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胎”的自白
跟风写篇关于“二胎”的文。
真不好意思，我就是二胎，是超生的“85后”二胎。真是幸运，生我的时候，我爸妈都是普通的农民，不会为了生我丢了饭碗。即便如此，我是在妈妈东躲西藏中被生下的，等我和我妈回到家，家里的“石盘”房顶被扒了，因为没有钱交社会抚养费，我家的粮食已经被拉走。
妈妈每每谈起这段，我就凑上去，撒个娇“你看，生我是对的吧，我怎么也比那点粮食值钱吧”。老妈撇我一眼“不好说”。我哼一下，不理老妈。
这个桥段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屡屡发生，让我总是庆幸自己的存在，每每谈起，我总是一脸骄傲的对别人说，我是超生的，是在政策的夹缝中凭借顽强的生命力（其实是父母的顽强）活下来。这大概是对自己的幸运的最彻底解释。
后来模糊记事，还是听说有姑娘回到娘家“躲着”，当时这个词就是一种特殊的代表，大家彼此心知肚明，躲着就是为了生个二胎。我小小的，却也知道，这是件神秘的不能宣的事情， 吧不过是为了生下来，大家都知道，生下来也是要交社会抚养费的，但是如何让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已经成了最低的需求。妻子“躲着”的时候，丈夫拼命的干活，拼命种地。即使这样“躲着”的家庭也是风声鹤唳，经常会有丈夫所在村子的大队部派人去妻子娘家抓人----引产。这样的事件，在我的成长过程的前半段，屡屡发生。现在想来，不禁唏嘘。不禁为了自己的存活，再次庆幸。
80后的年代，农村里的独生子女还是少数，家庭第一胎为女儿，政策允许再生一个，若是第一胎为男孩，则决不允许再生。于是家庭第一胎为女孩的，想再生一个儿子。女儿的名字叫做“招娣、引娣”。第一胎生儿子的家庭，又喜又忧，喜的是添子，忧的是失去了再生一个的机会，若要生，只能冒风险。这对父母那一辈而言，很难。我的姥姥，育有8个孩子，奶奶育有5个，我的父母都是在一群兄弟姐妹中长大的，突然到他们这辈，只能生一个。一个孩子如何种这么多地，割麦子的时候，也没有兄弟帮忙“打场”人手够么？家里的红白喜事，没有兄弟姐妹，冷清怎么办？自己老了，不能种地了，自己孩子，养一家子，还要养自己，怎么办？这诸多的“怎么办”让他们心里打鼓，于是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必生第二个，第一个是男孩的，也要想办法再生一个。而我家，就是第一胎男孩，第二胎经历艰难困苦的，是我。
如今我快三十岁了，也不禁同情起那一代的父辈。即便不计划生育，低生育率本来是顺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到一定阶段必然发生的事件。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时代，割麦子要用镰刀一根根的割，玉米要一根根的掰，然后在晚上用一个玉米芯作为工具，把另一个玉米棒子上的玉米粒搓下来；土地的翻松需要用锄头一下一下的完成；修剪下来果树的树枝，要一根根的捡起，然后用草做绳捆好，堆好，从春天放到冬天作为取暖做饭的柴。我亲爱的读者们，这一点都没有夸张，那就是那个时代，那个真实的时代。这些都是我做过的事情，用手一根根的捡起、割断、搓下、晾晒。
话题及此，略有跑题，笔者并没有忆苦思甜的意思，这是在80年代广大农村普遍发生的事情，在当时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要思考的是，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之下，人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不生”会直接使家中的劳动力明显减少。彼时，养一个孩子在华北平原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温饱足够将他养大来生产更多的粮食，比让他长大吃的粮食的还多，多养个孩子，还多一个希望，可以改变家庭境况的希望。让以人取胜的父辈接受“只生一个好”的理论，的确勉强。
今天我们不论这个政策是否正确。改革开放的巨大的飞速与跨域让我们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如论如何分析原因，都不能逃开，这是建立在上下五千年中我们人口增长最快，劳动力最为充裕的时期之上的。回望历史，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灿烂时期，无不是人口增长迅速，经济文化的繁荣富强的时期。说到底，“繁荣富强”的“繁”字都逃不开人口的丰盛，人才的辈出。又看今朝，“南海一个圈”固然重要，但是南海这个圈大概是个点火装置，巨大引擎的动力来源于我们来自广大农村源源不断支撑的劳动力，这不是充要条件，但一定是必要条件。
曾经有幸上过几堂林毅夫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其中讲到中国奇迹。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才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良策。不发达国家能够追赶发达国家的原因，是要素的比较。这个比较必须是田忌赛马式的，比如，利用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资本优势），发达国家将出口基地设在发展中国家，其投资产业必然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以彼之长利我之短。第一代丰富的劳动力，作为我国的比较优势，成功使我国保持了从1979-2014年平均增长率9.7%的增加指数。而典型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100多年来人均GDP的增长率为1%-2%。你说的没错，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而在利用此优势之前（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一样，无不钟情的赶超战略，既要超英又要赶美，其结果自不必评说。
林教授特意提出一个关于人口的“陷阱”，我想，这个陷阱，正式当时专家和学者提出计划生育的出发点与理论依据。
其背景是，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拥有先进的”现代“制度，导致较快的技术及文明的和传播，由于中国人的传宗接代观念鼓励早婚、早育和多生多育，以至于人均土地不断下降。
陷阱一：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下降，剩余越来越少。
当新技术出现时，没有足够的剩余来购买新技术。
陷阱二：廉价劳动力，抑制对劳动节约技术的需求。
针对以上两点，他在课堂上给予的理论批评为：
针对陷阱一：剩余的多少除决定于劳均耕地的水平外，还决定于技术水平，只有在技术不变时（或变化慢于劳动力增加的速度时），劳动力增加才会导致剩余的不断减少，所以，这个机制在内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针对陷阱二：对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劳动的成本，同样取决于该技术的成本。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足够高，新技术的成本下降的速度可能会超过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成本下降的速度。该假说只有在没有技术进步或者技术进步很慢的情形下才是正确的。此时，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和劳动工资下降，将会挤出现存的劳动节约型成本。
因此，以上理论假说内部逻辑不自洽，也存在经验问题。
话题及此，我的一个搞工程的自不会再深入分析，只希望引起大家的一点点思考。
过早的，人为造成的低生育率是超越生产力水平的，历史证明了太多超越生产力水平的政策理论的正确与否，这个理论，自然轮不到我一个搞工程的来论证。
如果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伴随着的是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提升，技术的提升能够使我们对劳动力的需求，能够使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从而引起低生育率与低生育愿望，那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漫长的跨越。欧洲国家走了一百年的路，我们走了多久呢？如果这像是一种跨越，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跨越相当，那么中间要经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我们的父辈在接受低生育率的事件上，基本没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度，所以他们痛苦与彷徨，社会伤痛与悲恸。
多说无益，只能向屏幕前的独生子女们晒我的幸福。我的幸福是我有个哥哥。有个小时候，我根本无需买课外读物，在二年级就能读到六年级语文课本，在六年级看完了各个全部的中学读物。所以我作文永远第一名，学习总能如探囊取物，也无暇顾及“别人家的孩子”，因为哥哥永远在前面。
我的幸福是我有个哥哥，有个无论上学、工作都能给我多有裨益的建议，替代了我的父母被社会落下的不足。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在经济上让我无忧无虑的读完研究生而不用担心父母不能支持的窘迫，能帮我凑上在帝都买个小窝的首付。这一路，好像都是哥哥在付出，接下来的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是我们相互付出的时代。对对方付出，好像都是理所当然，不用思考，遇到事情也无暇思考的事情，因为，我们留着一样的血，我们有着相似度90%的长相，我们有着说话一样快的语速，我们还有一样爆烈的脾气。真好，这世界上，有个人这么像你；真好，这个世界上，有个人，这么像我。
茜茜
一个搞工程的写作者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真不好意思，我就是二胎，是超生的“85后”二胎。真是幸运，生我的时候，我爸妈都是普通的农民，不会为了生我丢了饭碗。即便如此，我是在妈妈东躲西藏中被生下的，等我和我妈回到家，家里的“石盘”房顶被扒了，因为没有钱交社会抚养费，我家的粮食已经被拉走。
妈妈每每谈起这段，我就凑上去，撒个娇“你看，生我是对的吧，我怎么也比那点粮食值钱吧”。老妈撇我一眼“不好说”。我哼一下，不理老妈。
这个桥段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屡屡发生，让我总是庆幸自己的存在，每每谈起，我总是一脸骄傲的对别人说，我是超生的，是在政策的夹缝中凭借顽强的生命力（其实是父母的顽强）活下来。这大概是对自己的幸运的最彻底解释。
后来模糊记事，还是听说有姑娘回到娘家“躲着”，当时这个词就是一种特殊的代表，大家彼此心知肚明，躲着就是为了生个二胎。我小小的，却也知道，这是件神秘的不能宣的事情， 吧不过是为了生下来，大家都知道，生下来也是要交社会抚养费的，但是如何让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已经成了最低的需求。妻子“躲着”的时候，丈夫拼命的干活，拼命种地。即使这样“躲着”的家庭也是风声鹤唳，经常会有丈夫所在村子的大队部派人去妻子娘家抓人----引产。这样的事件，在我的成长过程的前半段，屡屡发生。现在想来，不禁唏嘘。不禁为了自己的存活，再次庆幸。
80后的年代，农村里的独生子女还是少数，家庭第一胎为女儿，政策允许再生一个，若是第一胎为男孩，则决不允许再生。于是家庭第一胎为女孩的，想再生一个儿子。女儿的名字叫做“招娣、引娣”。第一胎生儿子的家庭，又喜又忧，喜的是添子，忧的是失去了再生一个的机会，若要生，只能冒风险。这对父母那一辈而言，很难。我的姥姥，育有8个孩子，奶奶育有5个，我的父母都是在一群兄弟姐妹中长大的，突然到他们这辈，只能生一个。一个孩子如何种这么多地，割麦子的时候，也没有兄弟帮忙“打场”人手够么？家里的红白喜事，没有兄弟姐妹，冷清怎么办？自己老了，不能种地了，自己孩子，养一家子，还要养自己，怎么办？这诸多的“怎么办”让他们心里打鼓，于是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必生第二个，第一个是男孩的，也要想办法再生一个。而我家，就是第一胎男孩，第二胎经历艰难困苦的，是我。
如今我快三十岁了，也不禁同情起那一代的父辈。即便不计划生育，低生育率本来是顺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到一定阶段必然发生的事件。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时代，割麦子要用镰刀一根根的割，玉米要一根根的掰，然后在晚上用一个玉米芯作为工具，把另一个玉米棒子上的玉米粒搓下来；土地的翻松需要用锄头一下一下的完成；修剪下来果树的树枝，要一根根的捡起，然后用草做绳捆好，堆好，从春天放到冬天作为取暖做饭的柴。我亲爱的读者们，这一点都没有夸张，那就是那个时代，那个真实的时代。这些都是我做过的事情，用手一根根的捡起、割断、搓下、晾晒。
话题及此，略有跑题，笔者并没有忆苦思甜的意思，这是在80年代广大农村普遍发生的事情，在当时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要思考的是，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之下，人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不生”会直接使家中的劳动力明显减少。彼时，养一个孩子在华北平原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温饱足够将他养大来生产更多的粮食，比让他长大吃的粮食的还多，多养个孩子，还多一个希望，可以改变家庭境况的希望。让以人取胜的父辈接受“只生一个好”的理论，的确勉强。
今天我们不论这个政策是否正确。改革开放的巨大的飞速与跨域让我们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如论如何分析原因，都不能逃开，这是建立在上下五千年中我们人口增长最快，劳动力最为充裕的时期之上的。回望历史，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灿烂时期，无不是人口增长迅速，经济文化的繁荣富强的时期。说到底，“繁荣富强”的“繁”字都逃不开人口的丰盛，人才的辈出。又看今朝，“南海一个圈”固然重要，但是南海这个圈大概是个点火装置，巨大引擎的动力来源于我们来自广大农村源源不断支撑的劳动力，这不是充要条件，但一定是必要条件。
曾经有幸上过几堂林毅夫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其中讲到中国奇迹。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才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良策。不发达国家能够追赶发达国家的原因，是要素的比较。这个比较必须是田忌赛马式的，比如，利用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资本优势），发达国家将出口基地设在发展中国家，其投资产业必然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以彼之长利我之短。第一代丰富的劳动力，作为我国的比较优势，成功使我国保持了从1979-2014年平均增长率9.7%的增加指数。而典型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100多年来人均GDP的增长率为1%-2%。你说的没错，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而在利用此优势之前（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一样，无不钟情的赶超战略，既要超英又要赶美，其结果自不必评说。
林教授特意提出一个关于人口的“陷阱”，我想，这个陷阱，正式当时专家和学者提出计划生育的出发点与理论依据。
其背景是，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拥有先进的”现代“制度，导致较快的技术及文明的和传播，由于中国人的传宗接代观念鼓励早婚、早育和多生多育，以至于人均土地不断下降。
陷阱一：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下降，剩余越来越少。
当新技术出现时，没有足够的剩余来购买新技术。
陷阱二：廉价劳动力，抑制对劳动节约技术的需求。
针对以上两点，他在课堂上给予的理论批评为：
针对陷阱一：剩余的多少除决定于劳均耕地的水平外，还决定于技术水平，只有在技术不变时（或变化慢于劳动力增加的速度时），劳动力增加才会导致剩余的不断减少，所以，这个机制在内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针对陷阱二：对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劳动的成本，同样取决于该技术的成本。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足够高，新技术的成本下降的速度可能会超过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成本下降的速度。该假说只有在没有技术进步或者技术进步很慢的情形下才是正确的。此时，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和劳动工资下降，将会挤出现存的劳动节约型成本。
因此，以上理论假说内部逻辑不自洽，也存在经验问题。
话题及此，我的一个搞工程的自不会再深入分析，只希望引起大家的一点点思考。
过早的，人为造成的低生育率是超越生产力水平的，历史证明了太多超越生产力水平的政策理论的正确与否，这个理论，自然轮不到我一个搞工程的来论证。
如果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伴随着的是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提升，技术的提升能够使我们对劳动力的需求，能够使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从而引起低生育率与低生育愿望，那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漫长的跨越。欧洲国家走了一百年的路，我们走了多久呢？如果这像是一种跨越，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跨越相当，那么中间要经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我们的父辈在接受低生育率的事件上，基本没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度，所以他们痛苦与彷徨，社会伤痛与悲恸。
多说无益，只能向屏幕前的独生子女们晒我的幸福。我的幸福是我有个哥哥。有个小时候，我根本无需买课外读物，在二年级就能读到六年级语文课本，在六年级看完了各个全部的中学读物。所以我作文永远第一名，学习总能如探囊取物，也无暇顾及“别人家的孩子”，因为哥哥永远在前面。
我的幸福是我有个哥哥，有个无论上学、工作都能给我多有裨益的建议，替代了我的父母被社会落下的不足。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在经济上让我无忧无虑的读完研究生而不用担心父母不能支持的窘迫，能帮我凑上在帝都买个小窝的首付。这一路，好像都是哥哥在付出，接下来的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是我们相互付出的时代。对对方付出，好像都是理所当然，不用思考，遇到事情也无暇思考的事情，因为，我们留着一样的血，我们有着相似度90%的长相，我们有着说话一样快的语速，我们还有一样爆烈的脾气。真好，这世界上，有个人这么像你；真好，这个世界上，有个人，这么像我。
茜茜
一个搞工程的写作者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