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学的集体悲伤表情
中国知青运动，发生在1968年，它是共和国在自己的青春期和同样处于青春冲动的一代人，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一次非理性的同谋。知青是最坚强、最精彩、最无私也最勇于承担同时最为艰难的一代人。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却始终无法达到民族灵魂的高度。他们在精神上有太多的伤痛无法痊愈。关于知青文学有几个阶段：
一、“文革”前的知青文学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经典，是中国青年的思想教科书，代表作是知青小说《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
二、“文革”时期的知青文学
有张抗抗《分界线》、郭先红《征途》、周嘉俊《山风》、邢凤藻、刘品青《草原新牧民》、王士美《铁旋风》、汪雷《剑河浪》、张长弓《青春》等约15部长篇小说，大多背离现实、虚张声势以及乌托邦纪事，由虚拟与先验的政治理念装饰而成故事。
三、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关于知青运动十年的社会真相，新时期有一批知青作家优秀作品加以反映。如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张承志《黑骏马》、张抗抗《北极光》、阿城《棋王》、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叶辛《蹉跎岁月》、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等。
这时期的知青文学，不在于它们的文学价值有多高，而在于它们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观念、政治意识形态禁忌以及思想解放等重大问题，起到了拨乱反正以及伸张社会正义的作用，是对极“左”势力下沉疴以久的中国社会文化的总体性颠覆与破坏。如果没有这些并不深刻但是非常勇敢的知青文学，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与思想乃至文学，都将黯然失色，同时不成其为一个可以供后来的人们不断言说不断追忆不断骄傲的伟大的80年代。
四、知青后文学
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刘醒龙《大树还小》、李洱《鬼子进村》、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何顿《眺望人生》和《我们像葵花》、韩东《扎根》、王小妮《方圆四十里》、邓贤《中国知青终结》和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凡7册）等等。
知青后文学抛弃主流知青作家的文学观念、文本方式和写作手法，而以非知青视角的异度审视，边缘立场的重新确立，反讽的文学态度，非严肃性的文学抒写，以及对以往知青文学传统的坚决割裂与蔑视，超越历史评判，同时肯定一种无意义的人生状态，向庸常和常识靠拢，推捧生命本能，以破碎的生存境遇和低俗的欲望观念，去对抗以往知青文学中常见的弊端———对“我”的消解，而以“大我”的共性经验去编织故事，以达到史的证明和结论的企图。从而把个体的人，独特方式的“人”字高悬于俗世之上。
五、后知青文学
知青文学的后现代状况，以充满似是而非的“佯谬”，去实现社会规范的合法化，充满怪诞神妙的存在或精神状况抒写，使小说失却常规或习惯的现实依托，以及不合乎常识的因果关系之中，强调了文学的互文性，也即文本间性。
引起关注的是：王松《双驴记》和《秋鸣山》、杨剑龙《汤汤金牛河》、阿蛮《逆神》、苏炜《迷谷》和《米调》、陈行之《当青春成为往事》等。
知青文学的后现代状况，对集体经历的个人性书写，对青春死亡事件的不同审视与叙写，对生命中不可表现之感的苦闷与宣泄，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互文性表述，智性的审视与内在的现实。英雄与崇高，再不是故事叙述主体，秩序或反秩序的正反面人物构成，也不存在小说叙述的主题部分。似乎努力为了曲折地证明一些含混不清、暧昧同时具有无限诉说、延展功能的生活真理。这种真理存在常识常见之中，却早已被遮蔽被荒凉。作家企图重新发掘出来重拾出来却又旷日持久无法明确地加以打捞。
知青文化血统的精神表征
“知青”这个语词，在不同时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却有一点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只属于知青一代的独异精神，也许可以叫做知青的文化血统。这种文化血统使他们不管身处何种境遇，他们都有一种面对现实、反叛现存的意志和力量。在过去40的时间流逝中，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群人的确异于社会的其他人群，他们似乎从来就具有一种行走于社会边缘的特立独行的精神体系，在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上，总有令人意外之举。
21世纪，大部分知青已经面临人生谢幕的时刻。退休退养退二线，下岗下课下行，进入老年，面对死亡已经是重大人生问题。他们的怀旧，表现为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抗拒，对过往一切年代的重新审视并且对当下温和的反叛。他们面对消费时尚流行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窘迫无措的姿态。电脑、时装、酒吧、飙车、超女快男、韩寒和郭敬明的小说以及70后、80后、90后青年的生活观念，对他们有一种代际疏离的感觉。80年代回城之初的那些迷失于城市的孤独感、茫然感、被抛弃感，再度泛起。与社会时尚生活、儿女的代际鸿沟所产生的冲突纷至沓来。作为心理补偿，中断一些时日的集体意识又回来了。他们顽强地再度追寻着已经失落的青春集体，急切地企图在精神上回归青春群体。知青运动40周年的时间呼唤，加剧了这种执着的感情。哪怕在梦中，在各种形式的活动中，在文字里，岁月如歌的激情，又一次响起了雄壮的歌声。只是这种歌声无人喝彩，只好自己寻找表演的舞台，也依然是自己为自己鼓掌。
张抗抗与王小波各以理论与文学的方式对知青应该忏悔还是沉醉于“青春无悔”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一、“文革”前的知青文学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经典，是中国青年的思想教科书，代表作是知青小说《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
二、“文革”时期的知青文学
有张抗抗《分界线》、郭先红《征途》、周嘉俊《山风》、邢凤藻、刘品青《草原新牧民》、王士美《铁旋风》、汪雷《剑河浪》、张长弓《青春》等约15部长篇小说，大多背离现实、虚张声势以及乌托邦纪事，由虚拟与先验的政治理念装饰而成故事。
三、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关于知青运动十年的社会真相，新时期有一批知青作家优秀作品加以反映。如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张承志《黑骏马》、张抗抗《北极光》、阿城《棋王》、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叶辛《蹉跎岁月》、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等。
这时期的知青文学，不在于它们的文学价值有多高，而在于它们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观念、政治意识形态禁忌以及思想解放等重大问题，起到了拨乱反正以及伸张社会正义的作用，是对极“左”势力下沉疴以久的中国社会文化的总体性颠覆与破坏。如果没有这些并不深刻但是非常勇敢的知青文学，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与思想乃至文学，都将黯然失色，同时不成其为一个可以供后来的人们不断言说不断追忆不断骄傲的伟大的80年代。
四、知青后文学
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刘醒龙《大树还小》、李洱《鬼子进村》、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何顿《眺望人生》和《我们像葵花》、韩东《扎根》、王小妮《方圆四十里》、邓贤《中国知青终结》和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凡7册）等等。
知青后文学抛弃主流知青作家的文学观念、文本方式和写作手法，而以非知青视角的异度审视，边缘立场的重新确立，反讽的文学态度，非严肃性的文学抒写，以及对以往知青文学传统的坚决割裂与蔑视，超越历史评判，同时肯定一种无意义的人生状态，向庸常和常识靠拢，推捧生命本能，以破碎的生存境遇和低俗的欲望观念，去对抗以往知青文学中常见的弊端———对“我”的消解，而以“大我”的共性经验去编织故事，以达到史的证明和结论的企图。从而把个体的人，独特方式的“人”字高悬于俗世之上。
五、后知青文学
知青文学的后现代状况，以充满似是而非的“佯谬”，去实现社会规范的合法化，充满怪诞神妙的存在或精神状况抒写，使小说失却常规或习惯的现实依托，以及不合乎常识的因果关系之中，强调了文学的互文性，也即文本间性。
引起关注的是：王松《双驴记》和《秋鸣山》、杨剑龙《汤汤金牛河》、阿蛮《逆神》、苏炜《迷谷》和《米调》、陈行之《当青春成为往事》等。
知青文学的后现代状况，对集体经历的个人性书写，对青春死亡事件的不同审视与叙写，对生命中不可表现之感的苦闷与宣泄，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互文性表述，智性的审视与内在的现实。英雄与崇高，再不是故事叙述主体，秩序或反秩序的正反面人物构成，也不存在小说叙述的主题部分。似乎努力为了曲折地证明一些含混不清、暧昧同时具有无限诉说、延展功能的生活真理。这种真理存在常识常见之中，却早已被遮蔽被荒凉。作家企图重新发掘出来重拾出来却又旷日持久无法明确地加以打捞。
知青文化血统的精神表征
“知青”这个语词，在不同时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却有一点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只属于知青一代的独异精神，也许可以叫做知青的文化血统。这种文化血统使他们不管身处何种境遇，他们都有一种面对现实、反叛现存的意志和力量。在过去40的时间流逝中，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群人的确异于社会的其他人群，他们似乎从来就具有一种行走于社会边缘的特立独行的精神体系，在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上，总有令人意外之举。
21世纪，大部分知青已经面临人生谢幕的时刻。退休退养退二线，下岗下课下行，进入老年，面对死亡已经是重大人生问题。他们的怀旧，表现为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抗拒，对过往一切年代的重新审视并且对当下温和的反叛。他们面对消费时尚流行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窘迫无措的姿态。电脑、时装、酒吧、飙车、超女快男、韩寒和郭敬明的小说以及70后、80后、90后青年的生活观念，对他们有一种代际疏离的感觉。80年代回城之初的那些迷失于城市的孤独感、茫然感、被抛弃感，再度泛起。与社会时尚生活、儿女的代际鸿沟所产生的冲突纷至沓来。作为心理补偿，中断一些时日的集体意识又回来了。他们顽强地再度追寻着已经失落的青春集体，急切地企图在精神上回归青春群体。知青运动40周年的时间呼唤，加剧了这种执着的感情。哪怕在梦中，在各种形式的活动中，在文字里，岁月如歌的激情，又一次响起了雄壮的歌声。只是这种歌声无人喝彩，只好自己寻找表演的舞台，也依然是自己为自己鼓掌。
张抗抗与王小波各以理论与文学的方式对知青应该忏悔还是沉醉于“青春无悔”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