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有光 —— 浅谈艺术家之于受难的酒神
2013年孙周兴艺术哲学课的作业...
·一·
“世上最持久的东西是悲伤，而最长寿的则是华丽的言语。”阿赫玛托娃（Akhmatova）写道。
我敬畏悲伤的力量，更加警惕言语的渲染。那些悲伤静默而危险，被我们带到人群中，失去了它的发声。在这个处处宣扬“正能量”的时代，时常我不禁怀疑，当“正能量”变成一个口号或者成为一面生活观的旗帜，过分正面阳光的人民生活常态是否也带有一种对真实现实的逃避，甚至自我麻醉与安慰呢？乐观主义的胜利、实践和理论功利主义的趋上，按照尼采的话来说是否是一种沉沦之力、将至之暮年、生理之困乏的征兆？而恰恰并非悲观主义是这样的征兆？光鲜的文字言语修饰背后，生活的真正模样有时我们逐渐不去追究了。不安蛰伏在阳光底下，像是暂时用冰块抑制的病症，灼热只是稍稍退散，短暂消停后会更严重的发作。阴影聚集在体内，使之涣散、喑哑、了无生机，那是可能让我们死亡的病。
特别在网络媒体发达的如今，我们从观看者变成被观看者，我们把自己摆上台面，逐个分解加以装饰，供人欣赏与评论。我们看到了的，凭着只言片语或是零碎照片，便以为自己了解了认识了。互相关注，说到底，实际上只是一层吹弹可破的关系。比如在微博上，人们总是常常说着美好的事，看似没有什么人不高兴。新闻媒体更是呈现这样一种怪现象，赞歌高唱。我并非反对健康的世界观，也并不怀疑健康的世界观是真实的世界观。然而，如同苏珊·桑塔格所说，难道“真理”果真总是必不可少的吗？不仅在网络和日常生活中，而且似乎自古以来，健康积极、彬彬有礼、欢乐朝气的世界观都被放置在普世价值中最重要甚至惟一的位置。这个情况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似乎慢慢有了些许不一样。但通常也并不是迅速得到认可的，那些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及成就大多都在晚期甚至死后才被世人所接受和肯定，而在当时，他们的思想与创作总是与主流格格不入。
我在这里正想对英雄而非圣人表达一种敬意，对真实生活表示一种热爱。悲剧精神而非悲观主义，这不是一个消极的念头，而是一个强烈的愿望：了解这个怒气冲冲的人世间，和世界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界。就像西蒙娜·薇依在致安东尼奥的信中写道的：“应该爱命运，应该爱命运所带来的一切，甚至爱命运带来的不幸。”
·二·
尼采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对生存价值的质疑，他说“悲观主义必然是毁灭、衰落、失败、疲惫、衰微本能的标志吗？”他又提出“有没有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由于安康，由于漫溢的健康，由于生存的充裕而对生存中艰难、恐怖、险恶、成问题的东西有一种理智的偏爱？也许有一种过度充裕本身造成的痛苦？一种最敏锐的洞察力的跃跃欲试的勇气？”
在中外无数的优秀艺术家当中，我唯独偏爱的是那些或许会被看做不正常的人们。这些让我感动并震撼的艺术家，譬如蒙克、约瑟夫·波伊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哲学家或是文人中，譬如尼采、克恺尔郭尔、保罗·策兰、三岛由纪夫等等，他们看似都有一些共同点，或许偏执、或许极端、或许疯狂、或许病态。然而他们作为受难者的典范，作为真理的殉道者，用他们个人强大的意愿，见证了这个真实残酷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严肃和威望。
我在这说的不是无病呻吟，恰恰是所反对的。上述艺术家们，抑或任何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创作者，在我看来，他们的作品与思考都应该首先与自身发生关系。“经历造人”，不同的性格、环境、经历以及个人的感受力造就了不同的个体，这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很鲜明的被体现出来。
众所周知，波伊斯最引人注目的故事是飞机在克里米亚的坠毁事件，他幸运的活了下来，并且使得他得以遇到鞑靼人。此后这段经历成为了他日后创作中最重要的素材。据说波伊斯坠机后被一群游牧的鞑靼人所救，他们用毛毡包裹他，以动物油脂擦拭他的伤口，喂以牛奶、乳酪等。我们知道，后来毛毡和油脂成为了他主要的雕塑材料。而鞑靼民族独特的生活体验也没有被波伊斯忘记，在他的一些行为演出中，死亡、频临死亡、痛苦、神秘、战争、草原、游牧等元素被以他自己一种不凡的方式转化和改造。
1980年1月波伊斯的作品《指出你的伤口》引起大规模群众喧哗，这个作品关于生与死，具有“警世”意味。它或许禁忌（作品中的抬尸架部分），令人厌恶，却直指症结，让人们不可回避的直视自身的无能与生命的客观。主办方慕尼黑市立美术馆的馆长怀特认为此作品的意义，主要是“让人看到死亡领域，这个今天社会急速奔往之处”。波伊斯本人遭遇过死亡，也经历过战争的创伤，伤口对他来说再熟悉清楚不过了。《指出你的伤口》也是一件带有自传性的作品。波伊斯认同艺术是一种药物——外敷的药膏或内服的药片。对于他的遭难，他没有抱怨过，而是把艺术当做治疗的手段，治愈自己，甚至对整个社会也身怀责任和使命。
艺术就像是在现实的另一面做梦，这个梦使我们能超越日常的藩篱，抵抗着生活的攻击。以苏珊·桑塔格的话说，我们常常通过艺术作品所表达和希望传达的那些复杂的意愿，既离弃世界，又以一种令人称奇的强烈而特殊的方式接近它[2]。这便是艺术的奇妙之处。
在波伊斯的行为艺术《荒原狼：美国爱我，我爱美国》中，他用毛毯裹着自己，与狼在笼子里一起不吃不喝的相处了5天。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数个行为艺术作品，都不惜伤害自己，或让别人随意处置她的身体，如1975年在那不勒斯的Mora工作室表演的《节奏0》。另外，克尔恺郭尔为了他的信仰放弃一生挚爱，终身未娶。西蒙娜·薇依一直关注社会正义和劳工状况，更加亲自体验劳动阶级的生存环境，生活中秉持禁欲主义。所有这些对苦难磨练执迷不悔的追求，对自我的狠心但意义非常的弃绝行为，不也是种积极的抵抗吗？他们为自己选择一种艰难，或许便是他们抵御艰难的惟一方式。这也是何以能够解除苦难的力量所在。
艺术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力量。尼采曾说“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他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艺术救赎观，一反传统地认为希腊艺术的繁荣不是因为希腊人内心的和谐，反倒是源于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因为过于看清人生的悲剧本质，所以产生了日神和酒神两种艺术冲动——即双重救赎观[3]。他们相互激荡相互作用，逐渐内化成人的精神结构，成为人的两种最本质的生命冲动。尼采的悲剧理论不再把艺术看作是外在于生命的东西，而把它作为是对人的灵魂和生命状态的观察和反思，使人类生命存在自觉自为状态的体现。艺术史的发展也从过去的为宫廷、宗教、政治等服务，转变为与“自我”发生关系。现代艺术以来，自我表达逐渐作为传统，艺术家叙说着自己的真相。中间的某些人——比如上述的那些人，他们对自我的发现几乎等同于对受难自我的发现。痛苦与创作相关联，经过苦痛，会产生精神性、高层次的东西。
·三·
我从不认为做艺术算是一件开心的事，顶多可以说是愉悦的，且更多依赖的是精神上的满足感。这更加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甚至还有那么些痛苦。但这种痛苦仍旧是伴随快感的，极大的快感，让你愿意承受，甚至沉溺至此，欲罢不能。
不同的人创作艺术的方式不一样，除却对自然的模仿，其中我还看到有两种：一种是把自己抽离开以便更冷静理智的思考世界，这个时候私人情感可能会削弱；另一种则是跳进去试图靠近“真我”，同时也把自己暴露给了观者。后者可能是个不太舒服的过程，需要把自己赤裸的剖析，审视内心，直面孤独、伤痛甚至羞耻，这其实也需要勇气。我个人是偏重后者的。所有的体验在时间环中循环运转，我的心作为复杂的反刍胃，某些记忆在被消化沉淀之后又可能再次回到我的脑中被咀嚼。我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逐层把命运发散予我的昭示揭开，力图更深的认识自己，与自己对话，与生命和存在对话。无数不可名状的神秘略见清晰，没有什么是真正微不足道的，最被我们忽视的东西可能也会牵扯命运的一隅，毕竟命运本身犹如一方由无数线索交错挽提的织物。时间即使会带着它们流逝，艺术仍然能以其自己的方式——一种诗意的诱捕，利用图像的存留以及对意义的领悟，让记忆、感知这种漂浮不定的东西转之以固，超越时间而存在。
向内看，个人的复杂性一直被记录于个人内心世界的“指纹”之中。也许在事情发展的当下，通常我们察觉不出来或许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回头再想，其实会发现有许多迹象提醒我们，在“未来”还未发生之前，它早以潜入我们的生命，并在我们的体内发生着变化。里尔克告诉我们，悲伤时要安于寂寞，多留神，这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的未来潜入我们生命的那一瞬间，似乎是空虚而枯僵的，但与从外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喧嚣而偶然的时刻相比，它更接近于生命。寂寞、痛苦也一样，是能获得缪斯垂青的精神炼狱。波伊斯也认为：“不是活跃者，而是受苦者，使世界更丰富。”正是苦难滋生了循循不息的灵感，强化了我们的意志。
我享受创作中那种对自我的挖掘和拷问，是“痛苦”的催逼，成为一管清醒剂，使我时时刻刻审省，并追问自我生命的“必需”，找出艺术之于我的扎根。我知道朝内挖掘者终将开悟，只有先深入“进去”，才可能更宽广的走“出来”。而版画这种艺术形式的所具有的“复制”的独特性，乃至印制过程重复或许单调的过程，更加要求我们安于寂静，耐心去挖掘藏在图像下面的东西。创造的过程使我们捕获已知的东西，更令人振奋的是，掌握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其实已领悟的东西。它提供了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够理解事物表面以下的情况，对现有的理解产生新的意义，并发掘你从未意识到的理解。
·四·
正如风也是阳光的一部分，黑暗或许也是人之初性的一种。我们生来对黑暗有一种适应能力，就如同会对不完整怜惜，对幸福谨慎，对苦难严肃，对生活倦烦，但又对死亡恐惧而好奇。要承认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同样也承受这个世界的可怖；要宽容地承受我们的生存，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神秘，接受不均衡的真实，肯定苦难带来的挑战与价值。
尼采的伟大在于他虽然与叔本华一样认同人生是“极痛苦、充满着矛盾对立的生物永远在变化和更新的幻梦”，接受了悲观主义的前提。但不同的是，叔本华认为艺术只能给我们暂时的忘却，人生本质上还是无价值的应该抛弃；而尼采却从希腊艺术中最高成绩的悲剧提出了“酒神精神”，他认为希腊人对人生的痛苦感受极为敏感，却没有像佛教徒那样去否定生命意志，是因为艺术救了他们。悲剧揭示真实的生存，让人直面生命本身。尼采在他猛烈的批判中坚持肯定生命的基本价值，这在现代文明中却常常被忽略。
悲剧的主角在最早总是代表原始生命及其苦难的酒神。一部分现代的艺术家作为受难者，既勇于发现最深处的苦难，也能从中使苦难升华。在正常典范生活之外，他们的激情精魄也仍然堪称酒神典范。
最初的光亮必定源于内心，但它存在于一种恒久飘摇的风中，需要我们穿过幽暗去捕捉。
·一·
“世上最持久的东西是悲伤，而最长寿的则是华丽的言语。”阿赫玛托娃（Akhmatova）写道。
我敬畏悲伤的力量，更加警惕言语的渲染。那些悲伤静默而危险，被我们带到人群中，失去了它的发声。在这个处处宣扬“正能量”的时代，时常我不禁怀疑，当“正能量”变成一个口号或者成为一面生活观的旗帜，过分正面阳光的人民生活常态是否也带有一种对真实现实的逃避，甚至自我麻醉与安慰呢？乐观主义的胜利、实践和理论功利主义的趋上，按照尼采的话来说是否是一种沉沦之力、将至之暮年、生理之困乏的征兆？而恰恰并非悲观主义是这样的征兆？光鲜的文字言语修饰背后，生活的真正模样有时我们逐渐不去追究了。不安蛰伏在阳光底下，像是暂时用冰块抑制的病症，灼热只是稍稍退散，短暂消停后会更严重的发作。阴影聚集在体内，使之涣散、喑哑、了无生机，那是可能让我们死亡的病。
特别在网络媒体发达的如今，我们从观看者变成被观看者，我们把自己摆上台面，逐个分解加以装饰，供人欣赏与评论。我们看到了的，凭着只言片语或是零碎照片，便以为自己了解了认识了。互相关注，说到底，实际上只是一层吹弹可破的关系。比如在微博上，人们总是常常说着美好的事，看似没有什么人不高兴。新闻媒体更是呈现这样一种怪现象，赞歌高唱。我并非反对健康的世界观，也并不怀疑健康的世界观是真实的世界观。然而，如同苏珊·桑塔格所说，难道“真理”果真总是必不可少的吗？不仅在网络和日常生活中，而且似乎自古以来，健康积极、彬彬有礼、欢乐朝气的世界观都被放置在普世价值中最重要甚至惟一的位置。这个情况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似乎慢慢有了些许不一样。但通常也并不是迅速得到认可的，那些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及成就大多都在晚期甚至死后才被世人所接受和肯定，而在当时，他们的思想与创作总是与主流格格不入。
我在这里正想对英雄而非圣人表达一种敬意，对真实生活表示一种热爱。悲剧精神而非悲观主义，这不是一个消极的念头，而是一个强烈的愿望：了解这个怒气冲冲的人世间，和世界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界。就像西蒙娜·薇依在致安东尼奥的信中写道的：“应该爱命运，应该爱命运所带来的一切，甚至爱命运带来的不幸。”
·二·
尼采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对生存价值的质疑，他说“悲观主义必然是毁灭、衰落、失败、疲惫、衰微本能的标志吗？”他又提出“有没有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由于安康，由于漫溢的健康，由于生存的充裕而对生存中艰难、恐怖、险恶、成问题的东西有一种理智的偏爱？也许有一种过度充裕本身造成的痛苦？一种最敏锐的洞察力的跃跃欲试的勇气？”
在中外无数的优秀艺术家当中，我唯独偏爱的是那些或许会被看做不正常的人们。这些让我感动并震撼的艺术家，譬如蒙克、约瑟夫·波伊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哲学家或是文人中，譬如尼采、克恺尔郭尔、保罗·策兰、三岛由纪夫等等，他们看似都有一些共同点，或许偏执、或许极端、或许疯狂、或许病态。然而他们作为受难者的典范，作为真理的殉道者，用他们个人强大的意愿，见证了这个真实残酷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严肃和威望。
我在这说的不是无病呻吟，恰恰是所反对的。上述艺术家们，抑或任何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创作者，在我看来，他们的作品与思考都应该首先与自身发生关系。“经历造人”，不同的性格、环境、经历以及个人的感受力造就了不同的个体，这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很鲜明的被体现出来。
众所周知，波伊斯最引人注目的故事是飞机在克里米亚的坠毁事件，他幸运的活了下来，并且使得他得以遇到鞑靼人。此后这段经历成为了他日后创作中最重要的素材。据说波伊斯坠机后被一群游牧的鞑靼人所救，他们用毛毡包裹他，以动物油脂擦拭他的伤口，喂以牛奶、乳酪等。我们知道，后来毛毡和油脂成为了他主要的雕塑材料。而鞑靼民族独特的生活体验也没有被波伊斯忘记，在他的一些行为演出中，死亡、频临死亡、痛苦、神秘、战争、草原、游牧等元素被以他自己一种不凡的方式转化和改造。
1980年1月波伊斯的作品《指出你的伤口》引起大规模群众喧哗，这个作品关于生与死，具有“警世”意味。它或许禁忌（作品中的抬尸架部分），令人厌恶，却直指症结，让人们不可回避的直视自身的无能与生命的客观。主办方慕尼黑市立美术馆的馆长怀特认为此作品的意义，主要是“让人看到死亡领域，这个今天社会急速奔往之处”。波伊斯本人遭遇过死亡，也经历过战争的创伤，伤口对他来说再熟悉清楚不过了。《指出你的伤口》也是一件带有自传性的作品。波伊斯认同艺术是一种药物——外敷的药膏或内服的药片。对于他的遭难，他没有抱怨过，而是把艺术当做治疗的手段，治愈自己，甚至对整个社会也身怀责任和使命。
艺术就像是在现实的另一面做梦，这个梦使我们能超越日常的藩篱，抵抗着生活的攻击。以苏珊·桑塔格的话说，我们常常通过艺术作品所表达和希望传达的那些复杂的意愿，既离弃世界，又以一种令人称奇的强烈而特殊的方式接近它[2]。这便是艺术的奇妙之处。
在波伊斯的行为艺术《荒原狼：美国爱我，我爱美国》中，他用毛毯裹着自己，与狼在笼子里一起不吃不喝的相处了5天。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数个行为艺术作品，都不惜伤害自己，或让别人随意处置她的身体，如1975年在那不勒斯的Mora工作室表演的《节奏0》。另外，克尔恺郭尔为了他的信仰放弃一生挚爱，终身未娶。西蒙娜·薇依一直关注社会正义和劳工状况，更加亲自体验劳动阶级的生存环境，生活中秉持禁欲主义。所有这些对苦难磨练执迷不悔的追求，对自我的狠心但意义非常的弃绝行为，不也是种积极的抵抗吗？他们为自己选择一种艰难，或许便是他们抵御艰难的惟一方式。这也是何以能够解除苦难的力量所在。
艺术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力量。尼采曾说“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他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艺术救赎观，一反传统地认为希腊艺术的繁荣不是因为希腊人内心的和谐，反倒是源于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因为过于看清人生的悲剧本质，所以产生了日神和酒神两种艺术冲动——即双重救赎观[3]。他们相互激荡相互作用，逐渐内化成人的精神结构，成为人的两种最本质的生命冲动。尼采的悲剧理论不再把艺术看作是外在于生命的东西，而把它作为是对人的灵魂和生命状态的观察和反思，使人类生命存在自觉自为状态的体现。艺术史的发展也从过去的为宫廷、宗教、政治等服务，转变为与“自我”发生关系。现代艺术以来，自我表达逐渐作为传统，艺术家叙说着自己的真相。中间的某些人——比如上述的那些人，他们对自我的发现几乎等同于对受难自我的发现。痛苦与创作相关联，经过苦痛，会产生精神性、高层次的东西。
·三·
我从不认为做艺术算是一件开心的事，顶多可以说是愉悦的，且更多依赖的是精神上的满足感。这更加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甚至还有那么些痛苦。但这种痛苦仍旧是伴随快感的，极大的快感，让你愿意承受，甚至沉溺至此，欲罢不能。
不同的人创作艺术的方式不一样，除却对自然的模仿，其中我还看到有两种：一种是把自己抽离开以便更冷静理智的思考世界，这个时候私人情感可能会削弱；另一种则是跳进去试图靠近“真我”，同时也把自己暴露给了观者。后者可能是个不太舒服的过程，需要把自己赤裸的剖析，审视内心，直面孤独、伤痛甚至羞耻，这其实也需要勇气。我个人是偏重后者的。所有的体验在时间环中循环运转，我的心作为复杂的反刍胃，某些记忆在被消化沉淀之后又可能再次回到我的脑中被咀嚼。我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逐层把命运发散予我的昭示揭开，力图更深的认识自己，与自己对话，与生命和存在对话。无数不可名状的神秘略见清晰，没有什么是真正微不足道的，最被我们忽视的东西可能也会牵扯命运的一隅，毕竟命运本身犹如一方由无数线索交错挽提的织物。时间即使会带着它们流逝，艺术仍然能以其自己的方式——一种诗意的诱捕，利用图像的存留以及对意义的领悟，让记忆、感知这种漂浮不定的东西转之以固，超越时间而存在。
向内看，个人的复杂性一直被记录于个人内心世界的“指纹”之中。也许在事情发展的当下，通常我们察觉不出来或许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回头再想，其实会发现有许多迹象提醒我们，在“未来”还未发生之前，它早以潜入我们的生命，并在我们的体内发生着变化。里尔克告诉我们，悲伤时要安于寂寞，多留神，这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的未来潜入我们生命的那一瞬间，似乎是空虚而枯僵的，但与从外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喧嚣而偶然的时刻相比，它更接近于生命。寂寞、痛苦也一样，是能获得缪斯垂青的精神炼狱。波伊斯也认为：“不是活跃者，而是受苦者，使世界更丰富。”正是苦难滋生了循循不息的灵感，强化了我们的意志。
我享受创作中那种对自我的挖掘和拷问，是“痛苦”的催逼，成为一管清醒剂，使我时时刻刻审省，并追问自我生命的“必需”，找出艺术之于我的扎根。我知道朝内挖掘者终将开悟，只有先深入“进去”，才可能更宽广的走“出来”。而版画这种艺术形式的所具有的“复制”的独特性，乃至印制过程重复或许单调的过程，更加要求我们安于寂静，耐心去挖掘藏在图像下面的东西。创造的过程使我们捕获已知的东西，更令人振奋的是，掌握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其实已领悟的东西。它提供了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够理解事物表面以下的情况，对现有的理解产生新的意义，并发掘你从未意识到的理解。
·四·
正如风也是阳光的一部分，黑暗或许也是人之初性的一种。我们生来对黑暗有一种适应能力，就如同会对不完整怜惜，对幸福谨慎，对苦难严肃，对生活倦烦，但又对死亡恐惧而好奇。要承认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同样也承受这个世界的可怖；要宽容地承受我们的生存，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神秘，接受不均衡的真实，肯定苦难带来的挑战与价值。
尼采的伟大在于他虽然与叔本华一样认同人生是“极痛苦、充满着矛盾对立的生物永远在变化和更新的幻梦”，接受了悲观主义的前提。但不同的是，叔本华认为艺术只能给我们暂时的忘却，人生本质上还是无价值的应该抛弃；而尼采却从希腊艺术中最高成绩的悲剧提出了“酒神精神”，他认为希腊人对人生的痛苦感受极为敏感，却没有像佛教徒那样去否定生命意志，是因为艺术救了他们。悲剧揭示真实的生存，让人直面生命本身。尼采在他猛烈的批判中坚持肯定生命的基本价值，这在现代文明中却常常被忽略。
悲剧的主角在最早总是代表原始生命及其苦难的酒神。一部分现代的艺术家作为受难者，既勇于发现最深处的苦难，也能从中使苦难升华。在正常典范生活之外，他们的激情精魄也仍然堪称酒神典范。
最初的光亮必定源于内心，但它存在于一种恒久飘摇的风中，需要我们穿过幽暗去捕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