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 | 《石渠宝笈》中的徐渭

                
                
艺术史是一部精神史，《石渠宝笈》中的书画是一部帝王品味的书画史，书画史本来就是人类艺术精神的精神史。徐渭是一座丰碑，《石渠宝笈》中的徐渭，在帝王品味中同样是一座丰碑。徐渭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徐渭的精神史，是带有悲剧色彩的精神史，正是这种悲剧色彩，才造就了“大泼墨”，才造就了徐渭精神史的辉煌，而恰恰是这种辉煌才赢得了帝王的青睐，而恰恰是这种帝王的青睐，才有《石渠宝笈》中的徐渭的存在，有了《石渠宝笈》中的徐渭的存在，本次讨论才变得有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6月21日14:00-17:00，相约蜜蜂书店，让我们与张建华、吴十洲、李文儒、黄岩、李铁军一起聊《石渠宝笈》中的徐渭。
嘉宾：
张建华（艺术家、学者）
吴十洲（社科院文博中心主任）
李文儒（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李铁军（艺术家、策展人）
黄岩（艺术家）
以下摘录自张建华《<石渠宝笈>中的徐渭》一文，经作者授权转载。
▶《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代表一种帝王品味，更多的为乾隆品味。正统绘画所谓，即为皇家宫廷正脉、正系之书画风格、品味、格调、趣味。如本朝四王吴恽、董邦达、邹一桂、张宗苍、郎世宁、王致诚等等。列朝如二王、顾恺之、颜柳欧褚、吴道子、王维、宋徽宗赵佶及其院体派画家、宋四家、赵孟頫、董其昌等等。非正统绘画即反之，有一定的反叛性与批判性，野逸与疯狂的风格。如本朝的四僧、扬州八怪等等。列朝的如南宋梁楷、牧溪、元四家、吴门四家、青藤白阳、陈老莲等等。
徐渭是大写意花鸟画的巅峰代表，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嬉笑怒骂于酣畅淋漓之中，借《四声猿》用文字对严嵩之流的怒骂，实际是黑暗的社会的痛斥，借墨戏对家国的担忧，一个典型的生命真性的流露。乾隆作为一个文治武功的帝王，具有非凡的文人气质与品位，包容性与宽容性，共同性，他与徐渭是一个异世同轨之人，所以,《石渠宝笈》著录的许多徐渭书画作品，在列朝书画目录中，被列为上等。
正统非正统之分，在作为文人的乾隆眼里已经模糊了，只要是好的画作，乾隆一概为己有，都统统进入乾隆的视野，都统统收进《石渠宝笈》，都统统进入皇家宫殿，都统统盖上鉴赏章，都统统题上御制诗。
▶徐渭的书法与沉闷的明代前期书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徐渭的生命轨迹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书法演变过程也随着这三个阶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风格，下面我们从不同的阶段来研究其书法风格的演变。
                
                
▶1、徐渭的书法的演变受晋唐的影响，首先受其师杨珂的影响很大，杨珂从王阳明学，善书，被乡里成为“今之右军”。从《白鹿表》可证明法从晋出，杨珂“多作狂书”与后来徐渭其书极其相似，想必受到当年书坛“时风”的影响，《初进白鹿表小楷册》，隽秀遒媚，严谨超迈，确有二王、苏东坡、赵孟俯诸贤小楷秀逸之气。
                
                
▶2、嘉靖四十五---隆庆六年，这七年是他壹生的悲居，也是他书法艺术的第二个高潮，我们在这个时期会发现徐渭在作品中颇有不自然的歪斜字行，现实生活中可以用“忍”、“疑”、“狂”、“酒”四个字来形容，其实真正能缓冲他这壹段精神与情感冲动的确是书法，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均达到了书法艺术创造的壹个高峰期，用书法来呻吟歌唱，舒缓精神高压，典型的作品如李白《蜀道难》草书卷，应该为他这个时期愤疾无奈的真实写照，借李白之“酒”用草书宣泄胸中苦闷，从这幅作品里可以看出其书风来自米芾，落追王献之，宋人尚意，宋四家是典型代表，徐渭其时的心情用宋人意的笔法与自己的“狂”的书风完美的结合。
                
                
▶3、这个时期徐渭书法主要包括高头大轴和“仿四家书”两种基本范式，高头大轴是北方流行的壹种范式。 “仿四家书”徐渭的书法又达到了另壹个高潮，以《天瓦庵等四首诗体卷》为例，首段作文征明体，次段以米芾体，又以东坡体增其峥嵘拙厚气象，第三段作山谷体，最后以章草压卷，虽是四体杂书，大小兼施，却毫无做作浑然壹体，食古而化独到高致，对传统的晋唐而言，徐渭破坏了笔法，这里的破坏是对固有法模式的开拓与创新。
从徐渭的坎坷经历来探究他的书法演变及其渊源，徐渭早年学晋唐，法度严谨，后又吸收北碑质朴不追妖媚，因为政治的灾难导致他中年以后更加倾向于宋人之意，不以法而以天，臻玄达圣，以“狂”见长，予情绪于笔墨线条之中，使其书法不重书法而重书神，成为“侠客散圣”，成为后人敬仰膜拜的“壹代大师。”
▶乾隆与徐渭在书法脉络上的共同点，都取法晋唐，同喜二王，尚宋意，同喜米芾；不同
点是，乾隆秀雅，成馆阁体。徐渭个性，不重书法而重书神，成为“侠客散圣”。他们更大的渊源是《石渠宝笈》着录了徐渭三个书法作品，分别为：周兴嗣《千字文》、杜甫《秋兴八首》、徐渭《诗帖并书评》。
                
                
                
                
                
                
                
                
                
                
                
                
                
                
                
                
                
                
                
                
《石渠宝笈》著录中的徐渭书画作品，按其使用材料和表现方法，主要为水墨写意画。而且由于徐渭的经历与性格使然，一生中基本上画的都是大泼墨写意的墨画。
                
                
梅花浸水处，无影但涵痕。
虽能避雪压，恐未免鱼吞。
乾隆题跋：
《梅溪鱼戏》
淡沲春波时，上有横斜枝。
落英贴波面，游鱼趋嘬之。
鳞类具卓识，爱此冰玉姿。
胜点寿阳额，徒然污粉脂。
▶画左上角一只老梅枝，几只小梅杈，染老枝勾小枝，中锋横扫会面，右上角徐渭题诗，中上乾隆小字跋文。
本来这是常见的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梅花”，文人们常常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怀，借物言志，梅花以清癯见长，象征隐逸淡泊，坚贞自守，真诚正直。高标独秀，梅花的冷香色，含蕴着道德精神与人格操守的价值。徐渭也把自己比作老梅树，老梅枝，老梅花，乱世的心酸与沧桑，借以抒怀。
                
                
▶画面大树为一大团淡墨渲染，树叶用焦墨点点，一张石桌，石桌上一砚台，一笔筒，四支笔，用焦墨勾勒，大树下地面用更淡的泼墨，王羲之与道士两人物呼应站立，也用焦墨勾勒，羲之写罢，道士抱鹅奉上。整个构图都在左下角，右上徐渭题款，中上乾隆题跋。
画面勾勒潇洒，泼洒淋漓，一曲墨戏出风尘。徐渭以潇洒大气娴熟的晋唐风格的书法题款：
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
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
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
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右军本来就是清纯真实，潇潇洒洒，风尘仆仆。山阴有一执扇的客人，是一个喜欢养鹅的人。优雅激情的写完一篇《道德经》，笔法精妙绝伦，出神入化，写完笼鹅就走了，好像主人不存在似的。文人雅士，衣带款款。欣然挥毫，风度翩翩。羲之如此，文长如此，乾隆如此。乾隆喜右军，独设“三希堂”。《山阴换鹅》图，来题徐文。曰：
写经毕便持鹅返，书圣千秋熟与同。
可笑献之太狂放，拟称跨灶胜斯翁。
写完《道德经》立即持鹅笼就回家了，书圣几千年来就是不一样！可笑啊！儿子献之太过狂妄，竟然夸口超过老子。乾隆本身更偏爱右军，对王献之有点不以为然，或许也有典故的影响，传说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谢安曾问他：“你的书法与令尊大人相比，怎样？”王献之道：“当然不同，各有所长。”谢安道：“旁人评价不是这样。”王献之道：“旁人哪里知道？” 徐渭鈐了一方印：“青藤道士（白文）”，因为曾经学道，以道士自居。
▶中国文人向来都追求个性自由之文人理想，所以对释道自然、逍遥、心性、虚无、特别偏爱，潇洒出风尘，如伯夷叔齐、屈原、竹林七贤、梁楷、法常、宋四家、元四家、吴门四家、青藤白阳、陈老莲、四僧、金农等等，宋明理学也崇尚心性之学，乾隆徐渭又崇尚宋明理学，追求自我心性，他们之对话，实际上是文人心性之对话，右军与道士心性之对话，徐渭与右军心性之对话，乾隆与右军心性之对话，乾隆与徐渭心性之对话，文人与文人心性之对话，理学与理学心性之对话，心性与心性之心性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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