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易的黄仁宇

黄老师在明史研究上确有独到的眼光，特别是那本给我看历史打开了一扇窗的《万历十五年》。 《黄河青山》是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系列书籍中我唯一没看过的一本。以我的自负且无知的想法论，自撰的回忆录，想来不是给自己刷金漆，就是在晒苦事，可看性一般。直到翻到zombie同学的博文，才体味到老黄晚年的不易。。。 谁说professional这种靠本事吃饭的差事牢靠？一句撤编照样还得卷包。。。 不过，“万恶的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既没把哈利波特之母逼成再就业当小时工的4050人员，又成全了老黄的退休生活，想来也不是全然不人道。。。 倒是中国的一干知识分子，现在不缺吃少喝，但说出的人话寥寥，读了那么多书，如果到头来弄个被各个利益阶层hired的命运，也真悲莫大焉。。。天干物燥，我没愤青，只是略微有感而发，还是看看偶们考据派zombie同学的精妙书摘吧。。。 ---------------------------------------------------- 学术这条路 zombie 临睡前翻《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三联出版社，2008），先看前面的照片，黄仁宇太太（Gayle）年轻时的照片神态酷似杰奎琳肯尼迪，另一张两人在海边度蜜月，黄太太细长胳膊细长腿，美人啊。再一看标注，黄仁宇当时居然已经48岁，衰老之象初显。 继续看正文，被惊住了——原来黄仁宇学术之路颇为坎坷，年轻时参军打仗，而立之后半工半读PHD，年近半百到大学任职，竟然在拿到tenure之后，在暮年（62岁）而儿子尚年幼时（11岁）遭到学校解聘。 学校不续约大概是每个学术人最大的噩梦之一吧。黄仁宇是在解约之后的1980年，满腔悲愤写下回忆录，关于解聘前后心情几乎贯穿全书，虽然着墨并不多，且讲述不连续，散见于经历回忆和历史剖析中。感慨唏嘘之余，急切想知道解聘之后黄仁宇怎么办妻儿怎么办，着急忙慌看下去，终于全书近尾略有提及。 黄仁宇屡屡提及命运预定说，大到历史人物，小到自身经历。“如果航空公司职员没有让特定的两位人士在特定的班机上紧邻而坐，我很可能避免被解聘的命运（p.93）。” 这两位特定人士，一个是他在密西根读博士的指导老师余英时，一个是他后来的上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New Paltz地理与区域研究系的系主任Peter Wright。Peter Wright正想招人而未果，余英时于是推荐了黄仁宇。“只要一想到在当年的芝加哥机场，余英时和Peter Wright扣好安全带准备起飞的一刹那，我就更加相信命运的力量。两个相邻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后数分钟开始闲聊，就此决定我和家人未来十年的命运（p.103）。” 黄仁宇在New Paltz待了12年，取得了终生教职，但不曾想纽约州立大学并没有终生教职的有效保证。“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p.73）。” 噩耗传来，对一家人打击极大。“那天傍晚GAYLE躺在床上，不发一语。我想躺在她旁边，但她动也不动，没有挪出空间，我只好躺在床边，同样不发一语。我们同样的姿势一定维持了很久。天暗下来时，我听到杰夫在客厅走动的声音。虽然他没有晚餐吃，但也没来吵我们（p.83）。”这一段描述真是凄惨之至。 黄仁宇无法释怀，不能原谅自己。“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有人主张我应该忘掉这整件事，全心投入创作。说这话的人不曾站在我的立场，我无法忘记这件事，因为别人也不可能忘记。无论我到哪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我被迫采取手势，但又没有反驳的机会。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永远不可能被解聘，这是大家的预期。失败就是不名誉，没有人会替你找借口。在大众面前，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内人和小孩（p.90）。” 与解聘相关的，一个是出版，一个是教学。“在税制专书出版后，我就再也没有出书。同时已开始传言，我虽然写出两部书稿，却缺乏付梓的价值（p.494）。”书中很大篇幅描述了黄仁宇如何周转于出版社和鼎鼎有名的审稿人之间，由于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分歧，迟迟不能获得首肯出版。他感叹在常青藤名校构筑的金字塔底层生存的艰难。等《万历十五年》终于被出版社接纳，已是解聘通知半年后，正式出版以及翻译成多国语言更在离开NEW PALTZ之后。 “我的FTE不但跌倒可笑的水准，而且五年来一直都没有出版书（p.494）。”FTE（full-time equivalent）全职教书等量单位，直接与工作保障相关。假设有5000名全职学生，每个人修满15个学分，相乘就是7.5万学生-学分。假设有250个全职教师，理论上他们要平分教书负担，即每个教师300个学生-学分，开设3、4门课共100个学生。理想状态下每个老师的FTE是1。黄仁宇的FTE从来不曾超过0.4，很多时候甚至远低于这个数字，主要是注册的学生人数过少。 “只要学生连续缺席几次，我就设法联络他们。我的学生一开始就很少，可不能再丢掉任何一个（p.491）”。“在不景气时，入学人数很重要。我们不比符合即使需求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强势’学科，我们这些‘弱势’领域为求生存，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迎合学生的需求。……我可以向现实屈服。我可以减少阅读的分量，降低考试的难度，分数给得比较宽松。这些我都可以调适，但一切总有个限度。我绝不可能教我自己认为错误的内容，课程内容即使稀释，也必须仍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范畴内。……不论学生如何毫无准备，学习速度如何慢，我的每一名学生一定要学会一点东西。我不可能只因为学生有注册就让他们过关（p.461）。” 遭遇不合理的解聘，怎么办？本可以申诉，但黄最终放弃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我不得不放弃。但是，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一定会被视为懦夫。我将符合一般人对中国佬的刻板印象：四处含糊其辞地抱怨，但必要时却尽量避免正面迎战（p.92）。” 那么找新的工作？这时的黄仁宇已经62岁，年龄和资历成了很大的障碍。偏偏他又做不来求人的事。“我不介意求同行前辈写推荐信，参加公开的竞争。但即使是毛遂自荐去当别人家的园丁，我都会觉得难为情。……自尊的负担有两种层次。我希望内人和儿子可以感染我在羞辱时期展现的自尊心，我也希望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宽广视野传递给中国和美国的学术圈。重要的是，我必须保持尊严（p546）。” 于是解雇后，“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申请到研究经费……目前我的家庭支出大半依靠社会福利津贴……子女如果在18岁以下，母子每个月可以领到津贴。因此除了我的500美元以外，GAYLE和杰夫可以领到450美元。此外，我每个月的教师年金接近300美元。这些费用让我们可以勉强维生（p531）……我只要一听到热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顶有破洞，心都一阵抽痛……我每次订大笔出版品或买几本书时，就必须考虑财源（p532）”。 面对暮年这一打击，黄仁宇并没有怨天尤人，只说过一句受够了雇主。他最后甚至说“就自由表达自己和接触出版意见这两点而言，我恐怕找不到比美国更理想的地方。我目前领社会福利退休金和养老年金，来源不只出于美国蓝领和白领阶层的劳工，而且还必须感谢基金管理和各级公务员的尽心尽力（p.572）。” 黄仁宇的回忆录到1983年止，而且声明必须等去世之后才能出版，耐人寻味。他被解聘后书籍陆续出版，声誉日隆，有版税的支持，想来晚年的生活应该不会那么困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