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开了一家养老院
谁来负担我们的老年生活？
文|王森
来自界面正午
一
2009年初春，两位年近90的曾祖母相继摔倒。一位是外婆的母亲，一位是外婆的婆婆。
在摔倒前，两位曾祖母身体硬朗，一顿能吃下一大碗饭，每天都出门散步，走上六七里地。村里人觉得，她们大概能活到一百岁。但是摔倒之后，她们的身体每况愈下。摔断的骨头难以恢复，内脏功能也开始衰退。接下来，曾祖母们开始忘记时间，睡眠紊乱，再也记不住事情。
料理受伤的老人，成了家里的大事。外婆的兄弟远在深圳，外公心脏里有好几根支架，儿孙辈也已离开乡下，到县城生活。到头来，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就压在了外婆一个人肩上。
外婆生于1947年，小学文化。按照流行说法，68岁的外婆，算是“大妈”。可是在江苏老龄化的农村里，她还算年轻。
起初，外婆还能照应两家的起居饮食，但是老人的身体情况继续恶化，她们需要更多照顾。外婆放下所有的事，全力照顾自己的母亲和婆婆。她雇了保姆帮忙，可保姆们大多习惯照顾小孩，缺乏照顾老人的经验。相比起孩子，老人更难照顾，她们会絮絮叨叨又毫无根据地责骂身边的人。保姆们干了几天，就辞工离开了。
那时的我正在县城读中学，每周从县城回到乡下，看到曾祖母的身体情况逐渐变坏，直到她们失去意识。房间里开始弥散排泄物的气味，她们常常失禁，又说不出话来，总要等到人们注意到异常，才能帮她们摆脱窘境。一个夏天过去，两位曾祖母已经被病痛折磨成了另一个样子。
2009年年底的一个周末，当我们再次回家，外婆宣布，她要开一家养老院。
二
我的家乡是长江中的一座岛，有三十万人口，是个小县城，却也曾经是江苏乡镇企业模式的典范。岛民的第一桶金来自“跑外勤”的供销员，外公就是岛上第一批走出去的“外勤”。
我生在九十年代。那时外公已近退休年龄，外婆在镇上开了一家洗衣店，女儿和女婿工作不错，在县里可以过比上不足比下大有余的日子。
进入二十一世纪，外婆从电视里看到了“绿化”生意的巨大潜力。她卖掉经营了十几年的洗衣店，开始创业。她开了一家市政绿化公司，带着村民干工程，承包了村里流转的土地，建了一个有些规模的苗圃，手里也有了些资金，积累了些人脉。
外婆最爱看电视，平时几乎锁定新闻频道和农业频道。在她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报纸和杂志，《中国园林报》、《扬子晚报》或是《致富经》。傍晚的时候，外婆总要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读每一份报刊。
两位曾祖母摔倒之后，外婆停下了所有工程，现在，她又拿出了当初开绿化公司的热情，一头扎了进去，跑民政局，听报告会，去各地养老院参观学习。几年来积累的人脉和知识都用了起来。
外婆跟我说，“老年社会”就要来了，养老跟不上怎么行？现在外国在做“社区养老”，中国很快也要做，光靠政府开的养老院肯定不行。我想，外婆的话很可能摘自某篇新闻报道，新闻嘛，总是会习惯性地夸张，外婆就轻易相信了。但是，事实证明，外婆总是能判断对形势。
外婆拿出了一百万元，她坚决不贷款，不负债，因地制宜，把养老院开在自家的花园里。
她请来了村里退休的支书老周管财务。在村里人看来，老周是个公正的党员，不算太老但有些权威。每次见面，老周总在对我笑，也总是笑着对别人，大概是村民喜欢的那种村官。他做的帐很令人满意，丁是丁，卯是卯，一丝不苟，用蓝色的夹子夹着，细心地挂在墙上。
村里卫生所的“赤脚医生”小于，也在外婆的要求下成了养老院的保健员。这位年轻的“赤脚医生”子承父业，据说平时有些吊儿郎当。好在他父亲还在村里，父权威慑之下，干得也算得上勤勉。开些方子，打打吊针，测测血压，对于他也是“大材小用”了。
还有邻居家的媳妇儿冷艳，论辈分是我舅妈，她在外婆的劝说下辞掉了工作，考上了养老护理院资格证，成为养老院的副院长。工作之外，她开了家淘宝网店，把丈夫厂里的服装发到全国各地。后来，她成了村子里的代购员，让村民和老人们用上了淘宝上的爆款货。
这就是外婆建立的养老院最初的“领导班子”。
半年之后，在外婆和助手们的帮助下，养老院建成，挂上了“兴阳老年幸福之家”的牌子。兴阳是我们这个村的名字。村子沿着一条小水渠，从西向东延伸开，居民们的宅基地在水渠的北边，自留地在河的南面。
外婆的养老院建在一片田野里，从埭头就能望到。白色外墙，红色的顶，一排一层的活动板房，按照设计，两个老人住一间套房，空调、电视俱全，两间套房用一套卫浴，四间套房独立一栋，又共用一间会客厅。农村地方大，养老院有一个水泥场院，场院的南边还有一汪鱼塘，家乡的老人习惯了宽敞，总想要有个晒太阳的地方，这是城里高楼中难以享受的乐趣。
开张之日，县里市里的新闻媒体都来了，外婆上了电视。她这个喜欢看新闻的人，也成了新闻。
三
县里人对养老院的看法无疑是复杂的。
县里人有县里人的纠结。他们既离了乡土，又从未真正进城。积极地说，县城是个可攻可守的地方；消极地说，县城是个不上不下的所在。幼时的乡土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可是县里人又大都向往着更现代的都市生活，言必称北上广深。这几年，我们这个不大的县里入住了三座院线影院，开了一家屈臣氏和一家星巴克。县里人把这些物质意象看做是现代化生活的标志。
在养老这件事上，很多人犹豫了。一方面，他们觉得把老人“丢进养老院”是“丢人”的，只有亲自侍奉才符合道德要求。小时候，听到有人议论某某不孝，罪行之一就是把父母送进了县里的养老院。县里是熟人社会，被谴为不孝，很抬不起头。
另一方面，县里人又集体陷入困境——他们要上班，他们要出差，他们的孩子在外地，他们的父母想住在农村！于是，县里也就有了很多“久病无孝子”的故事。我父母这一代人不是独身子女，兄弟姐妹们又各自有自己的生活，你指望着他，他指望着你，兄弟阋于墙，养儿防老成了空想。
年轻人都在出走，中年人悄然老去，老年人寿命正在延长。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中年人已经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养老压力，他们的工作让他们无力照料老人；他们也在老去，若是跟着孩子走，父母怎么办，会不会成为孩子的累赘？若是留在县里，又有谁来照看他们呢？
县里有一家政府开的养老院，已然是人满为患。
四
外婆的养老院开张后不久，床位就被订空了。我暗自佩服外婆的商业嗅觉。外婆却不把这件事当生意做。她说，这是她的慈善事业，是她为自己母亲开的养老院。
外婆的绿化生意还在做，可以贴补前期投入的亏空。养老院的自营，一方面靠收取费用，但外婆坚持费用不能太高，按照老人的护理级别定价；另一方面，民政局对养老院床位进行补贴，因此养老院得以在账面上刚好拉平收支。
虽然不必再为祖母们端饭送水，擦拭身体，外婆还是没有真正轻松下来，但是养老院带给外婆的真正压力，是无尽的担忧。
她的“幸福之家”建成后，外婆就再没有旅游过，出差也不过两三天，这份事业像是一条链子，把外婆紧紧地拴在了岛上。
外婆担心起老人们的起居，伙食如何，买的菜新鲜与否，口味是否合乎健康要求。她要记录老人们的身体状况，督促医生小于经常来给老人体检，查血糖，量血压。她在淘宝上买上了医院用的呼叫铃，每晚睡在值班室，一有风吹草动，便要从床上爬起，查看情况。
我记得，袁厉害的那场火灾之后，外婆开始担心养老院的消防问题。政府部门似乎也从这场火灾中惊醒，对县里所有的养老院和孤儿院进行排查，结果是，县里没有一家完全合格。
外婆的养老院还算规范，并未被通知停业，消防队开出了整改意见，要求复查前完成。那段时间，我正放寒假在家中。那个冬天外婆好像总是忧心忡忡，年前要制作的食品，水糕、斩肉，都没有做。
之前完全没有考虑过的安全问题，成了外婆的心病，不光是火患，还有电气隐患，还有食品和药品的安全。养老院里几十位老人，垂垂老矣，再也经不住什么天灾人祸，哪怕是一点小事，都关乎人命。
她开始头疼，失眠。去南京看医生，医生只是开了些调剂的方子，嘱咐让外婆静养。可是医生不知道，外婆静不下来了。过年前那那段时间，外婆都在忙着添置消防设备，又将厨房迁出了居住区，总算在年底通过了验收。
外婆神经衰弱的迹象更明显了。她跟我说，如果养老院出事了，她是法人，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家人心疼外婆，劝她办个出让手续，找个年轻人做吧。她也真的问了几个有意愿的人，但是她说，她不放心这些一腔热血的年轻人，还说，很多人都是为了赚钱。
曾祖母们的状况也在变差。外婆的值班室在她母亲房间隔壁，那是一间特殊的房间，和别的老人隔离开来。不是因为偏心，是因为在半夜，祖母会因疼痛而大叫起来。但是在白天，她看到我们却说不出一句话。曾祖母的眼睛盯着我，嘴巴张大着，咽喉里却发不出一点响声，她只能对我竖起一个大拇指，后来大拇指也竖不起了。曾祖母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蜷缩在床上，可怜得让人不忍心多看。
五
2013年夏天，外婆的婆婆去世了，2014年初春，外婆的母亲也走了。每年的冬夏，都会有老人离开养老院，住进医院，再也没有音讯。老人往往挨不过严寒和酷暑。
和办养老院之前不同，外婆的财富观发生了变化。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在养老院这样一个大家都接近于死亡的地点，我想她也许有很多感受。
有一次，外婆语出惊人，说她不会留下什么遗产，她要贡献给公益。她计划着来年再增加些床位，让多一些人住进来。村里的空巢老人，外婆组织服务员上门服务。她还接收了一名因为煤气中毒失去家人、也落下残疾的少年。她筹划着，等少年的智力恢复一些，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在这里工作，给自己挣些收入。
平日里，总有些小企业家送来水果和补品，送来之后就匆匆离开，有时他们直接让卖西瓜的贩子拖来一车西瓜，自己却不露面。外婆总是过意不去，她拜托县里的记者去调查，最终查到了这几个企业家的线索。在她的本子上，一五一十地记着每一次别人送来的慰问品。在接受采访时，外婆说，她“要为这些好心人点赞。”
现在，天刚刚黑，村子里和隔壁村的大妈们就会骑着电瓶车来养老院的场院跳广场舞。外婆兼任舞蹈队队长，带着兴阳村队征战县里市里的广场舞比赛，参加各种文艺演出。
每年重阳节，外婆都会在养老院里搞一次“聚餐”。也许这就是养老院的年会。这个甲午年有两个九月，两个重阳节，外婆的年会就办了两次。一次吃大餐，一次吃精神大餐——她精心策划了一次演出。
从夏天开始，外婆就在策划这次演出。我的表妹在苏州学幼儿师范，她放暑假回来，被外婆征用了。外婆要求表妹排演舞蹈和小品，村里来的大学生村官当上了主持人，并且负责下载伴奏带。县里一位婚庆司仪，他的母亲也住在养老院。司仪自告奋勇，带来了全套的音响设备，还把婚庆公司里的几位“名角儿”请了过来。演出就在场院上进行。
那时我在北京，看着母亲的微信视频里，孩子们戴着面具，扮演着老头老太跳舞，向老人们祝福，外婆和老人们都乐在其中。我不大喜欢广场舞，对村里人的娱乐，更是不感冒。我总觉得大红大绿太俗气，《最炫民族风》和《小苹果》更是恼人。看到这个视频，我心里不是滋味，又觉得，也许是因为我太年轻了。
那天，母亲的QQ空间里，上传了表妹和外婆的合影，她写道：“幸福不是毛毛雨。”
2012年，我考上大学离开小岛，母亲卖掉了县里的房子，和父亲回乡下，跟外婆住。母亲似乎越来越能理解外婆的心境。母亲小时候由她的奶奶带大，她住回乡下，希望能更好地照顾老人。
表妹从中专毕业，在深圳的一家幼儿园找到了工作。我在北京，准备再念三年研究生。每次回家，都能明显感到长辈们的老去。但是再回家乡，对我和表妹都有些“困难”。母亲说，让我在外好好闯，以后在我落脚的城市找一套小公寓，开一家小食铺，就行了。
也许，外婆的养老院也是为她自己开的。当她老了，谁来照顾她呢？
我的外婆叫戴梅英，生于1947年，家庭成分地主，从名字中也能看出民国的乡绅对女儿的期待。在村里人眼中，她是个女强人，县里的媒体都认识她。市政工程、民政工程，都与她搭界。在这个三十万人的岛上，她有些名气。但出了这座小岛，她不过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农村妇女，一个即将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是两亿老年人口的一个小数字。
可是，看到外婆开着那辆白色的汽车行驶在埭上，我有时会忘记外婆的年龄，觉得她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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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森，大四学生，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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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森
来自界面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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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春，两位年近90的曾祖母相继摔倒。一位是外婆的母亲，一位是外婆的婆婆。
在摔倒前，两位曾祖母身体硬朗，一顿能吃下一大碗饭，每天都出门散步，走上六七里地。村里人觉得，她们大概能活到一百岁。但是摔倒之后，她们的身体每况愈下。摔断的骨头难以恢复，内脏功能也开始衰退。接下来，曾祖母们开始忘记时间，睡眠紊乱，再也记不住事情。
料理受伤的老人，成了家里的大事。外婆的兄弟远在深圳，外公心脏里有好几根支架，儿孙辈也已离开乡下，到县城生活。到头来，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就压在了外婆一个人肩上。
外婆生于1947年，小学文化。按照流行说法，68岁的外婆，算是“大妈”。可是在江苏老龄化的农村里，她还算年轻。
起初，外婆还能照应两家的起居饮食，但是老人的身体情况继续恶化，她们需要更多照顾。外婆放下所有的事，全力照顾自己的母亲和婆婆。她雇了保姆帮忙，可保姆们大多习惯照顾小孩，缺乏照顾老人的经验。相比起孩子，老人更难照顾，她们会絮絮叨叨又毫无根据地责骂身边的人。保姆们干了几天，就辞工离开了。
那时的我正在县城读中学，每周从县城回到乡下，看到曾祖母的身体情况逐渐变坏，直到她们失去意识。房间里开始弥散排泄物的气味，她们常常失禁，又说不出话来，总要等到人们注意到异常，才能帮她们摆脱窘境。一个夏天过去，两位曾祖母已经被病痛折磨成了另一个样子。
2009年年底的一个周末，当我们再次回家，外婆宣布，她要开一家养老院。
二
我的家乡是长江中的一座岛，有三十万人口，是个小县城，却也曾经是江苏乡镇企业模式的典范。岛民的第一桶金来自“跑外勤”的供销员，外公就是岛上第一批走出去的“外勤”。
我生在九十年代。那时外公已近退休年龄，外婆在镇上开了一家洗衣店，女儿和女婿工作不错，在县里可以过比上不足比下大有余的日子。
进入二十一世纪，外婆从电视里看到了“绿化”生意的巨大潜力。她卖掉经营了十几年的洗衣店，开始创业。她开了一家市政绿化公司，带着村民干工程，承包了村里流转的土地，建了一个有些规模的苗圃，手里也有了些资金，积累了些人脉。
外婆最爱看电视，平时几乎锁定新闻频道和农业频道。在她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报纸和杂志，《中国园林报》、《扬子晚报》或是《致富经》。傍晚的时候，外婆总要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读每一份报刊。
两位曾祖母摔倒之后，外婆停下了所有工程，现在，她又拿出了当初开绿化公司的热情，一头扎了进去，跑民政局，听报告会，去各地养老院参观学习。几年来积累的人脉和知识都用了起来。
外婆跟我说，“老年社会”就要来了，养老跟不上怎么行？现在外国在做“社区养老”，中国很快也要做，光靠政府开的养老院肯定不行。我想，外婆的话很可能摘自某篇新闻报道，新闻嘛，总是会习惯性地夸张，外婆就轻易相信了。但是，事实证明，外婆总是能判断对形势。
外婆拿出了一百万元，她坚决不贷款，不负债，因地制宜，把养老院开在自家的花园里。
她请来了村里退休的支书老周管财务。在村里人看来，老周是个公正的党员，不算太老但有些权威。每次见面，老周总在对我笑，也总是笑着对别人，大概是村民喜欢的那种村官。他做的帐很令人满意，丁是丁，卯是卯，一丝不苟，用蓝色的夹子夹着，细心地挂在墙上。
村里卫生所的“赤脚医生”小于，也在外婆的要求下成了养老院的保健员。这位年轻的“赤脚医生”子承父业，据说平时有些吊儿郎当。好在他父亲还在村里，父权威慑之下，干得也算得上勤勉。开些方子，打打吊针，测测血压，对于他也是“大材小用”了。
还有邻居家的媳妇儿冷艳，论辈分是我舅妈，她在外婆的劝说下辞掉了工作，考上了养老护理院资格证，成为养老院的副院长。工作之外，她开了家淘宝网店，把丈夫厂里的服装发到全国各地。后来，她成了村子里的代购员，让村民和老人们用上了淘宝上的爆款货。
这就是外婆建立的养老院最初的“领导班子”。
半年之后，在外婆和助手们的帮助下，养老院建成，挂上了“兴阳老年幸福之家”的牌子。兴阳是我们这个村的名字。村子沿着一条小水渠，从西向东延伸开，居民们的宅基地在水渠的北边，自留地在河的南面。
外婆的养老院建在一片田野里，从埭头就能望到。白色外墙，红色的顶，一排一层的活动板房，按照设计，两个老人住一间套房，空调、电视俱全，两间套房用一套卫浴，四间套房独立一栋，又共用一间会客厅。农村地方大，养老院有一个水泥场院，场院的南边还有一汪鱼塘，家乡的老人习惯了宽敞，总想要有个晒太阳的地方，这是城里高楼中难以享受的乐趣。
开张之日，县里市里的新闻媒体都来了，外婆上了电视。她这个喜欢看新闻的人，也成了新闻。
三
县里人对养老院的看法无疑是复杂的。
县里人有县里人的纠结。他们既离了乡土，又从未真正进城。积极地说，县城是个可攻可守的地方；消极地说，县城是个不上不下的所在。幼时的乡土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可是县里人又大都向往着更现代的都市生活，言必称北上广深。这几年，我们这个不大的县里入住了三座院线影院，开了一家屈臣氏和一家星巴克。县里人把这些物质意象看做是现代化生活的标志。
在养老这件事上，很多人犹豫了。一方面，他们觉得把老人“丢进养老院”是“丢人”的，只有亲自侍奉才符合道德要求。小时候，听到有人议论某某不孝，罪行之一就是把父母送进了县里的养老院。县里是熟人社会，被谴为不孝，很抬不起头。
另一方面，县里人又集体陷入困境——他们要上班，他们要出差，他们的孩子在外地，他们的父母想住在农村！于是，县里也就有了很多“久病无孝子”的故事。我父母这一代人不是独身子女，兄弟姐妹们又各自有自己的生活，你指望着他，他指望着你，兄弟阋于墙，养儿防老成了空想。
年轻人都在出走，中年人悄然老去，老年人寿命正在延长。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中年人已经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养老压力，他们的工作让他们无力照料老人；他们也在老去，若是跟着孩子走，父母怎么办，会不会成为孩子的累赘？若是留在县里，又有谁来照看他们呢？
县里有一家政府开的养老院，已然是人满为患。
四
外婆的养老院开张后不久，床位就被订空了。我暗自佩服外婆的商业嗅觉。外婆却不把这件事当生意做。她说，这是她的慈善事业，是她为自己母亲开的养老院。
外婆的绿化生意还在做，可以贴补前期投入的亏空。养老院的自营，一方面靠收取费用，但外婆坚持费用不能太高，按照老人的护理级别定价；另一方面，民政局对养老院床位进行补贴，因此养老院得以在账面上刚好拉平收支。
虽然不必再为祖母们端饭送水，擦拭身体，外婆还是没有真正轻松下来，但是养老院带给外婆的真正压力，是无尽的担忧。
她的“幸福之家”建成后，外婆就再没有旅游过，出差也不过两三天，这份事业像是一条链子，把外婆紧紧地拴在了岛上。
外婆担心起老人们的起居，伙食如何，买的菜新鲜与否，口味是否合乎健康要求。她要记录老人们的身体状况，督促医生小于经常来给老人体检，查血糖，量血压。她在淘宝上买上了医院用的呼叫铃，每晚睡在值班室，一有风吹草动，便要从床上爬起，查看情况。
我记得，袁厉害的那场火灾之后，外婆开始担心养老院的消防问题。政府部门似乎也从这场火灾中惊醒，对县里所有的养老院和孤儿院进行排查，结果是，县里没有一家完全合格。
外婆的养老院还算规范，并未被通知停业，消防队开出了整改意见，要求复查前完成。那段时间，我正放寒假在家中。那个冬天外婆好像总是忧心忡忡，年前要制作的食品，水糕、斩肉，都没有做。
之前完全没有考虑过的安全问题，成了外婆的心病，不光是火患，还有电气隐患，还有食品和药品的安全。养老院里几十位老人，垂垂老矣，再也经不住什么天灾人祸，哪怕是一点小事，都关乎人命。
她开始头疼，失眠。去南京看医生，医生只是开了些调剂的方子，嘱咐让外婆静养。可是医生不知道，外婆静不下来了。过年前那那段时间，外婆都在忙着添置消防设备，又将厨房迁出了居住区，总算在年底通过了验收。
外婆神经衰弱的迹象更明显了。她跟我说，如果养老院出事了，她是法人，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家人心疼外婆，劝她办个出让手续，找个年轻人做吧。她也真的问了几个有意愿的人，但是她说，她不放心这些一腔热血的年轻人，还说，很多人都是为了赚钱。
曾祖母们的状况也在变差。外婆的值班室在她母亲房间隔壁，那是一间特殊的房间，和别的老人隔离开来。不是因为偏心，是因为在半夜，祖母会因疼痛而大叫起来。但是在白天，她看到我们却说不出一句话。曾祖母的眼睛盯着我，嘴巴张大着，咽喉里却发不出一点响声，她只能对我竖起一个大拇指，后来大拇指也竖不起了。曾祖母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蜷缩在床上，可怜得让人不忍心多看。
五
2013年夏天，外婆的婆婆去世了，2014年初春，外婆的母亲也走了。每年的冬夏，都会有老人离开养老院，住进医院，再也没有音讯。老人往往挨不过严寒和酷暑。
和办养老院之前不同，外婆的财富观发生了变化。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在养老院这样一个大家都接近于死亡的地点，我想她也许有很多感受。
有一次，外婆语出惊人，说她不会留下什么遗产，她要贡献给公益。她计划着来年再增加些床位，让多一些人住进来。村里的空巢老人，外婆组织服务员上门服务。她还接收了一名因为煤气中毒失去家人、也落下残疾的少年。她筹划着，等少年的智力恢复一些，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在这里工作，给自己挣些收入。
平日里，总有些小企业家送来水果和补品，送来之后就匆匆离开，有时他们直接让卖西瓜的贩子拖来一车西瓜，自己却不露面。外婆总是过意不去，她拜托县里的记者去调查，最终查到了这几个企业家的线索。在她的本子上，一五一十地记着每一次别人送来的慰问品。在接受采访时，外婆说，她“要为这些好心人点赞。”
现在，天刚刚黑，村子里和隔壁村的大妈们就会骑着电瓶车来养老院的场院跳广场舞。外婆兼任舞蹈队队长，带着兴阳村队征战县里市里的广场舞比赛，参加各种文艺演出。
每年重阳节，外婆都会在养老院里搞一次“聚餐”。也许这就是养老院的年会。这个甲午年有两个九月，两个重阳节，外婆的年会就办了两次。一次吃大餐，一次吃精神大餐——她精心策划了一次演出。
从夏天开始，外婆就在策划这次演出。我的表妹在苏州学幼儿师范，她放暑假回来，被外婆征用了。外婆要求表妹排演舞蹈和小品，村里来的大学生村官当上了主持人，并且负责下载伴奏带。县里一位婚庆司仪，他的母亲也住在养老院。司仪自告奋勇，带来了全套的音响设备，还把婚庆公司里的几位“名角儿”请了过来。演出就在场院上进行。
那时我在北京，看着母亲的微信视频里，孩子们戴着面具，扮演着老头老太跳舞，向老人们祝福，外婆和老人们都乐在其中。我不大喜欢广场舞，对村里人的娱乐，更是不感冒。我总觉得大红大绿太俗气，《最炫民族风》和《小苹果》更是恼人。看到这个视频，我心里不是滋味，又觉得，也许是因为我太年轻了。
那天，母亲的QQ空间里，上传了表妹和外婆的合影，她写道：“幸福不是毛毛雨。”
2012年，我考上大学离开小岛，母亲卖掉了县里的房子，和父亲回乡下，跟外婆住。母亲似乎越来越能理解外婆的心境。母亲小时候由她的奶奶带大，她住回乡下，希望能更好地照顾老人。
表妹从中专毕业，在深圳的一家幼儿园找到了工作。我在北京，准备再念三年研究生。每次回家，都能明显感到长辈们的老去。但是再回家乡，对我和表妹都有些“困难”。母亲说，让我在外好好闯，以后在我落脚的城市找一套小公寓，开一家小食铺，就行了。
也许，外婆的养老院也是为她自己开的。当她老了，谁来照顾她呢？
我的外婆叫戴梅英，生于1947年，家庭成分地主，从名字中也能看出民国的乡绅对女儿的期待。在村里人眼中，她是个女强人，县里的媒体都认识她。市政工程、民政工程，都与她搭界。在这个三十万人的岛上，她有些名气。但出了这座小岛，她不过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农村妇女，一个即将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是两亿老年人口的一个小数字。
可是，看到外婆开着那辆白色的汽车行驶在埭上，我有时会忘记外婆的年龄，觉得她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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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森，大四学生，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