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档】胡新宇——草他妈正义
时隔6年，再次见到胡新宇。和印象中的他，没有太大变化，除了多了几条眼角笑纹，生于73年的他，看起来仍旧比实际年龄要小。
这次胡新宇受邀，带着他的新作品《刍狗》，参加美院主办的第四届金拴马桩大学生影像艺术节的《变焦未来》特邀展映单元，考虑到片子时长，《刍狗》被一分为二，分别安排在上下午。放映时，胡新宇坐在观众席中，没有人注意到他。直到放映结束，他才站起来和观众进行简短交流。散场后，我随他以及几个本次艺术节嘉宾，一同找地方休息喝茶，随后在美院董钧老师邀请我们一起去回坊吃饭，逛夜市，最后到酒馆时已是夜里十点。采访被一系列“糖衣炮弹”拖延了五个多小时。
说“糖衣炮弹”有点过了，以上休闲活动只是国内独立影展独有的习俗惯例。北京、重庆CIFVF、南京CIFF、昆明“云之南”等，每一场大型影展，不仅是独立影像爱好者的饕餮之宴，也是参展导演们一次难得的大趴。短短几天时间里，大家白天看片讨论，晚上则聚在一起，坐在啤酒火锅旁，本着“促进友谊”的主旨，交流想法，切磋技艺，更多时候扯些八卦。
这次亦不例外，当我称赞当晚的行程，他笑说：“那当然，目的就是堵住你们的嘴，然后吹捧我们呗~让你们失去真实性，变成伪善的官方报道。”少顷，他又正色道：“希望你能再刻薄一点，就像咱们随意喝酒时，可以互相争论狡辩。我是爱较真儿的。”
1999年，适逢胡新宇在太原师范学院音乐系执教的第七个年头，每天练习七八个小时的他却发现自己逐渐走入声乐专业的瓶颈：肌肉紧张致使他有点唱不动了。“当时一心钻进去，急功近利，被称为灵气的东西随着专业的深入，反倒消失了。”加上不甘于平淡生活而产生的焦虑，他需要放松，于是买了个摄影机，换言之，给自己找了个玩具。摄影机到手后，他兴奋地拿着晃了三个小时，然后尝试拍了一个残疾被拐儿童。“当时摄像机好像代表一种优越感，觉得可以怜悯别人，其实现在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你和他一样悲惨。人作为生物，本来就这样，蛮幸福地悲惨着。”
于是他收回自己。2002年，他的朋友老苏下岗，被学校开除后就搬来和胡新宇同住。酗酒，和另一个常来串门的男人史霖，在胡新宇的镜头下，三个人聊情史聊女人。三年后《男人》面世的同时引发了巨大争议，原因是片中男人们关于女人的谈话过于尖锐直接，几乎每场放映现场，都有女性观众提前离席以表抗议；某个影展上，甚至有女评委对该片弃权。胡新宇对此态度坦然，“这是群体性的差异。男人之间是很公开的，说的都是最常态的话。但是女人不知道，或者仅仅知道一部分。”有意思的是，十年后的今天，不少女人开始逐步认同甚至赞美那些台词，再谈起《男人》，胡新宇仍波澜不惊：“男人的操行我没有资格具体定义，我只是通过摄像机描述了一下。如果把艺术作品比作菜，那个时段没有这道菜，猛地端上桌，大家感觉比较前卫。很明显，后面中国发展太快了，现在的它反倒有点儿落后了。”
在各种对《男人》的短评中，“大陆第一波具有电影语言的纪录片”是他最认同的一句话。起初，出身电影学院的老苏不认同他做的电影——简单潦草的家庭影像，“他有学院派的优越感，而我是反电影的，我想创造出一个新电影。”俩男人在镜头里暗中对抗斡旋：老苏努力地不合作，胡新宇干脆将计就计，“你怎么样我都能把它拍成电影”。剪辑后期，老苏看了之后给他打来电话：“我操，我发现一个天才。”“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关照现实。没有符号没有怀旧的“泡沫”魅力，荷尔蒙的刺激下成为一种能量，现在我底气不足时，仍会反思那时候的能量。”
拍摄中，老苏即将远行南下，胡新宇难免怀旧和感伤，最初他把片名定为《孔雀东南飞》。中国独立纪录片“教父”吴文光看后说，“没有必要放大扩展你对朋友的感情，否则沦为诗意或者艺术的德行。其实你这作品讲的就是男人的操行。”这句话使他找到了新的能量：“我应尊重现状，拒绝让假花式的东西泛滥。”
《男人》之后，胡新宇相对沉寂了一些，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做纪录片。09年新片《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他舍弃之前半介入的方式，将自己的家庭作为拍摄对象，琐碎无聊的纷争、歇斯底里的吵闹，都被他纳入镜头。再至13年完成的《刍狗》，他无不在抵抗着电影语言的正统，取消诗意，直截了当。《刍狗》讲述了一个从农村走出的黑道小弟的生活：和女朋友在QQ上谈婚论嫁时打字的犹豫停顿、地下溜冰场的争斗、道义和谎言……胡新宇在摄影机后依然不动声色，把控着自己和整个场，某段主人公关灯后躺在床上说着拉扯自己长大的奶奶，随后是几十秒的长镜头。胡新宇喜欢那种气息，“静中带动，我给他这个情景。”
“纪录片不是纯粹的电影，它的形式还是被别人固化了，我尽力把纪录片拍成剧情片一样的电影，它是流淌着的，一词多义的，多种指向的。”在他看来，纪录片不是专门为“正义”去找证据，而是对“正在”的描述。如他在自己某部作品的导演自述中说的——我的回答是操他妈正义。胡新宇还在“反”着电影，“一把年纪了”，又是转折——“我这颗冉冉老星还没有开花儿呢。”
采访的话题没剩几个，对面桌上的啤酒还有很多，后者的诱惑力似乎更大。众人吆喝邀我们加入，只好承接盛情。
一个卖卡通气球的老人路过，女孩们笑嚷着挑到喜欢的气球并分别绑在自己座位上，董钧忙着和老头算账付款。风一吹，海绵宝宝小黄人们斜下身来，在净朗夜空下，在烤串香气上，在谈笑起哄声中，摇来摆去。又一次，独立影像的“地下”派对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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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八卦一下，14年在呼和浩特放映时，你酒后摔过摄影机。你当时肯定有个情绪，你才去摔它。
因为我那时候拍到了一个东西，牛逼啊，可以摔啦！就是豪气嘛！
今天《刍狗》映后交流时，你虽然声称自己和镜头里所有人是平等的，但他们应该不这么认为，他们还是会觉得镜头是一种权威。
对，尤其在农村。这点我比较狡猾，并且不可否认。但我的心态不是这样的，摄影机这个物体本身已经有一个阶级和层次了，这不怨我。我心态也许也有这个成分，但我主观确实没有……
你狡猾在哪儿？
我狡猾在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并且不是自己受伤害。哈哈。
哎，你想多了。
不是，是我想“我”多了。
通过《男人》这部片子，你有没有反观过自己对待男女这个话题的看法？
不是通过作品。没有这个作品，我仍然会反观，因为考虑到自己将来的生存恋爱婚姻等问题，我应该怎样负责任，怎样给女人安全感？每个人都会考虑自己的位置和属性问题。这是挥不掉的问题。
这种反观，对你有所改变或者启发？
其实我很多时候不了解女人，或者我不了解我的属性。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小，我没有太多的责任感和安全感的概念，这个就太……这是我反思的结果。
家人和校方对你的拍片这件事，会有阻碍吗？
没有，家人很鼓励我，学校他们不知道我拍什么。
我给我自己一个问题：我能拍泰坦尼克吗？肯定不能
哈哈，为什么？
不是所有人都能拍的，那是一个工业；你否定张艺谋，就能成为张艺谋？
如果给你泰坦尼克的导演或者张艺谋那些级别的导演所能拥有的一切资源条件……
我还是拍不出来，我价值取向就不是那样的，我的精神领域也无法下降到商业化的东西。你给我那么多钱的时候，我可能吃喝嫖赌去了。这是我思考很久之后给自己的答案：没必要自扰，我只能拍现在能拍的东西。
你拍片子是玩票的性质。可能当下国内绝大多数独立影像导演都是这样的，因为靠它赚不到什么钱。但是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大家都在玩票，又都在很认真努力地为纪录片争取更多空间，同时与施加给他们的压力抗争。
我没有这个义务，也完全没有这样想。如果我想弄个电影节什么的，完全是想有一个更好玩更好吃的地方，去虚度时光。我也打着玩票的姿态。
既然玩票，你又说你希望自己的片子能给别人带来点什么，哪怕是改变一个人。
对，这是属性带来的很自然的东西，另外我身为老师，也有这项功能。纪录片给我带来洗礼。
独立影像应该被更多人看到，还是安于现状，保持小众就好？
从性质来说，保持小众的、精英的。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你别光看历史呀，你自己的看法呢？
我越来越不希望有暴发户的想法，这个就蛮好的。
但是始终被困于这么小的空间里面，我觉得特别遗憾。
你看那把吉他，它能参加交响乐队吗？吉他应该是独奏，无法和交响乐合在一起的。它应该是独立的声音，天然属性决定个性。独立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嘈杂；而交响乐需要把每个乐器的特质消掉，达到一个融合。
当代独立影像所处的坐标。
你先补充一下你认为的坐标是怎样的？
初始出现时，似乎是上升繁茂着，之后贴地飞行。
独立纪录片从来没有上升过，现在也没有下降过，它就一直不死不活的这样。
如果让你揣测或者展望一下它的以后……
老的死了，年轻的再上来。就像只要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草。
但是这草长不成树。
独立电影就应该是草，它不应该成树。独立电影在西方就是独立制作的模式，在国内来说，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就是对抗主流的，主流就是大树。我们就是民间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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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上周创意长安发出8月15日独立纪录片《危巢》的放映预告，片子拍摄了北京一户拾荒家庭风雨飘摇饱受煎熬的一年（除却人们容易联想到的“贫困”、“挣扎”，它甚至展现出一种奇异的人性的诗意。）奈何活动公告的阅读量不佳，遂SOS一个做本土资讯公号的朋友，请求在他的号上帮忙转发一次。朋友以“活动太过小众”为由拒绝。
然而我很理解这位朋友，这也是我将这篇文章憋了一个月没写的原因：单是“独立纪录片”这个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太冷僻，我怕阐释不清；中国独立影像曲折跋涉了十多年，足够被当做一种特有文化现象，这个层面上，它又太宏大深远，我怕自己文笔的足力有限。
胡新宇认为中国独立影像应保持精英和小众为佳，这一点我不认同。如果继续自我悬置——哪怕它们多么优秀——势必会渐入缺氧的僵局，最后只能留下文本文献，供影像作者和少数有幸接触过它们的观众们自娱和缅怀。
除了一些实验性质作品，独立影像的题材多数最贴近底层和当下；而片中主角，也都是我们的父辈、是你我每一个人，那么关注独立影像，未尝不是一种审视自己、重拾思考的方法。在转型期的眼下，倘若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我们看到的任何事物，这无疑是一种比现实更加深重的灾难。
原则上，我是不该发表私人情绪的。
抱歉，这次我没能忍住。
这次胡新宇受邀，带着他的新作品《刍狗》，参加美院主办的第四届金拴马桩大学生影像艺术节的《变焦未来》特邀展映单元，考虑到片子时长，《刍狗》被一分为二，分别安排在上下午。放映时，胡新宇坐在观众席中，没有人注意到他。直到放映结束，他才站起来和观众进行简短交流。散场后，我随他以及几个本次艺术节嘉宾，一同找地方休息喝茶，随后在美院董钧老师邀请我们一起去回坊吃饭，逛夜市，最后到酒馆时已是夜里十点。采访被一系列“糖衣炮弹”拖延了五个多小时。
说“糖衣炮弹”有点过了，以上休闲活动只是国内独立影展独有的习俗惯例。北京、重庆CIFVF、南京CIFF、昆明“云之南”等，每一场大型影展，不仅是独立影像爱好者的饕餮之宴，也是参展导演们一次难得的大趴。短短几天时间里，大家白天看片讨论，晚上则聚在一起，坐在啤酒火锅旁，本着“促进友谊”的主旨，交流想法，切磋技艺，更多时候扯些八卦。
这次亦不例外，当我称赞当晚的行程，他笑说：“那当然，目的就是堵住你们的嘴，然后吹捧我们呗~让你们失去真实性，变成伪善的官方报道。”少顷，他又正色道：“希望你能再刻薄一点，就像咱们随意喝酒时，可以互相争论狡辩。我是爱较真儿的。”
1999年，适逢胡新宇在太原师范学院音乐系执教的第七个年头，每天练习七八个小时的他却发现自己逐渐走入声乐专业的瓶颈：肌肉紧张致使他有点唱不动了。“当时一心钻进去，急功近利，被称为灵气的东西随着专业的深入，反倒消失了。”加上不甘于平淡生活而产生的焦虑，他需要放松，于是买了个摄影机，换言之，给自己找了个玩具。摄影机到手后，他兴奋地拿着晃了三个小时，然后尝试拍了一个残疾被拐儿童。“当时摄像机好像代表一种优越感，觉得可以怜悯别人，其实现在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你和他一样悲惨。人作为生物，本来就这样，蛮幸福地悲惨着。”
于是他收回自己。2002年，他的朋友老苏下岗，被学校开除后就搬来和胡新宇同住。酗酒，和另一个常来串门的男人史霖，在胡新宇的镜头下，三个人聊情史聊女人。三年后《男人》面世的同时引发了巨大争议，原因是片中男人们关于女人的谈话过于尖锐直接，几乎每场放映现场，都有女性观众提前离席以表抗议；某个影展上，甚至有女评委对该片弃权。胡新宇对此态度坦然，“这是群体性的差异。男人之间是很公开的，说的都是最常态的话。但是女人不知道，或者仅仅知道一部分。”有意思的是，十年后的今天，不少女人开始逐步认同甚至赞美那些台词，再谈起《男人》，胡新宇仍波澜不惊：“男人的操行我没有资格具体定义，我只是通过摄像机描述了一下。如果把艺术作品比作菜，那个时段没有这道菜，猛地端上桌，大家感觉比较前卫。很明显，后面中国发展太快了，现在的它反倒有点儿落后了。”
在各种对《男人》的短评中，“大陆第一波具有电影语言的纪录片”是他最认同的一句话。起初，出身电影学院的老苏不认同他做的电影——简单潦草的家庭影像，“他有学院派的优越感，而我是反电影的，我想创造出一个新电影。”俩男人在镜头里暗中对抗斡旋：老苏努力地不合作，胡新宇干脆将计就计，“你怎么样我都能把它拍成电影”。剪辑后期，老苏看了之后给他打来电话：“我操，我发现一个天才。”“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关照现实。没有符号没有怀旧的“泡沫”魅力，荷尔蒙的刺激下成为一种能量，现在我底气不足时，仍会反思那时候的能量。”
拍摄中，老苏即将远行南下，胡新宇难免怀旧和感伤，最初他把片名定为《孔雀东南飞》。中国独立纪录片“教父”吴文光看后说，“没有必要放大扩展你对朋友的感情，否则沦为诗意或者艺术的德行。其实你这作品讲的就是男人的操行。”这句话使他找到了新的能量：“我应尊重现状，拒绝让假花式的东西泛滥。”
《男人》之后，胡新宇相对沉寂了一些，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做纪录片。09年新片《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他舍弃之前半介入的方式，将自己的家庭作为拍摄对象，琐碎无聊的纷争、歇斯底里的吵闹，都被他纳入镜头。再至13年完成的《刍狗》，他无不在抵抗着电影语言的正统，取消诗意，直截了当。《刍狗》讲述了一个从农村走出的黑道小弟的生活：和女朋友在QQ上谈婚论嫁时打字的犹豫停顿、地下溜冰场的争斗、道义和谎言……胡新宇在摄影机后依然不动声色，把控着自己和整个场，某段主人公关灯后躺在床上说着拉扯自己长大的奶奶，随后是几十秒的长镜头。胡新宇喜欢那种气息，“静中带动，我给他这个情景。”
“纪录片不是纯粹的电影，它的形式还是被别人固化了，我尽力把纪录片拍成剧情片一样的电影，它是流淌着的，一词多义的，多种指向的。”在他看来，纪录片不是专门为“正义”去找证据，而是对“正在”的描述。如他在自己某部作品的导演自述中说的——我的回答是操他妈正义。胡新宇还在“反”着电影，“一把年纪了”，又是转折——“我这颗冉冉老星还没有开花儿呢。”
采访的话题没剩几个，对面桌上的啤酒还有很多，后者的诱惑力似乎更大。众人吆喝邀我们加入，只好承接盛情。
一个卖卡通气球的老人路过，女孩们笑嚷着挑到喜欢的气球并分别绑在自己座位上，董钧忙着和老头算账付款。风一吹，海绵宝宝小黄人们斜下身来，在净朗夜空下，在烤串香气上，在谈笑起哄声中，摇来摆去。又一次，独立影像的“地下”派对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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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八卦一下，14年在呼和浩特放映时，你酒后摔过摄影机。你当时肯定有个情绪，你才去摔它。
因为我那时候拍到了一个东西，牛逼啊，可以摔啦！就是豪气嘛！
今天《刍狗》映后交流时，你虽然声称自己和镜头里所有人是平等的，但他们应该不这么认为，他们还是会觉得镜头是一种权威。
对，尤其在农村。这点我比较狡猾，并且不可否认。但我的心态不是这样的，摄影机这个物体本身已经有一个阶级和层次了，这不怨我。我心态也许也有这个成分，但我主观确实没有……
你狡猾在哪儿？
我狡猾在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并且不是自己受伤害。哈哈。
哎，你想多了。
不是，是我想“我”多了。
通过《男人》这部片子，你有没有反观过自己对待男女这个话题的看法？
不是通过作品。没有这个作品，我仍然会反观，因为考虑到自己将来的生存恋爱婚姻等问题，我应该怎样负责任，怎样给女人安全感？每个人都会考虑自己的位置和属性问题。这是挥不掉的问题。
这种反观，对你有所改变或者启发？
其实我很多时候不了解女人，或者我不了解我的属性。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小，我没有太多的责任感和安全感的概念，这个就太……这是我反思的结果。
家人和校方对你的拍片这件事，会有阻碍吗？
没有，家人很鼓励我，学校他们不知道我拍什么。
我给我自己一个问题：我能拍泰坦尼克吗？肯定不能
哈哈，为什么？
不是所有人都能拍的，那是一个工业；你否定张艺谋，就能成为张艺谋？
如果给你泰坦尼克的导演或者张艺谋那些级别的导演所能拥有的一切资源条件……
我还是拍不出来，我价值取向就不是那样的，我的精神领域也无法下降到商业化的东西。你给我那么多钱的时候，我可能吃喝嫖赌去了。这是我思考很久之后给自己的答案：没必要自扰，我只能拍现在能拍的东西。
你拍片子是玩票的性质。可能当下国内绝大多数独立影像导演都是这样的，因为靠它赚不到什么钱。但是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大家都在玩票，又都在很认真努力地为纪录片争取更多空间，同时与施加给他们的压力抗争。
我没有这个义务，也完全没有这样想。如果我想弄个电影节什么的，完全是想有一个更好玩更好吃的地方，去虚度时光。我也打着玩票的姿态。
既然玩票，你又说你希望自己的片子能给别人带来点什么，哪怕是改变一个人。
对，这是属性带来的很自然的东西，另外我身为老师，也有这项功能。纪录片给我带来洗礼。
独立影像应该被更多人看到，还是安于现状，保持小众就好？
从性质来说，保持小众的、精英的。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你别光看历史呀，你自己的看法呢？
我越来越不希望有暴发户的想法，这个就蛮好的。
但是始终被困于这么小的空间里面，我觉得特别遗憾。
你看那把吉他，它能参加交响乐队吗？吉他应该是独奏，无法和交响乐合在一起的。它应该是独立的声音，天然属性决定个性。独立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嘈杂；而交响乐需要把每个乐器的特质消掉，达到一个融合。
当代独立影像所处的坐标。
你先补充一下你认为的坐标是怎样的？
初始出现时，似乎是上升繁茂着，之后贴地飞行。
独立纪录片从来没有上升过，现在也没有下降过，它就一直不死不活的这样。
如果让你揣测或者展望一下它的以后……
老的死了，年轻的再上来。就像只要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草。
但是这草长不成树。
独立电影就应该是草，它不应该成树。独立电影在西方就是独立制作的模式，在国内来说，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就是对抗主流的，主流就是大树。我们就是民间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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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上周创意长安发出8月15日独立纪录片《危巢》的放映预告，片子拍摄了北京一户拾荒家庭风雨飘摇饱受煎熬的一年（除却人们容易联想到的“贫困”、“挣扎”，它甚至展现出一种奇异的人性的诗意。）奈何活动公告的阅读量不佳，遂SOS一个做本土资讯公号的朋友，请求在他的号上帮忙转发一次。朋友以“活动太过小众”为由拒绝。
然而我很理解这位朋友，这也是我将这篇文章憋了一个月没写的原因：单是“独立纪录片”这个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太冷僻，我怕阐释不清；中国独立影像曲折跋涉了十多年，足够被当做一种特有文化现象，这个层面上，它又太宏大深远，我怕自己文笔的足力有限。
胡新宇认为中国独立影像应保持精英和小众为佳，这一点我不认同。如果继续自我悬置——哪怕它们多么优秀——势必会渐入缺氧的僵局，最后只能留下文本文献，供影像作者和少数有幸接触过它们的观众们自娱和缅怀。
除了一些实验性质作品，独立影像的题材多数最贴近底层和当下；而片中主角，也都是我们的父辈、是你我每一个人，那么关注独立影像，未尝不是一种审视自己、重拾思考的方法。在转型期的眼下，倘若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我们看到的任何事物，这无疑是一种比现实更加深重的灾难。
原则上，我是不该发表私人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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