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文 风青杨
文 风青杨
一大早起来，看到一张关于《开罗宣言》的电影海报，画面里蒋介石的头像被换成了毛泽东。如此明目张胆的篡改历史，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电影尚未上映，还不知具体情节是否与历史相符。但即使是恶搞，为了电影的票房做宣传，这样公开的做假说谎，也未免过于无耻。
中国人为什么说谎？有人总结了让人不得不撒谎的很多理由：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访问，就懂得配合说很黄很暴力；科学逼人撒谎：QQ发明了“隐身”，山寨手机发明了“彩话”（例如你可选择通话背景音是马路嘈杂声还是菜市嘈杂声），说谎科技层出不穷；官场逼人撒谎：有担任政府局机关秘书的人在发帖介绍写作技巧：“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爱情也逼人撒谎：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爱你”，但谁又敢说自己全部看得穿。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说真话成了中国社会最稀缺的社会资源，说谎倒成了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是职场偶像，《潜伏》里的余则成也是。有职场生存术认为《潜伏》是白领阶层人际危机的反映，号召向余则成学习，平日说话九真一假——因为只有平时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在上演一幕幕《宫心计》，是谁在逼中国人说谎？
在中国敢于说真话的历史人物中，一个人是司马迁。他因为在朝堂上因为为李陵说了句真话，结果惹得武帝大怒，竟被处以宫刑，生理和心理同时遭受伤害。另一个是海瑞，他的结局比司马迁幸运一点。海瑞因上书直陈时弊，惹恼了嘉靖被罢官。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是人们不愿说真话的重要原因。
近代也是如此，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鼓励知识界说真话，勇于批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足之处，结果等大家遵照指示大胆的说了，却被毛泽东以所谓“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罪名而弄得家破人亡，后来，毛泽东还得意洋洋的称之为“阳谋”。五九年反彭德怀以后，党内人士从此雅雀无声也不敢说真话了。就连有“国宝”之称的大学问家季羡林老先生，可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即使到髦耋之年，却还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到了近几年，类似的事情又逐渐多了起来，诸如彭水诗案、进京抓记者案、彭帅案等。有了这些经验教训，人民在说真话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我这样说会不会被跨省？“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这话是闻一多说的，要跨省请找他，与本人无关！ 那些有名的人都被抓了，我这样的普通人会不会更惨？这些念头生出了，让人民痛快的说真话也就难了。
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将父母的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
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说实话会让你得到解脱，但首先它会让你变得很讨人厌。我们的诚实总是找不到市场，所以我们不得不网游怕人妖、短信怕骗钱、QQ交友怕酒托、找工作怕传销团伙、学雷锋做好事怕资助了骗子。
比较而言，中国人拥有的说假话的权利更多。不像美国人，连总统撒个谎也要小题大做，非得弄成“xx门”不可。中国人的文化，美国人永远不懂。从赵高指鹿为马、李林甫口蜜腹剑、到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中国人形成了“假话文化”，底蕴愈来愈深厚。平民百姓，为明哲保身，也不得不时常说假话。57年以后的“运动员”，有几个不靠违心的假话过关呢？当说假话成为生存的必需时，假与丑、与恶似乎就不能联系在一起。而当某些人靠说假话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时，假简直就成了光荣。
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帖子道尽《新闻联播》的成熟语法——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有个真实的事情，一位局长退休后，单位人都为他开欢送会，结果有一个人指出局长把一个字的读音念错了，局长反问道：“我一直都这么念，你们怎么不早点说啊，如果早点说，我就改正过来啊。”一群人直到这时才说，以前指出怕局长不高兴，局长顿时感慨万千。是啊，以前哪个敢说局长的字念错了啊，除非他不想在哪个单位混了。其实这样的丑剧经常在我们生活中上演，而我们每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其中说假话的角色。
《皇帝的新衣》里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情绪不稳定、牢骚满腹，多半是由于憋得慌。不说真话导致小道消息容易传播，由于信息失真，中国人的交往成本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内耗成了必需的负担，于是，人们只能依赖送礼、贿赂等不正常的形式撑门面、联络感情、获得对方信任。
很喜欢马克•吐温所说的一句话“永远都要说真话，只有这样才不用记住你所说过的话”。生活中，为了某些目的，如炫耀自己或隐瞒真相，我们经常都会说些大话、假话。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更多的时候则是为了那可怜的面子问题。有些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选择闭嘴；有些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就说假话。如果，说真话，会带来灾难，说假话，能明哲保身，那结果不言而明，实际危害的不仅仅是他人，受伤害的也会是自己，甚至国家。
一大早起来，看到一张关于《开罗宣言》的电影海报，画面里蒋介石的头像被换成了毛泽东。如此明目张胆的篡改历史，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电影尚未上映，还不知具体情节是否与历史相符。但即使是恶搞，为了电影的票房做宣传，这样公开的做假说谎，也未免过于无耻。
中国人为什么说谎？有人总结了让人不得不撒谎的很多理由：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访问，就懂得配合说很黄很暴力；科学逼人撒谎：QQ发明了“隐身”，山寨手机发明了“彩话”（例如你可选择通话背景音是马路嘈杂声还是菜市嘈杂声），说谎科技层出不穷；官场逼人撒谎：有担任政府局机关秘书的人在发帖介绍写作技巧：“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爱情也逼人撒谎：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爱你”，但谁又敢说自己全部看得穿。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说真话成了中国社会最稀缺的社会资源，说谎倒成了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是职场偶像，《潜伏》里的余则成也是。有职场生存术认为《潜伏》是白领阶层人际危机的反映，号召向余则成学习，平日说话九真一假——因为只有平时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在上演一幕幕《宫心计》，是谁在逼中国人说谎？
在中国敢于说真话的历史人物中，一个人是司马迁。他因为在朝堂上因为为李陵说了句真话，结果惹得武帝大怒，竟被处以宫刑，生理和心理同时遭受伤害。另一个是海瑞，他的结局比司马迁幸运一点。海瑞因上书直陈时弊，惹恼了嘉靖被罢官。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是人们不愿说真话的重要原因。
近代也是如此，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鼓励知识界说真话，勇于批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足之处，结果等大家遵照指示大胆的说了，却被毛泽东以所谓“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罪名而弄得家破人亡，后来，毛泽东还得意洋洋的称之为“阳谋”。五九年反彭德怀以后，党内人士从此雅雀无声也不敢说真话了。就连有“国宝”之称的大学问家季羡林老先生，可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即使到髦耋之年，却还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到了近几年，类似的事情又逐渐多了起来，诸如彭水诗案、进京抓记者案、彭帅案等。有了这些经验教训，人民在说真话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我这样说会不会被跨省？“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这话是闻一多说的，要跨省请找他，与本人无关！ 那些有名的人都被抓了，我这样的普通人会不会更惨？这些念头生出了，让人民痛快的说真话也就难了。
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将父母的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
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说实话会让你得到解脱，但首先它会让你变得很讨人厌。我们的诚实总是找不到市场，所以我们不得不网游怕人妖、短信怕骗钱、QQ交友怕酒托、找工作怕传销团伙、学雷锋做好事怕资助了骗子。
比较而言，中国人拥有的说假话的权利更多。不像美国人，连总统撒个谎也要小题大做，非得弄成“xx门”不可。中国人的文化，美国人永远不懂。从赵高指鹿为马、李林甫口蜜腹剑、到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中国人形成了“假话文化”，底蕴愈来愈深厚。平民百姓，为明哲保身，也不得不时常说假话。57年以后的“运动员”，有几个不靠违心的假话过关呢？当说假话成为生存的必需时，假与丑、与恶似乎就不能联系在一起。而当某些人靠说假话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时，假简直就成了光荣。
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帖子道尽《新闻联播》的成熟语法——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有个真实的事情，一位局长退休后，单位人都为他开欢送会，结果有一个人指出局长把一个字的读音念错了，局长反问道：“我一直都这么念，你们怎么不早点说啊，如果早点说，我就改正过来啊。”一群人直到这时才说，以前指出怕局长不高兴，局长顿时感慨万千。是啊，以前哪个敢说局长的字念错了啊，除非他不想在哪个单位混了。其实这样的丑剧经常在我们生活中上演，而我们每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其中说假话的角色。
《皇帝的新衣》里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情绪不稳定、牢骚满腹，多半是由于憋得慌。不说真话导致小道消息容易传播，由于信息失真，中国人的交往成本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内耗成了必需的负担，于是，人们只能依赖送礼、贿赂等不正常的形式撑门面、联络感情、获得对方信任。
很喜欢马克•吐温所说的一句话“永远都要说真话，只有这样才不用记住你所说过的话”。生活中，为了某些目的，如炫耀自己或隐瞒真相，我们经常都会说些大话、假话。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更多的时候则是为了那可怜的面子问题。有些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选择闭嘴；有些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就说假话。如果，说真话，会带来灾难，说假话，能明哲保身，那结果不言而明，实际危害的不仅仅是他人，受伤害的也会是自己，甚至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