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君主论》
妙手出新能推陈,故纸堆中也堪寻。鸳鸯绣取凭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
—— 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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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作者: 马基雅维里(意)
推荐这3个版本: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99649/
陕西人民出版社版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893799/
君主论-(英汉对照典藏版)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60774/
商务印书馆版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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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研究书目】
豆瓣上比较有质量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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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可罗·马基亚维利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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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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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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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部分精华摘录:
(1)“由于统治的古老悠久和长时间的延续,革新的记忆和原因都湮灭带进了。”(第二章:论世袭的君主国)人们一旦习惯了某种统治秩序,他们的反抗意识就会处于惰性状态。这对统治者来说,是最安全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一是封闭,二是“洗脑”。统治者一方面对外界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一方面则源源不断地灌输现行制度合理性的观念,致使治下之民记忆缺失,认为现行的统治秩序就是天底下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模式,从而放弃了对更优越的社会制度和更合理更公平的社会秩序的了解与追求。
(2)“君主对人们要么爱抚他们,要么除掉他们。”(第三章:论混合的君主国)这句话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翻版,只不过听起来更加令人胆战心惊,不寒而栗。马基雅维里指出:“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意思是说,对于威胁到统治安全的势力,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心狠手辣,斩草除根;谁纵容自己的敌对势力,谁就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马基雅维里认为,这是一条“永远没错或者罕有错误的一般规律”。是规律就得遵守,否则必遭惩罚。
(3)“任何一个没有自己军队的君主国都是不稳固的。”(第十三章:论援军、混合军和自己的军队 )暴力对维护君主的统治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花了大量篇幅来阐述武力和军队的重要性。武力使人类社会的秩序产生了深刻变革,他认为,君主的“唯一专业”,就是思考战争、军事制度和武装训练问题;军事训练在和平年代比在战争时期更值得注意;国家的主要基础是法律和军队,没有良好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而有了良好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当君主树立的“信仰”对人们失去约束力量的时候,必须动用武力来说话,迫使人们就范。
(4)“人们容易忘记父亲之死而不易忘记遗产的丧失。”(第十七章:论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是否强于使人畏惧)因为人天生是邪恶的,所以在他们眼里,财产的得失比亲人的死活更值得关心。这是一种“精彩”而刻薄的“性恶论”观点。《君主论》里有很多权术,正是基于这种“性恶论”而提出来的。君主必须比所有人都凶残邪恶,统治地位才能有所保障。拿破仑的“亲密战友”塔列朗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和拿破仑密谋发动“雾月政变”,最终却出卖了拿破仑。塔列朗的人生信条是:“与人为善便是恶,作恶多端才是善。”
(5)“君主必须像狐狸一样能识别陷阱,又必须像狮子一样能惊骇豺狼。”(第十八章:论君主应如何守信)君主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的多重性格。君主不是君子,但却必须是伪君子。君主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体,虽然干的是男盗女娼的勾当,但却要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 “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为了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君主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统治为标准,如果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 “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马基雅维里对君主本性的深刻认识,连君主都感到害怕。这部献媚之作,生前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但在他死后四百多年,《君主论》却被作为礼物献给墨索里尼,并且在德国,成为希特勒施行专制极权统治的“思想奶娘”。
(6)“君主务必把要担责任的事情委托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留给自己掌管。”(第十九章:伦避免遭人蔑视与憎恨)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如果不能赢得人民的爱戴,那么他至少应该避免引起人民的憎恨。把坏事交给奴才去办,而好事则留给自己来做,人们就会觉得,君主总是好的,只是奴才把事情搞砸了。历史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有趣现象,大多得益于这种高明的笼络术。牺牲几个贪官污吏,借以保证君主统治的体制安全,这就是“清官政府”、“好皇帝政府”的奥妙所在。要有唱红脸与白脸的分工。
(7)“一切良好的建议,不论来自何方,必然是出自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出自良好的建议。”(第二十三章:如何避开谄媚者)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君主永远都是正确的。即使这种正确是别人发现的,也只能通过君主的嘴蚌来。世界上有不少“永远正确”的东西,实质就是权力正确。任何人的智慧劳动成果,都可以贴上权力标签,集中到君主一个人身上,以此树立君主的威信——所谓“权威”,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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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录来自:
http://www.douban.com/review/1491726
摘抄了一些《君主论》中的句子,虽然有断章取义之嫌,但是这些话赤裸裸地表达了人一旦拥有权力后,他必须要思考的一些问题。或许,每个人都是本善的,但是一旦拥有权力后,就性恶了——既然我不愿意承认性恶,只好用这样的理解来说服自己了。看过这些,大约对普通人的建议就是:任何一场政治宣讲背后都有玄机,若不能充分理解,也不要完全确信。当然,有政治信仰是好的,但请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跳来跳去。
我们要损害一个人,这种损害要彻底并且不遗后患,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担心给他留有任何可能进行报复的机会。
他们向这些新征服地派送殖民,与弱小的附属国交好,且又不让他们实力增强;压制力量较为强大的附属国,且不给其他任何强大的外国势力取得本地区权势的机会。
不仅要考虑当前的隐患问题,还应该顾虑将来的隐患。
他们从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那些聪明人时时挂在嘴边的话——“享受时间的恩赐吧”,而是享受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赐,因为时间会把一切带到人类面前:它会带来好事,同时也带来坏事;它可能带来坏事,同时也可能带来好事。
一个君主,获取领土的欲望,本是人之常情。
我们可以得出一跳亘古不变的道理:谁助使别人强大,谁就是自取灭亡。由于自己或用尽心机,或依靠武力,使别人强大,而那个因之变得强大的人,对心机和武力这二者,都是非常顾忌的。
保有占领地……这样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征服者能力的大小,而取决于被征服地的不同情况。
君主如果希望保有一个习惯于按其原有模式自由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进行统治,要比借助于其他任何方法都容易。
明智的人总是追随伟大人物们走过的道路,并且效法那些最为卓越的人。
那些不是通过运气或能力而得到地位的人,统治的基础却往往更稳固。
除了抓住了机会,他们没有依靠任何运气。机会给他们提供了物力,供他们充分利用。如果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他们的精神的力量也会被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精神力量,即使机会到来,也会徒然错失。
那些凭借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得到国家统治权很难,但是得到以后要保有它则相对容易。
再也没有什么比率先实施新制度更难以把握,执行起来更危险,成功性更不确定的事了。
所有的武装的先知都取得了胜利,而没有武装的先知只能被别人消灭。
我们没有理由指望那些先前过惯平民生活的人懂得合理发布政令。
如果有谁相信一个大人物会因为得到新的恩惠而忘记前仇,那真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所有残酷的行为,必须毕其功于一役,这样,人们体验损害的机会少,对君主的积怨也少;而施予恩惠,则应细水长流,一点儿一点儿地给,这样可使恩惠对人们的影响持久一些。
穿戴别人的铠甲,要么铠甲从身上滑落把自己压垮,要么就是把自己仅仅束缚起来。
世界上最不确定、最不牢靠的东西莫过于没有自己的力量支撑的名声或者权力了。
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之外,君主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和想法,也不应该把心思用于研究其他的事,因为军事艺术该是统治者的唯一艺术。
在和平时期也绝不应该无所事事。
一个君主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完全符合道德的事,并且知道视情况抉择是否使用或保留这以手段。
仔细考虑每一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某些起初看似美德的行为,如果君主照着做可能会招致灭亡,而另外一些行为初看起来是恶行,可是君主坚持做下去,却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和福祉。
君主除非能够支付自己为承担慷慨行为而付出的代价,否则就不要以慷慨的德行来扬名。
君主就不应该在乎有吝啬的坏名声,因为这是使他通知能够继续下去的恶德之一。
对于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你臣民的东西,你尽管大方送人……这不但不会损害你的名声,还会使你美名远播。
一般说来: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的,是变化多端、弄虚作假、怯懦软弱、生性贪婪的。
人们伤害自己爱戴的人比伤害自己畏惧的人顾忌要少,因为爱戴是出于自身的卑微,由恩义的纽带维系着的,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随时斩断这以纽带;但是,畏惧却会由于人们对于惩罚的恐惧而保持着,从而不容易中断。
但重要的是,他绝不能染指他人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的死比忘记遗产的损失还要快。
人们对于君主的爱戴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对于君主的敬畏则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英明的君主应当确保自己执政之基是自己意志而非他人意志。
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通过法律,而另外一种是通过武力。前者是人类特有的手段,第二种则是野兽所特有的。但是,由于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故而有时必须借助后者。
既然君主的老师是半人半兽,君主就必须知道如何利用这两种本性。
如果遵守信义将对自己不利,或者使自己当初做出这个承诺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英明的君主就可以也不应该遵守信义。
君主必须知道如何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称为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
君主只要能够征服并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么他所采用的手段就总会被人们认为是光明正大的,并会收到每个人的认可,肤浅的人往往被事物的表象和结果所蒙蔽,而且这个世界充满肤浅的人。当大多数能站住脚的时候,少数人没有活动的余地。
君主要在他的每一次行动中努力赢得伟大杰出的声誉,这是很重要的。
当人们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他们对你的尊重也随之减少了。
君主应该常常征求臣民一件,不过这只限于他想这么做,而不是别人想这么做。
无论来自何处的良好忠言,都因君主的圣明而产生;而不是臣仆的忠言塑造出圣明的君主。
只有那些依靠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能力来防卫,那才是可考、确定和持久的。
命运只是我们行为的半个主宰,剩下的一半或者将近一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 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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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统治的古老悠久和长时间的延续,革新的记忆和原因都湮灭带进了。”(第二章:论世袭的君主国)人们一旦习惯了某种统治秩序,他们的反抗意识就会处于惰性状态。这对统治者来说,是最安全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一是封闭,二是“洗脑”。统治者一方面对外界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一方面则源源不断地灌输现行制度合理性的观念,致使治下之民记忆缺失,认为现行的统治秩序就是天底下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模式,从而放弃了对更优越的社会制度和更合理更公平的社会秩序的了解与追求。
(2)“君主对人们要么爱抚他们,要么除掉他们。”(第三章:论混合的君主国)这句话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翻版,只不过听起来更加令人胆战心惊,不寒而栗。马基雅维里指出:“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意思是说,对于威胁到统治安全的势力,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心狠手辣,斩草除根;谁纵容自己的敌对势力,谁就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马基雅维里认为,这是一条“永远没错或者罕有错误的一般规律”。是规律就得遵守,否则必遭惩罚。
(3)“任何一个没有自己军队的君主国都是不稳固的。”(第十三章:论援军、混合军和自己的军队 )暴力对维护君主的统治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花了大量篇幅来阐述武力和军队的重要性。武力使人类社会的秩序产生了深刻变革,他认为,君主的“唯一专业”,就是思考战争、军事制度和武装训练问题;军事训练在和平年代比在战争时期更值得注意;国家的主要基础是法律和军队,没有良好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而有了良好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当君主树立的“信仰”对人们失去约束力量的时候,必须动用武力来说话,迫使人们就范。
(4)“人们容易忘记父亲之死而不易忘记遗产的丧失。”(第十七章:论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是否强于使人畏惧)因为人天生是邪恶的,所以在他们眼里,财产的得失比亲人的死活更值得关心。这是一种“精彩”而刻薄的“性恶论”观点。《君主论》里有很多权术,正是基于这种“性恶论”而提出来的。君主必须比所有人都凶残邪恶,统治地位才能有所保障。拿破仑的“亲密战友”塔列朗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和拿破仑密谋发动“雾月政变”,最终却出卖了拿破仑。塔列朗的人生信条是:“与人为善便是恶,作恶多端才是善。”
(5)“君主必须像狐狸一样能识别陷阱,又必须像狮子一样能惊骇豺狼。”(第十八章:论君主应如何守信)君主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的多重性格。君主不是君子,但却必须是伪君子。君主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体,虽然干的是男盗女娼的勾当,但却要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 “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为了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君主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统治为标准,如果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 “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马基雅维里对君主本性的深刻认识,连君主都感到害怕。这部献媚之作,生前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但在他死后四百多年,《君主论》却被作为礼物献给墨索里尼,并且在德国,成为希特勒施行专制极权统治的“思想奶娘”。
(6)“君主务必把要担责任的事情委托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留给自己掌管。”(第十九章:伦避免遭人蔑视与憎恨)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如果不能赢得人民的爱戴,那么他至少应该避免引起人民的憎恨。把坏事交给奴才去办,而好事则留给自己来做,人们就会觉得,君主总是好的,只是奴才把事情搞砸了。历史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有趣现象,大多得益于这种高明的笼络术。牺牲几个贪官污吏,借以保证君主统治的体制安全,这就是“清官政府”、“好皇帝政府”的奥妙所在。要有唱红脸与白脸的分工。
(7)“一切良好的建议,不论来自何方,必然是出自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出自良好的建议。”(第二十三章:如何避开谄媚者)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君主永远都是正确的。即使这种正确是别人发现的,也只能通过君主的嘴蚌来。世界上有不少“永远正确”的东西,实质就是权力正确。任何人的智慧劳动成果,都可以贴上权力标签,集中到君主一个人身上,以此树立君主的威信——所谓“权威”,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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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损害一个人,这种损害要彻底并且不遗后患,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担心给他留有任何可能进行报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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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考虑当前的隐患问题,还应该顾虑将来的隐患。
他们从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那些聪明人时时挂在嘴边的话——“享受时间的恩赐吧”,而是享受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赐,因为时间会把一切带到人类面前:它会带来好事,同时也带来坏事;它可能带来坏事,同时也可能带来好事。
一个君主,获取领土的欲望,本是人之常情。
我们可以得出一跳亘古不变的道理:谁助使别人强大,谁就是自取灭亡。由于自己或用尽心机,或依靠武力,使别人强大,而那个因之变得强大的人,对心机和武力这二者,都是非常顾忌的。
保有占领地……这样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征服者能力的大小,而取决于被征服地的不同情况。
君主如果希望保有一个习惯于按其原有模式自由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进行统治,要比借助于其他任何方法都容易。
明智的人总是追随伟大人物们走过的道路,并且效法那些最为卓越的人。
那些不是通过运气或能力而得到地位的人,统治的基础却往往更稳固。
除了抓住了机会,他们没有依靠任何运气。机会给他们提供了物力,供他们充分利用。如果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他们的精神的力量也会被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精神力量,即使机会到来,也会徒然错失。
那些凭借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得到国家统治权很难,但是得到以后要保有它则相对容易。
再也没有什么比率先实施新制度更难以把握,执行起来更危险,成功性更不确定的事了。
所有的武装的先知都取得了胜利,而没有武装的先知只能被别人消灭。
我们没有理由指望那些先前过惯平民生活的人懂得合理发布政令。
如果有谁相信一个大人物会因为得到新的恩惠而忘记前仇,那真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所有残酷的行为,必须毕其功于一役,这样,人们体验损害的机会少,对君主的积怨也少;而施予恩惠,则应细水长流,一点儿一点儿地给,这样可使恩惠对人们的影响持久一些。
穿戴别人的铠甲,要么铠甲从身上滑落把自己压垮,要么就是把自己仅仅束缚起来。
世界上最不确定、最不牢靠的东西莫过于没有自己的力量支撑的名声或者权力了。
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之外,君主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和想法,也不应该把心思用于研究其他的事,因为军事艺术该是统治者的唯一艺术。
在和平时期也绝不应该无所事事。
一个君主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完全符合道德的事,并且知道视情况抉择是否使用或保留这以手段。
仔细考虑每一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某些起初看似美德的行为,如果君主照着做可能会招致灭亡,而另外一些行为初看起来是恶行,可是君主坚持做下去,却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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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就不应该在乎有吝啬的坏名声,因为这是使他通知能够继续下去的恶德之一。
对于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你臣民的东西,你尽管大方送人……这不但不会损害你的名声,还会使你美名远播。
一般说来: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的,是变化多端、弄虚作假、怯懦软弱、生性贪婪的。
人们伤害自己爱戴的人比伤害自己畏惧的人顾忌要少,因为爱戴是出于自身的卑微,由恩义的纽带维系着的,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随时斩断这以纽带;但是,畏惧却会由于人们对于惩罚的恐惧而保持着,从而不容易中断。
但重要的是,他绝不能染指他人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的死比忘记遗产的损失还要快。
人们对于君主的爱戴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对于君主的敬畏则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英明的君主应当确保自己执政之基是自己意志而非他人意志。
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通过法律,而另外一种是通过武力。前者是人类特有的手段,第二种则是野兽所特有的。但是,由于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故而有时必须借助后者。
既然君主的老师是半人半兽,君主就必须知道如何利用这两种本性。
如果遵守信义将对自己不利,或者使自己当初做出这个承诺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英明的君主就可以也不应该遵守信义。
君主必须知道如何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称为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
君主只要能够征服并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么他所采用的手段就总会被人们认为是光明正大的,并会收到每个人的认可,肤浅的人往往被事物的表象和结果所蒙蔽,而且这个世界充满肤浅的人。当大多数能站住脚的时候,少数人没有活动的余地。
君主要在他的每一次行动中努力赢得伟大杰出的声誉,这是很重要的。
当人们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他们对你的尊重也随之减少了。
君主应该常常征求臣民一件,不过这只限于他想这么做,而不是别人想这么做。
无论来自何处的良好忠言,都因君主的圣明而产生;而不是臣仆的忠言塑造出圣明的君主。
只有那些依靠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能力来防卫,那才是可考、确定和持久的。
命运只是我们行为的半个主宰,剩下的一半或者将近一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