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候来时，正是何时 ——浅析齐泽克的症候 概念
摘 要：齐泽克看来，症候只是某种踪迹，其本身无意义，然而问题在于附加于其上的意义。所谓的意义，正是被认为隐藏在症候背后的东西——非实在的、符号性的东西，真理、历史必然性、某种意义上的主体间性都是如此成立的。对于症候的追问不应指向症候背后的意义，而应该导向症候本身。症候的内容（包括显在与潜在两部分）是可以被化约的、回溯性构造的产物，是符号秩序的一部分。而症候的形式揭示的是符号的幻象与实在界这个大荒漠。意识形态，特别是当下的狗智主义正是症候的一个实例。
关键词：症候；符号；实在；意识形态。
一、 症候来时：“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
症候概念源自拉康，不仅是语言学上的，更是精神分析中的。齐泽克更是着重分析这个概念，不仅将之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结合在一起，更是以症候的逻辑发展出其“视差之见”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在政治、哲学、乃至文艺批判等多个领域都渗透着其痕迹。
然而，症候“是无意义的踪迹，其意义不能从隐蔽的、遥远的过去发现和挖掘，而只能回溯性地建构” 。症候只是某种踪迹，其本身无意义，然而问题在于附加于其上的意义。所谓的意义，正是被认为隐藏在症候背后的东西——非实在的、符号性的东西。症候之为症候，被认为是某种非同寻常的情状的始兆、警醒我们现有的现象一致性暗藏的问题乃至于寻找新的一致性来包容异常现象，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结构——以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显在的梦文本、潜在的梦内容、无意识欲望。三层结构中，显在文本即是症候的现象，潜在内容即是症候的意义，而二者之间的所谓“无意识欲望”却是全然是症候性：唯有在症候的运作中才能体现出来。
在齐泽克看来，人们面对症候时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其意义的寻求，即对潜在内容的理解。正是这种找寻意义的努力，使症候得为症候，却也使人们丧失了对何为症候的理解。因为实际上，所谓的对意义找寻是“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似的：在意义的秩序（符号秩序）下，“学会相思”被回溯性地构建起来。当然，这般骑驴找驴似的症候不止见于相思闺怨之中，所谓真理、历史必然性、某种意义上的主体间性都是如此成立的。
1、 真理
真理是征兆的意义，或者说意义之一。而征兆的意义是被建构出来的。“精神分析制造真理。也就是说，精神分析提供符指化框架，而符指化框架为征兆提供符号性位置和意义。” 症候与真理的关系有着奇妙的结构：一方面，症候是真理的符指化框架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真理被制造出来之前，即相关符指化框架被构建理解之前，症候就已经作为真理的先兆而出现了。亦即，症候有着双重身份：既是真理的儿子又是其老子。
这种时间上的微妙差异被齐泽克称为“回到未来”，是关于符号性结构的时间悖论。而这种真理得以实现在于这种建构之间幻觉：所谓真理源于误认，这是一种自我欺骗。
“真理本身是通过移情特有的幻觉构成的” ——这个过程也被称为“越过”自己，走向过去。所谓走向过去，是对于过去的重新塑造，或者就是塑造过去本身。历史传统从来不是被重新发现，而是被发现。而所谓“越过”自己，则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指在移情中越过自己，走进未来。在对症候意义（真理）的寻求中，我们不是从已发生过既定事实入手，而是在与过去相对的未来着眼，审视过去。这样的审视中，其他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知道”症候的意义，但实际上这种“知道”是移情意义上的，即是在事后建构起来的，他们并不真的“知道”。同时，不仅他人的“知道”是幻觉，“我”在当时的“不知道”也是幻觉。“主体当初的‘幻觉’之所以是‘幻觉’，就在于它忘了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到那个场景，也就是说，忽略了‘它计算，它被计算，计算的人也被包含于计算之中’。” 从未来的视角审视，一方面其他人“知道”征兆的意义，而我“不知道”，但无论是“知道”与“不知道”，都是这种未来的视角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我的“不知道”，才构成了未来的视角，即对整个符号秩序的构建。
真理正是源于这种误认，或者说所谓误认的幻觉构成了真理——构成了征兆的意义。
2、 历史必然性
齐泽克将历史必然性理解为符号性身份的一种，也是在对征兆的意义进行构造之时产生的符号秩序的一部分。历史必然性意味着历史的重复在符号网络中被认可，意味着一事件符号性身份的变化。
“当它第一次发生时，它被体验为偶然性创伤，体验为某个非符号化实在界的入侵；只有通过重复，这一事件的符号必然性才会得到认可，即在符号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一作为症候的事件发生之时（例如凯撒集权），其带来的震惊、偶然性创伤、实在的入侵本身是非符号性的，并非符号秩序的一部分，因此也没有意义。但是对其意义的寻求将之纳入符号秩序之中，这便是一个误认的过程，也就是真理产生的过程。征兆的意义就此建立起来，而这一事件也就因此获得了符号性身份——却是以牺牲其实在身份为代价的。齐泽克称之为“以犯罪、谋杀为先决条件”，就是指符号谋杀了实在的本尊，符号性的凯撒的正义源于对肉身的牺牲。
谋杀并非一项高尚的事业，于是符号性正义的背后也肩负了符号性的债务：对于谋杀自己肉身而产生的负疚感。而所谓的负疚感、符号性债务则构成了重复的动力——事件之重复，乃是事件的符号性重复，即其正义的重复，正是这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为了给自身证明，由谋杀肉身所取得的符号性身份必须使自身的符号必然性得到认可。“事件重复自身，不是因为存在着与我们的主观倾向无关的、不可抗拒的客观必然性；事件重复自身，是因为我们要偿还自己的符号性债务。”
3、 主体间性
齐泽克将简•奥斯汀视为黑格尔在文学领域的配对物，可谓评价之高。而之所以这样认为，乃是在于其文学中对于主体间性的“双向沟通运动”的描绘里。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双向的沟通实际上是双向的误认：主体从对方身上收获到的是反向形式的关于自己的信息。这便是症候。但在主体间这里，被扭曲的不是症候，而是症候的意义。
反向形式的信息在意义的符号性秩序里被理解为对方的真实本性，这种误认是误会的源头，却也是真理构造的一部分。最终，“对方的缺陷只是我们视点扭曲的客体化”，“只有经历‘误认’，我们才能接受对方的真实品性，同时克服自己的缺陷” 。皆大欢喜的结局意味着双方自身符号秩序的完整建立，症候有了意义，双方主体也找准了位置，当然是符号性位置。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两个主体间视差仍然存在。“无法消除的视差分裂出现了，两个密切相连的视角之间的对抗形成了，而且在两个视角之间，无法存在共同的中立地带。” 而不仅两个主体间有视差，同一个主体也会有视差：“观察者位置的改变提供了新的视线。”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哪个视角、符号秩序更加真实、正义，而在于这种差别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于主体视点层面上的‘认识论’转移，总是对客体自身的‘存有论’转移的反应。”
“‘视差之见’昭示出，我们所居身其内的‘世界’——一个符号性的秩序——本身，是不完整、不连贯的。” 究其原因，正是症候的无意义。症候本身并无意义，但是为其寻求意义，即构建符号性秩序，正是违背了其无意义性。这种悖论性的努力，终究是一项无法完成的工作。视差，正是悖论无法弥合的伤痕，实在界与符号界于其中交替着若隐若现。
二、 症候来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
“齐泽克认为……症候背后空无一物。” 对于症候的追问不应指向症候背后的意义，而应该导向症候本身：为什么“潜在梦思”采取了梦的形式表现、劳动采用了商品价值的形式？关键的秘密在于形式。
这种运思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它承认所谓症候结构的三层划分，并且把显在文本与潜在内容置于同等的地位之上；另一方面，比起症候的内容，其更关注于形式的运作，症候如何在显在文本与潜在内容之间进行转译的。就这个层面而言，症候的内容（包括显在与潜在两部分）是可以被化约的、回溯性构造的产物，是符号秩序的一部分。而症候所揭示的不仅如此，“灯半昏时，月半明时”，半昏的灯是症候内容的符号，半明的月是症候形式裂痕下的实在。
1、 意义的意义
在齐泽克看来，在症候意义的解释中，“越过”自己、走向过去构成了一组辩证关系，经由其“误认具有了实证的本体论之维”。但这个过程有其局限，它无法涵盖实在界。正如齐泽克所言：“实在界抵抗符号化：创伤点总是被遗漏，但它总要回归，尽管我们使用各种不同的策略抵消它，整合它，使它融入符号秩序，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枉然。”
既然符号化总是不完整的，对症候意义的解读总要有所欠缺、面对实在这块绊脚石，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西西弗斯般锲而不舍却又毫无希望的努力？何必对意义、符号界如此执着？符号秩序的建构、意义有何意义？
齐泽克的回答是：因为实在界是可怕的一片荒漠。实在散发着令人恐惧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于惰性呈现，不需符号、仅凭直观就能领略。实在界是原乐——拓展到原质，即原乐的物质残余——的世界，实在具有可怕的冲击力：不同于温顺的符号界，它是原始粗粝的快感，予人直接而猛烈的冲击。正由于此，人们才会有逃避原质的努力，通过符号界的方式贬值实在。然而实在并不能被完全消解，症候快感的真正内核作为一种剩余持续存在着。
符号界构成的幻象在与实在界的抗衡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幻象拥有一个雅努斯的两面性结构（the Janus-like structure of fantasy），它同时扮演安抚缓和的角色以及破坏、干扰我们的现实的同一性的角色。” 一方面，对于意义的回溯性构建化简了实在界荒凉可怖的情况，“意义模糊了原质出场带来的可怕冲击力” ；但另一方面，符号的强势整合使得我们耽于幻象，疏远了与自身存在境况最为密切相关的实在。
2、 症候的存在：“空一缕余香在此”
然而，如果实在界是一片荒漠的话，那么作为实在界内核的症候是否也是“空无一物”？非也。症候，是取代“空无一物”的存在的“某物”。
“空无一物”，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后结构主义的态度，它拆解每种实体身份，代之以符号性多重决断的相互作用。而症候却是其反面：虽然也否认世界、语言、主体均不存在，却仍使症候将一致性赋予存在的现象——主体不在，但确有存在，即为症候。症候是“我们仅有的实体，是支撑我们存在的仅有之物，是把一致性赋予主体的唯一之处” 。而把一致性赋予主体，则是通过把快感与符指化、符号性的构成加以绑定而完成的。这个模式就是症候的形式。
症候的存在形式是“空一缕余香在此”的方式，是一种莫须有的掩饰。原本就空无一物，却仍要以一缕余香证实确是存在某物，正是这一缕余香连接了有与无，连接了实在与符号，坚持着存在。但其并非真正的存在，甚至与存在相对：“与存在相对的不是非存在，而是坚持存在：它并不存在，它继续坚持存在，力争成为存在。”
齐泽克如是定义症候：“特定的、‘病理性’的符指化构成，对快感的绑定，一个抵抗沟通和抵抗阐释的惰性斑点，一个无法纳入话语圈、社会联结网络但同时又是话语圈、社会联结网络的积极条件的斑点。” 在实在界与符号界之间，症候是一个黑箱，以一种既非存在又非非存在的方式连接二者，将一致性赋予主体。它尤其自身的运转模式，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却又以为意义秩序立法的方式斡旋，成为存在秩序中某种意义上最为坚实的一部分。
“征兆就是抵御空白的虚拟档案。它坚持存在于历史经验之中。”
3、 症候的两面
将快感与符指化构成加以绑定的症候，同时也是一种无法弥合的伤口。这里体现的正是症候的两面性、双重作用的另一种表达。“征兆是这样一个因素，它就像死死抓住你不放的寄生虫，‘正在把事情搞砸’，但是一旦我们把它消灭，情形就会变得更糟：我们会丧失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甚至丧失已经受到征兆威胁但又未被征兆毁灭的剩余部分。”
这种威胁的麻烦是相对于秩序的一致性来说的。一方面，症候意味着将符号秩序毁灭的风险，因为症候中有除不尽的实在界内核，它对于意义的化约作用起着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实在界抵抗符号化”；另一方面，如果放弃症候，那么符号秩序也不能再继续延续下去，甚至根本上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根基——因为根本没有需要符号化去一以贯之之物，世界是“空无一物”。正是基于此，无论在于不在，症候都是一个“最麻烦的因素”。
而就症候而言，其不仅威胁了意义的存在，也在同时构成了它，症候本来即是符号秩序的一部分。齐泽克称之为“在你之内又超乎于你”，同样也是“回到未来”的辩证逻辑——症候在符号秩序之内，却又有超越于符号秩序的身份，乃至于整个符指化互动就是围绕其建构起来的。意义本来意图抵抗原质的可怕冲击力，将之包纳在自身秩序之中，然而它们实是一体两面，没有所畏惧之物也就没有用以抵抗之物，逃避不过是欲拒还迎。
“真理之维是通过我们对创伤性原质的误认打开的”，然而没有创伤性原质也就没有对其的误认，也就没有所谓的真理。
4、 意识形态：幻象还是原乐？
齐泽克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算是症候的一个实例。所谓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掩盖原乐的幻象，是一整套关于症候意义的符号秩序。在如今社会的这个领域，症候的运作方式具有代表性——不是后意识形态社会，而是狗智主义。
狗智主义意识形态是这样运作的：“我们履行自己的符号性委任，但又不接纳它们，也不认真看待这些符号性委任。” 新型的意识形态在符号性义务之外给予了人们思想上自由的可能性。而新的意识形态似乎从阴暗中跳出来了，似乎也不再是绝对的权威了，似乎可以被玩笑了，但这都只是“似乎”。
实际上，狗智主义仍未逃脱意识形态的窠臼，尽管它为对于反抗规则预留下可能空间，但是这种反抗也必须以服从规则的方式执行。狗智主义可以看到“掩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的特定利益”，也能看到“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的疏离”，但仍然带着面具过活。相较于马克思的公式——“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狗智主义意识形态似乎并非“一无所知”，它可以挖掘到掩藏在其普遍性症候背后的潜在内容（利益），并且可以看到这份疏离。问题在于，在关于症候的理解上，内容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形式。
这意味着，狗智主义所谓的“知”并不完备，只停留在症候意义的层面，不足以颠覆意识形态幻象。而更加深入的理解则是要划清实在与符号：“幻觉并不处于知的一边，而是处于现实的一边，处于人们行为的一边……幻觉正在建构他们的现实，正在结构他们真实的社会行为。他们对事物的真实面貌一清二楚，但他们在做事的时候，又仿佛对事物的真实面貌一无所知。” 幻觉在行为的一边，正是在行为层面，幻觉被误认为现实，真理经由此而被塑造了，且是直接在行为上加以塑造的。意识形态完整地结构了社会现实的幻象。只要是幻象，仍旧是符号界的；而实在，仍是一片大荒漠。
在自由的思想与嘲讽的态度之下，我们仍然按照意识形态所划定的轨迹行进。所谓的自由实际上绝对律令，是症候意义的一部分，是“越过”自己、走向过去的回溯性构建。而这些建构都是为了掩藏原乐的事实：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特殊的剩余快感，服从的快感。
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是一种悖论，狗智主义突出体现了其目的与手段的倒置。具体而言，其目的是遵循既定规章笔直地走下去、服从快感，其手段是要求主体进行自我欺骗，即自身行动并非外在要求而是自愿的选择。但在倒置发生后，遵循规则反倒成为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正如“回到未来”所发生的一样：不是因为相思才学会相思，反是因为学会相思才害相思。
如此，狗智主义有何出路？“打破我们意识形态梦幻的强权的唯一方式，就是坦然面对呈现在梦中的我们欲望的实在界。” 直面实在界，意味着抛弃意义、符号秩序等等幻象，少了这层缓冲而直面原乐（原质）出场带来的可怕冲击力。至此，症候的调停工作结束，而由症候形式所揭示出的惨淡的、无可消弭的裂痕出场了。
参考文献：
[1]. 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M]. 季广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2]. 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M].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3].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4]. 张历君.穿越9.11的幻象：读齐泽克的《欢迎关林真实的荒漠》[M].南方论丛. 2009（1）：100-111.
[5]. 张一兵.马克思发明了拉康的“症候”概念？——齐泽<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解读[J].哲学研究.2004（ 8）：16-24.
关键词：症候；符号；实在；意识形态。
一、 症候来时：“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
症候概念源自拉康，不仅是语言学上的，更是精神分析中的。齐泽克更是着重分析这个概念，不仅将之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结合在一起，更是以症候的逻辑发展出其“视差之见”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在政治、哲学、乃至文艺批判等多个领域都渗透着其痕迹。
然而，症候“是无意义的踪迹，其意义不能从隐蔽的、遥远的过去发现和挖掘，而只能回溯性地建构” 。症候只是某种踪迹，其本身无意义，然而问题在于附加于其上的意义。所谓的意义，正是被认为隐藏在症候背后的东西——非实在的、符号性的东西。症候之为症候，被认为是某种非同寻常的情状的始兆、警醒我们现有的现象一致性暗藏的问题乃至于寻找新的一致性来包容异常现象，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结构——以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显在的梦文本、潜在的梦内容、无意识欲望。三层结构中，显在文本即是症候的现象，潜在内容即是症候的意义，而二者之间的所谓“无意识欲望”却是全然是症候性：唯有在症候的运作中才能体现出来。
在齐泽克看来，人们面对症候时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其意义的寻求，即对潜在内容的理解。正是这种找寻意义的努力，使症候得为症候，却也使人们丧失了对何为症候的理解。因为实际上，所谓的对意义找寻是“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似的：在意义的秩序（符号秩序）下，“学会相思”被回溯性地构建起来。当然，这般骑驴找驴似的症候不止见于相思闺怨之中，所谓真理、历史必然性、某种意义上的主体间性都是如此成立的。
1、 真理
真理是征兆的意义，或者说意义之一。而征兆的意义是被建构出来的。“精神分析制造真理。也就是说，精神分析提供符指化框架，而符指化框架为征兆提供符号性位置和意义。” 症候与真理的关系有着奇妙的结构：一方面，症候是真理的符指化框架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真理被制造出来之前，即相关符指化框架被构建理解之前，症候就已经作为真理的先兆而出现了。亦即，症候有着双重身份：既是真理的儿子又是其老子。
这种时间上的微妙差异被齐泽克称为“回到未来”，是关于符号性结构的时间悖论。而这种真理得以实现在于这种建构之间幻觉：所谓真理源于误认，这是一种自我欺骗。
“真理本身是通过移情特有的幻觉构成的” ——这个过程也被称为“越过”自己，走向过去。所谓走向过去，是对于过去的重新塑造，或者就是塑造过去本身。历史传统从来不是被重新发现，而是被发现。而所谓“越过”自己，则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指在移情中越过自己，走进未来。在对症候意义（真理）的寻求中，我们不是从已发生过既定事实入手，而是在与过去相对的未来着眼，审视过去。这样的审视中，其他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知道”症候的意义，但实际上这种“知道”是移情意义上的，即是在事后建构起来的，他们并不真的“知道”。同时，不仅他人的“知道”是幻觉，“我”在当时的“不知道”也是幻觉。“主体当初的‘幻觉’之所以是‘幻觉’，就在于它忘了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到那个场景，也就是说，忽略了‘它计算，它被计算，计算的人也被包含于计算之中’。” 从未来的视角审视，一方面其他人“知道”征兆的意义，而我“不知道”，但无论是“知道”与“不知道”，都是这种未来的视角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我的“不知道”，才构成了未来的视角，即对整个符号秩序的构建。
真理正是源于这种误认，或者说所谓误认的幻觉构成了真理——构成了征兆的意义。
2、 历史必然性
齐泽克将历史必然性理解为符号性身份的一种，也是在对征兆的意义进行构造之时产生的符号秩序的一部分。历史必然性意味着历史的重复在符号网络中被认可，意味着一事件符号性身份的变化。
“当它第一次发生时，它被体验为偶然性创伤，体验为某个非符号化实在界的入侵；只有通过重复，这一事件的符号必然性才会得到认可，即在符号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一作为症候的事件发生之时（例如凯撒集权），其带来的震惊、偶然性创伤、实在的入侵本身是非符号性的，并非符号秩序的一部分，因此也没有意义。但是对其意义的寻求将之纳入符号秩序之中，这便是一个误认的过程，也就是真理产生的过程。征兆的意义就此建立起来，而这一事件也就因此获得了符号性身份——却是以牺牲其实在身份为代价的。齐泽克称之为“以犯罪、谋杀为先决条件”，就是指符号谋杀了实在的本尊，符号性的凯撒的正义源于对肉身的牺牲。
谋杀并非一项高尚的事业，于是符号性正义的背后也肩负了符号性的债务：对于谋杀自己肉身而产生的负疚感。而所谓的负疚感、符号性债务则构成了重复的动力——事件之重复，乃是事件的符号性重复，即其正义的重复，正是这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为了给自身证明，由谋杀肉身所取得的符号性身份必须使自身的符号必然性得到认可。“事件重复自身，不是因为存在着与我们的主观倾向无关的、不可抗拒的客观必然性；事件重复自身，是因为我们要偿还自己的符号性债务。”
3、 主体间性
齐泽克将简•奥斯汀视为黑格尔在文学领域的配对物，可谓评价之高。而之所以这样认为，乃是在于其文学中对于主体间性的“双向沟通运动”的描绘里。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双向的沟通实际上是双向的误认：主体从对方身上收获到的是反向形式的关于自己的信息。这便是症候。但在主体间这里，被扭曲的不是症候，而是症候的意义。
反向形式的信息在意义的符号性秩序里被理解为对方的真实本性，这种误认是误会的源头，却也是真理构造的一部分。最终，“对方的缺陷只是我们视点扭曲的客体化”，“只有经历‘误认’，我们才能接受对方的真实品性，同时克服自己的缺陷” 。皆大欢喜的结局意味着双方自身符号秩序的完整建立，症候有了意义，双方主体也找准了位置，当然是符号性位置。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两个主体间视差仍然存在。“无法消除的视差分裂出现了，两个密切相连的视角之间的对抗形成了，而且在两个视角之间，无法存在共同的中立地带。” 而不仅两个主体间有视差，同一个主体也会有视差：“观察者位置的改变提供了新的视线。”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哪个视角、符号秩序更加真实、正义，而在于这种差别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于主体视点层面上的‘认识论’转移，总是对客体自身的‘存有论’转移的反应。”
“‘视差之见’昭示出，我们所居身其内的‘世界’——一个符号性的秩序——本身，是不完整、不连贯的。” 究其原因，正是症候的无意义。症候本身并无意义，但是为其寻求意义，即构建符号性秩序，正是违背了其无意义性。这种悖论性的努力，终究是一项无法完成的工作。视差，正是悖论无法弥合的伤痕，实在界与符号界于其中交替着若隐若现。
二、 症候来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
“齐泽克认为……症候背后空无一物。” 对于症候的追问不应指向症候背后的意义，而应该导向症候本身：为什么“潜在梦思”采取了梦的形式表现、劳动采用了商品价值的形式？关键的秘密在于形式。
这种运思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它承认所谓症候结构的三层划分，并且把显在文本与潜在内容置于同等的地位之上；另一方面，比起症候的内容，其更关注于形式的运作，症候如何在显在文本与潜在内容之间进行转译的。就这个层面而言，症候的内容（包括显在与潜在两部分）是可以被化约的、回溯性构造的产物，是符号秩序的一部分。而症候所揭示的不仅如此，“灯半昏时，月半明时”，半昏的灯是症候内容的符号，半明的月是症候形式裂痕下的实在。
1、 意义的意义
在齐泽克看来，在症候意义的解释中，“越过”自己、走向过去构成了一组辩证关系，经由其“误认具有了实证的本体论之维”。但这个过程有其局限，它无法涵盖实在界。正如齐泽克所言：“实在界抵抗符号化：创伤点总是被遗漏，但它总要回归，尽管我们使用各种不同的策略抵消它，整合它，使它融入符号秩序，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枉然。”
既然符号化总是不完整的，对症候意义的解读总要有所欠缺、面对实在这块绊脚石，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西西弗斯般锲而不舍却又毫无希望的努力？何必对意义、符号界如此执着？符号秩序的建构、意义有何意义？
齐泽克的回答是：因为实在界是可怕的一片荒漠。实在散发着令人恐惧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于惰性呈现，不需符号、仅凭直观就能领略。实在界是原乐——拓展到原质，即原乐的物质残余——的世界，实在具有可怕的冲击力：不同于温顺的符号界，它是原始粗粝的快感，予人直接而猛烈的冲击。正由于此，人们才会有逃避原质的努力，通过符号界的方式贬值实在。然而实在并不能被完全消解，症候快感的真正内核作为一种剩余持续存在着。
符号界构成的幻象在与实在界的抗衡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幻象拥有一个雅努斯的两面性结构（the Janus-like structure of fantasy），它同时扮演安抚缓和的角色以及破坏、干扰我们的现实的同一性的角色。” 一方面，对于意义的回溯性构建化简了实在界荒凉可怖的情况，“意义模糊了原质出场带来的可怕冲击力” ；但另一方面，符号的强势整合使得我们耽于幻象，疏远了与自身存在境况最为密切相关的实在。
2、 症候的存在：“空一缕余香在此”
然而，如果实在界是一片荒漠的话，那么作为实在界内核的症候是否也是“空无一物”？非也。症候，是取代“空无一物”的存在的“某物”。
“空无一物”，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后结构主义的态度，它拆解每种实体身份，代之以符号性多重决断的相互作用。而症候却是其反面：虽然也否认世界、语言、主体均不存在，却仍使症候将一致性赋予存在的现象——主体不在，但确有存在，即为症候。症候是“我们仅有的实体，是支撑我们存在的仅有之物，是把一致性赋予主体的唯一之处” 。而把一致性赋予主体，则是通过把快感与符指化、符号性的构成加以绑定而完成的。这个模式就是症候的形式。
症候的存在形式是“空一缕余香在此”的方式，是一种莫须有的掩饰。原本就空无一物，却仍要以一缕余香证实确是存在某物，正是这一缕余香连接了有与无，连接了实在与符号，坚持着存在。但其并非真正的存在，甚至与存在相对：“与存在相对的不是非存在，而是坚持存在：它并不存在，它继续坚持存在，力争成为存在。”
齐泽克如是定义症候：“特定的、‘病理性’的符指化构成，对快感的绑定，一个抵抗沟通和抵抗阐释的惰性斑点，一个无法纳入话语圈、社会联结网络但同时又是话语圈、社会联结网络的积极条件的斑点。” 在实在界与符号界之间，症候是一个黑箱，以一种既非存在又非非存在的方式连接二者，将一致性赋予主体。它尤其自身的运转模式，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却又以为意义秩序立法的方式斡旋，成为存在秩序中某种意义上最为坚实的一部分。
“征兆就是抵御空白的虚拟档案。它坚持存在于历史经验之中。”
3、 症候的两面
将快感与符指化构成加以绑定的症候，同时也是一种无法弥合的伤口。这里体现的正是症候的两面性、双重作用的另一种表达。“征兆是这样一个因素，它就像死死抓住你不放的寄生虫，‘正在把事情搞砸’，但是一旦我们把它消灭，情形就会变得更糟：我们会丧失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甚至丧失已经受到征兆威胁但又未被征兆毁灭的剩余部分。”
这种威胁的麻烦是相对于秩序的一致性来说的。一方面，症候意味着将符号秩序毁灭的风险，因为症候中有除不尽的实在界内核，它对于意义的化约作用起着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实在界抵抗符号化”；另一方面，如果放弃症候，那么符号秩序也不能再继续延续下去，甚至根本上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根基——因为根本没有需要符号化去一以贯之之物，世界是“空无一物”。正是基于此，无论在于不在，症候都是一个“最麻烦的因素”。
而就症候而言，其不仅威胁了意义的存在，也在同时构成了它，症候本来即是符号秩序的一部分。齐泽克称之为“在你之内又超乎于你”，同样也是“回到未来”的辩证逻辑——症候在符号秩序之内，却又有超越于符号秩序的身份，乃至于整个符指化互动就是围绕其建构起来的。意义本来意图抵抗原质的可怕冲击力，将之包纳在自身秩序之中，然而它们实是一体两面，没有所畏惧之物也就没有用以抵抗之物，逃避不过是欲拒还迎。
“真理之维是通过我们对创伤性原质的误认打开的”，然而没有创伤性原质也就没有对其的误认，也就没有所谓的真理。
4、 意识形态：幻象还是原乐？
齐泽克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算是症候的一个实例。所谓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掩盖原乐的幻象，是一整套关于症候意义的符号秩序。在如今社会的这个领域，症候的运作方式具有代表性——不是后意识形态社会，而是狗智主义。
狗智主义意识形态是这样运作的：“我们履行自己的符号性委任，但又不接纳它们，也不认真看待这些符号性委任。” 新型的意识形态在符号性义务之外给予了人们思想上自由的可能性。而新的意识形态似乎从阴暗中跳出来了，似乎也不再是绝对的权威了，似乎可以被玩笑了，但这都只是“似乎”。
实际上，狗智主义仍未逃脱意识形态的窠臼，尽管它为对于反抗规则预留下可能空间，但是这种反抗也必须以服从规则的方式执行。狗智主义可以看到“掩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的特定利益”，也能看到“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的疏离”，但仍然带着面具过活。相较于马克思的公式——“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狗智主义意识形态似乎并非“一无所知”，它可以挖掘到掩藏在其普遍性症候背后的潜在内容（利益），并且可以看到这份疏离。问题在于，在关于症候的理解上，内容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形式。
这意味着，狗智主义所谓的“知”并不完备，只停留在症候意义的层面，不足以颠覆意识形态幻象。而更加深入的理解则是要划清实在与符号：“幻觉并不处于知的一边，而是处于现实的一边，处于人们行为的一边……幻觉正在建构他们的现实，正在结构他们真实的社会行为。他们对事物的真实面貌一清二楚，但他们在做事的时候，又仿佛对事物的真实面貌一无所知。” 幻觉在行为的一边，正是在行为层面，幻觉被误认为现实，真理经由此而被塑造了，且是直接在行为上加以塑造的。意识形态完整地结构了社会现实的幻象。只要是幻象，仍旧是符号界的；而实在，仍是一片大荒漠。
在自由的思想与嘲讽的态度之下，我们仍然按照意识形态所划定的轨迹行进。所谓的自由实际上绝对律令，是症候意义的一部分，是“越过”自己、走向过去的回溯性构建。而这些建构都是为了掩藏原乐的事实：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特殊的剩余快感，服从的快感。
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是一种悖论，狗智主义突出体现了其目的与手段的倒置。具体而言，其目的是遵循既定规章笔直地走下去、服从快感，其手段是要求主体进行自我欺骗，即自身行动并非外在要求而是自愿的选择。但在倒置发生后，遵循规则反倒成为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正如“回到未来”所发生的一样：不是因为相思才学会相思，反是因为学会相思才害相思。
如此，狗智主义有何出路？“打破我们意识形态梦幻的强权的唯一方式，就是坦然面对呈现在梦中的我们欲望的实在界。” 直面实在界，意味着抛弃意义、符号秩序等等幻象，少了这层缓冲而直面原乐（原质）出场带来的可怕冲击力。至此，症候的调停工作结束，而由症候形式所揭示出的惨淡的、无可消弭的裂痕出场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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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4]. 张历君.穿越9.11的幻象：读齐泽克的《欢迎关林真实的荒漠》[M].南方论丛. 2009（1）：100-111.
[5]. 张一兵.马克思发明了拉康的“症候”概念？——齐泽<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解读[J].哲学研究.2004（ 8）：1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