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短自述
文/阿赫玛托娃
□晴朗李寒 译
我于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１日（新历２３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在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１６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有形形色色的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我写入了“皇村颂”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人马座海湾的岸边度过的，就是在那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涅斯市，我们曾在那儿居住。
我是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识字课本学会阅读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我写下第一首诗时，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从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作品我的妈妈都能够背诵下来。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①。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比较特别的是还得学拉丁文，我曾经比较满意，因为当时只纯粹地讲授法律课程，后来我对这些课程也变得兴趣索然了。
1910年（旧历４月２５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爱迪生的朋友维尔涅尔，在“Taverne de Panteon”（圣人祠旅店）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经常来这里，这边是布尔什维克，而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裙裤（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窄裤（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等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伊纳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津凯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主义者。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纳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刷了300册。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的独生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从19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为，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它距别热茨克市有十五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院”，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念珠》和《白色的鸟群》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的鸟群》于1917年9月出版。
对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平的。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认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并且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交通瘫痪——书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只能在彼得格勒销售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的鸟群》一书少了热闹的媒体参与。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却把这些状况都置之度外了。
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车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耶稣纪元》）。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个：有关他的作品《金鸡》、本杰明•贡斯当的《阿道夫》以及《石客》。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
与《亚历山德琳娜》、《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20年，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刊发，而旧作不允许再版。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九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5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6月我重返列宁格勒。
我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幽灵，它令我惊惧异常，我把与它的这次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杰里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的最初的试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相信。我把左琴科②叫来。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并且说，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兴。后来，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付之一炬了。
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至今仍在译着。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访问了巴黎。
我从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间，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们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发生着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1965年
□晴朗李寒 译
我于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１日（新历２３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在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１６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有形形色色的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我写入了“皇村颂”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人马座海湾的岸边度过的，就是在那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涅斯市，我们曾在那儿居住。
我是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识字课本学会阅读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我写下第一首诗时，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从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作品我的妈妈都能够背诵下来。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①。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比较特别的是还得学拉丁文，我曾经比较满意，因为当时只纯粹地讲授法律课程，后来我对这些课程也变得兴趣索然了。
1910年（旧历４月２５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爱迪生的朋友维尔涅尔，在“Taverne de Panteon”（圣人祠旅店）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经常来这里，这边是布尔什维克，而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裙裤（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窄裤（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等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伊纳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津凯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主义者。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纳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刷了300册。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的独生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从19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为，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它距别热茨克市有十五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院”，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念珠》和《白色的鸟群》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的鸟群》于1917年9月出版。
对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平的。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认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并且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交通瘫痪——书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只能在彼得格勒销售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的鸟群》一书少了热闹的媒体参与。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却把这些状况都置之度外了。
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车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耶稣纪元》）。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个：有关他的作品《金鸡》、本杰明•贡斯当的《阿道夫》以及《石客》。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
与《亚历山德琳娜》、《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20年，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刊发，而旧作不允许再版。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九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5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6月我重返列宁格勒。
我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幽灵，它令我惊惧异常，我把与它的这次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杰里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的最初的试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相信。我把左琴科②叫来。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并且说，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兴。后来，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付之一炬了。
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至今仍在译着。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访问了巴黎。
我从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间，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们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发生着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196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