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间的博弈
究竟什么算是好的翻译呢？这本是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首先举个小例子吧。
前不久自己做中译英的翻译练习，原文是一篇中文短篇小说，其中有句话是这样的：
……瘦削的脸庞，瘦削的肩胛，瘦削的手……
我给出的翻译是“…with a skinny face, skinny shoulders and skinny hands…”，再来看看参考翻译：“…with a haggard face, skinny hands and narrow shoulders…”。原文中的“瘦削的”，变成英文之后，分别化作了三个不同的形容词：haggard，skinny和narrow，那么，究竟哪个版本更好呢？
有人说，显而易见，参考译文的版本更好，因为译者使用了不同的、似乎更恰当的形容词来进行修饰，使得其表达更为丰富，行文更加出色。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我们又会发现，可能我的翻译版本会更好。原文不断地重复“瘦削的”这一形容词，作者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强调此人的体貌特征——他真的很瘦。因此，形式上的词语重复有助于实现这一点。那么，我们在将其译成英文后，难道不应该保留其重复形式，同样以此来突出这个人skinny的特点吗？
这就是翻译中“形式和内容”这一对矛盾的体现。
我们再来看一个与此很相似的例子，只是这个例子是英译中。
杨必先生翻译的《名利场》是个非常出色的译本，个人也很是喜欢。原来书里头说到有个死者是a good Christian, a good parent, child, wife or husband，杨先生将其译作“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亲，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你看，原文就是一个表示“好”的good而已，但是译成中文后，却变成了五个不同的形容词，读上去格外流畅，很有中文的感觉。
可这就一定说明，杨必的译本很好吗？或者说，杨先生的译法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吗？
我们再来看看荣如德的翻译，同样一句话，他的译法是：“死者果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女、好妻子或好丈夫”，除了第一个good变成了“虔诚的”之外，因为中文说“好基督徒”很别扭，没这种说法，其余的都只译作一个“好”字。
一经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杨译虽有“添油加醋”之嫌，但他使得自己的译文成为了一段流畅地道的中文，我相信读者很喜欢这样的文字；而荣译的优点在于它紧贴了原文，没有做出任何“越轨之举”，将原作的用词体现了出来。也许从写作的角度来看，杨先生的文采更足，但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杨先生又可能有些“过度发挥”。
但读者往往更欣赏杨必的译本，这就是做翻译的人最容易陷入的两难矛盾（钱锺书谈林纾的翻译也是又爱又恨）。一方面，译者自然希望能保证自己译文的文采或者说文学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译者又担心自己会离原文的用词过远，导致译文没有“忠实”原文，其实是欺骗了读者。
上周去听朱振武教授的讲座，谈的也是翻译，他也举了几个自己翻译的小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他把 I am glad we met 译成“我有幸与你结缘”，把 me too 译成“彼此彼此”。到底好不好呢？我们都知道，“结缘”其实是个只有中国人才懂的词汇（当然译文的目标读者就是中国人），尤其是“缘分”这个概念，英语文化里本身就没有，把这句话译成如此具有“中国味”的语言，究竟该作何评判呢？
第二个例子是他把 Clever as he is…（整句话不记得了）中的clever译成了“机关算尽”。朱先生自己也说了，一讲到“机关算计”这个词，我们中国人便自然会联想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而这个人的下场也刚好如此，所以，“机关算尽”算是佳译。可是，同上面第一个例子一样，在外国作品里出现明显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这到底是算好，还是不好呢？就将clever译成“狡猾”，不行吗？
所以说，翻译难啊！难就难在译者要盘旋于原文和译文之间，拿捏好自己能发挥的度。
王道乾译的杜拉斯的《情人》，个人很钟爱。最近找来法文版一读，你看，“Très vite dans ma vie il a été trop tard.”这句话的译文是：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
译文给人一种很明显的“缠绵”之感。因为译者将“太晚了”进行重复，又将原来的一句整话断成五个部分，自然给人一种低回浅吟的艺术美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可原文语气却是相当短促的，干净利落，就是一句话，既没有重复“太晚了”，也没有“来得太早”。说实话，比起杜拉斯的原文，我也更爱这个中文版本，但是，这样“不管不顾”原文的风格，是好的翻译吗？
翻译，真的就是一场语言之间的博弈啊！
我首先举个小例子吧。
前不久自己做中译英的翻译练习，原文是一篇中文短篇小说，其中有句话是这样的：
……瘦削的脸庞，瘦削的肩胛，瘦削的手……
我给出的翻译是“…with a skinny face, skinny shoulders and skinny hands…”，再来看看参考翻译：“…with a haggard face, skinny hands and narrow shoulders…”。原文中的“瘦削的”，变成英文之后，分别化作了三个不同的形容词：haggard，skinny和narrow，那么，究竟哪个版本更好呢？
有人说，显而易见，参考译文的版本更好，因为译者使用了不同的、似乎更恰当的形容词来进行修饰，使得其表达更为丰富，行文更加出色。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我们又会发现，可能我的翻译版本会更好。原文不断地重复“瘦削的”这一形容词，作者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强调此人的体貌特征——他真的很瘦。因此，形式上的词语重复有助于实现这一点。那么，我们在将其译成英文后，难道不应该保留其重复形式，同样以此来突出这个人skinny的特点吗？
这就是翻译中“形式和内容”这一对矛盾的体现。
我们再来看一个与此很相似的例子，只是这个例子是英译中。
杨必先生翻译的《名利场》是个非常出色的译本，个人也很是喜欢。原来书里头说到有个死者是a good Christian, a good parent, child, wife or husband，杨先生将其译作“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亲，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你看，原文就是一个表示“好”的good而已，但是译成中文后，却变成了五个不同的形容词，读上去格外流畅，很有中文的感觉。
可这就一定说明，杨必的译本很好吗？或者说，杨先生的译法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吗？
我们再来看看荣如德的翻译，同样一句话，他的译法是：“死者果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女、好妻子或好丈夫”，除了第一个good变成了“虔诚的”之外，因为中文说“好基督徒”很别扭，没这种说法，其余的都只译作一个“好”字。
一经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杨译虽有“添油加醋”之嫌，但他使得自己的译文成为了一段流畅地道的中文，我相信读者很喜欢这样的文字；而荣译的优点在于它紧贴了原文，没有做出任何“越轨之举”，将原作的用词体现了出来。也许从写作的角度来看，杨先生的文采更足，但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杨先生又可能有些“过度发挥”。
但读者往往更欣赏杨必的译本，这就是做翻译的人最容易陷入的两难矛盾（钱锺书谈林纾的翻译也是又爱又恨）。一方面，译者自然希望能保证自己译文的文采或者说文学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译者又担心自己会离原文的用词过远，导致译文没有“忠实”原文，其实是欺骗了读者。
上周去听朱振武教授的讲座，谈的也是翻译，他也举了几个自己翻译的小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他把 I am glad we met 译成“我有幸与你结缘”，把 me too 译成“彼此彼此”。到底好不好呢？我们都知道，“结缘”其实是个只有中国人才懂的词汇（当然译文的目标读者就是中国人），尤其是“缘分”这个概念，英语文化里本身就没有，把这句话译成如此具有“中国味”的语言，究竟该作何评判呢？
第二个例子是他把 Clever as he is…（整句话不记得了）中的clever译成了“机关算尽”。朱先生自己也说了，一讲到“机关算计”这个词，我们中国人便自然会联想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而这个人的下场也刚好如此，所以，“机关算尽”算是佳译。可是，同上面第一个例子一样，在外国作品里出现明显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这到底是算好，还是不好呢？就将clever译成“狡猾”，不行吗？
所以说，翻译难啊！难就难在译者要盘旋于原文和译文之间，拿捏好自己能发挥的度。
王道乾译的杜拉斯的《情人》，个人很钟爱。最近找来法文版一读，你看，“Très vite dans ma vie il a été trop tard.”这句话的译文是：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
译文给人一种很明显的“缠绵”之感。因为译者将“太晚了”进行重复，又将原来的一句整话断成五个部分，自然给人一种低回浅吟的艺术美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可原文语气却是相当短促的，干净利落，就是一句话，既没有重复“太晚了”，也没有“来得太早”。说实话，比起杜拉斯的原文，我也更爱这个中文版本，但是，这样“不管不顾”原文的风格，是好的翻译吗？
翻译，真的就是一场语言之间的博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