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因与存在精神病学

R. D.莱因（1927-1989）

莱因（1927-1989），苏格兰精神病学家，是最为声名狼藉但也是最被误解的存在主义治疗师之一（见表6-1）。在他生涯的鼎盛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是世界上最为广泛阅读的的精神病学家，包括不同学科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Burston, 2000: 1）。今天，在他去世10多年后，莱因的思想在书籍、期刊和会议中仍然被强烈地争论，英国和美国的许多治疗团体和组织都在继续发展他的工作。

表6-1 莱因：迷思与现实 迷思：莱因把精神分裂症变得浪漫化和理想化。 现实：莱因确实说过，对一些人来说，“我们称之为精神病的，有时可能是一个自然的治愈过程”（1969: 74）；但他从未否定精神分裂的经验是“一个长期的恐惧、混乱、孤立和绝望的混合体，期间会出现短暂的清醒和狂喜”（Burston, 2000: 70）。 迷思：莱因否认精神分裂症有基因、生物基础的理论。 现实：虽然莱因认为生物决定因素仍未得到证明，但他也承认生物因素可能使个体易于患上精神病（Resnick, 1997）。 迷思：莱因发起了“反精神病学”运动。 现实：“反精神病学”一词是大卫•库克（David Cooper）提出的——莱因的一位同事——而且莱因对此是明确反对和痛恨的，他想要绕开这样的党派词汇（Burston, 1996）。在莱因看来，问题不是赞成或反对精神病学，而是这一事实——精神病治疗可能不管病人的意愿而强加给他们。

人们对莱因性格的描述是十分多样的：善变、神秘、傲慢、叛逆、聪明，而且他的作品充分地展示了每一种性格。在本书所有的存在主义治疗中，莱因的取向是最难刻画的。莱因并没有尝试将他的工作方式归类，也几乎没有列举他实践的案例，而且随着时间变化大幅度地改变他的思想。因此，只有通过他著作中简短的文章以及他的来访者的记录，我们才能够构建他工作的一幅画面。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深思熟虑：莱因担心任何将其方法正式化的尝试，将是破坏性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Mullan, 1995），将会损害形成其核心治疗观念的自发性原则。莱因对病理学和精神分裂症治疗的首要关注，可能也意味着他没花费大量精力去概括他广阔的治疗实践。但是，莱因对当代精神病学实践的批评，他对心理疾苦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以及他的治疗实践的人际取向，在存在主义治疗的“封神榜”上有着一席之地。 影响来源 虽然莱因（1965）承认其重要著作《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并不是任何确立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直接应用，但他继续说道，他的主要知识恩惠是存在主义传统。莱因在他年轻的时候阅读过大量重要的存在主义文章，并从诸多存在主义—现象学思想家那里充分吸取营养，他们中间有克尔凯郭尔、尼采、蒂利希、海德格尔、布伯、雅斯贝尔斯、梅诺-庞蒂、胡塞尔和萨特。特别地，莱因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学习到”要充分地理解另一个人的当下体验（lived-experience），一个人必须搁置所有将之归类、贴标签或诊断的尝试，相反，他应该在纯粹描述的水平与那个人的当下体验待在一起。莱因也受到萨特的强烈影响，特别是他关于社会进程（social processes）的后期著作（参见《辩证理性批判》［1960/1976］），以及人类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可能受困的方式（Collier, 1977）。像萨特（1943/1958）的早期著作一样，莱因对个体可能倾向于使彼此客体化和去人性化的方式也表现出兴趣。然而，在他的著作里也有些时候，莱因对人类关系和可能性采取了更为乐观的态度，这时，他更靠近布伯（1923/1958）的我—你（I–Thou）的人际态度的观念（see Mullan, 1995）。 在某种程度上，莱因的取向也受到那些欧洲精神病学家著作的影响，这些人尝试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术语来阐明心理困扰（参见第一章的拓展阅读）。在这些人当中，最早的是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他的《普通精神病理学》（General Psychopathology, 1959/1963）于1913年出版，他尝试抛弃对“变态心理现象”的超然的科学观察以及因果解释，而是依据病人真实的、意义导向的、意识到的当下体验来描述这些现象。 另一位对莱因深刻影响的欧洲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是尤金•明可夫斯基（Eugène Minkowski），他对某些心理问题与特定时间体验的联系特别有兴趣（Mullan, 1995）。（举个例子，一个抑郁的个体可能对长远的未来没有感觉，而一个躁狂状态的个体可能只能够体验到当前。）莱因对精神分裂症的解释与宾斯旺格（1963）的观点也有许多显著的类似：举例来说，他们都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从独立自主的人格（selfhood）中撤离，尝试保护自己不被消解，以及患者都体验到一种赤裸裸的面对潜在湮灭的恐惧。事实上，在莱因之前，宾斯旺格（1958）已经声称在所谓的疯狂之中有着条理和意义而并非纯粹的混乱；而且“只要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偏离了某一规范，因此显得引人注目或怪异，他或她就会被认为是‘有病的’”（1958: 227）。然而，有趣的是，莱因并未引证过宾斯旺格作为直接的影响。 像那些此在分析、意义疗法和存在—人本主义取向的提倡者一样，莱因也受到精神分析思想的显著影响。然而，对于莱因来说，更多是受到英国客体关系学派和精神分析中间学派的影响，而非弗洛伊德的直接影响。 莱因在塔维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有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在此期间他成为一名有资质的精神分析师，并与许多英国精神分析“大牛”共事，这些人当中有：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温尼科特、马里恩•米尔纳（Marion Milner）（他是莱因的督导）和查尔斯•里克罗夫特（Charles Rycroft）（他担任过莱因的治疗师）。英国精神分析思想特别是温尼科特对莱因工作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比如莱因倾向于将成年的经验和行为解释为儿童早期经验特别是爱的缺失。在早期的工作中，莱因在其关于“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的观点中也很大程度上汲取了精神分析学、温尼科特学派的概念。 在实践方面，莱因也对精神分析学感恩良多。莱因完全受训于精神分析学的自由联想练习，因此，他鼓励来访者无论脑中闪现什么，将其大声说出来，这成为他大量的临床实践的基础（Thompson, 1997）。莱因也着重吸收了精神分析学关于移情解释的实践，凭此来访者来源于其生活中的早期人物的感受和思想移置到其治疗师身上的现象得到了阐明和详解。 如同亚隆（1980）和其他美国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一样，莱因也收到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精神病学的影响（see Mullan, 1995）。此外，莱因还借鉴了乔治•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工作（Bateson et al., 1956），他们认为精神分裂症可能起源于一个人被卷入功能不良的家庭沟通模式。 莱因工作的第五个重要影响是一个广泛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立场。莱因很少采取一个明确的左翼立场，但他广泛地阅读了马克思并郑重承诺要挑战不公正——这个承诺是他对待心理疾苦的取向的核心。像马克思一样，莱因也主张在不理解宏观环境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理解微观环境的（Collier, 1977: x）。也就是说，一个个体不可能孤立于他的家庭系统之外来被理解，一个家庭系统也不可能在其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关系之外来被理解。莱因的马克思主义背景还引导他去质疑这一假设，即我们以为正常的就必然是好的。相反，像马克思一样以及海德格尔（1926/1962）和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他认为，实际上“正常的”人类是与其自我以及潜能是极其疏远的：“一个人可能是枯萎的、干瘪的碎片”（Laing, 1967: 22）。 对莱因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后一个因素，无疑是他自己的童年经历。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与母亲之间无爱的、令人窒息和困惑的关系。从其传记证据来看，莱因的母亲似乎并不想要他（Burston, 1996），她对他的敌意多年来一直明显存在。她很少拥抱或抚摸他；毁坏他喜欢的玩具和乐器；甚至，在他大一些的时候，把针扎进“罗拉德玩偶”，希望使莱因心脏病发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莱因的母亲一直否认这些敌意，并告诉她的儿子她爱他、关心他，并以公然占有和侵入的方式对待他（比如，不允许他出门，直到开学那天）。因此，这可能毫无惊奇，莱因的许多著作都关注儿童遭受他们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拒绝、贬低和情绪暴力的方式，他们经常打着爱的幌子。确实，在莱因的书籍里有大量的父母错误教养的例子，事实上直接来自他自己的童年。

Ronald David Laing, by Hag

译自Mick Cooper，Existential Therap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