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论SM；冰冷与残酷 第五章

第五章； 父亲与母亲
有人认为，受虐狂与母亲之间冲突的外显（overtness)以及他控诉母亲时的决心已经足以说服我们不是母亲而是父亲扮演着中心角色。但这出于假定所有的抵抗都出自压抑；在任何情况下受虐狂所宣称的抵抗可能很轻易地采取从从一个母亲错位到另一个母亲的形式。但把女施刑者强壮的外形与所穿的毛皮作为复合形象的证据都是不充分的。“父亲”假说需要严格的现象学或症状学的支持，它不能够依赖于早已假定了病因的推理轨迹上，况且它还带着关于施虐--受虐狂错误的看法。公认的假定如下；既然在施虐狂中父亲的形象是决定性的，那么对受虐狂而言也应该是决定性的，考虑到受虐狂的倒错、投射与模糊不清的特征，两个例子中都是相同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此论之，受虐者应当以希望取代父亲的位置、偷走他的能力（施虐者阶段）为出发点；而一种负罪感由此而生，此外还有对阉割的恐惧使得他放弃了主动的目标并取代了母亲的位置以求获得父亲的欢心。但为了避免被动地位所产生的负罪感的新发作和阉割恐惧，他用“求被鞭打的欲望”取代了为父亲所爱的欲望，前者不仅代表了惩罚的温和形式也是对爱恋关系本身的替代。但是为什么是母亲而不是父亲执行了那些鞭打呢？我们被提供了下面几个理由；第一个是避免被认作是太过明显的同性恋···；第二个是将母亲作为被欲望客体的第一阶段保留下来并将属于父亲的惩罚行为移植给她；最后是去向父亲呈现某种展示或请求整个过程的“你看，并不是我想要坐你的位子，是她在伤害、阉割、鞭打我···”
如果说是父亲在这一系列连续的阶段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的话，那是因为受虐狂被当作臣服于多重转化的高度抽象的要素的集合体。我们无能去赞赏这一完全稳固的情景，这一变态的特别世界；我们因为诸多症状被一种前-设（preconceive)的病因学所模糊而得不到一个真正差异化的诊断结果。当它们被用来展示根本无关的场景先是彼此转换继而彼此相连时，就算像“阉割”和“罪感”也失去了提供解释的能力。对转变和转化的系统来说，等价与转译的模式不再适用。即使一个有着Reik那样眼光的精神分析家也说；“不论何时只要我们有机会去研究一个案例，我们总能在施加鞭打的女人形象背后找到父亲或者他的代表。”为了那样说我们需要关于“隐藏”更特定的含义，并解释在什么条件下某些人或某些事可以被说成是隐藏在症状与原因的关系中。他还说：“在将一切考量、检验并加以平衡后，依旧存在一个疑问··难道作为幻想与压抑行为的受虐狂的最古老低层之于母子关系犹如之于一桩历史事实？”因此他相信他关于父亲的本质与持久作用的“印象”。但他讨论过症状或者提供过一种奠基于抽象物之联合的病因学？我们又一次遇上了那个问题；相信父亲在受虐狂中的决定地位是否不仅仅是施虐-受虐狂整体前设的结果。
在施虐狂中，父亲的与父权的主体无疑占有统治地位。萨德的小说里有许多女性主人公，但她们的行动、她们享受的快乐和她们的共有计划都是在模仿男人；男人是她们将所有活动献给的观众和主持天才。萨德的雌雄同体的（androgynous)创造是父亲与女儿之间乱伦联合的产物。尽管弑父和弑母在萨德的作品里一样常见，但两种罪行的意义却远不相等同。萨德将母亲等同于次要天性，由“柔软”分子所组成并臣服于创造、保存和繁殖的律法；而父亲仅仅通过社会保守主义（social conservatism)属于次要天性。内在地来说他代表了超越一切秩序，由代表混乱与失序的狂野与撕裂分子所组成的首要天性；父亲即首要天性（pater sive natura prima).因此，父亲之所以被谋杀是因为他背离了他真正的天性与功能，而母亲之所以被谋杀是因为忠于她的天性。正如科罗索夫斯基的真知灼见所说的那样，施虐者的幻想完全依赖于父亲通过激起女儿去折磨并谋杀母亲以摧毁他自己的家庭这一主题之上。在施虐狂中，女人的俄狄浦斯形象注定要炸裂：母亲成了卓越的受害者，女儿被提升到乱伦同谋的位置。鉴于家庭机构甚至法律都被次要天性的母性特征所影响，父亲只有越过法律、解散变卖家庭才成其为父亲。父亲代表着首要的、无序的力量，它只有通过摧毁法律和臣服与它们的次要存在才能回归原初状态。施虐者的终极目标是为一切生育画上句号，因为它与首要天性相竞争。让萨德的女主人公成为施虐者的是她们在抗衡母亲的基本联盟中与父亲结成的变态联合（sodomitic)。在一切意义上，施虐狂都是对母亲的积极否定和对超越一切律法的父亲的欢呼。
在《俄狄浦斯情结的进程》中，弗洛伊德指出了两种可能的结果；主动的---施虐狂，儿童与父亲相认同，被动的---受虐狂，儿童取代了母亲并想成为父亲爱恋的对象。关于部分冲动的理论考虑到了两种情况的共存，以至于相信施虐狂与受虐狂的同一。弗洛伊德关于狼人这样说；“在他的施虐狂中他保留着和父亲原始的认同，但在他的受虐狂中他让自己成为性-对象。”所以我们被告知在受虐狂场景中施加鞭打的是父亲，我们有权问一句；“谁实际上在挨打？父亲又藏身在何处？是在挨打的人身体里吗？受虐狂感到有罪而要求被鞭打想以此来赎罪，但是出于什么缘故又是为了哪一项罪行而赎罪呢？严格说来，他身上显出的是不是父亲的被鞭打被羞辱嘲弄的漫画形象？他的罪过就是与父亲相像或者他身上有着与父亲的相似性；受虐狂的公式就是被羞辱的父亲。如此说来，父亲更像是个挨打的人而不是打人的人。关于三个母亲的幻想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所有父亲的功能都经过象征性的转化和分配给了三重的女性形象；父亲被排除，被彻底灭杀。莫索克的大部分小说都包含一个被详细描述的捕猎情节；理想中的女人追捕一只熊或者一头狼，并剥下它们的皮。我们可以将之象征性地解释为女人反对男人的斗争，而女人是其中的胜利者。但这是个错误，因为当受虐狂出场时女人就已经胜利了，熊和毛皮已经有了排他地女性的意义。动物们象征着原始的、子宫--母亲，尚未出生的母亲，它因为口腔--母亲的缘故被捕捉被剥去皮，以求获得重生-----单性的第二次出生，父亲的形象在其中无迹可寻。而男人重新出现在相对的极点上，在俄狄浦斯母亲的旁边；第三个女人与施虐狂男人之间已经签订了联盟契约（《青春之泉》中的伊丽莎白和Ipolkar，《灵魂的渔夫》中的Dragomira和Bouguslav，《维纳斯》里的旺达和那个希腊人）但是男人的重新出现只是在俄狄浦斯母亲保留她的权利和完整时才与受虐狂相互容忍；那个男人不仅仅以女子气的、异装癖形象（《维纳斯》里的希腊人）出现，而是与发生在施虐狂中的不同，母亲--代表成了共谋，年轻女孩变成了受害者。（在《青春之泉》中受虐狂主人公允许伊丽莎白去杀掉他热爱的女孩---Gisele。）当施虐狂男人走向胜利时，正如他在《维纳斯》结尾那样，所有的受虐活动都终止了；就像柏拉图的形式那样，它撤退、消失而不是与他的对立面---施虐狂相联和。
总之，父亲的功能转化到三个母亲形象上是整个幻想的一个方面而已。幻想最关键之处在于所有母性功能集中在第二个母亲这个人物上----口腔的或“好”母亲。将受虐狂与坏母亲相联系是个错误，在受虐狂中当然有坏母亲（子宫母亲与俄狄浦斯母亲这两个极端），但这是因为受虐狂的整体倾向就是理想化坏母亲的功能并将之转化成好母亲。卖淫（prostitution）的功能特定地属于子宫的--名妓般的母亲，它被施虐狂主人公转化为旨在摧毁俄狄浦斯母亲的制度并让女儿成为共谋。尽管我们在受虐狂和莫索克身上都找到了让女人去卖淫的相似倾向，我们也不应该将它作为证据认为施虐狂与受虐狂有着共同的天性。其中重要的差别是受虐狂中的女人以诚实妇女的身份（作为好的、口腔的母亲）行失足妇女之事。旺达讲述莫索克是如何劝说她去找情人，让她去回复广告以及把自己变成妓女的。但是他用下面的话为这一欲望辩护；“在一个尊敬的、诚实的好妻子身上找到那些通常只能在放荡女人身上找到的肉欲是件多么愉快的事啊！”作为口腔的、受人尊敬的、纯洁的母亲必须要承担起原本属于子宫母亲的卖淫功能，对于俄狄浦斯母亲身上的施虐功能也是如此；好母亲掌管了对残酷的管理，并将之转化以及为受虐狂赎罪与重生的目的而服务。卖淫不应当被视为链接两种变态的共有特征。出现在萨德的“罪友社会”中的对总体卖淫的梦想化身成了旨在摧毁母亲并偏爱女儿的无情制度（objective institution)（母亲成了被遗弃者，女儿成了伴侣）。在莫索克那里则相反，卖淫的理想形式建立在私下契约之上，受虐狂丈夫以此劝说他的妻子以好母亲的身份献身给其他男人。作为受虐狂偶像的口腔母亲被期望承担其他女性形象的所有功能；一旦接受那些功能，她就将之转化、使之崇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将受虐狂与“坏母亲”相联系的精神分析式的解释有着很小的应用性。
将功能集中在好的口腔母亲身上是父亲被忽略的一种方式，父亲所占的部分与功能在三个女人中分配。这种方式为三个女人之间的斗争与显灵而设，最终造成了口腔母亲的凯旋。简而言之，这三个女人构建了一种象征秩序，在其中父亲被事先和永远地抹去了。母亲永恒的优越性只可以用对受虐狂至关重要的神话语言说出；所有事皆已发生，整个行动在母亲形象间登场（对毛皮的追求）。因此，即使最开明的精神分析家也将象征秩序的出现与“父亲的名字”相联系的情况就很令人惊讶了。关于母亲的特定非分析的概念，是她被认作是自然的代表者，而父亲则是总体的原则和文化与法律的代表者。受虐狂将象征秩序经验为“母亲间的”秩序，在其中母亲在特定前提下代表着法律；她生产着受虐狂用来表现自身的象征主义。这并不是像被错误地相信的那样受虐狂与母亲相认同。母亲的三重划分已经彻底地将父亲赶出了受虐狂的世界。在《塞壬》中莫索克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孩允许别人相信他的父亲死了仅仅出于他觉得不去纠正这个误解更容易也更为礼貌。这是通过放大母亲来对母亲的否认（“就象征而言，母亲一无所缺”），也是通过贬低父亲来对父亲的否认（“父亲屁也不是”，换言之，他被剥夺了一切象征功能）。
 因此我们需要对 被引入或者重新引入受虐幻想的男人---第三要素的方式作进一步的检验。莫索克的生活与作品被他对第三方（他称之为希腊人）的追寻所控制。总之，在《维纳斯》中这个人物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或幻想方面是女子气的；希腊人“长得像个女人···在巴黎他被人看见穿着女装，男人们用情书把他淹没了···”第二个方面是强壮的并标识出幻想与受虐实践的终点。当希腊人拿起鞭子开始鞭打Severin时，他的超肉欲魅力很快就烟消云散“肉欲的梦想。女人和爱情”通通消失。那部小说有一个崇高且幽默的结尾，Severin放弃了受虐行为转而成了个施虐狂。我们可能因此得出结论说，父亲尽管被赶出了象征秩序却在实在界（real）或者经验的秩序里继续运作。由拉康首次总结出的一项基本的规则认为，在象征领域被取消的客体将会以幻觉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实在界”。《维纳斯》的最后一章就是关于父亲以进攻性和幻觉的方式回到一个曾经象征性地取消了他的世界的典型例子。这一章节里的一切都说明关于这个场景的全部现实仅仅能以幻觉的形式体验；幻觉（hallucination)又反过来让幻想(fantasy)的追求与继续变得不再可能。这将会引起作为在象征秩序中发挥作用的幻想与代表着曾被象征性地取消过的东西的回归的幻觉之间的彻底混淆。Reik曾经引述过这样一个案例；因为主体在将要打击他的女人身上发现了让他想到父亲的一个特征，受虐场景中所有的“魔法”因素全部消失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维纳斯》的结尾，甚至更为激动人心，作为父亲形象的希腊人取代了女施刑者，Severin彻底放弃了他的受虐目标）Reik引述上述的例子是将之作为证明女施刑者本质性地代表了父亲以及母亲--形象是伪装了的父亲的论据-----始终有利于施虐-受虐狂组合的一个论据。在我们看来，结论正好相反；Reik声称那个主体是“失了错觉（disillusioned）”但我们更应该说他是“失了幻想（disfantasized)”，是幻想产生了幻觉和幻觉状态。父亲进攻性的回归远不是受虐狂背后的真理和对其与施虐狂之间联系的确认，它打断了受虐狂情景；它代表了对受虐狂世界以及对用来保卫受虐狂象征世界的条件与界限的来自实在界的持续威胁。把来自外部现实的威胁错误地当作是内在现实的表达，并为进一步促进象征世界防卫的崩溃是“野狐禅”的精神分析。
受虐狂针对外部现实以及父亲进攻性回归的幻觉的防卫措施都是哪些？受虐狂主人公必须要采取一套复杂的策略去保护他的幻想与象征的世界，去击退现实幻觉的侵入（换言之，幻觉的真实袭击）。正如我们所见，经常被用于受虐狂的防卫程序就是契约。一项契约在主人公与一个女人之间订立，因此，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和确定的时期，她被赋予了对于他的一切权利。通过这种方式，受虐狂试图去消除父亲带来的危险并确保现实的短期秩序与经验将会和父亲被永远排除的象征秩序相一致。经由这项契约，经由最为理性和短期来说最为坚决的行动，受虐狂抵达了三个母亲形象栖居的最神秘、最永恒的领域。最终，他确信他将被鞭打；我们已经看到，在他身上被鞭打被羞辱和嘲弄的是父亲的形象和他与父亲的相似之处，还有父亲进攻性回归的可能性。不是孩子，而是父亲在被鞭打。因此，受虐狂为了准备（父亲不在身上继续存在的）重生而解放了自己。
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即使在契约中，受虐狂也追求第三方----希腊人呢？他为什么那么热心于第三方？答案是尽管希腊人无疑会引起父亲进攻性回归的危险，但他象征着别的事物-----完全不同的事物，重生的希望以及将从受虐实验中诞生的新人的投射。希腊人是结合了多重要素的复合人物，当他被理想化时他预示着受虐狂的产品，象征着新人；相反，在他的施虐狂角色中，他代表了粗暴打断实验并干涉产品的危险的父亲。让我们提醒一下自己总体幻想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因为受虐狂的艺术就是幻想的艺术；幻想在两个系列、两个对立的边缘中发挥作用，两者的共振（resonance）产生并创造了幻想的核心。对受虐狂而言，两个象征性的边缘是子宫母亲与俄狄浦斯母亲；它们之间并在其中来回移动的是口腔母亲----幻想的核心。受虐狂运作与两个极端并使它们在口腔母亲那里制造一种共振。他以此赋予了她一种重复性地将她带到对手旁边的振幅（amplitude）。口腔母亲必须要从子宫母亲那里夺取她的名妓功能（卖淫），从俄狄浦斯母亲那里夺取她的施虐功能（惩罚）。在其钟摆运动的任何一端，好母亲都要面对第三方--------匿名的子宫母亲与施虐狂的俄狄浦斯母亲。但事实上，第三方从来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被发明和追寻（除非事情因父亲的幻觉性回归而恶化），而是因为好母亲对子宫的与俄狄浦斯的母亲的取代而中立化。与路德维格二世的冒险令人赞叹地说明了这一点；它的滑稽效果要归功于两个对立的角色之间的不断遁辞。当莫索克收到Anatole的第一封信时，他真心地希望他的通信人是个女的。但是他却把她当作男人写下了自己的遁辞；他将把旺达引入这场事件并希望，她能在与第三方勾结中以一个好母亲的身份扮演名妓或施虐狂。随后别有计划的Anatole回复了意想不到的遁辞，与莫索克所期望的相反，他引入了想要试图中立化旺达的他驼背的表弟。受虐狂是否是女子气的和被动的而施虐狂是否是强壮的与主动的问题仅仅是次要的。在任何情况下，它基于这样的假设：施虐狂与受虐狂是互补的，一个是另一个的反面。但是施虐狂与受虐狂并不一道构建一个单一的整体；它们并不由部分的冲动分别构成，而是每一个都是完整的。受虐狂的经验建立在儿子与口腔母亲的联合上，施虐狂的经验建立在父亲和女儿的联合上。每种情形下，联合都被不同的伪装所确认。在受虐狂那里，男性冲动体现在儿子的角色上，女性冲动则被投射到母亲的角色上，事实上，这两种冲动构建了一个单一的形象；女性（feminity)被认为一无所缺并被放在悬置于否认中的强壮身体的旁边。（阴茎的缺失并不意味着PHALLUS的缺失，而阴茎的在场也不意味着有PHALLUS）。所以，在受虐狂中一个女孩在与有着一个理想阴茎的、施加鞭打的和重生所依靠的母亲的关系中取代儿子的角色并不困难。同样，在施虐狂中男孩也是有可能在与父亲的预测中扮演女孩的角色。我们会说受虐狂是双性人（hermaphrodite)而施虐狂是雌雄同体(androgynous)···它们代表了平行的世界，每一个都是自足完整的，而想进入另一个世界既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决不能说它们是严格对立的，除非是规避彼此的对立以及要么去做要么去死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不幸地倾向于显示出转化、倒转和联合的可能性。但在施虐狂与受虐狂之间有着不可化约的不对称性；施虐狂象征着对母亲主动的否定和被置于法律之上的父亲的膨胀；受虐狂依靠双重的否认前进，一重是对（与律法同一的）母亲积极的理想化的否认，一重是使（被排斥于象征秩序的）父亲失效的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