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绒监狱》译者后记：刀与磨刀石
我和许知远的第一次见面，是因为这本《天鹅绒监狱》。大约是2011年暑假，我牛津的同窗好友方曌介绍我为单向街翻一本书。在玉渊潭的香格里拉饭店大堂，我头一回见到白衣飘飘的许知远，半分钟前我刚将一个黑衬衣的男人错认为他；此后经年，不论寒暑，几乎每回见他都是一水儿白衬衫，袖口捥得高高的，像一个恒定的少年，风度不羁的奥林匹克思想竞赛中的佼佼者。他抖抖手中这本《The Vevelt Prison》,跟我讲起他与哈拉兹蒂在欧洲短暂的会面。我信手翻了几页，就被书中有力的文字一拳击中；况且，那本烫金装帧、梵蒂冈红布裹面的小书正散发着一圈迷人的光泽——它被一位异议者从古老的剑桥图书馆里“顺”了出来，因而染上了股王法之外的侠盗之气。不久，我又以古老的借阅方式把它从许知远手里“顺”了过来。
几乎是倏的一下，我惊叹又不无妒嫉地迷上了书里独特的“双簧体”。作者哈拉兹蒂大概找到了一种最自由的口气，这种口气使他的表达即便是在最不自由的环境中都能存活。他一会儿是一副异议者的愤青面孔，一会儿又摆出御用文人的良心。“审查制度”被他正过来，反过去，层层剖析，像一个无底洞般无限深挖。这让人联想起川剧中的绝活儿变脸——你明见他是包公，下一秒却换了霸王；你刚轻信，他又变出尉迟、八宝；你想该到头了，他却还能跟着愚弄你十八个回合。可不是吗，在一个连“梦”都戴上了面具的年代，想要摘清面具，这需要非凡的技艺。翻到后面，我简直觉得“审查制度”像一个拥有完整肌体、复杂人格的婴儿般，被作者重新生出来了一遍。
想象一下，一个颇为年轻英俊的作者，坐在一间四白落地的屋子里放任思维和辩才。他的房间随着他思维的极限运动，时而是寒冷彻骨的冰窑，时而是覆满白羽的温巢。在那里，他创造出了一个深具诱惑的隐喻——天鹅绒监狱！致命的温柔杀死了每颗细胞的反抗之心。“旧的审查制度逐步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模式——更隐性且更危险……审查制度不再是文化的行刑场，而是艺术家天然的家园。”艺术与权力缠绵在一起，孕育出新的审美。这不禁让人恶作剧地串联到《白夜行》中勾结作案的男女——“虾虎鱼永远在枪虾身边”。再没有比合谋共犯更坚不可摧同生共气的“爱情”。
这是哈拉兹蒂盘剥严酷现实的淘气逻辑。
作者的游戏给译者造下了迷局。他们像一对不和谐的夫妻，总要通过“语种”的拌嘴来达成理解。《天鹅绒监狱》实在是我译过的最饶舌的文字。2013年的整个春节，我埋首最后的核对，打磨字句如剥花生米，须得是卖力嗑开粗砺的外壳，直至捉到里头白滑圆润的胎，再逗引其转世投生到新的语言中来。译书的过程中，我谨记鲁迅先生翻译《死魂灵》时强调的“异域风情”，我希望这本匈牙利的文论译介过来也带有些异域色彩。可这几乎无法实现。这本书的故乡与我们此刻脚下的大地黏得太紧，几乎是无缝重合，连时间的鸿沟都可勾销。很难相信，书中写的是八十年代的匈牙利，它与此刻的中国如此相似，犹如孪生。
不用说，这本书与当下现实有着切肤的关联，好比刀与磨刀石的关系——紧张、锋利、深刻相知，在痛彻中相互擦亮。书中论及之处剔骨削肉。为防应景，我尽量让翻译过来的文字带些古意，要有点格格不入，可待发掘的气质。在那些百般寂闷的译书的长夜，时不时地，沈福宗的故事会窜进我的脑海。四百年前，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收到了第一份来自中国的手稿。1604年的英国还没人识得中文。直至又过了八九十年，一个名叫沈福宗的中国人游历欧洲才翻译出这份手稿。当时的牛津怎么也想不到，这部手稿日后会成为整个欧洲研究东方学的重要文献基础。这是时间造下的戏法儿，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是出于对时间戏法儿的膜拜，我们不知道自己此刻的忙碌是何等徒劳；又抑或，会在未来焕发何等蹊跷的光彩。哈拉兹蒂写作这部书时是否想到过辐射中国，现无从得知。如今，这本书是现世猛药，却同样不妨碍它作为基础文献存在的意义。事实上，译者写这篇后记的时候，这部书能否最终出版面世，和其未来的命运一样，仍属未知。
刀与磨刀石，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敌人。他们的互动，体现为一定程度上的彼此消灭。再无眼力之人，都能轻易料到这本书的出版不会顺利。一本写审查制度的书，最终能否通过审查，这是几年来我心头的悬案。三年间，书稿被一搁再搁，一拒再拒，但热爱这本书的人们始终没有放弃。这期间，孙郁、林贤治、四川诗人李加建等诸位师长的鼓励给了我力量。整个出版过程一直全靠知远鼎力推动。我们坚信这部书对当代中国是有意义的。卡内蒂说过，“一个人多么爱，并且一个人多么徒劳地爱，这是本质的事情。”几乎是不打不相识，2013年岁末通过上海三辉，译稿的出版终于有望。得知好消息时，我和徐小斌老师正在日本店吃寿司，我俩的双手越过三文鱼激动得紧紧相握。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朱丽娟博士和天津诗人雷玉华指出了译文中的多处纰漏，避免了贻笑大方。翻译是没有终点的工作，遗憾如落叶，扫了还会掉新的。译文不足之处，恳请同仁不吝指正。文章最后还想记一笔“一审校对”：作为中文系的老戏骨，我尚未退休的老爸每每戴上老花镜子，以最老派的编辑眼光，纠出我文中的错别字和用语不规范。在此顿首，感谢全家人对我侍从文学的无限支持。
戴潍娜
2014.3.于北京
几乎是倏的一下，我惊叹又不无妒嫉地迷上了书里独特的“双簧体”。作者哈拉兹蒂大概找到了一种最自由的口气，这种口气使他的表达即便是在最不自由的环境中都能存活。他一会儿是一副异议者的愤青面孔，一会儿又摆出御用文人的良心。“审查制度”被他正过来，反过去，层层剖析，像一个无底洞般无限深挖。这让人联想起川剧中的绝活儿变脸——你明见他是包公，下一秒却换了霸王；你刚轻信，他又变出尉迟、八宝；你想该到头了，他却还能跟着愚弄你十八个回合。可不是吗，在一个连“梦”都戴上了面具的年代，想要摘清面具，这需要非凡的技艺。翻到后面，我简直觉得“审查制度”像一个拥有完整肌体、复杂人格的婴儿般，被作者重新生出来了一遍。
想象一下，一个颇为年轻英俊的作者，坐在一间四白落地的屋子里放任思维和辩才。他的房间随着他思维的极限运动，时而是寒冷彻骨的冰窑，时而是覆满白羽的温巢。在那里，他创造出了一个深具诱惑的隐喻——天鹅绒监狱！致命的温柔杀死了每颗细胞的反抗之心。“旧的审查制度逐步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模式——更隐性且更危险……审查制度不再是文化的行刑场，而是艺术家天然的家园。”艺术与权力缠绵在一起，孕育出新的审美。这不禁让人恶作剧地串联到《白夜行》中勾结作案的男女——“虾虎鱼永远在枪虾身边”。再没有比合谋共犯更坚不可摧同生共气的“爱情”。
这是哈拉兹蒂盘剥严酷现实的淘气逻辑。
作者的游戏给译者造下了迷局。他们像一对不和谐的夫妻，总要通过“语种”的拌嘴来达成理解。《天鹅绒监狱》实在是我译过的最饶舌的文字。2013年的整个春节，我埋首最后的核对，打磨字句如剥花生米，须得是卖力嗑开粗砺的外壳，直至捉到里头白滑圆润的胎，再逗引其转世投生到新的语言中来。译书的过程中，我谨记鲁迅先生翻译《死魂灵》时强调的“异域风情”，我希望这本匈牙利的文论译介过来也带有些异域色彩。可这几乎无法实现。这本书的故乡与我们此刻脚下的大地黏得太紧，几乎是无缝重合，连时间的鸿沟都可勾销。很难相信，书中写的是八十年代的匈牙利，它与此刻的中国如此相似，犹如孪生。
不用说，这本书与当下现实有着切肤的关联，好比刀与磨刀石的关系——紧张、锋利、深刻相知，在痛彻中相互擦亮。书中论及之处剔骨削肉。为防应景，我尽量让翻译过来的文字带些古意，要有点格格不入，可待发掘的气质。在那些百般寂闷的译书的长夜，时不时地，沈福宗的故事会窜进我的脑海。四百年前，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收到了第一份来自中国的手稿。1604年的英国还没人识得中文。直至又过了八九十年，一个名叫沈福宗的中国人游历欧洲才翻译出这份手稿。当时的牛津怎么也想不到，这部手稿日后会成为整个欧洲研究东方学的重要文献基础。这是时间造下的戏法儿，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是出于对时间戏法儿的膜拜，我们不知道自己此刻的忙碌是何等徒劳；又抑或，会在未来焕发何等蹊跷的光彩。哈拉兹蒂写作这部书时是否想到过辐射中国，现无从得知。如今，这本书是现世猛药，却同样不妨碍它作为基础文献存在的意义。事实上，译者写这篇后记的时候，这部书能否最终出版面世，和其未来的命运一样，仍属未知。
刀与磨刀石，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敌人。他们的互动，体现为一定程度上的彼此消灭。再无眼力之人，都能轻易料到这本书的出版不会顺利。一本写审查制度的书，最终能否通过审查，这是几年来我心头的悬案。三年间，书稿被一搁再搁，一拒再拒，但热爱这本书的人们始终没有放弃。这期间，孙郁、林贤治、四川诗人李加建等诸位师长的鼓励给了我力量。整个出版过程一直全靠知远鼎力推动。我们坚信这部书对当代中国是有意义的。卡内蒂说过，“一个人多么爱，并且一个人多么徒劳地爱，这是本质的事情。”几乎是不打不相识，2013年岁末通过上海三辉，译稿的出版终于有望。得知好消息时，我和徐小斌老师正在日本店吃寿司，我俩的双手越过三文鱼激动得紧紧相握。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朱丽娟博士和天津诗人雷玉华指出了译文中的多处纰漏，避免了贻笑大方。翻译是没有终点的工作，遗憾如落叶，扫了还会掉新的。译文不足之处，恳请同仁不吝指正。文章最后还想记一笔“一审校对”：作为中文系的老戏骨，我尚未退休的老爸每每戴上老花镜子，以最老派的编辑眼光，纠出我文中的错别字和用语不规范。在此顿首，感谢全家人对我侍从文学的无限支持。
戴潍娜
2014.3.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