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和酒
我不知道，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
但诗人就像，你说，酒神的神圣的祭司，
在神圣的夜里走遍故土他乡。
——荷尔德林《面包和酒》
（一）
这一年来我时常想到死。
有一天C说，目前认识的人里，稍微有趣一点的都或多或少谈及过死；认识开始的第一个标志是对死亡的意愿，从没想过死的人无趣得只配待在天堂。
两百年前荷尔德林预感到世界即将步入黑夜，在意义和价值的消散中质问贫困的时代。一百年后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写道，时代处于贫困不光是因为上帝之死，而是因为终有一死的人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后期海德格尔在思考人的境况时总喜欢把人称为“终有一死者”，因为死亡的阴影凸显了人的有限性，甚至是决定了他的整个生活形态。
此在从本真性的自我跌落到日常经验的碎片中去，就成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沉沦的常人，他们乐于闲谈，耽于嬉戏，避重就轻，他们不谈论死亡。常人遮蔽了此在死亡的可能性和紧迫性而将其指引到简单安逸的命运中，不必承担决断的痛苦。此在要脱离常人的束缚，就必得用决心和良知审视整个生活，承担自身的罪责命运，先行进入死亡而获得自身的整全。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此在进入本真性的在世的唯一路径，走向死亡即走向自我，获得“朝向死亡的自由”，正如斯宾诺莎所说，一个自由的人至少可以思考死亡。
我想我这两年来的踌躇彷徨，没头没脑地撞得头破血流，这种痛苦的根源恰恰源自对死亡的恐惧，我对它避而不谈，我愚蠢地试图推迟它。一年前T对我说过的话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他说，我们总是会被一些眼前的琐事缠身，譬如期末考试、论文死线、工作面试、结婚生小孩，而把真正重要的事情一推再推。我痛苦是因为我想活下去，我痛苦是因为我一直试图把我的才能换成钱，有钱我才能活下去。现在我才明白我的才能不能换钱，而且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令我恶心了。像一头蒙眼拉磨的驴子那样毫不知情地活下去，太过于有失体面，太令人恶心了。
如果拉磨的驴子停下来，去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等待他的必将是一顿惨烈的鞭打，甚至会被宰掉。就像尼采所指出的，人生的真正意义对人类来说太恐怖了，我们需要各种安慰性的幻象才能继续活下去，正如驴子需要蒙眼的布才会继续拉磨。不去追问这一切意义何在，人才得以继续活下去。然而生活的悖论就是，“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的开篇写道，真正严峻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可否自杀。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会认为这不是一个确切的命题因而不可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自杀是向世界索求意义的手段，而叔本华则会说，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用自杀来追讨意义等于是误解人生。海德格尔并没有正面地讨论过自杀问题，常人的生死都是虚妄，一旦他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和有死性，他便从常人突入本真的此在，先行进入他的死亡了，“本真的此在奔向自己的死亡”，对海德格尔而言，重要的不是死亡，而是知道自己会死。
我想，“自杀”可能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好的礼物了，在正确的时间里体面地死去的权利，如同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要维护自身的信念，拒绝在虚妄中生活，维持这样一种“体面(dignity)”，如歌德所言，只有自杀或发疯，别无出路。所以维特必须死，荷尔德林和策兰必须疯，海子必得躺到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
（二）
M从一年前就开始撺掇我去做心理咨询。我明白她的忧虑和关切，但还是克服不了对这种事情的厌恶和反感。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给疾病以及患者所贴上的种种标签，从单纯的疾病发展为一种道德批判甚至政治压迫。我想病人之所以蒙受社会不公的责难，缘由之一便是他们不能参与到所谓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去。根据斯宾塞和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理论，某一类人的出现必定是和某种社会功能联系起来的，如果你不能被这个社会利用，那么你便是社会要消灭的对象。
这个社会试图治愈我——这件事情令我恶心。在巴迪欧所谓的“无需观念，生活下去！(Vis sans idée)”的唯物主义机械社会里，不合群和自杀倾向是要像瘟疫一样迅速扑灭的，因为这些越轨行为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生产力，对自杀者的谴责正是一种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以规范社会越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杀对于个人来说没什么不可以，对国家来说才不正当，因为公民有义务维护共同体的稳定。在这个意义上，疾病的隐喻从道德批判走向了政治压迫，一如拉康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政治对于本真无济于事。
令我更恶心的事情是，我一生都在试图治愈我自己。念小学的时候学期结束后家长会收到班主任写的评语，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被贴上了“不合群”的标签。我用我的一生竭力治好这种忧郁和孤僻，我竭力成为一个“合群的小孩”。我试图学会teamwork，学会leadership，学着忍受聚餐时无聊的笑话，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正常点，好融入那可笑的“社会化大生产”。但这一切对于本真性的自我毫无益处，如果把忧郁、孤僻、自杀倾向和不合时宜从我身上剔除，那么我将不复存在。
有时候我的专业令我感到恐惧不适。对疾病的阐释和隐喻在公共卫生领域更加尖锐突出，并且往往指向政治压迫。历史上的大多数人都一事无成，不幸而艰辛，而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以科学的姿态给这个荒谬的世界以合理的解释，安心于事实世界而排除了意义世界，不关心个体的鲜血和眼泪，放弃追问那些最根本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对真理和爱的背叛。如果所有人都处在那条正确的直线上的话，那么我这样一个孤零零的异常点(outlier)要么显得无足轻重忽略不计，要么成为碍眼的污点被人抹去。我这样的人要是多了起来，那就要变成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了。我这样的人，恰恰是我这个专业致力于消灭的人。公共卫生系统急于消灭我这样的人，一如多年前（或许现在还是）他们试图治好同性恋一样。同性恋不能为这个社会繁殖后代而丧失了一部分社会功能，因而人们觉得他们有病；后来同性恋通过捐精、收养等方式承担了繁衍后代的责任，于是或多或少地同这个社会达成了和解。而我大概永远也没有办法和这个社会和解。
我拒绝接受常人摆在我面前的解释和可能性。
（三）
这个学期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说，我死以后要把骨灰交给Y保管。
我越来越觉得，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估计。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后来在与手冢富雄的对话中他谈到，如果存在的本质不同，那么一种从“家”到“家”的对话也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越过自己的语言之家，试图理解异质的思想脉络，一向是谬误的重要源泉。”两个出身阶层和生存境况都大为不同的人，相互理解必定是极为困难之事。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徒劳无功的事，就是向别人解释我自己——包括此刻所写的文字，并且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我才知道，或许这世上唯一一个最接近我的人只有Y。她同我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也一样来自那个贫困匮乏的地区，因而她能理解并切身体会到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穷在我身上留下的伤疤，以及我的家庭留给我的巨大的包袱和阴影。有时候我打电话给她痛哭失声，而她常常沉默不语。沉默几乎成了我们抵抗这个不公的世界共同的方式，因为我们彼此都十分清楚，这一切毫无出路。只有她能够理解我的无力与局限，因而任何安慰都显得残忍。
M曾经说不想死后别人悼念她，不想他们再把她诠释。我想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并赞同她。所以我希望把骨灰交给Y保管，她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够理解我的处境并且从不横加指责的人。只有在相同的语言之家中，存在才得以栖居，并且被守护。
在我的少年时期
一位神常常拯救我
让我免受成年人的呵斥和棍棒
——荷尔德林《在我的少年时期》
但诗人就像，你说，酒神的神圣的祭司，
在神圣的夜里走遍故土他乡。
——荷尔德林《面包和酒》
（一）
这一年来我时常想到死。
有一天C说，目前认识的人里，稍微有趣一点的都或多或少谈及过死；认识开始的第一个标志是对死亡的意愿，从没想过死的人无趣得只配待在天堂。
两百年前荷尔德林预感到世界即将步入黑夜，在意义和价值的消散中质问贫困的时代。一百年后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写道，时代处于贫困不光是因为上帝之死，而是因为终有一死的人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后期海德格尔在思考人的境况时总喜欢把人称为“终有一死者”，因为死亡的阴影凸显了人的有限性，甚至是决定了他的整个生活形态。
此在从本真性的自我跌落到日常经验的碎片中去，就成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沉沦的常人，他们乐于闲谈，耽于嬉戏，避重就轻，他们不谈论死亡。常人遮蔽了此在死亡的可能性和紧迫性而将其指引到简单安逸的命运中，不必承担决断的痛苦。此在要脱离常人的束缚，就必得用决心和良知审视整个生活，承担自身的罪责命运，先行进入死亡而获得自身的整全。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此在进入本真性的在世的唯一路径，走向死亡即走向自我，获得“朝向死亡的自由”，正如斯宾诺莎所说，一个自由的人至少可以思考死亡。
我想我这两年来的踌躇彷徨，没头没脑地撞得头破血流，这种痛苦的根源恰恰源自对死亡的恐惧，我对它避而不谈，我愚蠢地试图推迟它。一年前T对我说过的话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他说，我们总是会被一些眼前的琐事缠身，譬如期末考试、论文死线、工作面试、结婚生小孩，而把真正重要的事情一推再推。我痛苦是因为我想活下去，我痛苦是因为我一直试图把我的才能换成钱，有钱我才能活下去。现在我才明白我的才能不能换钱，而且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令我恶心了。像一头蒙眼拉磨的驴子那样毫不知情地活下去，太过于有失体面，太令人恶心了。
如果拉磨的驴子停下来，去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等待他的必将是一顿惨烈的鞭打，甚至会被宰掉。就像尼采所指出的，人生的真正意义对人类来说太恐怖了，我们需要各种安慰性的幻象才能继续活下去，正如驴子需要蒙眼的布才会继续拉磨。不去追问这一切意义何在，人才得以继续活下去。然而生活的悖论就是，“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的开篇写道，真正严峻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可否自杀。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会认为这不是一个确切的命题因而不可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自杀是向世界索求意义的手段，而叔本华则会说，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用自杀来追讨意义等于是误解人生。海德格尔并没有正面地讨论过自杀问题，常人的生死都是虚妄，一旦他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和有死性，他便从常人突入本真的此在，先行进入他的死亡了，“本真的此在奔向自己的死亡”，对海德格尔而言，重要的不是死亡，而是知道自己会死。
我想，“自杀”可能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好的礼物了，在正确的时间里体面地死去的权利，如同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要维护自身的信念，拒绝在虚妄中生活，维持这样一种“体面(dignity)”，如歌德所言，只有自杀或发疯，别无出路。所以维特必须死，荷尔德林和策兰必须疯，海子必得躺到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
（二）
M从一年前就开始撺掇我去做心理咨询。我明白她的忧虑和关切，但还是克服不了对这种事情的厌恶和反感。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给疾病以及患者所贴上的种种标签，从单纯的疾病发展为一种道德批判甚至政治压迫。我想病人之所以蒙受社会不公的责难，缘由之一便是他们不能参与到所谓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去。根据斯宾塞和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理论，某一类人的出现必定是和某种社会功能联系起来的，如果你不能被这个社会利用，那么你便是社会要消灭的对象。
这个社会试图治愈我——这件事情令我恶心。在巴迪欧所谓的“无需观念，生活下去！(Vis sans idée)”的唯物主义机械社会里，不合群和自杀倾向是要像瘟疫一样迅速扑灭的，因为这些越轨行为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生产力，对自杀者的谴责正是一种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以规范社会越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杀对于个人来说没什么不可以，对国家来说才不正当，因为公民有义务维护共同体的稳定。在这个意义上，疾病的隐喻从道德批判走向了政治压迫，一如拉康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政治对于本真无济于事。
令我更恶心的事情是，我一生都在试图治愈我自己。念小学的时候学期结束后家长会收到班主任写的评语，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被贴上了“不合群”的标签。我用我的一生竭力治好这种忧郁和孤僻，我竭力成为一个“合群的小孩”。我试图学会teamwork，学会leadership，学着忍受聚餐时无聊的笑话，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正常点，好融入那可笑的“社会化大生产”。但这一切对于本真性的自我毫无益处，如果把忧郁、孤僻、自杀倾向和不合时宜从我身上剔除，那么我将不复存在。
有时候我的专业令我感到恐惧不适。对疾病的阐释和隐喻在公共卫生领域更加尖锐突出，并且往往指向政治压迫。历史上的大多数人都一事无成，不幸而艰辛，而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以科学的姿态给这个荒谬的世界以合理的解释，安心于事实世界而排除了意义世界，不关心个体的鲜血和眼泪，放弃追问那些最根本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对真理和爱的背叛。如果所有人都处在那条正确的直线上的话，那么我这样一个孤零零的异常点(outlier)要么显得无足轻重忽略不计，要么成为碍眼的污点被人抹去。我这样的人要是多了起来，那就要变成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了。我这样的人，恰恰是我这个专业致力于消灭的人。公共卫生系统急于消灭我这样的人，一如多年前（或许现在还是）他们试图治好同性恋一样。同性恋不能为这个社会繁殖后代而丧失了一部分社会功能，因而人们觉得他们有病；后来同性恋通过捐精、收养等方式承担了繁衍后代的责任，于是或多或少地同这个社会达成了和解。而我大概永远也没有办法和这个社会和解。
我拒绝接受常人摆在我面前的解释和可能性。
（三）
这个学期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说，我死以后要把骨灰交给Y保管。
我越来越觉得，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估计。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后来在与手冢富雄的对话中他谈到，如果存在的本质不同，那么一种从“家”到“家”的对话也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越过自己的语言之家，试图理解异质的思想脉络，一向是谬误的重要源泉。”两个出身阶层和生存境况都大为不同的人，相互理解必定是极为困难之事。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徒劳无功的事，就是向别人解释我自己——包括此刻所写的文字，并且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我才知道，或许这世上唯一一个最接近我的人只有Y。她同我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也一样来自那个贫困匮乏的地区，因而她能理解并切身体会到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穷在我身上留下的伤疤，以及我的家庭留给我的巨大的包袱和阴影。有时候我打电话给她痛哭失声，而她常常沉默不语。沉默几乎成了我们抵抗这个不公的世界共同的方式，因为我们彼此都十分清楚，这一切毫无出路。只有她能够理解我的无力与局限，因而任何安慰都显得残忍。
M曾经说不想死后别人悼念她，不想他们再把她诠释。我想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并赞同她。所以我希望把骨灰交给Y保管，她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够理解我的处境并且从不横加指责的人。只有在相同的语言之家中，存在才得以栖居，并且被守护。
在我的少年时期
一位神常常拯救我
让我免受成年人的呵斥和棍棒
——荷尔德林《在我的少年时期》
