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四种（《邂逅集》《晚饭花集》《菰蒲深处》《矮纸集》）

                
                
                
                
                
                
                
                
                
                
                
                
                
                
                
                
                
                
《邂逅集》编后记
《邂逅集》是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此集所收短篇小说，是作者一九四〇年代创作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汪曾祺先生晚年自述，“我读了高中二年级以后，日本人打到了邻县，我‘逃难’在乡下，住在我的小说《受戒》里所写的小和尚庵里。除了高中教科书，我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我于是翻来覆去地看这两本书”。一九三九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沈先生”（《两栖杂述》）。
当时沈从文先生没有一年级的教学任务，汪曾祺直到第二学年才选上他的课，开始与他有所接触，“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自报家门》）。沈从文讲课的方式很宽松，对青年的帮助更是不遗余力，“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在回忆沈从文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写道：
“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郑振铎、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沈先生把我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寄去。这两篇稿子写出已经有几年，当时无地方可发表。稿子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的，郑先生收到，发现稿纸上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洞，使他大为激动。”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西南联大中文系》）。他读书随心所欲，也没有什么系统性，“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茀金妮亚•沃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自报家门》）。
大学期间的生活也有旧式文人的一面，其中参加曲社的活动也让其念念不忘。一方面是现代主义的熏陶，一方面有士大夫的情趣。这两者对他后来都有影响，所谓处乱不惊者正是。“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晚翠园曲会》）这与其说是对拍曲者的誉词，不如说自己价值观的流露。他的审美趣味，在那时候基本确立起来。
汪曾祺的文章中讲，“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泡茶馆》）。目前所发现的汪曾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钓》，刊于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日报》，篇末标注“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昆明”，即“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二日”写就。一九四一年，已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汪曾祺，开始参加联大的文学社团文聚社的活动，随后在《文聚》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待车》。
作为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得意高足”，汪曾祺和沈先生的交往还是很多的，沈先生“每次进城（为了躲日本飞机空袭，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贡的乡下，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我都去看他。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饿了，就到他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自报家门》）。
因为没有参加必修课体育和大二英语的考试，汪曾祺未能在一九四三年夏天如期毕业，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一九四五年一月方离校。随后到昆明联大同学开办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便是这时写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汪曾祺又从昆明经越南、香港辗转去了上海。在上海，他结识了沈从文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和散文家、藏书家黄裳。据黄永玉回忆，“我认识他时，他在致远中学当老师，是李健吾介绍去的。表叔来信让我去看他，就这样认识了。每到周末，我进城就住到他的宿舍。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个在《大美晚报》工作的人，总是上夜班，这样我就可以睡他的床。那是一张铁条床，铁条已经弯了，人窝在那里。记得他在写给表叔的信里说过，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婴儿”（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黄永玉与李辉的谈话）。黄永玉的文章数次提到早年的这段经历：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太阳下的风景》）
汪曾祺于一九四八年三月离开上海，转赴北京，在上海的时间不足两年，但《老鲁》、《戴车匠》、《落魄》、《鸡鸭名家》等作品都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发表的。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的出版，也和这段经历有关。黄裳的文章《忆曾祺》提到：“在巴金客厅里，曾祺只是默坐旁听，持谨慎态度。对巴金不失对前辈的尊敬……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是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面世的，我想这可能是萧珊推荐的。”
一九八一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时，作者曾把《邂逅集》中的《复仇》、《老鲁》、《落魄》、《鸡鸭名家》“作了一些修改（但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后收录。一九九八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的《汪曾祺全集》，所收的上述四篇小说，也是经作者修改的文本，当年形影已渺乎难见矣。所以，《邂逅集》今以原貌呈现，实已与初版时相隔六十余年。本书据《邂逅集》初版本排印，由繁体直排改为简体横排，仅对少量明显错讹做了订正。某些当时普遍使用的异体字、异形词，则一仍其旧。
二〇一一年八月九日
《晚饭花集》编后记
“文革”后，在林斤澜等友人的“鼓励、支持和责怪下”，汪曾祺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第三次起步”。先“试笔”发表《骑兵列传》与《塞下人物记》，不久，便陆续写出《受戒》、《异秉》、《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等名篇，出版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晚饭花集》收录了作者一九八一年下半年至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所写的短篇小说，一九八五年三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文凡十九篇（组）。本次重编，大体维持既有篇目，只删去个别以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如《鉴赏家》、《八千岁》等，移入《菰蒲深处》。以昆明为背景的小说《鸡毛》因已编入《矮纸集》，也不再复收。《职业》是作者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后多次重写的作品，为便于读者参照阅读，四十年代文本作为附录收入。
二〇一三年九月六日
《菰蒲深处》编后记
《菰蒲深处》是作者要“献给家乡”高邮的书，收入的都是写“本乡本土”的小说。一九九三年六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收文十八篇（组），包括《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中的《鸡鸭名家》、《异秉》、《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与《晚饭花集》有十篇（组）重复。
此次重编，仍遵循作者当初的编选原则，以高邮为背景的重要作品悉数收录。
一九九二年之后完成的短篇作品，也拣择部分与《大淖记事》、《异秉》等有人物、情节呼应关系的补入。
《异秉》作者曾多次重写，除为读者熟悉的文本外，四十年代文本也以附录形式收入，可作对照阅读。
二〇一三年九月九日
《矮纸集》编后记
《矮纸集》初版于一九九六年三月，依作品写到的地域背景，即作者生活过的地方分为五辑，共三十六篇，“写高邮的二十篇，写昆明的四篇，写上海的一篇，写北京的八篇，写张家口的三篇”。
遵照不重复收录的原则，重编此集增删较多。
《菰蒲深处》已收的《受戒》等篇删去，补入《鹿井丹泉》、《小孃孃》等，最终以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共八篇。
写昆明的四篇里，《老鲁》、《职业》已入他集，故不再收录。
以上海为背景的《星期天》收在《晚饭花集》中，本书亦删去。
写北京的篇目，略有删减，又补入了以京剧团为背景的数篇，主要是“当代野人”系列。
写张家口的一辑，补入《羊舍的夜晚》等篇。《羊舍的夜晚》发表于《人民文学》时题为“羊舍一夕”，后来结集为《羊舍的夜晚》，篇名及文本皆有改动。《羊舍的夜晚》、《看水》、《王全》，本集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羊舍的夜晚》一书为底本。
最后一辑是新增添的内容。
《聊斋新义》是一个跨度比较大的系列，最初的四篇（《瑞云》、《黄英》、《蛐蛐》、《石清虚》），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写作时间在一九八七年八、九月间。据发表时作者写的《后记》，运用现代意识，从哲学的高度，从审美的意识改写《聊斋》故事，这一计划颇有规模，“本来想写一二十篇以后再拿出来，《人民文学》索稿，即以付之，为的是听听反应”。不过，至一九九一年十月写就的《虎二题》，也仅完成十余篇。《聊斋新义》只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完整收录，从未单独结集，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它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
《上海文学》一九九二年第一期发表《汪曾祺新笔记小说三篇》，包括《樟柳神》、《明白官》、《牛飞》，仍是作者改写笔记小说的延续，但这三篇与《聊斋新义》又稍有区别。《樟柳神》取材于《夜雨秋灯录》；《明白官》、《牛飞》两篇，作者只标注“出《聊斋志异》”或“据《聊斋志异》”，未加“聊斋新义”的副题。另，《拟故事两篇》是写得更早的短篇，也是作者的语言试验，因之一并编入。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