，也是传统服装以及其他民族服装中未曾出现过的。盘花扣是古老的“中国结”的一种，这种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的绳结，是一种民间手工艺。延传至今，它凝结了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潜能。盘花扣是利用中国结的编制工艺手段，以大自然为题材，在旗袍扣位的小小面积上，进行精工再造。这是中国人的聪明，这是中国的民族艺术，这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以画龙点睛之笔出现在中国制造的服装上，才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
锦、缎、绘、绸是中国生产的丝织面料，在这些丝织物上，大多织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如千字、寿字、团花等等。旗袍的用料，主要从这些国产原料中选择，因此制作完成的服装，不但具有传统文化的意韵，更体现了深途的民族精神。
适应现代生活的机能性：旗袍作为官服，宫廷内服用。筒状斜下摆的衣襟便于端坐，双开权或四面开衩，方便于行走和骑射，这是实用的要求。旗袍沿用到民国时期，衣袖变短，女性去掉了“套袖”，男性去掉了“箭袖”，是为适应进学堂，从商业；将颀长的衣身缩短至脚踝以上，这也是为了实用。近代旗袍，改连袖为装袖，收腰合体，加大开权，结合流行趋势，融汇了西方时装的特点，既适应礼仪活动需要，又为了实用。
中国历代服装，都是采用连身、连袖的平面裁剪工艺。多少年来，这种潇洒自如的袍服，伴随了男、女、老、少，度过千年岁月。女性的旗袍不垫肩、不束带；男性的长袍宽松舍展，不受任何约束，都是为了达到随意舒适的目的。难怪至今，一些世纪老人，依然留恋那连身衣、连裁袖，和那宽宽大大的“抿裆裤”。现代旗袍素雅简洁，从功能上、外观效果上，也是以适应现代生活为准则。
旗袍的襟式变化比较多，有大襟、偏大襟、琵琶襟等。这些右衽襟式的确立，是“以右为上” 的传统思维观念决定的，也体现了以“用”为实际需要的审美趣味。是在平淡中取变化，在恬静中增加点缀。近、现代已摆脱了雕琢与繁复，趋向“简约”。为了适应现代生活的审美需要，这是必然结果。
时代特性：17～19世纪，旗袍在清王朝统治时期，无论形、色、料、饰，都以宫廷规矩而定制。官吏品级之间；尊卑上下之间；官与官之间；男性女性之间都有区别。官、妃所用的箭袖、套袖、暖帽、凉帽，以及大拉翅头饰，均带有时代的痕迹，是清王宫贵族的形象标志，是那个时期服饰的代表形式。皇帝与官宦之间；官吏之间；官与民之间，在服式上的补服中，也是当时的特有现象。袍装上的纹饰更表明森严的等级划分。官吏的等级限制，文官的补纹以各种飞禽区分，武官的补纹以各种走兽区分。皇帝的团龙纹、皇后的凤纹，已被法定为“世上绝无仅有”、“天下第一”的帝王装饰。仙鹤、灵芝、千字、映队孔雀、祥云，更是贵族独有的装饰图案。至于服装的原料，也被划分为高低贵贱，不得逾越。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旗袍具有鲜明的明代印记。
民国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度。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后，从服饰上，那种从政治划分的贵族与平民等级的区别基本消失。旗袍的形式和用色不再受规定的限制，整体装饰趋向了自由选择。但是由于贫富经济的客观存在，在选料的档次上，仍然拉大了距离。上乘原料的锦缎、丝绒、绸纱、毛呢、裘皮为主；下档原料以棉、麻为多。这是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反映。
近50年，可归为现代时期。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着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无有等级和尊卑关系。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市场繁荣，购买力上升。在生活水平由温饱型走向小康型的同时，人们的着装要求，也从“经济实用型”步人“美观实用型”。受国际流行趋势的影响，日渐走近个性着装的审美行列。着装品种要求丰富；更新变化要求速度；着装择装挑选品牌；工艺精制要求板型；变换着装要求原料。旗袍虽然在这个时期，已经是非主流的形式，过于传统的古式旗袍，在中国已有很少有人问津，只有民族传统和现代意识相结合的创新作品，才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接受，才会日渐扩大市场。这又是当前旗袍的时代性所在。
局限性反映。旗袍从古老的年代走来，它已跨越几个世纪。由于它产生的年代久远，又出现在问世纪中叶的宫廷之中，因而它带有深深的历史印痕。由于它源于少数民族，因而；它也带有一定的地域狭隘性。它有许多可歌颂的长处，也有一些世人皆知的短处。
旗袍是长装，虽对端坐和行走无大妨碍，但弯腰劳作极不适宜。
近、现代曲线旗袍，对于人体比例优秀者尚可扬长，而对于人体比例不佳者，则难于避短。
旗袍开衩从无到有，由短（21厘米）至长（60厘米），虽然目的为方便活动，但只适应一定环境，对于运动幅度较大、范围较广的活动，显然不适合。
因此，时至今日，旗袍的普及面受到一定限制。只有经过改良，使其扬长避短，才可变局限性为可行性，才可使旗袍焕发青春，增强精神活力，走向新时代。
旗袍让年轮倒转，让美丽存盘，或许是世纪更迭带来的怅惘与躁动，或许是时尚潮流的风水轮转。今冬，伴随着《花样年华》那个温婉的爱情故事走人京城女人视野的是，那隆重的、妩媚的、华丽而不张扬的、魅惑但不轻浮的东方旗袍。经过了八十多年的岁月侵蚀，旗袍那独有的衣香依然不减。于是，当代都市成熟女性对那旗袍的渴望，就像30年代黄自的名曲《玫瑰三愿》：“我愿那妒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我愿那红颜常曾几何时，”是一般的中式服装只是外国人难以忘却的心头之梦。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深深的吸引着外国友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民族服饰的兴趣与热情上。旗袍在国际上被公认为中国服装，并享有很高的评价。在北京新东安市场，木真了专卖店会碰到很多外国友人，在他们眼中，优雅、精致的中国旗袍是东方女性拥静、高雅旗帜的完美体现。也许这神秘的服饰正是连接他们与悠久中华文化的细带。
有个性的服装一定拥有美，将设计者的艺术个性和消费者自身个性结合起来，一件服装才能最终实现它的价值。
一种不了的情绪是生命永恒轮回、生生不息的存在感，是精神上的不懈，它体现在我们对生命本质的不断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