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Hannah Arendt: thinking versus evil
by Jon Nixon
译者：景页
原文地址：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features/hannah-arendt-thinking-versus-evil/2018664.article
大学是——其他属性暂且不论——人们聚在一起思考问题的地方。汉娜•阿伦特一生就职过多所大学，却从未认为自己是学者。她是——自始至终——思考者。阿伦特思考大量问题，尤其是思考这项活动本身的性质和目的：思考的道德和政治意义，思考中潜藏善与恶（its potential for good and evil），思考产生人类知觉的共性（its potential for good and evil）。阿伦特去世四十年后，其作品提醒我们去认识，如何聚在一起思考问题，如何将大学想象成人们聚在一起思考问题的场所。
1906 年 10 月 14 日，阿伦特出生于现属德国汉诺威的一个地方。三年后与父母迁至柯尼斯堡。二十年代中前期，阿伦特就读于柏林大学、马尔堡大学和海德尔堡大学。十八岁还在读本科时，她与现年 36 岁、已饱受国际赞誉的已婚教授马丁•海德格尔坠入爱河。1933 年，国会大厦大火后，阿伦特取道布拉格和日内瓦逃往巴黎，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无国籍生涯。巴黎沦陷后，阿伦特逃离位于居尔的俘虏收容所，转道西班牙、里斯本，于 1941 年 5 月抵达美国。十年后，获得美国国籍。1974 年，在亚伯丁大学吉福德讲座上发表题为“心智生活”的系列演讲时，阿伦特突发心脏病。一年后在纽约心脏病再度发作，于 1975 年 12 月 4 日去世，享年 69 岁。阿伦特的一生，是身体和思想在路上的一生。
在遗作《心智生活》中，阿伦特将独自一人进行的思考——即她称的“二合一（two-in-one）”式思考——和与他人进行“思想对话（the dialogue of thought）”的思考进行了区分。这两种思考中，不同的观点和视角——用她的话说——通过内在对话或与他人一起思考“表现”出来。因为思考向内影响自身，向外影响他人，思考扎根于日常经验，因此“并非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官能”。思考是普遍的，日常的，平凡的。思考联系我们与自身，联系我们与他人。
阿伦特探索了对“纯思考（pure thought）”的深刻怀疑，那是一种将思考者孤立起来的思考——并非抽象思考，指任何一种将人束缚于封闭系统内的思考。此种怀疑形成了她 1946 年攻击“专名外观（terminological façade）”和“明显的语词把戏与诡辩（obvious verbal tricks and sophistries）”的基础。而它们正是海德格尔的巨著的特色。阿伦特指出，海德格尔的巨著被其使用的“神秘化、被混淆的‘平民’和‘地球’之类的概念”毁了。在 1953 年 6 月的日志手稿里，她将海德格尔比作一只试图将潜在受害者诱入陷阱的狐狸，潜在受害者一个也没进去，因为狐狸自己困在陷阱里。
多年后，1969 年一次广播节目中，阿伦特试图为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找借口，指出他在隔绝的思维世界中待了太久，对世间万象只是个陌生人。辩护时，她不得不强调在她看来他思想中的一个严重缺陷：沉陷于自我的出世性——一如日志中的那只狐狸—— 海德格尔无法逃脱。阿伦特认为思考必须是关乎世界的，思考是入世的。
这也就解释了“思考”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分析中 ——《极权主义》（1951）到饱受争议的关于“阿道夫•艾希曼审判”的文章（后于1963年成书《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始终至关重要。在分析中，阿伦特 用“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一词描述她眼中艾希曼对纳粹政权各式规范未加质疑的服从。检方根据艾希曼法庭上几次说谎、前后不一认定他撒谎，却忽略了案件在道德和法律方面的难题。那就是：“案件基于的假设是，被告和所有‘普通人’一样，一定已经意识到其行为的恶。”——阿伦特补充道，仅依据艾希曼“在纳粹政权内跟别人没有不同”才能说他是“普通的”。根据阿伦特的分析，检方并未抓住艾希曼“不普通行为”的道德和政治意义：其效忠于供职的集权规范，以至于意识不到行为之恶。
接下来，在《心灵生活》中，阿伦特重返对艾希曼审判的思索，以早期对审判的分析为出发点，引发对“思考的伦理”的反思。她在艾希曼身上观察到的唯一一项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全面否定的人：不只是愚蠢，是不思考”。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的“平庸”并没有减轻恶 —— 没有减轻判处其死刑的正当性 —— 而是拿掉了针对他的论争的基础：如果艾希曼是个恶魔，他的魔性正来自太符合人类共性的“拒绝思考”。如果说海德格尔代表了“纯思考”的出世性，艾希曼代表的恰是思考的缺失。此二者与阿伦特对世界的“复数（plurality）”理解都没有关系。她认为，不思考、没有意志、不判断的世界就会出现像艾希曼那样的机器人，缺乏自由意志，也没有任何独立判断的能力。
艾希曼案给阿伦特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思考这项活动，即对一切出现的情况或吸引注意的东西进行思索的习惯（不管思考的结果或特定的环境是什么），是不是让人节制恶的条件之一？甚至实际上将人类‘调节’到反对恶的状态？”很大程度上说，阿伦特的问题源自她对极权主义的切身体验，以及亲历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更宏观地考量，她的思索还与意识形态斗争的标志——冷战有关。阿伦特越来越担忧“不思考”的消费主义，担忧对物质财富激增的认定心态会重燃美国梦，那是个曾在 1973 年股市崩盘前现身的梦魇，同年晚些时候又发生了石油危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也好，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也罢，都不曾耗尽极权主义的潜在能量。因此，即便在阿伦特拥有公民权的的民主超级大国的心脏地带，极权主义的威胁仍然严峻。
《心灵生活》为威胁提供了一种尝试性的积极回应方式：到目前为止，思考这项活动对我们的要求是“停下来，去思考”，这有可能将我们调整到反对恶的状态。但这部作品还提出了——至少是暗含了——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思考这项活动会不会不仅令我们反对恶，还让我们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此处，阿伦特的回答并不很清晰，一方面因为这个问题受到她对“纯思考”的质疑的牵制，另一方面，这部遗作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部分没有写完。但我们清楚地看到，阿伦特坚持认为不思考——不与他人实现对话——就不会产生有识的判断，不会有道德责任，不会有集体行为的可能性——没有“对世界的关怀”。
教育对阿伦特来说是这种关怀的一种表达方式—— 1954 年在一篇名为“教育危机”的文章中，她这样写道：“在教育这一点上，我们决定对世界的爱是否足够到愿意承担对其的责任。”“、教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受保护的空间，在这空间里面，我们的思考逆着已被普遍接受的真理式的观念，我们反思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通过这样做，理解“承担责任”的意义。阿伦特一开始就意识到，普遍接受的真理式的观念能够固定为意识形态。因此思考与意识形态截然对立：意识形态要求人们颔首，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上，在固定的期望视野内决定我们的具体行为；而思考呼唤异议，基于不确定性，通过认可个人的主体性扩大我们的视野。教育的任务——大学的任务——正在于确保维护思考的公开性与可及性的空间。
为完成这个任务，大学提供的空间应无扰于在阿伦特看来是思想障碍的东西。曾经有——现在仍有——两种这样的障碍。第一种障碍假定思考的结果可能被预先规定，即我们是按照预先设定的终点或目标思考的。针对这个障碍，阿伦特在她 1967 年的“真理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思考是离散的，是跑着的，从这儿跑到那儿，从世界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其间穿过种种意见的枪林弹雨。” 思考是启发式的、探索式的，结果无法预测，不确定且含混。思考落在政权根据预设的目标、目的和结果规划的教学或评估框架以外。
第二种障碍事关所谓学术分类化的观念。阿伦特理解学科和方法论界限的重要性，也知道这些东西太容易变成思考的障碍了。在她的生活与工作中，阿伦特认为，思考应当在传统学科分类之外和之间进行：“思考无栏杆”。1964 年，在一次采访中，阿伦特不同意采访者将她成为哲学家：“我一次性地与哲学永别了。我研究过哲学，但那不意味着我得固守哲学。”远离哲学后，阿伦特再也没有固定于某一学科，她在历史分析、哲学反思和政治理论之间跨过来、跨过去。正如她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说的那样，“带着壮大的思维——即训练你的思想四处旅行”才是要紧的。
阿伦特眼中，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扩大了的心理（enlarged mentality）”的外在表达—— “去旅行”意即外出进入那个领域。她认为教育在私与公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过渡空间：在这个半公共的空间里，我们评价各自的观点、理解和判断，对它们进行即兴的诠释。著名学者、阿伦特作品的编者、也
曾是她的门生的Jerome Kohn 这样回忆道：“在她的讨论会上，每位成员都是‘公民’，会被问到亮出意见，将会上每个人，包括她自己，嵌入一个微型城邦，令它变得‘稍好一点’。”将自我“嵌入”城邦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用阿伦特的话说，那是一次生育——我们从中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人和作为公民的潜力。
阿伦特的作品强调有必要通过教学途径认可差异和多样性。有必要通过教学途径去挑战、去发问、去刺激、去煽动；课程框架应该是公开的、有内在关联性的、灵活的、有反馈的、可以商讨的、不死板的；教学目的应该集中于培养气质、品质，促进人类发展、实现个体潜能。综上所述，阿伦特在作品里提醒我们教育是一项公共福利：我们越多参与其中，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进步以及政治体的生机，教育就越能发挥其潜藏的贡献。与那些认为教育是拿来买卖、谋取私利的商品的人不同，阿伦特坚信思考根植于我们共享的能力——思考是聚在一起进行的。
当前，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正日益全球化，呼唤共通的解决之道，呼唤越过差异进行思考的能力和意愿。在这个差异越来越深的世界上，在一起思考可能是现有最宝贵的资源——而大学可能是所剩不多的几个实现这种思考的场所之一，在那里这种思考可以被不计条件地视若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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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恩•尼克松是香港教育学院终身学习研究和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的最新著作是《汉娜•阿伦特与友爱政治学》。
译者：景页
原文地址：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features/hannah-arendt-thinking-versus-evil/201866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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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其他属性暂且不论——人们聚在一起思考问题的地方。汉娜•阿伦特一生就职过多所大学，却从未认为自己是学者。她是——自始至终——思考者。阿伦特思考大量问题，尤其是思考这项活动本身的性质和目的：思考的道德和政治意义，思考中潜藏善与恶（its potential for good and evil），思考产生人类知觉的共性（its potential for good and evil）。阿伦特去世四十年后，其作品提醒我们去认识，如何聚在一起思考问题，如何将大学想象成人们聚在一起思考问题的场所。
1906 年 10 月 14 日，阿伦特出生于现属德国汉诺威的一个地方。三年后与父母迁至柯尼斯堡。二十年代中前期，阿伦特就读于柏林大学、马尔堡大学和海德尔堡大学。十八岁还在读本科时，她与现年 36 岁、已饱受国际赞誉的已婚教授马丁•海德格尔坠入爱河。1933 年，国会大厦大火后，阿伦特取道布拉格和日内瓦逃往巴黎，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无国籍生涯。巴黎沦陷后，阿伦特逃离位于居尔的俘虏收容所，转道西班牙、里斯本，于 1941 年 5 月抵达美国。十年后，获得美国国籍。1974 年，在亚伯丁大学吉福德讲座上发表题为“心智生活”的系列演讲时，阿伦特突发心脏病。一年后在纽约心脏病再度发作，于 1975 年 12 月 4 日去世，享年 69 岁。阿伦特的一生，是身体和思想在路上的一生。
在遗作《心智生活》中，阿伦特将独自一人进行的思考——即她称的“二合一（two-in-one）”式思考——和与他人进行“思想对话（the dialogue of thought）”的思考进行了区分。这两种思考中，不同的观点和视角——用她的话说——通过内在对话或与他人一起思考“表现”出来。因为思考向内影响自身，向外影响他人，思考扎根于日常经验，因此“并非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官能”。思考是普遍的，日常的，平凡的。思考联系我们与自身，联系我们与他人。
阿伦特探索了对“纯思考（pure thought）”的深刻怀疑，那是一种将思考者孤立起来的思考——并非抽象思考，指任何一种将人束缚于封闭系统内的思考。此种怀疑形成了她 1946 年攻击“专名外观（terminological façade）”和“明显的语词把戏与诡辩（obvious verbal tricks and sophistries）”的基础。而它们正是海德格尔的巨著的特色。阿伦特指出，海德格尔的巨著被其使用的“神秘化、被混淆的‘平民’和‘地球’之类的概念”毁了。在 1953 年 6 月的日志手稿里，她将海德格尔比作一只试图将潜在受害者诱入陷阱的狐狸，潜在受害者一个也没进去，因为狐狸自己困在陷阱里。
多年后，1969 年一次广播节目中，阿伦特试图为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找借口，指出他在隔绝的思维世界中待了太久，对世间万象只是个陌生人。辩护时，她不得不强调在她看来他思想中的一个严重缺陷：沉陷于自我的出世性——一如日志中的那只狐狸—— 海德格尔无法逃脱。阿伦特认为思考必须是关乎世界的，思考是入世的。
这也就解释了“思考”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分析中 ——《极权主义》（1951）到饱受争议的关于“阿道夫•艾希曼审判”的文章（后于1963年成书《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始终至关重要。在分析中，阿伦特 用“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一词描述她眼中艾希曼对纳粹政权各式规范未加质疑的服从。检方根据艾希曼法庭上几次说谎、前后不一认定他撒谎，却忽略了案件在道德和法律方面的难题。那就是：“案件基于的假设是，被告和所有‘普通人’一样，一定已经意识到其行为的恶。”——阿伦特补充道，仅依据艾希曼“在纳粹政权内跟别人没有不同”才能说他是“普通的”。根据阿伦特的分析，检方并未抓住艾希曼“不普通行为”的道德和政治意义：其效忠于供职的集权规范，以至于意识不到行为之恶。
接下来，在《心灵生活》中，阿伦特重返对艾希曼审判的思索，以早期对审判的分析为出发点，引发对“思考的伦理”的反思。她在艾希曼身上观察到的唯一一项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全面否定的人：不只是愚蠢，是不思考”。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的“平庸”并没有减轻恶 —— 没有减轻判处其死刑的正当性 —— 而是拿掉了针对他的论争的基础：如果艾希曼是个恶魔，他的魔性正来自太符合人类共性的“拒绝思考”。如果说海德格尔代表了“纯思考”的出世性，艾希曼代表的恰是思考的缺失。此二者与阿伦特对世界的“复数（plurality）”理解都没有关系。她认为，不思考、没有意志、不判断的世界就会出现像艾希曼那样的机器人，缺乏自由意志，也没有任何独立判断的能力。
艾希曼案给阿伦特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思考这项活动，即对一切出现的情况或吸引注意的东西进行思索的习惯（不管思考的结果或特定的环境是什么），是不是让人节制恶的条件之一？甚至实际上将人类‘调节’到反对恶的状态？”很大程度上说，阿伦特的问题源自她对极权主义的切身体验，以及亲历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更宏观地考量，她的思索还与意识形态斗争的标志——冷战有关。阿伦特越来越担忧“不思考”的消费主义，担忧对物质财富激增的认定心态会重燃美国梦，那是个曾在 1973 年股市崩盘前现身的梦魇，同年晚些时候又发生了石油危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也好，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也罢，都不曾耗尽极权主义的潜在能量。因此，即便在阿伦特拥有公民权的的民主超级大国的心脏地带，极权主义的威胁仍然严峻。
《心灵生活》为威胁提供了一种尝试性的积极回应方式：到目前为止，思考这项活动对我们的要求是“停下来，去思考”，这有可能将我们调整到反对恶的状态。但这部作品还提出了——至少是暗含了——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思考这项活动会不会不仅令我们反对恶，还让我们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此处，阿伦特的回答并不很清晰，一方面因为这个问题受到她对“纯思考”的质疑的牵制，另一方面，这部遗作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部分没有写完。但我们清楚地看到，阿伦特坚持认为不思考——不与他人实现对话——就不会产生有识的判断，不会有道德责任，不会有集体行为的可能性——没有“对世界的关怀”。
教育对阿伦特来说是这种关怀的一种表达方式—— 1954 年在一篇名为“教育危机”的文章中，她这样写道：“在教育这一点上，我们决定对世界的爱是否足够到愿意承担对其的责任。”“、教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受保护的空间，在这空间里面，我们的思考逆着已被普遍接受的真理式的观念，我们反思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通过这样做，理解“承担责任”的意义。阿伦特一开始就意识到，普遍接受的真理式的观念能够固定为意识形态。因此思考与意识形态截然对立：意识形态要求人们颔首，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上，在固定的期望视野内决定我们的具体行为；而思考呼唤异议，基于不确定性，通过认可个人的主体性扩大我们的视野。教育的任务——大学的任务——正在于确保维护思考的公开性与可及性的空间。
为完成这个任务，大学提供的空间应无扰于在阿伦特看来是思想障碍的东西。曾经有——现在仍有——两种这样的障碍。第一种障碍假定思考的结果可能被预先规定，即我们是按照预先设定的终点或目标思考的。针对这个障碍，阿伦特在她 1967 年的“真理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思考是离散的，是跑着的，从这儿跑到那儿，从世界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其间穿过种种意见的枪林弹雨。” 思考是启发式的、探索式的，结果无法预测，不确定且含混。思考落在政权根据预设的目标、目的和结果规划的教学或评估框架以外。
第二种障碍事关所谓学术分类化的观念。阿伦特理解学科和方法论界限的重要性，也知道这些东西太容易变成思考的障碍了。在她的生活与工作中，阿伦特认为，思考应当在传统学科分类之外和之间进行：“思考无栏杆”。1964 年，在一次采访中，阿伦特不同意采访者将她成为哲学家：“我一次性地与哲学永别了。我研究过哲学，但那不意味着我得固守哲学。”远离哲学后，阿伦特再也没有固定于某一学科，她在历史分析、哲学反思和政治理论之间跨过来、跨过去。正如她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说的那样，“带着壮大的思维——即训练你的思想四处旅行”才是要紧的。
阿伦特眼中，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扩大了的心理（enlarged mentality）”的外在表达—— “去旅行”意即外出进入那个领域。她认为教育在私与公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过渡空间：在这个半公共的空间里，我们评价各自的观点、理解和判断，对它们进行即兴的诠释。著名学者、阿伦特作品的编者、也
曾是她的门生的Jerome Kohn 这样回忆道：“在她的讨论会上，每位成员都是‘公民’，会被问到亮出意见，将会上每个人，包括她自己，嵌入一个微型城邦，令它变得‘稍好一点’。”将自我“嵌入”城邦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用阿伦特的话说，那是一次生育——我们从中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人和作为公民的潜力。
阿伦特的作品强调有必要通过教学途径认可差异和多样性。有必要通过教学途径去挑战、去发问、去刺激、去煽动；课程框架应该是公开的、有内在关联性的、灵活的、有反馈的、可以商讨的、不死板的；教学目的应该集中于培养气质、品质，促进人类发展、实现个体潜能。综上所述，阿伦特在作品里提醒我们教育是一项公共福利：我们越多参与其中，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进步以及政治体的生机，教育就越能发挥其潜藏的贡献。与那些认为教育是拿来买卖、谋取私利的商品的人不同，阿伦特坚信思考根植于我们共享的能力——思考是聚在一起进行的。
当前，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正日益全球化，呼唤共通的解决之道，呼唤越过差异进行思考的能力和意愿。在这个差异越来越深的世界上，在一起思考可能是现有最宝贵的资源——而大学可能是所剩不多的几个实现这种思考的场所之一，在那里这种思考可以被不计条件地视若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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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恩•尼克松是香港教育学院终身学习研究和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的最新著作是《汉娜•阿伦特与友爱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