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永丰400年前有个“乌托邦”
何心隐创立“聚和堂”推行财产共有、教育免费，后因不容于世被害
记者洪怀峰 文/图
曾一度热卖的武侠小说《飞云惊澜录》中，描写了一个在明朝时期与锦衣卫和蒙古势力抗衡的神秘江湖组织“聚和堂”。近日，记者从江西师大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了解到，他们在整理与发掘江西文化资源过程中，惊奇地发现明朝时期真的出现过“聚和堂”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就诞生在江西省永丰县梁坊村，其创始人何心隐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莫尔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聚和堂”所实践的，正是一个“乌托邦”的社会——推行财产共有、免费进行教育、个体小农经济实行合作化经营。
那么，“聚和堂”究竟是怎样一个社会结构模式？为何会出现在江西永丰？后来又是怎样湮灭的？为此，记者特赴江西永丰进行了实地采访，为读者揭开“聚和堂”的神秘面纱——
破败的永丰梁坊村
学者翻看梁坊村族谱
梁坊村山清水秀
村民家中珍藏的梁夫山文集（孤本）
何心隐后代
●兴起
儒学大师创“聚和堂”进行改造社会试验
据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郑小江教授介绍，儒学作为官学，其地位与发展脉络一直保持到了明朝中期。到了明代中后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新兴的市民阶层开始形成。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带来属于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此时儒学开始呈露出由庙堂走向民间，由经院之学而向平民化、通俗化、社会化方向发展的迹象。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儒家学说的学习者也不再痴迷科举，而是开始走上社会，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的儒学理论。
何心隐提出“泛亲论” 在家乡试行“空想”
何心隐就是其中的代表，据永丰人物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当时何心隐30岁，在参加科举考试中，何心隐取得了江西省会试的第一名。本来何心隐的仕途一片光明，但是他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当官的机会，而是师从走向平民化的儒学大师颜钧，并接受了颜钧平民化、通俗化的儒学理论。
后来何心隐发展了颜钧的平民化儒学理论，提出了“泛亲论”的儒学观点，认为人不仅仅表现为君臣之尊，而是尊一切可尊，人应该是相互尊重平等的关系。为了实践上述思想，何心隐以家乡梁坊村为基地，试行他的一套空想，建立“聚和堂”，进行改造社会的试验。
何心隐将家中财产拿到“聚和堂”分割
郑小江教授认为，“聚和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聚和堂”是中国明代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思想意识变化的产物，体现了当时的时代变化的一个特征。
那么“聚和堂”为什么会出现在江西的永丰，而不是出现在其他的地方？郑小江分析认为，这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在明代中后期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新的市民阶层，但是农业经济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农民依然是主流人群，而永丰地肥水美，适合了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所以这里的老百姓很富庶，经济地位可与现今的浙江杭州、江苏南京相媲美。显然，筹建“聚和堂”本身是要投入很多财产的，据永丰人物志记载，何心隐在创建“聚和堂”时，将家里所有的财产拿到“聚和堂”进行公有化分割，而他家是十分富有的。
●揭秘
财产共有 教育免费 成员无身份家庭差异
郑小江介绍，何心隐创建的“聚和堂”推行财产共有，教育是义务免费的，颇具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因此也被后人称为400年前中国大地上进行的一次乌托邦试验。如在“聚和堂”的社会组织方面，何心隐要求破除一般的身份与家庭的差异，在“聚和堂”建立起一种超越身份与家庭的平等师友关系，如此一来，士、农、工、商就没有了身份的差异，而只有职业分工的差别。
另外，在“聚和堂”的经济方面，何心隐通过近乎现代精神的管理方法，实现了千百年来的个体小农经济的合作化经营。他设管粮12人、催粮24人、征粮72人。这些职事人员不脱离生产，也无任何特权和额外利益。税金由“聚和堂”按全族田亩数计算统一交纳，聚和堂正是通过这种严密组织、精细分工，完成它的农业经济合作化。在当时，这确实是个创举。这种制度，有利于澄清吏治和减轻农民负担，很有积极意义。
●消失
风雨飘摇12载终因不容于世而湮灭
那么“聚和堂”究竟存在了多久？后来又为何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郑小江教授向记者介绍，“聚和堂”创建于1547年，解体应在1559年，前后存在的时间是12年。
祸起拒绝缴纳额外赋役
史料记载，“聚和堂”的解体主要缘于当年的永丰县县令强迫人民缴纳额外的赋役，但由于“聚和堂”实行的是财产共有，赋税统一上缴，所以永丰县县令强迫人民缴纳额外的赋役，遭到了“聚和堂”的集体抵抗。后来永丰县县令来了个“擒贼先擒王”的策略，以聚众抗税之罪将何心隐抓进了牢房。“聚和堂”群龙无首，自然解体。后来何心隐虽然被友人程学颜设法请江西巡抚出面救出来了，但是他的余生仍在追杀和逃亡中度过。
据了解，为逃避追杀，本名梁汝元的何心隐不得不改名四处流浪。但是在他63岁时，还是被人识破，在湖北被活活打死在大堂上。
郑小江认为，以聚众抗税之罪抓何心隐只是一个借口，其实当时明朝的统治者真实的目的就是要取缔“聚和堂”与打击何心隐。因为虽然“聚和堂”统一办学，对促进子民学业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统一征粮、统一纳税之举，断绝了封建官吏的贪赃受贿之路，为他们所不容，而遭扼杀不足为奇。
颠覆社会伦理不容于世
另外，最为主要的是，何心隐的儒学理论对社会思想冲击很大，因为何心隐对“五伦”（“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关系重新定位，提倡以平等为主旨的人际关系，无异于颠覆当时社会的伦理关系，无异于变革当时的社会基础，这在统治者眼里就是拆除大明帝国这个等级社会，因此当时的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对何心隐加以迫害是不难理解的，所以“聚和堂”的湮灭是必然。
“聚和堂”缘何无人关注
那么“聚和堂”400年前在中国大地进行的一次乌托邦试验，缘何到现在才被发现并引起人们关注？
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何心隐课题调研组认为，“聚和堂”的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应该是件破天荒的大事，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是因为中国人千百年来，对出现的新生事物缺乏洞察力，习惯于四平八稳的生活。即使发现了“聚和堂”，也会觉得是个异端（“聚和堂”的创建者被当时的统治者称为“妖人”、“奸犯”）。所以很多人会不习惯，甚至排斥。这就是为什么400年前中国的一次乌托邦试验，却几乎无人注意的重要原因。
●思考
“聚和堂”的遗憾
郑小江教授认为，虽然“聚和堂”与何心隐在全国各地兴起打文化牌热潮的背景下，开始被人关注，但是目前永丰县还没有意识到“聚和堂”与何心隐的文化价值（其实这里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文化资源，这应该是永丰一张待开发的文化名片）。
记者在梁坊村采访时也印证了何心隐课题调研组的说法。走进梁坊村，记者发现，这里山清水秀,但是村子里面很破败，已经找不到明朝时期富庶一方的盛景，也找不到一丝“聚和堂”的遗迹，尽管村里何心隐的后裔依然人脉鼎盛。
据梁坊村的党支部书记梁学传透露，根据先辈留下的家谱记载，他是何心隐的16代世孙，不过，他们也是从家谱记载中才知道村里曾经有个叫何心隐的人，知道“聚和堂”的故事。
据悉，梁坊村一些村民的家里，依然保存着400年前何心隐诗集与一些珍贵的《梁夫山文集》的手抄本。郑小江教授告诉记者，这些诗集与《梁夫山文集》的手抄本，很多是孤本，有的甚至连故宫博物馆也没有，十分有研究价值。不过记者发现，梁坊村的村民，对于自己手头上弥足珍贵的梁夫山诗集与《梁夫山文集》上面的字，一个也不认识，很多书籍甚至出现了腐蚀现象。显然在“聚和堂”与何心隐的老家，血缘的人脉依然存在，但是“聚和堂”与何心隐的文脉已断。
“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值钱，问题是根本没有资金来开发这些资源，再说也没有村民舍得把自己家珍藏的有关何心隐文集拿出来供专家研究。”梁学传道出了自己的无奈。
采访的最后，郑小江教授认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虽然据史料记载，何心隐与所谓“纯阳道法”的民间反朝廷秘密组织有点联系，但何心隐创建的“聚和堂”其实是兼教育和经济为一体的一种社会组织，因此《飞云惊澜录》中描写的“聚和堂”存在虚构成分。
记者洪怀峰 文/图
曾一度热卖的武侠小说《飞云惊澜录》中，描写了一个在明朝时期与锦衣卫和蒙古势力抗衡的神秘江湖组织“聚和堂”。近日，记者从江西师大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了解到，他们在整理与发掘江西文化资源过程中，惊奇地发现明朝时期真的出现过“聚和堂”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就诞生在江西省永丰县梁坊村，其创始人何心隐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莫尔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聚和堂”所实践的，正是一个“乌托邦”的社会——推行财产共有、免费进行教育、个体小农经济实行合作化经营。
那么，“聚和堂”究竟是怎样一个社会结构模式？为何会出现在江西永丰？后来又是怎样湮灭的？为此，记者特赴江西永丰进行了实地采访，为读者揭开“聚和堂”的神秘面纱——
破败的永丰梁坊村
学者翻看梁坊村族谱
梁坊村山清水秀
村民家中珍藏的梁夫山文集（孤本）
何心隐后代
●兴起
儒学大师创“聚和堂”进行改造社会试验
据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郑小江教授介绍，儒学作为官学，其地位与发展脉络一直保持到了明朝中期。到了明代中后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新兴的市民阶层开始形成。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带来属于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此时儒学开始呈露出由庙堂走向民间，由经院之学而向平民化、通俗化、社会化方向发展的迹象。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儒家学说的学习者也不再痴迷科举，而是开始走上社会，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的儒学理论。
何心隐提出“泛亲论” 在家乡试行“空想”
何心隐就是其中的代表，据永丰人物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当时何心隐30岁，在参加科举考试中，何心隐取得了江西省会试的第一名。本来何心隐的仕途一片光明，但是他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当官的机会，而是师从走向平民化的儒学大师颜钧，并接受了颜钧平民化、通俗化的儒学理论。
后来何心隐发展了颜钧的平民化儒学理论，提出了“泛亲论”的儒学观点，认为人不仅仅表现为君臣之尊，而是尊一切可尊，人应该是相互尊重平等的关系。为了实践上述思想，何心隐以家乡梁坊村为基地，试行他的一套空想，建立“聚和堂”，进行改造社会的试验。
何心隐将家中财产拿到“聚和堂”分割
郑小江教授认为，“聚和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聚和堂”是中国明代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思想意识变化的产物，体现了当时的时代变化的一个特征。
那么“聚和堂”为什么会出现在江西的永丰，而不是出现在其他的地方？郑小江分析认为，这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在明代中后期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新的市民阶层，但是农业经济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农民依然是主流人群，而永丰地肥水美，适合了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所以这里的老百姓很富庶，经济地位可与现今的浙江杭州、江苏南京相媲美。显然，筹建“聚和堂”本身是要投入很多财产的，据永丰人物志记载，何心隐在创建“聚和堂”时，将家里所有的财产拿到“聚和堂”进行公有化分割，而他家是十分富有的。
●揭秘
财产共有 教育免费 成员无身份家庭差异
郑小江介绍，何心隐创建的“聚和堂”推行财产共有，教育是义务免费的，颇具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因此也被后人称为400年前中国大地上进行的一次乌托邦试验。如在“聚和堂”的社会组织方面，何心隐要求破除一般的身份与家庭的差异，在“聚和堂”建立起一种超越身份与家庭的平等师友关系，如此一来，士、农、工、商就没有了身份的差异，而只有职业分工的差别。
另外，在“聚和堂”的经济方面，何心隐通过近乎现代精神的管理方法，实现了千百年来的个体小农经济的合作化经营。他设管粮12人、催粮24人、征粮72人。这些职事人员不脱离生产，也无任何特权和额外利益。税金由“聚和堂”按全族田亩数计算统一交纳，聚和堂正是通过这种严密组织、精细分工，完成它的农业经济合作化。在当时，这确实是个创举。这种制度，有利于澄清吏治和减轻农民负担，很有积极意义。
●消失
风雨飘摇12载终因不容于世而湮灭
那么“聚和堂”究竟存在了多久？后来又为何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郑小江教授向记者介绍，“聚和堂”创建于1547年，解体应在1559年，前后存在的时间是12年。
祸起拒绝缴纳额外赋役
史料记载，“聚和堂”的解体主要缘于当年的永丰县县令强迫人民缴纳额外的赋役，但由于“聚和堂”实行的是财产共有，赋税统一上缴，所以永丰县县令强迫人民缴纳额外的赋役，遭到了“聚和堂”的集体抵抗。后来永丰县县令来了个“擒贼先擒王”的策略，以聚众抗税之罪将何心隐抓进了牢房。“聚和堂”群龙无首，自然解体。后来何心隐虽然被友人程学颜设法请江西巡抚出面救出来了，但是他的余生仍在追杀和逃亡中度过。
据了解，为逃避追杀，本名梁汝元的何心隐不得不改名四处流浪。但是在他63岁时，还是被人识破，在湖北被活活打死在大堂上。
郑小江认为，以聚众抗税之罪抓何心隐只是一个借口，其实当时明朝的统治者真实的目的就是要取缔“聚和堂”与打击何心隐。因为虽然“聚和堂”统一办学，对促进子民学业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统一征粮、统一纳税之举，断绝了封建官吏的贪赃受贿之路，为他们所不容，而遭扼杀不足为奇。
颠覆社会伦理不容于世
另外，最为主要的是，何心隐的儒学理论对社会思想冲击很大，因为何心隐对“五伦”（“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关系重新定位，提倡以平等为主旨的人际关系，无异于颠覆当时社会的伦理关系，无异于变革当时的社会基础，这在统治者眼里就是拆除大明帝国这个等级社会，因此当时的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对何心隐加以迫害是不难理解的，所以“聚和堂”的湮灭是必然。
“聚和堂”缘何无人关注
那么“聚和堂”400年前在中国大地进行的一次乌托邦试验，缘何到现在才被发现并引起人们关注？
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何心隐课题调研组认为，“聚和堂”的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应该是件破天荒的大事，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是因为中国人千百年来，对出现的新生事物缺乏洞察力，习惯于四平八稳的生活。即使发现了“聚和堂”，也会觉得是个异端（“聚和堂”的创建者被当时的统治者称为“妖人”、“奸犯”）。所以很多人会不习惯，甚至排斥。这就是为什么400年前中国的一次乌托邦试验，却几乎无人注意的重要原因。
●思考
“聚和堂”的遗憾
郑小江教授认为，虽然“聚和堂”与何心隐在全国各地兴起打文化牌热潮的背景下，开始被人关注，但是目前永丰县还没有意识到“聚和堂”与何心隐的文化价值（其实这里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文化资源，这应该是永丰一张待开发的文化名片）。
记者在梁坊村采访时也印证了何心隐课题调研组的说法。走进梁坊村，记者发现，这里山清水秀,但是村子里面很破败，已经找不到明朝时期富庶一方的盛景，也找不到一丝“聚和堂”的遗迹，尽管村里何心隐的后裔依然人脉鼎盛。
据梁坊村的党支部书记梁学传透露，根据先辈留下的家谱记载，他是何心隐的16代世孙，不过，他们也是从家谱记载中才知道村里曾经有个叫何心隐的人，知道“聚和堂”的故事。
据悉，梁坊村一些村民的家里，依然保存着400年前何心隐诗集与一些珍贵的《梁夫山文集》的手抄本。郑小江教授告诉记者，这些诗集与《梁夫山文集》的手抄本，很多是孤本，有的甚至连故宫博物馆也没有，十分有研究价值。不过记者发现，梁坊村的村民，对于自己手头上弥足珍贵的梁夫山诗集与《梁夫山文集》上面的字，一个也不认识，很多书籍甚至出现了腐蚀现象。显然在“聚和堂”与何心隐的老家，血缘的人脉依然存在，但是“聚和堂”与何心隐的文脉已断。
“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值钱，问题是根本没有资金来开发这些资源，再说也没有村民舍得把自己家珍藏的有关何心隐文集拿出来供专家研究。”梁学传道出了自己的无奈。
采访的最后，郑小江教授认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虽然据史料记载，何心隐与所谓“纯阳道法”的民间反朝廷秘密组织有点联系，但何心隐创建的“聚和堂”其实是兼教育和经济为一体的一种社会组织，因此《飞云惊澜录》中描写的“聚和堂”存在虚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