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本是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纪念会上的讲演，因其题目中耸人听闻的“第三世界文学”及文中表现出来的对第三世界的“支持”与对“第一世界”的抗争而闻名于中国。张京媛译文前有一篇姚晓潭的编者按，应当说其观点较有代表性地揭示了国内学者对此文的认识：既看到了表面上詹姆逊对第三世界的声援，又看到了其理论结构的西方本质。中国学者之所以借助此文，乃是因为难得地和白人站在同一立场，反抗西方中心，寻找中国的立足点。
詹姆逊在文中将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第一世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划分为第二世界，而中国、拉美、非洲则独独成为世界的余——第三世界。首先，詹姆逊以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自居，从心理层面来解析美国读者的惯常心态：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完全不能使第一世界的读者满意，“也许更为有害的是，这种倾向可以使我们想起我们的第一世界文化发展中的过时了的阶段。”（p46）詹姆逊本打算为此一辩，然后他的辩解更像是证明上述有害倾向的合理性：“有限的生活经验通常不利于对类型全然不同的人民的广泛同情”。（p47）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的文学观念本质上仍然是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主义式的。亚洲的生产方式作为次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其文学的现在时也必然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去时。其终极指向亦很明显：第三世界的文学必将走向第一世界的文学。这一言说背后的隐秘逻辑与其说是在支持第三世界的文学，倒不如说为第三世界文学修史，进一步将第三世界的文学纳入整个资本主义的矩阵之内，将其作为第一世界之他者的地位也全然取消。这与歌德（Goathe）提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初衷截然相反。歌德作为普鲁士（或曰德意志民族，因其时还没有很强的德国民族观念）的文学书写者，尚且知晓参照中国等远东之他者的文学来建构“世界文学”。詹姆逊真正作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走了退化的路，他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文学本质上是第一世界文学的过去的历史阶段，虽然他反复申说这一看法是有害的。詹姆逊所谓的同情就成了空洞的道德谎言。同情只局限于自我同质文化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同情，因为这是亲缘性的认同感而无需同情。只有真正对异质文化的理解才基本算得上同情。
作者始终念念不忘的是其《政治潜意识》中就已经初现端倪的观点：资本主义时代将政治与文学艺术割裂开来，“变成了当代生活的具体化和私有化的一个征兆以及对这一情况的强调。这样一种区别重新肯定了公与私之间，社会和心理（政治和诗学）之间，历史（或社会）和‘个人’之间在结构存在和观念上的差异，而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统治下社会生活的倾向性法则，正如它必然使我们作为单个主体的存在一蹶不振，使我们对于时间和变化的思考麻痹瘫痪。”（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第20页）詹姆逊在此文简单概括为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对抗。他认为，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出现从社会（公）的整一领域中划出一块文学艺术（私）的领域来，使公与私分裂开来。原本分有社会总体性的个体于资本主义时代有了自由的栖息地，逐步变为了“个人”。詹姆逊对资本主义将政治与文学的分裂大加挞伐。那么，他的观点与第三世界文学有何关联呢？
我们始终要记得作者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定位。中国、拉美、非洲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样态的文学形态。非洲代表着原始部族的文学形态，中国代表着混杂资本主义的文学形态，而拉美则尤为奇特，表现为一种原始部族掺杂现代的资本主义之后对神话传说时代的一种复归。无论如何，第三世界的文学在作者看来并不独立，因为他们始终与第一世界的文学在进行生死搏斗（life and death struggle）。依据逻辑推断，如果第三世界的文学因与第一世界生死搏斗而不得独立，第一世界显然也并非是独立的文学形态。然而作者于此处想当然地暗示着第一世界文学的独立性，再一次显示了作者本人的西方立场。为什么他要谈论第三世界的文学？显然他并不具备如此的同情，因其经验狭隘而表现出来的不满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不道德。（p47）
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文学政治的关系与第一世界是不同的。这才是全文最关键的一句话。当所有的中国及其余第三世界将自己当成资本主义时代大潮席卷的地区时，詹姆逊事实上并没有将第三世界看作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在他看来，第三世界正因其文学形态的落后性，表现出来了令其惊叹的国家寓言（National Alegory）的文学—政治形态。在第三世界的文学中，故事个体并非个体，而是国家和整个民族的意志寓言。由此，文学与政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拉美、非洲保持了合一的态势，因而才受到詹姆逊如此卖力的声援。在意识形态消亡后，文学与政治重新合一的共产主义时代真理的阳光普照，无所谓私人的文学与艺术，有的只是政治文学。资本主义的消亡，在他看来，必须伴随着文学对政治的重新回归。这才是詹姆逊为第三世界文学张目的根本原因。
问题到此为止并未结束。詹姆逊并非活在没有第二世界的时代。既然如此憎恶资本主义对社会与心理的撕裂，他又是如何看待他所谓的第二世界的文学呢？无论中西，文学与艺术独立地位的确立标志着文学本体的正式形式。然而，无论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学家都从未将文学与艺术定位为本体。文学艺术不是政治宗教的附属，就是理式（idea）的外在表现形式。黑格尔于两个世纪前就宣告了艺术的终结和绝对精神的胜利。第二世界不是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的文学与政治一体化吗？既然如此，詹姆逊何必再论第三世界文学？
文后小记：
中国与西方是可能平等的吗？当我们惊讶于中国的失语时，我们到底在惊讶什么？当我们自诩进入现代化进程，具备现代性时，我们是否被视作现代性的社会？失语之后，我们何以言说？我们既无法言说，因为言说即意味着西方语词概念；我们又必须言说，以自己的方式言说中国，言说世界。言说的悖论让言说成为可能的不可能。中国只有作为西方的绝对他者，才能保持自身，打开公共敞开的空间，进行新的言说。如此，作为他者的自我又会是谁呢？
詹姆逊在文中将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第一世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划分为第二世界，而中国、拉美、非洲则独独成为世界的余——第三世界。首先，詹姆逊以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自居，从心理层面来解析美国读者的惯常心态：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完全不能使第一世界的读者满意，“也许更为有害的是，这种倾向可以使我们想起我们的第一世界文化发展中的过时了的阶段。”（p46）詹姆逊本打算为此一辩，然后他的辩解更像是证明上述有害倾向的合理性：“有限的生活经验通常不利于对类型全然不同的人民的广泛同情”。（p47）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的文学观念本质上仍然是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主义式的。亚洲的生产方式作为次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其文学的现在时也必然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去时。其终极指向亦很明显：第三世界的文学必将走向第一世界的文学。这一言说背后的隐秘逻辑与其说是在支持第三世界的文学，倒不如说为第三世界文学修史，进一步将第三世界的文学纳入整个资本主义的矩阵之内，将其作为第一世界之他者的地位也全然取消。这与歌德（Goathe）提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初衷截然相反。歌德作为普鲁士（或曰德意志民族，因其时还没有很强的德国民族观念）的文学书写者，尚且知晓参照中国等远东之他者的文学来建构“世界文学”。詹姆逊真正作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走了退化的路，他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文学本质上是第一世界文学的过去的历史阶段，虽然他反复申说这一看法是有害的。詹姆逊所谓的同情就成了空洞的道德谎言。同情只局限于自我同质文化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同情，因为这是亲缘性的认同感而无需同情。只有真正对异质文化的理解才基本算得上同情。
作者始终念念不忘的是其《政治潜意识》中就已经初现端倪的观点：资本主义时代将政治与文学艺术割裂开来，“变成了当代生活的具体化和私有化的一个征兆以及对这一情况的强调。这样一种区别重新肯定了公与私之间，社会和心理（政治和诗学）之间，历史（或社会）和‘个人’之间在结构存在和观念上的差异，而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统治下社会生活的倾向性法则，正如它必然使我们作为单个主体的存在一蹶不振，使我们对于时间和变化的思考麻痹瘫痪。”（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第20页）詹姆逊在此文简单概括为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对抗。他认为，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出现从社会（公）的整一领域中划出一块文学艺术（私）的领域来，使公与私分裂开来。原本分有社会总体性的个体于资本主义时代有了自由的栖息地，逐步变为了“个人”。詹姆逊对资本主义将政治与文学的分裂大加挞伐。那么，他的观点与第三世界文学有何关联呢？
我们始终要记得作者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定位。中国、拉美、非洲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样态的文学形态。非洲代表着原始部族的文学形态，中国代表着混杂资本主义的文学形态，而拉美则尤为奇特，表现为一种原始部族掺杂现代的资本主义之后对神话传说时代的一种复归。无论如何，第三世界的文学在作者看来并不独立，因为他们始终与第一世界的文学在进行生死搏斗（life and death struggle）。依据逻辑推断，如果第三世界的文学因与第一世界生死搏斗而不得独立，第一世界显然也并非是独立的文学形态。然而作者于此处想当然地暗示着第一世界文学的独立性，再一次显示了作者本人的西方立场。为什么他要谈论第三世界的文学？显然他并不具备如此的同情，因其经验狭隘而表现出来的不满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不道德。（p47）
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文学政治的关系与第一世界是不同的。这才是全文最关键的一句话。当所有的中国及其余第三世界将自己当成资本主义时代大潮席卷的地区时，詹姆逊事实上并没有将第三世界看作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在他看来，第三世界正因其文学形态的落后性，表现出来了令其惊叹的国家寓言（National Alegory）的文学—政治形态。在第三世界的文学中，故事个体并非个体，而是国家和整个民族的意志寓言。由此，文学与政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拉美、非洲保持了合一的态势，因而才受到詹姆逊如此卖力的声援。在意识形态消亡后，文学与政治重新合一的共产主义时代真理的阳光普照，无所谓私人的文学与艺术，有的只是政治文学。资本主义的消亡，在他看来，必须伴随着文学对政治的重新回归。这才是詹姆逊为第三世界文学张目的根本原因。
问题到此为止并未结束。詹姆逊并非活在没有第二世界的时代。既然如此憎恶资本主义对社会与心理的撕裂，他又是如何看待他所谓的第二世界的文学呢？无论中西，文学与艺术独立地位的确立标志着文学本体的正式形式。然而，无论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学家都从未将文学与艺术定位为本体。文学艺术不是政治宗教的附属，就是理式（idea）的外在表现形式。黑格尔于两个世纪前就宣告了艺术的终结和绝对精神的胜利。第二世界不是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的文学与政治一体化吗？既然如此，詹姆逊何必再论第三世界文学？
文后小记：
中国与西方是可能平等的吗？当我们惊讶于中国的失语时，我们到底在惊讶什么？当我们自诩进入现代化进程，具备现代性时，我们是否被视作现代性的社会？失语之后，我们何以言说？我们既无法言说，因为言说即意味着西方语词概念；我们又必须言说，以自己的方式言说中国，言说世界。言说的悖论让言说成为可能的不可能。中国只有作为西方的绝对他者，才能保持自身，打开公共敞开的空间，进行新的言说。如此，作为他者的自我又会是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