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先生三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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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大为
木心先生故去已整整三年了。
仍记得，噩耗传来那几天，我常兀然呆坐，恍恍惚惚。有木心先生的世界，和没有先生的世界，似乎毕竟是两样的。今日太阳独好，先生再也看不到了。
三年里，曾经几度想提笔写些纪念的话。先生曾说：“描写自己的梦，悼念别人的死，最易暴露庶士的浅薄。”（《即兴判断》）一想到先生“睿利”的目光，想到先生写过的那些怀念林风眠、席德进、张爱玲的名篇，珠玉在前，怎么也写不下去。请原谅学生的才薄与疏漏。
有些人，身前声名显赫，身后门庭冷落，作品也随风而逝。有些人，活着默默无闻，死后声望日隆，为人膜拜，如凡高，如巴赫。还有些人，才智超群可惜命运不济，身前身后都乏人知晓。木心先生比起他们来算是幸运的。只是老天考验他太久，无数不幸换来大幸，大半辈子隐姓埋名，晚岁历经千辛万苦，十数本著作终于得以付梓出版……这些年，陈丹青师以一己之力，为先生做了很多事，真不容易。开过多次纪念会、研讨会，出过两本纪念专辑，引来众多素不相识的年轻读者来读先生的书。热热闹闹。但我，只愿在心里建一个小龛，放上先生的相片，默默地怀念。
知道有一位叫做“木心”的神秘人物，大概是在认识丹青师不久，那是1999年。一次某杂志要采访陈丹青，我被临时叫去充当摄影师。那时他刚回国，踏一部哐当哐当的28吋自行车，穿梭在上海的大马路小弄堂，还没有什么人认出他。没开始戴老花镜，脸上也没有如今沧桑的皱纹。一来二去，谈得十分投机。他郑重向我们推介木心，说是如何如何了得。说时两眼放光，看得出是真心佩服。木心是谁？当时我们所能见到的报刊上，还从来没见过这个名字。后来又在各色“江湖高人”的口中，得知了这位隐匿在纽约的木心先生点点滴滴的离奇“传说”，远离尘嚣，“武功”绝顶，似乎完全像是一位武侠世界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独孤求败”。之后丹青师借给我们几册木心的书，都是台版，繁体竖排，开本疏朗，当时可是稀罕物。翻卷展读，确实“惊为天人”，文字竟然还能这么写？这和我过往的文学阅读经验全然不同。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硕果仅存的“活化石”。他又个文字的魔术师，把我们习以为常的汉字，拆开来，拼拢来，重新排列组合，升华出化腐朽为神奇的魅力。我们不仅看，还郑重地复印下几篇拍案叫绝的长文，时不时翻出来回味。当时我还只是个刚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小年轻”，要论怎么读懂是谈不上的。正像丹青师在写给我们的信中转述他去纽约看离群索居的木心：“我说到你们怎样佩服他，他笑问‘说些什么呢’，我说你们佩服的说不出什么，只有一脸佩服的表情，他说那好，我‘收下表情’，同时就做‘收’的手势，好像拢菜蔬到篮子里。”
那些年丹青师一直劝说木心先生回国定居，老人似乎一直在犹豫。后来，机缘巧合，丹青师和乌镇接上了头。2003年春，他去乌镇接洽，邀我同往。 那时去乌镇旅游的人远没现在这么多，木心故居缩在东大街上，一堵三人高的白墙，两扇黑旧铁门长年紧锁，走来走去的行人如不注意，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看门人不在，我们坐在对门一户人家的木门槛上干等。丹青师那时已开始穿黑唐装，板刷头刷亮，硬朗矫健，活像水泊梁山中走出来的好汉。他问来来往往的邻居，“可认识一位叫孙牧心，孙仰中的？”老翁、青壮都茫然摇头。对门那家的老太太，搬只破藤椅出来晒太阳，她年逾七旬，应该算是现存镇上较早的住户，一问，也是49年后嫁来此地，对孙家花园的往事已不堪了了。钥匙来了，我们推开暗哑的大门，好一派破败荒凉的景象。时值阳春三月，万木生发，园中却阴晦异常，杂草丛生，苍苔遍地，小楼半颓，满目疮痍，间杂外间拖来的废弃小船与木料，老墙上残留着斑驳支离的红漆标语，砌了一半又敲掉的赤膊新墙，一切似乎像极了荒废已半个世纪的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据说文革时此地被征作为工厂，现刚请出。看不出原来住宅的格局，闻不到故人生活的气息，怎一个“乱”了得。只有园中残存的小楼上遗落的木刻纹饰，龙吻，花卉，依然挺健，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气与尊严。真不敢想象这就是才智独绝、心气高贵的木心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小院的一头有扇无门的小“门”，出门即是煌煌隆隆的高速公路，车来车往，好不喧闹，与小院的清寂、杂乱、落伍形成鲜明的反差。我忽觉，在半个世纪锐不可挡的时代洪流中，木心所构建的心灵家园，几经摧毁蹂躏、任意践踏、折磨灭顶，但它却仍抱残守缺，委曲求全，强头掘脑，傲首兀立。——死是容易的，难的是活下去。他形容林风眠先生：“意志之强，耐力之深，坚持以不死殉道”。他也同样如此。任何时代都改变不了他。
如今木心故居重建了，新屋垒起，一扫旧日颓景，值得庆幸，应该比民国旧貌更为堂皇了吧？但我却怎么也忘不了那已然消失的故园。我仍固执地认为，这才是木心故居真正该有的模样。
又过了两年，木心先生回国了。他是来做些迁居前的准备。丹青师赶到上海，与我和太太同去浦东机场接机。车至机场苦等几小时，飞机终于着陆，我们忙奔上二楼俯瞰出口处内景。平日里丹青师谈笑风生、嬉笑怒骂，那日却神情肃穆，高度紧张。遥遥似乎见到了先生的身影，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一甩头，大步流星，直奔将下去。神秘、传奇的“神仙中人”木心先生，终于推着小车施施然踱出来了。丹青师抢将上去，一把抱住。先生穿一钓鱼马甲，乍看似与平常老头无异。介绍，握手，他疲倦而欣喜，脸上是糯糯的微笑，或许是和生人少有接触，似乎总带着一丝小孩子般纯真的羞怯。
当晚，他们下榻在一朋友的欧式别墅，我和作家陈村、孙甘露等诸位老师前去“朝圣”。再见木心先生，显然已精心打扮过，一身浅灰色粗细条纹西装，白色簇新的衬衫，琥珀领带，银戒，配上一头微卷的银发，让人眼前一亮。国中的长者，似没见过谁有如此风度。我们带去多本他的台版著作（当时还没大陆版），央他签名。他含笑摸出钢笔，欣然为我们一一签来。墨水经过长途颠簸，似乎郁结难驯，一笔下去，断断续续，似乎暗示着先生此刻复杂又跌宕的心境。其中有一本，应是“05春”，他提笔写成了“50春”，经我们指出，他察觉后笑而不改，照样递过来，足见先生的通透。我心里暗想，如果先生能活到20 50年，那该多好啊！
先生说的沪语，是“老法”上海话。悦耳，生动，气度高贵。他妙语如珠，烟不离手，直让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又笑得前仰后合。和他笔下的严肃文字迥然不同，没想到他是个“滑稽人”（沪语中指幽默的人）。说起笑话，张口即来，还能模仿各色人等的不同口气，节奏层层推进，把我们绕进去之后，突然又甩出一个短包袱，满堂粲然。他倒不似一般说笑话的人自己不笑，他边说，边自己也笑得投入，好像他也是头一回听到的听众。
我问先生，学写文章该看些什么书？他又摸出笔，裁了张纸条，缓缓写下几个俊逸疏阔的繁体字：“论语（言文对照）/地粮（纪德 盛澄华译）。”写完，递给我。他悠悠地解释道：“白话文要写得好，必须精通文言。看外国译本要挑译者，译者不佳，神采全无。”前几天，我翻出先生的著作重读，一翻，蓦然掉出这张久违了的小纸条。我横看竖看，拿在手里把玩。《论语》，还有之后他让我读的《世说新语》，似是中文传统博大之根，《地粮》代表的则是西洋文化之气脉，两者交融生发，既是一把通向木心广袤文学宝藏的钥匙，也似乎是先生对未来中文文学创作前景的某种预言。（先生把自己的居所取名为“卧东怀西之室”，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原来，先生和我的第一次见面，即把一本独家“武功秘籍”塞到了我的手里。而愚钝的我，当时竟懵然不知。
第二天，我和太太陪着先生四处逛逛。午餐，我选在老锦江楼上，让老人重温久违了的上海菜。我听丹青师说，先生在纽约一个人，每天胡乱吃吃，已多年没吃过家乡菜了。菜点了一桌子，其实他吃不多，但每个菜上来，他来者不拒，连叫好吃，高兴得像个孩子。饭后，他提出去北四川路看看。我知道，这是他生活过多年的地方。我们打了个车。开行不远，经过石门二路，我忙问先生：“文革时您被关过的地牢，就在这附近吧？具体在哪个位置？”“哎……”接下去便是沉默。我后悔自己的唐突。
车至四川路，下车闲逛。一路走，一路听先生闲聊，似乎永不疲倦。聊什么呢？自然是文学，艺术。我见过一些大艺术家，莫不如此，一见面三句不离艺术。（比如焦晃老师，曾经听他平日与人闲谈，说着说着，他下意识开始观察身边人物的动作，揣摩哪些特殊举动可以为我所用。）我说，看了书中那些对他的评论，还是觉得台湾的郭松棻说得最好。先生深以为然，认为我“有眼光”，“识货”！评价先生的文字，我是没有资格的。我只能浅浅地感觉到先生的“七十二变相”，一会“纵接古今”，一会“笑谈东西”，一会“嬉笑怒骂”，一会“装疯卖傻”……正如他被某些人极喜欢或极鄙夷的那些漂亮文字和睿智警句，这些都不是他的本相。我能体会到，先生骨子里是极沉痛的。显现在文字里，是《此岸的克利斯朵夫》、《双重悲悼》、《飘零的隐士》……先生说，他和贝聿铭相比，人家的每一步都踩对了，而他，每一步都踩错了。他写林风眠先生的挣扎，写张爱玲的孤寂，何尝不是在写他自己？
先生的脚力有些虚软了，不知是时差未倒，还是老熟之态。上下街沿，跌跌撞撞，需我时不时在旁搀扶。先生和我外婆同庚，毕竟也是位近八十的老人了。路过乍浦路，我记起先生住过几十年的旧居应该就在附近，我很好奇，提出是否去看看？他含笑满口答应。才过两条马路，他便推说走不动了，不去了。是近乡情怯？抑或不愿勾起惨痛的往事？还是不情愿让晚辈看到他曾经住过的小楼，可能是如此破败寒碜？先生可能不这么想，他永远要在旁人眼里保持一种优雅的风度吧？他常说，“呈现作品，隐退作者”，抑或也是这个意思？
时已微热，走走已然出汗，路过小摊，我问先生要不要来支紫雪糕？他毫不犹豫说要，开心得像个孩子。我们边走边吃边聊，他说得多，吃得少。风大起来，紫雪糕上的奶油不知不觉融化了，滴下来，落在他的棕色麂皮皮鞋上。他赶紧站定，慌忙掏出纸巾，把脚搁在街沿的栏杆上，猛力擦拭，反反复复。我帮不上忙，只得呆呆在一旁看着。我劝他说，等我们回去，拿水冲一下就好了。他说，麂皮难清理，不马上擦，会落下斑点，再洗就难了。他还是反复擦，痕迹仍在。风吹得他银发散乱，狼狈，落魄，看着心酸。不知怎的，多年过去，我一直记着这个画面。汪曾祺先生曾对周围人说：“你们别把我当不食人间烟火的‘半仙’。”木心先生在我心中的真实形象，从来不是那个被众人塑造出来的西装笔挺，举着烟斗，含笑“布道”的“大师”，而是这个背风屈首、狼狈擦鞋，虽满脑文学艺术，但不得不被生活反复捉弄、被迫低头的可怜又可敬的老头。
先生没住几天，即回美国。他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怕他一个人寂寞，我也常常给他打电话。远隔重洋，电话一头传来先生遥远的声音，迟缓而空洞，愈发显出他的寂寞。我们通起了信。他不用电脑，我们全用手写，然后寄出，飘过漫漫太平洋，两个星期，才到对方手中。虽然慢，也是一种久违了的古典式的享受。开始时，我没轻没重，几天一封，拉杂写来，不知所云。先生的回信较慢，二三月回一封，但字斟句酌，言辞恳切，无涂改痕迹，应该是改了多遍才誊清寄出的。丹青师特地从北京写来毛笔信叮嘱：“他远离人群太久了，你们务必要回信与老先生，勿使他失望。”回信是自然的，只要他别嫌我们烦就上上大吉了。开始时他纸大字疏，说些客套话。之后，师生之谊日深，纸越来越薄，字越来越小，洋洋洒洒一写几千字。纸是正反两面都写，甚至用过半透明的拷贝纸，字小到两粒米大小，大概是为了节省邮费，足见先生的俭朴与拮据。他写字似用极细的绘图笔，字迹扁而方，灵遒，耐看，“字极真朴，字字有美感”(先生写林风眠语)。我秉性愚钝，又素来不是文学圈中人，他却不弃驽劣，手把手教我怎么写信，怎么读书，读什么书，怎么写文章……抄几段吧：
“先谈谈怎样写信：1.信纸宜用一个规格的，不可忽大忽小忽厚忽薄。行草遵古碑帖，勿自出主张，使人无从揣摩。2.对并辈小辈可用‘如晤’，对长辈应用‘尊前’。3.勿忘页码。4.‘撰安’宜并辈，不宜长辈。5.学生不能用‘晚’，晚，是一般的泛称。师生之间亦不宜用‘顿首’、‘拜’（俗用‘叩上’，今可免去）。最不可疏忽的是具名之下要加某月某日，俾查考。‘乙酉夏日’者，大错。”
——这是对我辈不懂写信格式的“棒喝”和事无巨细地叮咛。
“你要改正改进的是，在行文中去掉那些油滑的东西，这是新潮的曲学阿世，国内大概都是这样的‘脚碰脚’，一见面，满嘴江湖切口，生活中可以作为手段来打诨，文字上要干净，而高雅的极度的幽默，就可以把痞子流氓压下去（知识就是力量）。我为你喝彩，好样的！”
——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文章的毛病。可惜，我至今还没能全然去除。
“因为我受过许多屈辱，所以很喜欢现在有人给我一点荣誉，凡出于理解的赞美我是接受而感恩的。……你们对我文学的爱好，我是看作一代精英的文化生态的呈露的，在观念上，我为未来而写，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不免有软弱的一面，即希望有几个年轻人在我身旁。而你有鉴赏和评论的才具，又有办理实际事物的才干，将来可以为我（其实是为艺术）做很多事的。”
“华格纳只见过贝多芬一面，……最后说：‘以后，当你痛苦的时候，请想起我……’，我们将来相处的日子，一定是欢快的，而整体的意义却是悲壮的，因为我临老归乡并非自愿，这是西方不可能给我制作壁画的机会，只好回来经营‘木心艺术馆’，现在还是一个‘梦想’。你说得对，我的画是把我的快乐和悲伤寄托在里面了。我的文学，不仅抹掉一己的身世，连同我的哲学、哲理 ……”
——先生难得在作品中袒露心迹，而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近乎哀鸣了。
丹青师说先生对于读者是挑剔的，来信基本不回。先生能为我开“私塾”，写下这么多字，实在是我此生的荣幸。
先生终于荣归故里，壮志得酬，夙愿已了。各种光环纷至沓来，我为先生高兴。但我素不喜热闹，宁愿关起门，静静地与您这些无言的信素面相对。信上的字，密密麻麻，洋洋洒洒。今日再读，仿佛一个字一个字从纸面上蹦跳起来，幻化成先生那熟悉的糯糯的沪语，幽幽地，又在我耳边响起。
先生确乎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先生似乎确实还在和我说着话……
2014.12.5初稿
刊于《文汇报·笔会》2014.12.21木心先生祭日
后收入《温故·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特辑》一书，广西师大2015年2月版。
2015.4.4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