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师如何回应教学中的敏感话题？
两周前看到一条微博说，一位外国学生家长和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师志愿者谈起西藏和新疆问题的迥异看法，志愿者急于申明和陈述中国的立场，却被对方嘲笑说他已经被洗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确实，在汉语教学中的政治敏感话题一直不可避免，无论是面对家长还是面对学生，常常让汉语教师面临两难境地：坚持申明中方立场，就会被说洗脑；附和他们的说法，又会有伤自己的民族情感和政治立场。笔者将从立场、方法、目标三个方面来解释对外汉语教师在面对政治敏感话题时的文化中介能力，以期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解决思路。
一、立场
正如开题所述，在面对敏感话题时，汉语教师应该持有怎样的立场呢？坚持中方立场，会被说洗脑，甚至引起家长反感，不让学生再学汉语；附和家长和学生批评中国政府的立场，又伤害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实际上，最好的立场就是：没有立场。
对外汉语教师一方面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学习者的语言和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教师并不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者，而是两种文化的调停者或者说中介者（mediator）。关于中介者与中介活动（mediating activities），《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中早有阐述，《框架》将语言交际活动分为四类：表达（production）、接收（reception）、互动（interaction）和中介（mediation），其中，中介活动主要是指，在面对两个说不同语言但又无法互相理解的对话者之间，充当中介，帮助两者沟通。通常情况下，中介活动被理解为口译、笔译、转述、概括四种语言交际活动。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翻译人员，是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持有自己的立场的，他只需转述双方的观点，完成双方的互相沟通即可。这就是前文所述，没有立场是最好的立场。然而，有翻译经验的人都知道，要想完成双方的理解和沟通，仅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是不够的，他需要掌握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将说话者的意思用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也是《框架》语焉不详和被很多学者批评的地方。在此之后，很多学者提出了文化中介（cultural mediation）和跨文化中介（interculturalmediation）的概念，他们认为，学习者跨文化能力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文化中介能力，在两种文化，两种理念，两种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怎样很快的建立适合双方的解释体系，帮助两者求同存异，互相理解。而要想学习者具备这样的能力，外语教师自身首先应具备这样的能力。
同时，没有立场并不表明采取回避的态度。实际上，回避是误会产生的根源。想想这个国家有多少社会问题是因为政府的回避而让民众对事情的原因保持最坏的揣测而产生的？对于敏感问题，更是这样，如果我们避而不谈，反而会加深学生和家长固有的看法，认为一定是想隐瞒什么。敏感话题谈得多了，便不再是敏感话题，反之，束之高阁避而不谈，它就一直会是一个敏感话题。
二、方法
在笔者任教法国中学的过程中，学生和家长提出敏感问题的初衷，大部分的情况下，并不是为了激怒我们或者故意让我们尴尬，而是他们真的想了解一些社会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接受的信息，是被媒体加工过的，也因此，他们想知道更多的信息。所以，首先，要提供给学生足够的信息量。所谓足够的信息量，不是海量新华网或人民日报的专栏，而是各方观点，比如，法国左派杂志和报纸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右派如何，极左极右又如何，中方新华社社论观点是什么，普通网民观点是什么，当事人观点又是什么，各种观点汇总，学生才能形成相对客观的自己的观点。单一的价值体系和信息渠道，势必会造成学习者对事件的单一化解读，而多方观点，则可以帮助他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2008年西藏问题最敏感的时候，很多学生都对西藏的归属问题，发生在西藏的暴力事件提出了疑问。笔者和同事当晚即找到很多资料，比如，法国历史学家René Grousset对西藏历史的研究，暴力事件亲历者的口述，美国媒体的报道，以及法国《世界报》对西方媒体加工新闻的反思的一篇社论。第二天汉语课，我们用一整节课的时间让学生阅读资料，分析资料，然后进行讨论。
所谓分析资料，是将言论与立场结合，比如，为什么左派会持有这样的观点，为什么普通民众和政府的看法不一样，为什么美国的媒体有时候也会有不实报道，等等。
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只是一个主持人，他也没有立场，而是引导学生表达观点，或者在特别极端的言论面前，给出一些评论，提醒他们没有看到和想到的地方。
在一节课后，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和以前不一样了，也有的学生还坚持自己原来的想法，但他们也承认，别的说法也有道理。
三、目标
文化中介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学习外语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是每一个对外汉语从业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前几天微博上一直在讨论法国的高考作文题和中国的差别，也有人说，法国的教育是要培养伟大的心灵，而中国的教育旨在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笔者理解的文化中介活动的目标，套用一句俗话就是：不以教育为目的的教学都是耍流氓。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或者说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应该不是培养一个可以说流利的汉语但是对中国充满很多偏见的“有用人才”。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他通过学习汉语，了解并理解到这个世界还有不同的运转方式，他知道这个世界的和而不同，并因为这“和而不同”的丰富和多样而对世界保有赤子般的好奇心。在笔者博士论文采访中，很多家长表示，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解读，是一个人思维发展和认知发展的标志，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可以走出他们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了解到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欧洲转的，欧洲不是世界的唯一标准，而他们在看待一种外国文化时，“欧洲标准”往往成为他们观察世界的有色眼镜，让他们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所以，笔者从来不认为，花费两三个小时的汉语课讨论敏感话题是浪费时间，当学生掌握了解读敏感问题的方法，敏感问题就会越来越少。而同时，我们在教授汉语的过程中，也参与了对他们的启发和教育过程，何乐而不为？
最后，笔者想提出一个面对政治敏感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果面对的是家长，由于老师家长会面时间有限，可以和家长说，我会在课堂上和学生谈论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会在家长联系本上给您留言，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完这个问题以后，您可以在家里跟您的孩子再谈一谈这个问题。这不仅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浪费很多和家长会面的时间，同时，当学生需要向家长转述课堂所学时，他在课堂上一定更专注，并且，当孩子可以给父母讲述父母不知道的知识时，对孩子来说，是一种骄傲和肯定。此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加强亲子关系，特别是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如果面对的是学生，那么直接花上一节课讨论这个话题，并且在这之后，可以做很多延伸的语言活动，比如对某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情况的学习，对各方观点用中文做口头摘要，用汉语做一个小型辩论等等。
一、立场
正如开题所述，在面对敏感话题时，汉语教师应该持有怎样的立场呢？坚持中方立场，会被说洗脑，甚至引起家长反感，不让学生再学汉语；附和家长和学生批评中国政府的立场，又伤害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实际上，最好的立场就是：没有立场。
对外汉语教师一方面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学习者的语言和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教师并不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者，而是两种文化的调停者或者说中介者（mediator）。关于中介者与中介活动（mediating activities），《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中早有阐述，《框架》将语言交际活动分为四类：表达（production）、接收（reception）、互动（interaction）和中介（mediation），其中，中介活动主要是指，在面对两个说不同语言但又无法互相理解的对话者之间，充当中介，帮助两者沟通。通常情况下，中介活动被理解为口译、笔译、转述、概括四种语言交际活动。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翻译人员，是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持有自己的立场的，他只需转述双方的观点，完成双方的互相沟通即可。这就是前文所述，没有立场是最好的立场。然而，有翻译经验的人都知道，要想完成双方的理解和沟通，仅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是不够的，他需要掌握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将说话者的意思用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也是《框架》语焉不详和被很多学者批评的地方。在此之后，很多学者提出了文化中介（cultural mediation）和跨文化中介（interculturalmediation）的概念，他们认为，学习者跨文化能力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文化中介能力，在两种文化，两种理念，两种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怎样很快的建立适合双方的解释体系，帮助两者求同存异，互相理解。而要想学习者具备这样的能力，外语教师自身首先应具备这样的能力。
同时，没有立场并不表明采取回避的态度。实际上，回避是误会产生的根源。想想这个国家有多少社会问题是因为政府的回避而让民众对事情的原因保持最坏的揣测而产生的？对于敏感问题，更是这样，如果我们避而不谈，反而会加深学生和家长固有的看法，认为一定是想隐瞒什么。敏感话题谈得多了，便不再是敏感话题，反之，束之高阁避而不谈，它就一直会是一个敏感话题。
二、方法
在笔者任教法国中学的过程中，学生和家长提出敏感问题的初衷，大部分的情况下，并不是为了激怒我们或者故意让我们尴尬，而是他们真的想了解一些社会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接受的信息，是被媒体加工过的，也因此，他们想知道更多的信息。所以，首先，要提供给学生足够的信息量。所谓足够的信息量，不是海量新华网或人民日报的专栏，而是各方观点，比如，法国左派杂志和报纸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右派如何，极左极右又如何，中方新华社社论观点是什么，普通网民观点是什么，当事人观点又是什么，各种观点汇总，学生才能形成相对客观的自己的观点。单一的价值体系和信息渠道，势必会造成学习者对事件的单一化解读，而多方观点，则可以帮助他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2008年西藏问题最敏感的时候，很多学生都对西藏的归属问题，发生在西藏的暴力事件提出了疑问。笔者和同事当晚即找到很多资料，比如，法国历史学家René Grousset对西藏历史的研究，暴力事件亲历者的口述，美国媒体的报道，以及法国《世界报》对西方媒体加工新闻的反思的一篇社论。第二天汉语课，我们用一整节课的时间让学生阅读资料，分析资料，然后进行讨论。
所谓分析资料，是将言论与立场结合，比如，为什么左派会持有这样的观点，为什么普通民众和政府的看法不一样，为什么美国的媒体有时候也会有不实报道，等等。
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只是一个主持人，他也没有立场，而是引导学生表达观点，或者在特别极端的言论面前，给出一些评论，提醒他们没有看到和想到的地方。
在一节课后，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和以前不一样了，也有的学生还坚持自己原来的想法，但他们也承认，别的说法也有道理。
三、目标
文化中介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学习外语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是每一个对外汉语从业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前几天微博上一直在讨论法国的高考作文题和中国的差别，也有人说，法国的教育是要培养伟大的心灵，而中国的教育旨在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笔者理解的文化中介活动的目标，套用一句俗话就是：不以教育为目的的教学都是耍流氓。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或者说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应该不是培养一个可以说流利的汉语但是对中国充满很多偏见的“有用人才”。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他通过学习汉语，了解并理解到这个世界还有不同的运转方式，他知道这个世界的和而不同，并因为这“和而不同”的丰富和多样而对世界保有赤子般的好奇心。在笔者博士论文采访中，很多家长表示，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解读，是一个人思维发展和认知发展的标志，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可以走出他们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了解到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欧洲转的，欧洲不是世界的唯一标准，而他们在看待一种外国文化时，“欧洲标准”往往成为他们观察世界的有色眼镜，让他们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所以，笔者从来不认为，花费两三个小时的汉语课讨论敏感话题是浪费时间，当学生掌握了解读敏感问题的方法，敏感问题就会越来越少。而同时，我们在教授汉语的过程中，也参与了对他们的启发和教育过程，何乐而不为？
最后，笔者想提出一个面对政治敏感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果面对的是家长，由于老师家长会面时间有限，可以和家长说，我会在课堂上和学生谈论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会在家长联系本上给您留言，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完这个问题以后，您可以在家里跟您的孩子再谈一谈这个问题。这不仅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浪费很多和家长会面的时间，同时，当学生需要向家长转述课堂所学时，他在课堂上一定更专注，并且，当孩子可以给父母讲述父母不知道的知识时，对孩子来说，是一种骄傲和肯定。此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加强亲子关系，特别是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如果面对的是学生，那么直接花上一节课讨论这个话题，并且在这之后，可以做很多延伸的语言活动，比如对某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情况的学习，对各方观点用中文做口头摘要，用汉语做一个小型辩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