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祥与《洛阳伽蓝记》

北魏杨玄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都城洛阳城内的寺庙建设分布、城市功能构成、中西文化交流等历史场景，展示出佛教发展全盛时期城市化进程的各个细节，极具史料价值。而其文笔骈中有散，清丽有趣，史料精准，一直与《水经注》、《颜氏家训》并称“北朝三大书”。
然而，长期以来，《洛阳伽蓝记》不如《水经注》流传广泛，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刊刻传本较少，文字没有定本。世间保留最早的是明代如隐堂刻本，其余多抄本，距离杨玄之的成书之时已有千年历史。二是写抄传本，文注窜乱，较难阅读。像《水经注》一样，《洛阳伽蓝记》分正文与注文，在流传中，由于多次辗转传抄，造成正文与注文互相窜乱，逐渐混淆，难以释读。三是历代学者研治不多，年代久远，校对不易。明以后流传虽有十多个版本，然皆从如隐堂刻本或集证本撮抄，以讹传讹，旧谬未校，新误复生。至清代嘉庆间，著名朴学家顾广圻想要效仿全祖望治《水经》的先例而改定《洛阳伽蓝记》，屡次努力而未果。民国初年唐晏搜集资料，发掘义理，著成《洛阳伽蓝记钩沉》，眉目稍稍清晰，然仍有文注不明、按语错误之处。
1915年，张宗祥先生买到清代王谟刻的《汉魏丛书》，发现错讹较多，发奋自己校对，先后完成四部书，《洛阳伽蓝记》便是其中之一。
起先，张先生借朱逷先校本过录，发现朱本原据如隐堂、毛氏绿君亭、张氏照旷阁三个本子校定而成，疏漏仍有不少。于是又借董康所藏如隐堂原本，并寻得绿君亭、照旷阁、集证各种本子覆校数次。然后张先生还广泛引证《太平寰宇记》、《述征记》、《水经》等书，校对订正数条错误。比如，洛阳南面的大门，如隐、集证诸本都作三座，即开阳门、平昌门和宣阳门；先生反复论证，确定应为四门：津阳门、开阳门、平昌门和宣阳门，使得“洛阳南面四门，明白如画矣。”
文者，正文也；注者，对正文之注释也。面对《洛阳伽蓝记》文注混淆的状况，张先生考虑顾、唐二人的过失，主张不必强分文注，在现有情况下宜全本保留。张先生解释说，如果没有发现更好的古本，那么不宜师心自用，如果泥于顾广圻的说法，强为分析文与注，就会重蹈明人窜改古籍的覆辙。同时，张先生又非常细致入微，明确指出第五卷被忽视的、幸存的“注”文内容，故而陈寅恪先生赞其“矜慎”、“精审”。
张宗祥先生校订《洛阳伽蓝记》，共有两种版本，一为校补本，一为合校本。1930年，先生寓居沪上，与张元济等人交谊甚笃，于是将此书交付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当时就刷印500部，学者称便。1955年，商务印书馆商定再印2000部，可见学术界对张先生此书之推许如此。
在张先生合校本后，复有范祥雍校注本、徐高阮重刊本、周祖谟校释本及杨勇校笺本，海外也有日本大藏经本、人矢义高日译注本和英译本等，中外学者对于《洛阳伽蓝记》的研究方兴未艾。然张宗祥先生之合校本，筚路蓝缕，为后来学者研治此书在文献学和史料学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成为古籍校勘整理的典范作品，对于此书之流传也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努力。《洛阳伽蓝记》校正与先生的其他古籍校勘活动一样，凝聚着先生对于传统文化之热爱，共同构成先生近世罕有其匹的文化事业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