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笔下勾勒出的：钱钟书与《围城》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的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注意（不知道具体原因）。珍珠港事变后，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围城》是沦陷在上海时期写的。
杨绛，这位写作围城时期一直陪伴在钱钟书身边的妻子，写到：钱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在我姐夫家，我急要省（xing）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两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在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都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坡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经把题目和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请注意，这里杨绛的写法很古典，缺乏指名道姓的具体细节，我们不知道她是怎么切到手的，女佣的工作她来兼任，在初期到底牵强到哪种地步，熏黑的脸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全花还是只稍稍抹了脸颊，满眼是泪是什么状态。总之如何以一个女文青的独特方式来体验这些困顿的，我们不得而知。描写日常生活却又缺乏细枝末节，这些困苦读上去，似乎笼罩着浓浓的浪漫主义气氛，缺乏可信度。仿佛写的不是她自己，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女文人的生活范例，只要这个遨游在诗书中的女文人下厨房照顾日常饭食起居，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就像偶像剧里的女主角在恋爱中总会遇到千遍一律的，所有人都会经历的烂俗烦恼一样。当然，这篇《围城》1985年12月写的前言，不是写她自己，而是写钱钟书）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杨绛看，急着看她怎么反应。然后他就对她说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每天平均写五百字左右。给杨绛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了。
以下是日本画家-世仓铁平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