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秋时写的一篇关于吴瑭《解儿难》读书报告
吴瑭与岭南儿科——《温病条辨》读后感
吴瑭，字配珩，号鞠通，江苏淮阴人，生于干隆二十三年，逝于道光十六年，享年七十九岁。吴瑭为温病四大家之一，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习儒学，因19岁时父亲因病过世，备受打击，自感不知父亲死因而视之为极大的不孝，从而弃儒学医，勤习《黄帝内经》及《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后因26岁时侄儿病夭，自觉应该向各派名医学习而上京，在京参加《四库全书》抄写工作时接触明朝吴又可《温疫论》，深受其“戾气说”影响，发觉伤寒与温病有异，并在抄写工作后期，翻看叶桂的《温热论》及《临证指南医案》，从而深入思考温病的理论。
《温病条辨》成书于嘉庆三年，全书六卷，其中理、法、方、药俱全，为温病学重要著作之一。由于吴瑭受吴又可及叶桂的学术影响，本书承叶桂的温热病学说，以三焦辨证为主干，前后贯穿，解释温病发生、发展、传变等过程辨治，同时参以仲景六经辨证、刘河间温热病机、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及吴又可《温疫论》等诸说，从中阐述风温、温毒、暑温、湿温等病证的治疗，析理至微，病机甚明，而治之有方。
吴氏接承吴又可、叶天士等人的思想，认为伤寒与温病是两个病因病机相异的病，有绝对分明的届线，伤寒致之寒属寒邪主沉降，下伤人于下焦膀胱，所以病入膀胱经，由此传入肌表；温病之温属热邪主炎上，火克金伤于肺，从上窍入里。首伤于肺卫，随后传至气分、营分、血分。也可以产生逆传，如临床有的病人，一开始发烧就神志差，甚至昏迷，或者胡言乱语，这种症状，叶天士称之为“逆传心包”。有此类症状的发热病，可以从逆传中考虑。温热病家素有“膜原”一说，膜原处于半表半里之间，病邪滞于膜原，可于数天后涣散，并没有确切的发作时间。
吴瑭在儿科方面也卓有成就，此书中对儿科单独论述，另开一卷“解儿难”，卷中继承前人儿科各大家的理论，又根据温病学说的特点，发展出自己特有的理论，他认为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非盛阳也。书中言儿曷难有二，一为天变之难，一为人为之难。以下略说本人对两难的理解。
“天变之难”为何？自古素有小儿医，然医者并不喜又不善治小儿，甚至曾有戏语传至民间，其言医者素来“宁治十汉子，不治一妇人；宁治十妇人，不治一小人，”皆因古代礼教森严，而医家普遍为男子，于是妇人即便有痛苦亦难诉与外，久之边又缠绵难愈。此为治妇人之难。而小儿者“人之初，气犹未定，疾为易感”。虽说生为天之大德，然而当母体孕育胎儿之时，或因个体差异，又或受当时岁运之戾气所影响，尽管天地间气运相制约而不能避免感受邪气。
“人为之难”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婴孩的父母及保养之人，另外一种为庸陋之医；或有人说，父母为儿女病痛难愈忧心忡忡，却成为两难之一，实在难以理解。小儿乃禀父母先天之精，顺天地四时五气于母胎中孕育４０周，从而呱呱坠地，降于尘世。“养儿一百岁，常忧九十九。”幼年之时不知冻饿，又无饱暖之感；又及父母常言“人生于温死于寒，人以食为天，饥则死。由此父母常忧心，忧心自家小儿穿衣不够，吃饭不饱，于是，喂养过多，寒衣过厚，从而引致脾土不安，肺卫不固，心阳外泄。吴瑭称之为“止之以慈为慈，不知以不慈为慈。”难于人为之二，一则天下之医，并非均为良医，水平高低各有参差；二则尽管为良医，也并不均以儿科为专长，何况自古儿科有哑科之称，全因小儿难治之故。人与自然相通，自然人之气与天地之气交融，难免感受岁气外邪等，何况小儿脏腑娇嫩，病灶传变迅速。故吴瑭在《医医夜话》一书中告诫后世医家，医工不精，切莫行医。此乃后话。
我院处于岭南湿热之地，用药奇特，及诊治均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由于岭南之地湿热邪重，此地医家自清代末期也开始深受温病学说影响，在治疗上使用当地特有的土药，以及根据小儿特有的生理特点而自古沿用的用药规律，从而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流派，雅称岭南儿科。如宋太医钱乙“小儿纯阳，无须益火”，小儿一般味觉敏感，对于过分辛苦酸涩的药物难以下咽，在诊治用药方面，由于地域气候特点，医家受温病学说较深，在治疗上一般会使用性平味轻的药物，如清末的羊城儿科名家杨鹤龄，喜用花类以及轻清甘凉之品，以之表其轻透外邪、养阴清热，以及固护津液之意。他针对小儿“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肺常不足”等特点，从而柔肝补脾敛肺，对于过温燥的药品，他会选择其他同功但性味相对平缓的药品来取代，例如行气燥湿药厚朴，以其厚朴花代替；一般脾气烦燥的小儿，他鲜用白芍，而多选玫瑰花等柔肝敛肝气的相对性平味轻的药品；对于脾虚腹泻，会选用岭南本土药材火炭母、鸡蛋花以同利湿去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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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我，很古板，很可爱……收尾不是我写的。老师说我写得太有水平，她看不懂。
吴瑭，字配珩，号鞠通，江苏淮阴人，生于干隆二十三年，逝于道光十六年，享年七十九岁。吴瑭为温病四大家之一，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习儒学，因19岁时父亲因病过世，备受打击，自感不知父亲死因而视之为极大的不孝，从而弃儒学医，勤习《黄帝内经》及《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后因26岁时侄儿病夭，自觉应该向各派名医学习而上京，在京参加《四库全书》抄写工作时接触明朝吴又可《温疫论》，深受其“戾气说”影响，发觉伤寒与温病有异，并在抄写工作后期，翻看叶桂的《温热论》及《临证指南医案》，从而深入思考温病的理论。
《温病条辨》成书于嘉庆三年，全书六卷，其中理、法、方、药俱全，为温病学重要著作之一。由于吴瑭受吴又可及叶桂的学术影响，本书承叶桂的温热病学说，以三焦辨证为主干，前后贯穿，解释温病发生、发展、传变等过程辨治，同时参以仲景六经辨证、刘河间温热病机、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及吴又可《温疫论》等诸说，从中阐述风温、温毒、暑温、湿温等病证的治疗，析理至微，病机甚明，而治之有方。
吴氏接承吴又可、叶天士等人的思想，认为伤寒与温病是两个病因病机相异的病，有绝对分明的届线，伤寒致之寒属寒邪主沉降，下伤人于下焦膀胱，所以病入膀胱经，由此传入肌表；温病之温属热邪主炎上，火克金伤于肺，从上窍入里。首伤于肺卫，随后传至气分、营分、血分。也可以产生逆传，如临床有的病人，一开始发烧就神志差，甚至昏迷，或者胡言乱语，这种症状，叶天士称之为“逆传心包”。有此类症状的发热病，可以从逆传中考虑。温热病家素有“膜原”一说，膜原处于半表半里之间，病邪滞于膜原，可于数天后涣散，并没有确切的发作时间。
吴瑭在儿科方面也卓有成就，此书中对儿科单独论述，另开一卷“解儿难”，卷中继承前人儿科各大家的理论，又根据温病学说的特点，发展出自己特有的理论，他认为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非盛阳也。书中言儿曷难有二，一为天变之难，一为人为之难。以下略说本人对两难的理解。
“天变之难”为何？自古素有小儿医，然医者并不喜又不善治小儿，甚至曾有戏语传至民间，其言医者素来“宁治十汉子，不治一妇人；宁治十妇人，不治一小人，”皆因古代礼教森严，而医家普遍为男子，于是妇人即便有痛苦亦难诉与外，久之边又缠绵难愈。此为治妇人之难。而小儿者“人之初，气犹未定，疾为易感”。虽说生为天之大德，然而当母体孕育胎儿之时，或因个体差异，又或受当时岁运之戾气所影响，尽管天地间气运相制约而不能避免感受邪气。
“人为之难”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婴孩的父母及保养之人，另外一种为庸陋之医；或有人说，父母为儿女病痛难愈忧心忡忡，却成为两难之一，实在难以理解。小儿乃禀父母先天之精，顺天地四时五气于母胎中孕育４０周，从而呱呱坠地，降于尘世。“养儿一百岁，常忧九十九。”幼年之时不知冻饿，又无饱暖之感；又及父母常言“人生于温死于寒，人以食为天，饥则死。由此父母常忧心，忧心自家小儿穿衣不够，吃饭不饱，于是，喂养过多，寒衣过厚，从而引致脾土不安，肺卫不固，心阳外泄。吴瑭称之为“止之以慈为慈，不知以不慈为慈。”难于人为之二，一则天下之医，并非均为良医，水平高低各有参差；二则尽管为良医，也并不均以儿科为专长，何况自古儿科有哑科之称，全因小儿难治之故。人与自然相通，自然人之气与天地之气交融，难免感受岁气外邪等，何况小儿脏腑娇嫩，病灶传变迅速。故吴瑭在《医医夜话》一书中告诫后世医家，医工不精，切莫行医。此乃后话。
我院处于岭南湿热之地，用药奇特，及诊治均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由于岭南之地湿热邪重，此地医家自清代末期也开始深受温病学说影响，在治疗上使用当地特有的土药，以及根据小儿特有的生理特点而自古沿用的用药规律，从而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流派，雅称岭南儿科。如宋太医钱乙“小儿纯阳，无须益火”，小儿一般味觉敏感，对于过分辛苦酸涩的药物难以下咽，在诊治用药方面，由于地域气候特点，医家受温病学说较深，在治疗上一般会使用性平味轻的药物，如清末的羊城儿科名家杨鹤龄，喜用花类以及轻清甘凉之品，以之表其轻透外邪、养阴清热，以及固护津液之意。他针对小儿“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肺常不足”等特点，从而柔肝补脾敛肺，对于过温燥的药品，他会选择其他同功但性味相对平缓的药品来取代，例如行气燥湿药厚朴，以其厚朴花代替；一般脾气烦燥的小儿，他鲜用白芍，而多选玫瑰花等柔肝敛肝气的相对性平味轻的药品；对于脾虚腹泻，会选用岭南本土药材火炭母、鸡蛋花以同利湿去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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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我，很古板，很可爱……收尾不是我写的。老师说我写得太有水平，她看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