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到黄河停下来

                
                
　　　　我们走吧，野孩子
　　　　就算那条路已被淹没
　　　　我们走吧，野孩子
　　　　就条那条河已经干枯
　　　　　　　　　　　　——张佺《我们走吧，野孩子》
 
　　一年容易又秋风。这个秋天，小索和野孩子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
　　2004年10月30日上午，小索胃癌不治于协和医院逝世，时年34岁，由他与张佺创建的“野孩子”乐队也就此星散。世事难料，命途多舛，恰如琴弦于乐曲最高亢激越处戛然崩断，令人愕然悲叹；唯其余音尤激荡不绝，回响传唱，成为不老的传奇。
　　1995年2月，兰州前建筑工人小索与兰州前长途客车售票员张佺在杭州组建了“野孩子”乐队。之前数年，他们已辞去工职，分别行游于四川、广西、西藏等地边走边唱，而后于浙江风云际会。这一相遇于他们结下生死契阔的情谊外，两个西北青年的珠联璧合更开创了中国独立音乐的新天地。
　　同是吹着西北风喝着黄河水长大的两个“尕娃”有着相似的底层成长经历，那是与土地与劳动息息相关、交织着汗水与泪水、最为贴近社会实象与生命苦难的生活。他们都从这块土地这种生活孕育的民歌中汲取营养获得力量，并都选择以高亢旷远的歌唱来表达情怀抒写人生。小索在兰州的建筑工地上听工人们(大部分是民工)边劳动边唱歌，歌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支撑艰难生活的力量。小索说“西北民歌的影响已经在我的骨头里了，当我随口哼唱的时候，调子总是那儿的”。张佺的童年在甘肃和青海的农村度过，他从土地上劳作的农民那里学会了唱歌，那些农民用自然的声音歌唱着生活的快乐和忧伤。张佺说“我最喜欢西北民歌的朴素和简单，听上去就是人们在给自己唱歌，而不是表演。”植根于土地于劳动于真实的生活，这既是“野孩子”生长的基础，也自始至终都是“野孩子”坚守的信念与价值。
　　小索与张佺结成“野孩子”后，两个野孩子随即返回兰州，于1995年5月起开始对西北民间音乐进行系统的采风、整理和研究，并着手创作。其间两人曾由延安沿黄河步行北上一直进入内蒙，收集沿途的民歌。他们融和西北黄河流域的信天游、花儿和秦腔，采用吉他、口琴等西方器乐，形成了既具有浓郁西北韵味又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新民间音乐和唱法。他们用音乐和歌唱抒发对生息之上的土地和河流的热爱与眷念，同时注入深沉厚重的现实关怀，他们表现底层劳动者的艰辛生活、朴质情感和美好希冀，承续了《诗经》、《古乐府》等中国古典民谣哀而不伤、乐而不靡的精神血脉。他们的作品开阔自如，听来荡气回肠，给人以直面生活的热情和力量，是艺术性和思想性自然而完美的结合。他们的演唱高亢恣肆，浑然无我，臻于灵肉合一的化境。当野孩子第一次铮然拨响琴弦、发出第一声嘹亮的歌唱时，他们已自觉地代表脚下的大地发出自己真实而笃定的新声。他们的身后，渐渐聚集起为他们的歌唱所感召的同路人，并形成一支不断壮大的力量。因此，野孩子的出现，被作为中国新民谣运动的发端与肇始；而野孩子，也为后续的中国新民谣树立了参照和标尺。
　　1996年3月，小索与张佺来到北京。为了实践理想，两个西北来的野孩子与这个庞大冷硬的城市碰撞冲突，生活的窘迫不能让他们气馁反而磨炼了意志，世象的浮嚣没有让他们迷失反而增强了坚守信念的勇气。他们租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顽强创作，刻苦排练，内心光明温暖。《生活在地下》是野孩子这－时期的代表作品，反映了他们初到北京时的生活状态和心灵感受，准确表达了那些离开故乡家园、离开亲人爱人，来到这个陌生的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实践理想的年轻人的无助、孤苦、不适和困惑，但同时又隐喻了对理想的坚持和对信念的执着。十多年后，这首歌依然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能够引发心底深处强烈的共鸣。她概括了野孩子的奋斗历程，揭橥了地下音乐的生存状态，宣示了忠于理想的人们的心灵坚守。
　　乐评人颜峻说“野孩子先是用做人的方式树立了乐队的气质”。生活中的野孩子与他人相处时是谦和而低调的，言语不多，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意；而抱起琴时他们对待自己是严苛的，精益求精，力求完美。这样的方式凝炼成乐队刚健质朴的气质，与中国当代那些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偏于阴柔矫饰的摇滚或流行乐队相比，风格迥异，志趣不同，经得起人们耳朵的甄别、眼睛的考量乃至精神的检验，并为其吸引而折服。周国彬、高辉、陈志鹏、冬子、张玮玮、郭龙等优秀的乐手先后加入乐队。前兰州小学音乐老师张玮玮说，他第一次去看“野孩子”排练时正值酷暑，发现四个人在地下室里，连风扇都不开，满头大汗地反复练习和声，当时就决定一定要加入这支乐队。而乐队完美独特的配器合声，明快而富有民间色彩的节奏和独具风格的演唱, 以及健康朴实的风貌，为野孩子赢得了愈加广泛的关注和赞誉。1999年起，他们先后应邀参加了法国音乐节、迷笛音乐节、雪山音乐节、“北京在伦敦”音乐节、法国里尔“中国之夜”音乐节等活动。
　　2001年，小索和朋友在北京开了家名为“河”的酒吧。“河”开创了现在蔚然成风的music livehouse的先河。“河”除供野孩子乐队自己排练及演出外，还为许多在北京辗转挣扎的地下乐手提供了展示技艺的舞台和获得生计的平台，如今已声名赫赫的小河、万晓利等音乐人和“布衣”等乐队在初到北京时，都以“河”为根据地，“河”因此成为北京独立音乐的重心和音乐爱好者的据点。“河”时代也是野孩子最美好的时光。乐队成员在几经调整后进入了稳定时期，由小索（吉他、主唱）、张佺（吉他、口琴、主唱）、张玮玮（手风琴、合声）、郭龙（打击乐、合声）组成，都来自兰州，拥有着同样的对于那片黄土地和黄河的眷念，都一样有着丰富的社会底层生活体验，走过相似的追寻音乐理想的道路。他们坚持着野孩子那卓异的风格与气质，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他们都剃平头，穿简单的布衣；每天下午雷打不动集中在“河”排练，中间休息的“课间操”是做俯卧撑。晚上每次演出终了，他们放下手中的乐器，在舞台上敛目挺胸端坐，以无伴奏的方式合唱起《黄河谣》。四个精壮男子粗砺深沉的歌声，恰如黄河之水滚滚而来，令人心神俱撼。河是野孩子的源泉，也是皈依。曾参加过野孩子的乐手，把在野孩子期间的生活作为自己人生最华彩的一幕；后来野孩子的成员把“河”时期的生活作为人生和音乐旅程的巅峰。因为，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他们理想中的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这样的生活发散着理想主义的光辉，让人向往。
　　小索爱笑，笑起来那被西北风刻划得满是沟壑的脸皱成一团，痛快放肆，象西北山坡上的放羊娃；不太愿意说话，喜欢笑着听人聊天，喜欢请人喝酒。他有时会胃疼，用手捂住肚子，只以为是普通的胃病，是颠沛流离的困厄生活必然的馈赠，没想到等到医院检查时，已是胃癌晚期。他走之前还在对朋友笑。而他的这次决绝的远行对他们的打击也是致命的。河就此彻底干了，野孩子消失在北风里了。他们能够抵御外力的摧折，诸如歧视、困苦等等，却扛不过这样出乎意料撕心裂肺无法承受的打击：一个历尽艰辛饱尝困苦依然忠于理想坚守信念的朴实生命为何得不到命运的眷顾？！精神与心灵的顽强真得敌不过现实的冷硬和命运的拨弄吗？！小索走了，或许这个世界本来就不需要野孩子。
　　野孩子来自底层，正视底层，从不自外于底层，代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歌唱难解的乡愁、朴实的生命、执著的理想，也歌唱生活的困顿、心灵的冲突、精神的求索。他们植根于西北厚实的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劳动者一样，简单实在，热情达观。他们从来都不愤怒。因为那种表榜的外在的愤怒，是一种都市衰靡生活的衍生物，是精神空虚后的虚火，是生理上多余的亢奋，是本质上与所谓小资同源而无根的东西。野孩子与这些东西统统背道而驰，判若霄壤。真正的民谣，是百姓心声，是时代肖像，是社会良知，是文化灵魂。野孩子开创并形成中国当代真正意义的民谣，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良心。
　　小索走了，这些年里再听野孩子的音乐，听到小索那高亢热烈的歌声，都令人神伤，产生一种时空的错置感。而小索的来和走，也让我们看到人生必然的过程与结局，又反而觉得安心。生活依然继续，心中的音乐不会就此止息，歌声会再次响起。小索走后，张佺远去云南，隐居丽江。他放下六根弦的吉他，拿起两根弦的冬不拉，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惊人的成果。他的冬不拉独奏曲《水车》和《远行》称得上中国原创音乐大师级的作品，他不仅纯熟地掌握了高超的冬不拉演奏技法，而且融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感悟于其中，令这件西域异族的乐器表现出了汉文化独有的隽永禅意。这该需要怎样的意志力和自觉自省？玮玮也曾到新疆采风，后来又回到北京，和郭龙一起在创作、排练和演出中宁静而充实地生活。他们为孟京辉的《恋爱中的犀牛》做现场伴奏，有演出的日子，他骑着自己的28自行车驮着琴穿越于这个城市斑斓的夜色。冬子十年磨一剑，在去年这个时候出版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作品辑《十方》。有一次和他说起听这张专辑的感受，他说，他觉得自己还很不成熟，不管是做人还是音乐。他说，大概还需要10年的磨炼，才可能会让自己觉得满意。这样的坚持与笃定，他们内在的支撑还都是野孩子的精神吧。
　　古语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然而歌唱也可以表达哀思，寄托余悲，告慰逝者。每年的10月30日，野孩子的朋友们会相聚歌唱。我想，故友相聚，放声高歌，这也是小索乐于看到的吧。我想，他也会和大家一样，把歌儿唱起来，不停地唱，唱到月亮长出来，唱到星星掉下来，唱到日头歇下来，唱到黄河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